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福山王谢家族

東山玉树

　　福山，古牟子国（1）。北宋为两水镇，伪齐改名福山，后遂因之。元初属登州，隶淄青路。至元中改隶般阳路。明洪武中升登州为府，福山隶焉。山有芝阳、崱岦（2）、峇（3）卢高炉之峻，而莫胜于之罘、嵫山。之罘在县东北三十五里，长三十余里。《史记·封禅书五》曰：“阳主祠”，今山下有阳主庙。予查海口，尝与客陟其颠，观海，观日出。窃见花屿星棋，一碧万里；鲸吼鹏骞，变幻惶惑。撼耳目，荡心胸，识“难为水”真相。而野鸡三号，澒洞鸿蒙中，一轮从海底涌上，霞光灿烂，如有金茎盘捧出，极天下之大观。问询李斯碑，访秦皇驰道及射鱼处，皆无知者。惟齐康公冢（4），犹称古迹，真可哂也。嵫山有阴主祠，亦载《封禅书》，可观日出。清洋河，发源于栖霞翠屏山，经县之义丼社，南至城东入海。大姑河，发源于凌阳三螺山之东，经县境会清洋河入海。二河水淡而甘，鳜鱼最美肥，大者一尾可二三斤。

福山自元以前无可述。明正统丙辰（1436）孙公遇始中甲科，为乡贤，子孙六人成进士（5），居请要。继以郭公宗皋（6），中嘉靖乙丑（1529）进士，改庶常，历官大司马。入国朝更盛，大司徒王骘（7），十捷南宫，三入词垣；内掌邦教，外任封疆；监司郡守，蝉联迭起。由武科拔萃及他途进者，亦各峥嵘有声。而两鹿齐鸣于庚戌，二谢同捷于戊辰。郭谏（8）由翰苑官提学，陈汝弼以县尹升正郎（9）。萧氏两世三进士（10），谢氏四世五进士（11）。乡举或一榜五六人，拔贡或一案二三人。文风宦迹，方駕名邦。顾其志，肇修于康熙癸丑（1672）栗里罗博，继修于乾隆癸未（1736）王屋何乐善，俱以匆镌，未及详审。如两庑配位之不合于《大清会典》，误以未从祀之汤斌，列于西庑。他可类推，皆宜更正。

福山史叙福山芝罘山风光 按潘相初到福山，寻访古迹，考察风土人情，阅读《福山县志》，慨叹福山“文风宦迹，方駕名邦！”

（1）牟子国：牟国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方国之一，立国时间在周以前，周初续封为子国，即"牟子国"。

（2）崱岦：与磁山一脉相连的崱岦山，位于境内东南部。山南北侧立，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5公里，峰高350米。当年秦始皇东巡时，望此山赞曰“射鱼在芝罘海，展风在崱岦山”。

（3）峇：音bā，或kè 。音为[bā时，与“厘”组合为“峇厘”，即为今“巴厘”；音为[kè]时，有山洞、山窟之意，岌（jí〕峇，锤铁声。

（4）齐康公（前455年—前379年），姜姓，吕氏，名贷。在位时淫于酒色，以田完的后代田和为相。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相应记载。去世时间是公元前379年，葬于临淄区聂仙村西北。（5）孙遇，明宣德十一年（1436年）进士，是孙氏家族考取的第一位进士，子孙后代科第相接:明景泰五年（1454年）其长子孙珂中进士，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其次子孙珪又中进士；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其少子孙琰再中进士；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其孙孙乐和孙檠在同一年同一科双中进士。当时有人作诗赞其家族科第之盛：“累朝名宦不寻常，试问家声齿颊香，黄榜弟兄三玉筍，碧幢父子两甘棠。”

（6）郭宗皋：明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正一品大员。他素以敢直言陈时弊而著名。

（7）王骘（1613—1695），字辰岳（或作人岳），又字相居。累官至闽浙总督、户部尚书，以操守清廉，为政有方，闻名于时。王氏一共培养出了6名翰林，27名进士，58名举人，516名秀才，族中先后有人担任过闽浙总督、户部尚书、山西巡抚、广东巡抚等大官。（8）郭谏，字怀，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

