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四十年

远方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如果你让我用简洁的语言来形容当时的生活状况，那就一个字：穷。

我家有八口人，住在四间土墙屋里，整整二十七年，直到1995年才翻盖成砖瓦结构的新屋，当时全村能住起混砖瓦房的，不足五家。食物以玉米、红薯等粗粮为主，作为细粮的小麦，交完公粮后也只剩五六百斤的样子。平时是舍不得吃的，都是逢年过节、家里有客人、或者谁生病时才能吃点。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生病，因为一生病，母亲一定会蒸白面馒头给我吃，有时还会打两个荷包蛋，我就觉得已经是人间美味。就是粗粮也不富裕，有时候还接济不上。每年开春时，还会吃一些槐花、桐花、马蜂菜之类的野菜。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曾经有一年吃榆树皮。父亲把二层榆树皮扒下来，晒干切碎，然后母亲在石础里捣成粉，用萝筛细，然后掺上高粱面，下面鱼吃。什么滋味，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被醋味遮住了吧。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我们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劳动之余，还会干点小生意。我二哥头脑灵活，我爹给他做一个大木箱，里面垫上棉被，他就在假期里去县城批发冰棍，然后在田间地头叫卖。批发三分卖一毛。你还别说，生意不错，每次都差不多卖光，一天能赚二十多块钱。只有一次，他批的多了，还剩少半箱就下雨了，我们一家人结结实实过了一次冰棍瘾。

我大哥应该是较早一批出去打工的。我大嫂家有一个亲戚在偃师市回郭镇——那是一个工业起步较早又发展很快的乡镇——于是他们俩就去了回郭镇。在那里稳住后，又回来把我本家的几个妹妹侄女都拉了去，着实让村里人羡慕：能有地方挣钱。我当时正读大学，暑假里忍不住，也去回郭镇干了一个月，给一个家庭作坊做电缆线的原材料。累是累点，但开心啊，一个月除去吃住，我挣了一百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一月工资的二倍。

我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本乡教书。那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日新月异，神州大地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一个农民工一天能挣七八十块。此情此景，谁还能在家里坐得住，拿那几百块钱的死工资。于是，第二年我就停薪留职，下海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里，下海的有很多，蒋山、毛高峰、欧杰、韩庆峰，都是商海里的佼佼者。其中蒋山的公司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业务范围已遍布全国。相比他们，我的表现则乏善可陈。几年里，我先后涉足过商超、餐饮、速冻食品、医疗器械等行业，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地跑，在全国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圆。00年，教育行业整顿，我就又回到家乡，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

时代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它的翻云覆雨，它的沧海桑田，让处于时代中心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得以改变，很多还是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二哥农校毕业后，在家里当了二十年农民，所学专长无处施展。00年后，不甘心的二哥终于痛下决心，迈出改变他人生的关键一步，他先是在睢县、杞县、郑州等几家农资公司跑业务，推销种子、农药、化肥。2008年，他在郑州成立了自己的种子公司，并迅速把业务触角伸向河北、山东和东北等地。而今，二哥一家不仅在郑州立了业，还买了房，安了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我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苏州工作，而今，也落户苏州，成了地地道道的苏州人。我呢，终于还是没安于现状，于14年再次瞅准机会，离家出走，先是在郑州干了两年，然后又来到贵州工作。不仅如此，还趁机让儿子来贵州读书，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家兄妹五人，只有妹妹学问最低，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就这一个闺女，母亲心疼，不愿意把她嫁太远，就在临近村给妹妹安了家。妹妹和妹夫也出去打了几年工。后来妹夫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就考了个驾照，给人开车运货。前几年，妹夫的驾照已经升到A1，可以开大货车了。凭着这个手艺，妹夫如今的月收入已接近两万，比我的还多两千。他买了车，在市里买了房，成为农村人中的佼佼者，可谓春风得意。

一部家史，就是一部国史。我们家四十年的沧海桑田，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有国才有家，国运昌才能家业旺，自古而然，今日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