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分子”？先把这个概念界定清楚再谈吧！

折磨你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新闻传播学教授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

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

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

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

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 权力之劫：离权力越近，离救世越远”

“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议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从两千年传统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历史上中国只出现过一次真正的知识爆炸——春秋战国时期，也因此，只出现过一次具有独立追求的知识群体——诸子百家。也就在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确立自己的责任意识：救世。

面对礼崩乐坏的混战图景，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世良方，“士”应运而生。

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士”成为“士大夫”，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千年联姻就此开始，并在随后的科举制度中被固定下来，权力成为知识分子救世的尚方宝剑。

随后直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成为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历史可能性，也因之丧失了从第三者的理性角度批判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道义制高点。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企图救世的呐喊只能是贼喊捉贼(说来不太好听)，无论是范仲淹、张载，还是黄宗羲、顾炎武，均无法真正承担救世责任，因为他们身处士大夫历史定位的魔咒当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产生了一个悖论：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也因之离救世越远，而救世却又“好像”必须通过权力。

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

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

因此，近代以前中国处于一种“没有知识分子却有知识阶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独立钻研科学和对公共事务保持批判精神——被权力掩盖。于是，我们看不到一个个知识分子，却看到了士大夫群体。

近代以后，中国又进入“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知识阶层”的时代。“五四”以来，启蒙、革命等话语霸权充斥整个20世纪，从而导致用“精英阶层”取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现象，而“精英阶层”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完美英雄、哲人。这实际上是概念的偷换。本应在“问题”的研究中体现独立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义”的担道者，从而再次失去了创造“内涵”的机遇。

20世纪中国革命导致对社会分层的僵化定性。由于有知识的人在革命中事实上扮演了精英的角色，其合法地位却又与“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大众”之说矛盾，于是导致后来对拥有知识的人的尴尬定位和清洗。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重新令知识分子具有正常身份。

与农民、工人等拥有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社会角色、诉求和特征的“阶级”相比，根本构不成明确“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终于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这段历史导致中国当代拥有知识的人也接受了这种人为的剥离。于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知识阶层”出现了，其存在本身是政治权力衍生的产品，并非社会存在的现实。

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读书人从来持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认识：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对政治本身又持鄙夷的态度，参与权力的运作往往被妖魔化。这种矛盾的认识来自传统思想中没有区分“关心公共事务”和“从政”。

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从政的合理性，往往需要改变人们对政治的看法。离开清华大学后从政的蒋廷黻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

而“儒商”这一历史上更令人生疑的概念，则说明知识分子与财富(权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说，革命时代政治权力造就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话，改革时代则是财富权力造就了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知识分子与财富的联姻，是当代中国历史最剧烈的变迁。他们转而投奔另一种权力即财富，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巨变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投奔也并非必然附带道义责任的沦丧：

其一，无财富的支持，从来就不可能有知识的累积和进步。没有财富与知识的联姻，就不可能有科学研究，历史上也不可能有孟德斯鸠、康德、马克思等哲学家、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繁荣(画廊养活、捧红了多少古代、当代的画家)。财富本身是无道德性的，某些时候财富被认为是丑恶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自孔孟以来即持错误的财富意识。

其二，有知识的人有了财富并不必然沦丧道德。道德是个人的事，是修养，是本性。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情势来说，知识与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在上述种种原因的背景下，拥有知识的很多人(可能是相对多数)便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

但要知道，这种焦虑感在王朝统一强大的时期、在科举盛行的时期并不存在，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本身就以公共权力为目标，通过权力来实践儒家信条并不被认为不道德。所以，20世纪先从社会制度上砍断了“知识—权力”的联姻链条，从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精英化，进而被阶级化，出现了严重分野和内部激烈的斗争;继而又因“权力—经济”的联姻，导致有知识的人进一步分化和边缘化，于是中国特有的“道德知识分子”理论和主张便盛行开来。其实，所有焦虑和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僵化，在时间上也看得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