（9）陈汝弼（1646—1707），字槐辅，又字禹庵。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进士。历官知县、刑部山西司主事、礼部祠祭司郎中、刑部江南司郎中、江苏省乡试主考官等。

（10）萧氏两世三进士：萧家先世江西太和人,明初始祖茂以军功授总旗戎登州卫中前所,遂占籍焉。传6世始习儒业,清代始起家。三进士：萧劫,字毖齐,康熙进士,由高台知县改邹县教谕；萧润,大清乾隆进士,官至河南仪封知县；萧榕年,大清乾隆进士,官至直隶州知州。

（11）谢氏四世五进士：谢乃果、谢乃实弟兄二人,康熙进士；谢光纪,乃实次子,熙进士。谢景漠,乃果之孙,乾隆进士。谢宜发,光祖孙,乾隆进士。

谢乃实(1652-1715),字华函,别号峆㠠山人，清康熙27年三甲12名 。

谢乃果(1661——1733)字松麓,号春函。清康熙27年三甲69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两兄弟同榜登科。

谢氏是福山明清望族之一,代表人物有谢乃实、谢乃果、谢光经、谢景謨、谢显谟、谢隽杭等。 谢乃果行述 (清)谢光綎等撰 刻本

宜阳县常平仓，原有仓廒六间，坐落县署大门内东侧，知县谢乃果今添造仓廒十六间，坐落县署大门内东侧，共积贮谷九千二十八石九斗七升。盐引共六百六十六张。

鹿邑县儒学，在县治东，元至正间建，后燬于兵，明洪武三年，知县韩瓛重建，弘治间知县史学修，嘉靖二十五年知县夏宝万、历间知县杨应魁重修，皇清顺治六年知县闵三元重修，康熙四十四年知县谢乃果重修。

《宜阳县志》载，宜阳民众赞其功德，曾在宜阳县城东关名宦祠内把其列入八贤。刘明宽、何其智、牟道行、杨思重、包玉廷、纪汝清、王仁杰、谢乃果。

福山谢乃果家族

清代福山(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著名的官僚世家。谢家先世江南宣城,始迁祖谢魁于大明洪武初年充小旗来登州,占籍福山。大清康熙至光绪二百余年科甲蝉联不绝,先后有进士 7人,举人 10 余人,出仕为官的多达几十人。与同邑替续世家王氏家族有姻亲之谊。谢家门风整肃，有"铁面冰心"之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1)谢乃果,字春涵,大清康熙进士,由知县官至吏部文选司主事。著有《玉森堂集》;谢乃实,字华函,乃果兄,大清康熙进士,官湖南兴宁知县,著《蛤妒山人诗文集》;

(2)谢光纶,乃实长子,举人,官河南宜阳知县;谢光纪,乃实次子,大清康熙进士,官广西富川知县;谢光祖,乃实三子,举人,官刑部广东司主事。

(3)谢显漠,乃果之孙,举人,官聊城教谕;谢景漠,显漠之弟,大清乾隆进士。

(4)谢宜发,光祖孙,大清乾隆进士,由刑部主事官至直隶州知州。

(5)谢士牵,宜发侄,拔贡,官浙江慈溪知县;谢牧之,宜发侄,举人,官广东虎门知县。

(6)谢应岳,景淇曾孙,举人,官思县教谕;谢应起,应岳从弟,拔贡,官河南宜阳知县。

(7)谢文起,乃果裔孙,大清同治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贵州清领县知县。

(8)谢隽杭,乃果五世孙,大清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官至云南曲靖府知府。

山东福山谢氏家族

山东福山谢氏家族，世袭军籍，历尽人间艰辛，直至谢乃实、谢乃果兄弟，发奋读书，同科中进士，从而彻底改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从此，谢氏家族共中进士七人，中举人十四人，成为簪缨世族，又对福山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福山八景”，谢氏家族第一个进士谢乃实，对此每一景观，都赋有律诗，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了福山的自然风光，大力弘扬和繁荣了福山的文化。其《福山八景诗》，收集在《峆山卢山人诗集》，乾隆二十七年《福山县志》亦有记载：

