我的78高考记实

白马

（一） 1978年5月1日，天黑前，生产队早稻插秧完毕。 我作为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二把手”会计兼记工员，正站在水田中，宣读本日出工的“公社社员”名单，没想到，竟然新的命运之神悄悄降临了。 　　望见大队秘书远远地走来，来田间找我。当众宣布了消息：让我明日即去马落公社中学代课。 但是，我的生产队会计兼记工员的所谓“职务”不变，每晚还得赶回队里，在吵吵嚷嚷和骂骂咧咧中，直到深夜才能将全队社员工分，一一逐笔地登记妥当（虽然每十分工分价值只有三毛来钱，却关系到每一位“社员的活命粮的分配”，即每个人的生死存亡）。 66年离开高中课堂，12年没摸过书本了。但我不怕！年青时真正用功读过的书，到老也忘不了。 原来，是77年冬恢复高考，本公社的考生全部名落孙山！公社领导面上无光，于是，重新组织落选的高中生20多人，组成一个复习班，准备复习再考。 公社和中学领导“摸”遍全公社的“底”，认为，“政治可靠”的人多的是，“教得下地”的人，摸来摸去只有我。 虽然我一贯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做泥水匠赚工钱）”，而且当会计时，利用职权，不但不扣社员的口粮，甚至还提前发放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出谋生的蔑匠木匠的家属口粮。“路线觉悟低”，思想“有问题”。 但迫于“用人之际”——如果马落公社中学高考再剃光头，对领导本身没好处，终于只好让我上岸，穿干脚鞋袜，去代课了。 怎么教？很简单。读书应考是我的本能。 我认为，高考是考学生的解题能力，而不是考听力。 虽然我从未教过书，但我做题目不在话下！ 二十多个学生，按照我读书的法子，给我老老实实倒本重做数理化习题。谁不会做，只管来问我。 看来也是“福至心灵”，居然没有任何学生能够难住我。全部功课上的问题，都是我随即轻松解答。没事时，坐在学校的走廊上，看着远处田间劳作的农民。心想，“我日TAMA，当老师比农民牛马般劳累可强得多了，我要是从此不当农民就好了”。 然而，有人告状了：“代课的周会计每天坐着，不上课”云云。领导来查我问了，我是火爆性格，当即火冒三丈：“你们相信我就教，不相信老子马上走人”！幸亏校领导是聪明人，一拍板，“只要考得起学生，随你怎么教”。 7月20日高考开始。 我经过一番争取，让自己也报名参加高考，终于，生平第一次，我得到了参加高考的唯一一次机会。 1978年8月，高平区政府公布了红榜： 我的学生上中专线5人。 我的考分，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 师生6人同登皇榜。 而整个高平区，6所公社中学和一所县属高中（县三中），考生不下数千人，总共大中专上线才24人。 那么，我这小小20多人的马落公社中学复习班，上线人数，居然占了全区四分之一。 这一优异教学成绩，在马落中学存在史上，至今应属空前绝后！ 当年高平域里，四乡有所传闻。 代课工钱结算，我赚了，比在生产队出工强得多了！ 我代课的时间，二个月零二十天，得伙食补助费35元。还免费吃了学校学生“勤工俭学”种的蚕豆南瓜等等好多次中餐。 我大学入学后，寒假年底回家，发现高平区教育办曾德民主任给我划拨了140多个劳动日的工分报酬。将近半年的工分啊！这对我入学后的困难家庭，是个多么大的救援啊！“公道自在人心”，“人心是杆称”。我至今感恩曾德民主任和所有好人们的善心义举！ 那年月，当农民的人没有一天轻松日子过啊。代课期间，我大白天舒服地坐在教室里，有两个多月还没晒太阳，脸皮日见白净丰腴。队里老少都说我： “像个先生样子了”。 “只怕是要出运了”。 “狗屎堆里扒出黄豆子了”。 ……。 （二） 　　1978年7月20日高考过后，我的历时二个多月的代课教师的轻松舒适日子结束了。又重新回到生产队“二把手”兼记工员的岗位上。 但此时的心境，已今非昔比。 我估计自己一定能考上！因为每一场考试，我都觉得考题太容易了，只不过是一般课堂作业的难易程度。我大都不假思索一挥而就。 而同一考室的考生，绝大多数在终场前溜之大吉。还有的考生离开座位时大骂四人帮：“x死四人帮的娘！害得我没读得书”！ 闻之既同情又庆幸。 　　这天，正在邮电局对面，给大桥4队氨水池工地搞粉刷，乡邮递员罗庚生喊我：“周师傅，快给我打酒买烟。你的录取通知书在老子手里……”。 我立刻扔下灰烫子泥抹子，打了一斤白酒，买了一包纸烟，送到邮局柜台上。我早就约好他，必须将通知交给我本人，一定酬谢。 庚生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信件。一看，果然是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录取通知。 只要能离开农村，哪里的通知都是救命稻草！从此，我凭此纸可以办理户口迁移转国家粮。四年以后，我每月有五十多元工资，可以过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了！ 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我。想起了《江姐》歌剧的唱词，“今天终于盼到了你……”。 这一天起，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父亲虽然忧郁地说：“你去读书了，家里生活怎么办”？但看得出，父母都是内心极其欣慰的。 我的三位亲叔：二叔三叔满叔也为我洋洋得意。尤其是二叔，他的第四子庆扬，也从马落中学初中毕业考上岳阳农机化学校。才十几岁小屁孩就出人头地“吃国家粮”了。 我31岁了，作为乡里知名的“烂秀才”，每次推荐工农兵或招工都没份。 堂下桥的父老兄弟都为我庆幸：“你是从红灰（灶火）里爬出来了”！ 