《罘顶朝日》：

苍波忽涌碧芙蓉，半夜鸣鸡紫雾重。

飞谷仙云依藻景，扶桑羲驭驾骊龙。

晴光欲遍三千界，曙色先浮万丈峰。

海纳山容清旭地，普天瞻就属尧封。

大意是，沧海的波涛忽然涌起碧绿的芙蓉花，半夜里雄鸡啼鸣时还是紫色雾霾重重。飞峙于山谷之间仙人所乘的云彩依傍着华丽文彩的景观，东方扶桑国里的太阳驾驭着黑色的巨龙。晴朗的日光将照遍三千大千世界，拂晓的天色率先浮动在万山的顶峰。大海和高山容纳那清朗朝晖之地，整个天空向前往上所看到的均属于尧命舜巡视天下时所划分的十二大州。

《仙峰夜月》：

云峰缥缈傍山城，夜夜松枝挂月明。

霞落碧空秋欲尽，霜寒素影雁初惊。

凄清崖谷鸣丹叶，寂寞烟扉种玉荣。

一自吹笙人去后，山风犹作步虚声。

大意是，高耸入云的山峰隐隐约约依傍着山城，松枝夜夜挂着一轮明月。晚霞落下时青蓝色的天空显示秋季行将结束，寒霜月影之中大雁已开始惊醒。清冷的山崖涧谷红色的叶子正在嘶鸣，寂寞的烟幕之中栽种有玉花。自从吹笙的人离去之后，起于山野之间的大风如同在咏唱步虚歌声。

《磁山瀑布》：

万仞嵯峨插碧 空，山腰飞瀑隐仙宫。

岩前喷薄珠帘雾，洞里凄清白练风。

泉落月明僧扣磐，雨余山晚壁腾虹。

深秋烟树寻归路，乱涧潺湲泻绿丛。

大意是，坎坷不平的八千丈山峰直插碧色的长空，半山腰中飞流直下的瀑布隐藏有仙人的宫殿。石岩前喷薄而出的是珠帘水雾，山洞里吹出的是清冷的白练软风。泉水飞落月光明亮僧人正在敲打钟磬，雨后山野傍晚石壁间彩虹腾飞。深秋季节在烟雨树林之中寻找回家之路，离散的涧水慢慢流沿泻向绿色的树丛。

《烟台海市》：

东风闲上海边台，台上烟霏夕不开。

忽讶烟村浮海上，哪知台阁逐峰来。

波涛掩映仙灵宅，雾影参差碧树堆。

对久翻疑台亦幻，不须航海问蓬莱。

大意是，东风有闲时登上了海边的高台，台上弥漫着云烟到了夜晚也不会散开。忽然惊讶地发现有朦胧村落浮现在大海上空，哪里知道楼台亭阁追逐浪峰而来。波涛掩映着神仙的住宅，烟雾倩影中是高低不齐碧绿树林。面对久久反复怀疑的楼台也会变幻无穷，不须航海去问津那蓬莱仙岛。

《长堤新柳》：

城边春晓绕芳丛，万柳堤中一路通。

笼岸已惊溪尽绿，隔条忽讶杏偏红。

波光摇荡轻鸥鸣，树影参差夕照中。

队队黄鹂歌不尽，似将谢雪咏东风。

大意是，春天拂晓时分城边环绕着芬芳的花丛，上万株垂柳河堤中有一条道路通行。笼罩在河岸已经惊醒的小溪正在全部变绿，隔着枝条忽然惊讶发现杏花特别殷红。水波反射出来的光线正在摇荡江鸥在轻快地鸣叫，在夕阳照射之中树木荫影参差不齐。一队队黄鹂的歌声永远也唱不完，似将谢家在雪中咏哦东风。

《古寺奇泉》：

晴花不断招提境，一水长流积翠间。

树老枝疏白象古，锡飞珠涌玉龙间。

香凝衣露春方晓，风落石泉韵不悭。

寻得远公相对饮，时来桥畔听潺湲。

大意是，晴朗的天气鲜花不断开放为四方之僧营造良好的环境，一条江水长长地在翠绿重叠之间。老枝稀疏的古树犹如白色大象，锡杖飞舞念珠涌动在玉龙中间。芳香凝聚袈裟结露春光方才知晓，和风吹落石上的泉水神韵从不欠缺。寻找庐山慧远禅师正在相对饮茶，时常来到桥畔聆听潺潺的流水。

《峆烟云》：

山势嶙峋列翠屏，岚光层叠倚天青。

烟开万里晴霞落，云合千村昼雨冥。

叆叇灵岩雷劈壁，空濛古寺怪听经。

筠床晚对清吟发，欲向山庭一勒铭。

大意是，石山形势突兀重叠陈列成绿色屏风，山间雾气经日光照射而发出的光彩正层层重叠倚傍着青翠天空。烟雾顿开晴空万里彩霞缓缓降落，云朵笼罩白昼千村细雨昏暗。云彩厚密灵岩被雷电劈开壁垒，细雨迷茫中古寺可奇怪地听到念经。竹床上夜晚相对清吟而雅诵并发，准备向山林庭园一刀镌刻铭文。

《石门春波》：

石门夏载未曾经，凿自禺强役巨灵。

雪涌连山朝日浴，渔歌鼓枻夜龙听。

苍茫曙色函丹水，缭绕云纹映画屏。

三月桃花开远岸，鹏搏水击陟南溟。

大意是，壮丽石门在夏朝并没有记载其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开凿于黄帝的孙子禺强驱使劈开华山河的神巨大神灵。白雪涌出如同一山连一山地在旭日中沐浴，在渔歌声中泛舟在夜里可让蛟龙听见。拂晓时分苍茫的天色包函了丹江之水，回环盘旋的云形纹饰相映在绘制图画的屏风之上。春季三月的桃花盛开正在迢迢的河岸，大鹏搏动击起的水柱腾跃在大海之上。

谢乃实的《福山八景诗》，精准地歌颂和宣传了福山的自然风光，精彩地弘扬和繁荣了福山的文化。

（二）

谢乃实（1652—1715），字华函，号峆山卢山人，山东福山西关村人，祖籍安徽省宣城，清康熙十九年（1681）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授江苏睢宁知县，转湖南兴宁知县，后辞官归家，著有《峆山卢山人诗集》。

福山谢氏的始祖谢魁一、谢魁二、谢魁三、谢魁四兄弟四人，原籍安徽宁国府宣城县仁义乡四十七都，世袭管辖兵士十人的小旗军职，后调山东青州左卫；洪武十七年（1384），调登州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调福山中前所，落户于福山西关村。

始祖谢魁四，明洪武年间，充小旗官，调往登州备倭，驻扎在福山中前所卫，在福山传至九世孙谢琰。

谢琰，自幼嗜读书，重立品，生平以孝友敦厚；教子家法极严，二子及诸孙俱成科甲。

据《山东通志》载：“谢琰，福山人。嗜读书，重立品。生平以孝友敦厚重于戚党，教子家法尤极严慎。以此二子、诸孙俱成科甲。其子孙亦凛遵家训，不失清白，声卒祀郷贤。”

因为耳濡目染家族几代人作为兵员小头目，日子过得异常辛酸苦辣，长久的压抑与无奈，谢琰便立志改换门庭，故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谢乃实、谢乃果，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教育。

谢乃实、谢乃果兄弟俩人果然不负家族厚望，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一榜同登戊辰科进士。

据《山东通志》载：“举人：戊午科康熙十七年：谢乃实，福山人，戊辰进士。”“谢乃果，福山人，戊辰进士。”“进士：戊辰科康熙二十七年沈廷文榜：谢乃实，福山人，三十六名。”“谢乃果，福山人，一百九名。”