我的泥工朋友，也在散工后的夜晚来我家，坐在屋前坪的梨树下，一边嚼梨一边道着离情别意。 陪伴我的苦难岁月的善良好心的人们，为了我的前途，我不能不逃离乡下，我别无选择！ 在乡下太苦了！一个月的“双抢”下来，双手烂得脱皮。每年春天就断粮了。“厚皮菜搞糠粑”，吃得人做呕……。 当农民的苦，三天三夜说不完！ 死也不想当农民了！只能逃一个是一个了！ 我永远地不想回头了！ （三） 　　高考后，我的泥水匠生意空前火爆！ 最划算的工程是砌作氨水池。接连着，有本大队莲井生产队和大桥大队4生产队，两处氨水池都给我承包了。而获利可观的，折稻谷十几担以上。但用不了几天工夫就完工了。 这时候，大队干部已没人再敢说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一派前倨后恭的模样，都是轻言细语客客气气。 大家都感知到，我快要“出苦海”了，快要“吃国家粮当国家干部”了，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非常明显的改善一百倍以上了！ 自然，我的心情，有生以来，前所未有地日益舒畅起来了！ 县三中的黄百魁老师（我初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从邵阳阅卷回来了。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周良骏，你肯定考上了！你的语文考分是全县第五名，全县考生近两万人文理共卷。我没有白教你”。我真想给恩师行大礼了。 　　之所以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有二位恩人功不可抹。 一位是袁健中老师。 他作为高平区（乃至隆回县）的中学语文绝对权威教师，极力保荐了我。同时，他也担任我这小小复习班的语文教学。 第一次上讲台，如何开张，也是亲爱的袁师给我示范表演的。我第一次给学生读报纸，那狼狈样子，给生产队开会对社员训话似的，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幸好袁师接过报纸读下去。老教师职业性的熟练课堂艺术示范，让我走出了新谋生方式的第一步。 　　还一位是袁愈权校长（马落中学革委主任）。他对袁师言听计从，因而信任了我。在别人说我的坏话（老坐着不讲课）的时候，还是信任我，让我的做法贯彻始终，从而保证了学生大幅度提高了解题应考能力。 同时，他也担任本班政治课教学。我负责数理化教学兼班主任。三人联手，共创了马落中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教绩！ 我入学后，他们二位都被县教育局调入机关升任要职。 我的政审材料，也是由二位恩人一手制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的被公平录取（即全凭考分说话不开后门）。 九月初，我挑着被子脸盆衣物，离开了高平。 在长沙下火车时，天还未亮。原来韭菜园老站已撤，新站往东扩移了好几里地。我沿新五一路往西走……。 长沙，我终于考回来了！ 过了老站，进了老市区，整个长沙市的一切都是老样。我太熟悉了。 　　沿五一路黄兴南路进走马楼，到青石井15号表伯家。正好表伯母在下面条做早餐，见到我穿着大补巴裤挑着行李，以为我又外出"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得知我考到岳麓山这边来上大学了，高兴地留我吃面条。临别时，反复嘱咐我周六周日来家里吃饭。 我后来还去了五里牌六叔家，省港务局表弟罗新亮处，省人民银行施叔叔家，株洲满舅家。------所有亲友无不高兴地欢迎我！的确是“狗屎里扒出黄豆粒”，太出乎意外了。 师院学生宿舍8人一室。78级生物系男生我年龄最大，31岁。同室同学伍一龙来自衡阳，才15岁（过去跳了两级，足见此子聪明过人）。岳阳万楚一66届高中毕业也过30岁了。 省城里，自来水淋浴，水冲厕所。大食堂8人一桌，菜肴丰盛。 生物系大教学楼实验楼，皆为我有生以来所见最为恢宏。还有那些神秘的献身科学的老教授们的儒雅风度，无一不令我感到亢奋。 我，乡下佬，“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第一堂课在101阶梯教室。我们的老师，大学教授们坐在台上。由系主任邓国础一一介绍给我们认识。第一位认识的，是日后的和袁隆平同时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教授。我们不断地鼓掌。 邓主任说，我们每一位78级本科学生，都是从全省考生中，每360多名才录取其一。大家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 从当年的78年9月，到现在的2022年8月，四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我，已退休十五年了。 所有的一切尘埃落定。 我们80名同学，四分之一在美国日本，四分之一在广东（钱多的地方），四分之一在长沙省城。我，福浅禄薄，只在隆回这山洲草县过日子。 毕竟我们年龄偏大，家有老小，急于领工资买米活人，没办法的事。 如果有来生，如果我能够和大家一样平等竞争，……那又能怎么样？还不也就吃个饭而已！ “广厦千间，夜眠七尺。日进斗金，日食一升”——即便你占尽了天下财富，你的享用，你的禄份，也就与人类一般成员无异。 什么是命运？ 鲁迅说：命运是事后的解释。 胡适说:历史是五百个大钱的随机摆设。 我和曾国藩看法一致：若大富大贵为帝王，则非天命不可。若学做圣贤，求一门学问或学一技之长，只须个人努力，与天命毫无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