谢乃实，为谢琰长子，少年读书便负盛名，十七岁入庠生，康熙十九年（1681），乡试中第四十六名举人，康熙二十六年（1688），会试中三甲第六十九名进士，授江苏睢宁知县。

谢乃实生性刚正，以忠孝为自励，视百姓为父母，处心积虑，为民造福；重教育，修学宫，建书院，睢宁学风大进，享誉两淮。

后来因为村民申辩冤情，得罪州府，被革职。辞官回乡时，百姓数千人前来送行，攀杆泣送，场面十分感人。

回乡后，每日除了读书，便是奉养母亲，全不为个人荣辱所念，过着粗菜淡饭，宁静致远的生活。

母亲逝世后，便迁居福山名山蛤垆山，潜心研究学问，以作诗为乐。晚年创作了《蛤垆山人文集》、《蛤垆山人诗集》共二十余卷。

乾隆三十七年（1722），开馆撰修的《四库全书》时，便将《蛤垆山人文集》编入其目，是为福山入选《四库全书》之第一人。

多次主持编撰《福山县谢氏家谱》，并亲自作序。该家谱始自东汉，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七十余世，楷书手体，大十六开，二十一万八千余字，在福山科举望族族谱史上首屈一指。族人至今还纷纷加以复印，珍藏留给后人，以示家族教育。可以说，族谱里面的家族教育是谢乃实后人科举成功的关键之一。

谢乃果（1661—1733），谢琰次子。天资聪慧，手不释卷。文章诗赋，作品锦绣，县学院屡屡当作范本，同学无不羡慕。乾隆二十五年（1687），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康熙二十六年（1688），会试中三甲一百零九名进士，选授河南宜阳知县。

任宜阳知县时，据其《谢氏家乘》载：“正供外，一无派取。听讼折，以片语皆允。”时有“白脸包公”之称。任满离开宜阳时，当地百姓将其列入本邑“七贤祠”中。

康熙四十二年（1704），四十三岁，升为吏部主事，正六品。旋又调文选司主事。次年，母病危，乞假归里，与乃兄一齐侍奉母亲左右，直至送终后，也没有回京复职，而是归养乡里。

据其《谢氏家乘》载，谢乃果捐县学、修学宫、奖励本邑学子发奋读书；又捐舟船造桥梁，为夹河两岸百姓造福。晚年以诗为乐，著有《玉森堂集》。

谢乃实有三个儿子，长子谢光纶、次子谢光纪、三子谢光组，均中举人，其中次子谢光纪，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戊戌科进士。

据《山东通志》载：“举人：辛夘科康熙五十年：谢光纪，福山人，戊戌进士。”“举人：癸巳科康熙五十二年：谢光纶，福山人。”“举人：甲辰科雍正二年：谢光组，福山人。”

谢光纪（1686—1738），谢乃实次子。生而颖慧，端正不阿，十四岁考取庠生，二十五岁中举；康熙二十五年（1718），会试中第十名贡士，文章策对皆被房师称为奇文，推荐给主考官，列为前茅；殿试为三甲第十五名进士，选授广西知县。在广西候选三年，三十五岁补实缺，任广西富川县知县。

据《山东通志》载：“进士：戊戌科康熙五十七年汪应铨榜：谢光纪，福山人，十名。”

谢乃果的儿子却不愿为官，因而成为当地有名的中医。

谢光纪的儿子谢景谟，举人，同进士出身，授陕西保安县知县。

谢景谟（1721—1785），谢光纪之子。少工诗赋，著有《榕江诗集》、《瓜架笔谈》若干卷，在乡邦享有文誉。然而科举之路坎坷，二十岁时参加乡试，落第，此后屡战屡败。三十八岁才考上个优贡生。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次参加顺天考试，中第四名举人，时已四十一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晋京会试，中三甲七十六名进士，授陕西保安县知县。精通医道，善以秘方济世，对百姓不收分文。

谢宜发，天极及其聪慧，十岁时诗文即可脱口而出，中秀才、举人、进士，授刑部主事。

谢宜发（1736—1820），曾祖父谢乃实。雍正三年（1726），中举，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年少入县庠生，可谓早成，不料乡试却三战三败，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5），三十岁时才终于鱼跃龙门，中二十九名举人。乾隆二十九年（1765），晋京会试不第，乾隆三十五年（1770），会试高中二甲四十二名进士，授刑部主事。晚年致仕，著有《六顺斋文集》等。《福山县志稿》有传。诰授其为奉政大夫，正五品官阶封典。

谢岳东，家道中落，为了谋生，不得不放弃了书本，挑起养家的重担。肩挑货担，来去于乡间集市，生活清苦、劳累，却不忘祖辈读书、应试、入仕光眉门庭的家训，坚持让儿子谢文起读书。

谢文起，少年聪明，而且懂事，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深知父亲养家之不易，刻苦读书，不管外事。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以二甲第九十七名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大考二等，授贵州清镇县知县，逝世后朝廷例封他正六品文林郎。

　　时福山有六大家族，是为:王氏、孙氏、牟氏、谢氏、肖氏、鹿氏。六大家族，总共中进士五十四人。其中王氏、谢氏、肖氏三家，联姻关系深长，为后辈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家学渊源。进士谢宜发之妻，便为进士肖劼之女，进士肖旃年之妹。

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王懿荣、王乘燮、谢隽杭三人同时金榜题名，又同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榜一县三翰林的佳话。

王乘燮为王懿荣的堂叔，谢隽杭是王懿荣的堂舅。

福山科举望族的联姻圈极为广阔，几乎涵盖了当地所有望族。在这些联姻家族中，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的联姻堪称典范。王懿荣的母亲，是谢乃实后五世谢牧之的女儿，而王懿荣的夫人，则是谢伟勋的女儿。

王懿荣自五岁开始便接受正规的家族文化教育，先后受教于外叔祖谢学庵（庠生）、母舅谢焕韶（廪生）、表伯张恩熙（进士）、崔穆之（进士）、周孟伯（进士）等。

后来王懿荣携谢夫人投井殉国，谱写了一曲英雄伉俪为保国宁死不屈的悲情壮歌，激励着后人爱家爱国勇于奉献。

福山谢氏家族共考取进士七人，举人十四人。

谢乃果康熙期间鹿邑知县

谢乃果（生卒年不详），字松麓，山东福山县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进士任鹿邑知县。在任期间，很注意关心百姓疾苦，为人清廉，政绩非常实在。

生平事迹

谢乃果来鹿邑时，县内黉宫倾圮，仓库年久失修，县衙等公廨也破弊不堪。他用七年的时间，将黉宫、县仓、县衙等修缮一新；兴办义塾，请师教民读书。政事之暇，进生徒与论学；质疑问难，应对无倦。“为政尤有实，心到官之明。”

康熙四十八年，鹿邑发生灾荒，水灾、旱灾、蝗灾接连而至。那年，六月后连续大雨，黄河在上游又一次决口，涡河水漫溢，冲倒房屋，淹没农田，县境东南的下游成了一片水乡泽园，陆地竟至行舟。农作物漂没殆尽，人畜漂流无数，庶民百姓处在饥饿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谢乃果看到这种情景，很是难过。他立即向朝廷呈报了实情，力请朝廷蠲免被水田赋。他打开官仓赈济灾民，设粥棚，煮谷赈饥。有人劝他官仓不能轻易打开，他却说：“储藏粮食就是为了应急，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忍饥挨饿却见死不救呢？”大灾之年，“赖以全活者数千家”。水灾过后，各种疾病流行起来，他亲自带着药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谢乃果又以修筑涡河河堤的名义让那些吃不饱的饥民来做工，以工代赈；借牛具籽种银两于民，使农户按时耕种，这些措施很快使鹿邑百姓安定下来。

水退后，谢乃果决定在县东南一带兴修水利，对练沟河、洪河、刺河三条河流进行疏浚。清水河承练沟河、洪河之水注入刺河。

清水河自九龙口曲而南流，径凤凰岭西（今邱集），水势巨阔，两岸相距三里，南流十里径试量集东，又东南十二里径白家寺南，又东六里径清河寺西分为二。其一支南流四里，入于偃王坡。清水河东流九里径横岭店北，又东南十五里径汲水集北，又东南九十里，至半陂堌堆入于刺河。而县东南境清水河河堤破旧，河床狭窄，往往泛滥成灾。谢乃果“履相地势”，主持了挑挖清水河的大工程。他常常亲自到工地现场指挥，还常常吃住在河工上。经过两年的努力，长百余里的清水河挑挖工程竣工，从此“蓄泄有赖，沮洳咸变腴壤”，东南部的百姓过上了安宁的日子。清水河工程建成后，对保障鹿邑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县民感德不尽，为谢乃果树石颂德于河堤上，把清水河河堤称为“谢公渠”。

谢乃果在鹿邑为官八年，因政绩卓著，升吏部主事。

同期殿试金榜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科殿试金榜

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共3名

沈廷文-查嗣韩-张豫章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共40名

范光阳-丘　升-吴世焘-沈宗敬-汤右曾-项亦銮-徐　宾-杨　仑-王　原-陶元淳

兆士藟-吴　暻-刘　灝-翁嵩年-钱天定-张尙瑗-王　懿-张恕可-缪继让-王　杰

张　复-史　伸-赵凤诏-冯　㻾-彭殿元-吕　澄-介孝瑞-宋元徵-汤传榘-郝士钧

李本涵-孙致弥-陈　綍-陆　寅-戴振河-钱　斾-梁佩兰-胡　纘-余毓澄-凌绍雯

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103名

陈于豫-钱以垲-惠　润-何　炯-马文煜-窦克勤-陈大章-彭始搏-李绅文-潘锦

丁棠发-谢乃果-陈　元-沈　佳-石为崧-陆　毅-刘以贵-万世馨-唐鸿举-唐孙华

舒　宽-蔡秉公-王　奭-施震铨-王　濬-李斯义-王　俊-陈　书-李　柟-钱廷铨

陶士铣-颜光缴-吴　炜-史逸堂-秦　扩-何　牧-李朴大-于　澧-邹士璁-张曾裕

林文英-王左待-赵悳吉-王式谷-张子发-何　远-冀靖远-卢　炳-房兰若-王　升

徐广渊-叶　渟-杜继美-冯文蔚-刘扶曦-郑　梁-陶自悦-陈　锐-王　璋-徐履端

马殷辂-潘宗洛-王简之-方永澄-金皐谢-宋朝楠-王允泽-赵　俞-谢乃实-杜淇英

王　翰-白　畿-聂渊耳-程　珣-李　晥-赵世铎-侯　明-董思凝-杨锡冕-徐日晅

田　畇-田多眷-于　纘-范光宗-李期远-田从典-张福衍-高人龙-王甲士-张弘图

戴　超-邢芳奕-裴大夏-周　镛-吴震生-徐　晋-卢锡晋-张　翼-杨之徐-张士锦

刘廷理-郭徽祚-袁　格

　　《重订鹿邑河渠纪略》一册，为乾隆二十五年（1700）知县王世仕所辑，此为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谢乃果《河渠纪略》之续作。谢乃果在官八年，以七年时间率众共疏大河十六道，旧沟二十道，新沟七十六道。据云鹿邑一县当时几无水患。越四十年，岁修未继，河沟日就湮塞，至王世仕任内，再大规模进行浚修，计开河二十二道，浚沟五十六道。康熙《河渠纪略》已不可见，此则记载甚详。此种有关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记录，真正 是方志中的珍宝财富，惜多数方志失载。

　　黉学堂，结构合理，古朴凝重，金碧辉煌，是我县仅存的几处古建筑之一，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清代的建筑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本县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2006年6月，被河南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始建于元代至正元年，由归德（商丘）太守观志能创建，后毁于兵，明洪武三年（1370）知县韩献重建。明弘治十年（1497）知县史学，万历三十二年（1604），知县杨应魁重修。崇祯末年为军所焚。清顺治三年（1646）知县闵三元复建。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谢乃果，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王世仕，嘉庆十一年（1806）知县叶钧，相续修缮，咸丰年间颓圯殆尽。同治九年（1870）县人集资沿旧制兴建。全县共征钱一万五千余串（清铜钱）。中为大成殿九楹、楣极康熙二十二年（1684）颁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东有清圣祖御制“至圣先师”赞碑。西有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赞碑。两庑名九楹，前为戟门，又前为泮池。池前有坊曰:“太和元气，万古日月”。坊东有二碑刻:乾隆二十二年颁御制“平定准葛尔告成太学文”，乾隆二十四年颁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文”。又前为棂星门，们之前东西各有一门，门额东为“德配天地”，西为“道冠古今”。又前为壁照墙，左坊“圣域”，右坊“圣关”。墙后有华表日月石柱一对。两庑之南各有房屋三间，东为“省牲所”，西为“神库”。太和元气坊之东，有“更衣所”。其东南有“黉门”，达于儒学。

皇极典第二百二十二卷

圣寿部汇考八

皇清八

康熙五十二年

《万寿盛典初集》：吏部、户部、仓场榜文

伏以鸿图永固，万方瞻有道之庥。

凤历绵延，亿载衍无为之治。钧天与梵天并奏，发育同春。化日与慧日齐辉，光华复旦。祯祥集而得名得寿，福禄崇而俾炽俾昌。率土腾欢，普天申祝。钦惟皇帝陛下，执两用中，参三建极。聪明作后，合容执敬，别以有临。睿圣通微，兼肃乂哲，谋而并用。至仁育物，大生成胞与之恩。纯孝格天，极爱敬尊亲之至。覃敷文德，肇开理学之渊源。

焜耀武功，快睹干戈之偃戢。祥刑肆赦，曲予生全。正赋频蠲，时筹积贮。圣不自圣，凡事关军国，必集百尔以相咨。恩复加恩，纵言出刍荛，亦执两端而是察。树人蒸髦士，特开万寿之科。越格取英才，并采五戎之士。休徵叠见，奚啻器车泽马之效灵。讴颂时兴，实合朝野臣民之爱戴。恭逢万寿昌期，庆届六旬圣节。稽诸《鲁论》，正圣学耳顺之初。愬厥《虞书》，适道统心传之始。牟尼御世，尚隔二旬。泰岳降神，独先十日。花迎剑佩，荐桃实以餐霞。柳拂旌旗，润杨枝而洒露。允矣太平乐事，猗欤盛世荣光。〈臣〉等忝列班行，弥惭报称，颂祝幸逢乎嘉会，广扬冀展夫愚诚。羲历轩图，钦圣朝之有道。象筵蜺座，知佛法之无边。伏愿用锡繁禧，敛时五福，大德必寿，贺天子之万年。攸久无疆，庆本支之百世。从此山川流峙，福并高深，日月升恒，光同临照。康衢鼓腹，年年歌天保之章。大地嵩呼，岁岁赓华封之祝矣。

吏部尚书仍兼管总督仓场事务〈臣〉富宁安、尚书〈臣〉吴一蜚、左侍郎〈臣〉孙柱、〈臣〉李旭升、　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　经筵讲官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学士〈臣〉王顼龄、郎中〈臣〉佛尔和、〈臣〉郎固里、〈臣〉余国璧、〈臣〉达兰泰、〈臣〉马际阑、〈臣〉厄僧、〈臣〉吴达海、〈臣〉布詹、〈臣〉郑昆玺、〈臣〉苏琠、〈臣〉郭晋熙、〈臣〉裘君、弼员外郎〈臣〉钵赖、〈臣〉存柱、〈臣〉牛钮、〈臣〉花善、〈臣〉长保、〈臣〉那思泰、〈臣〉鲁之杰、〈臣〉董哲、〈臣〉叶弘绶、〈臣〉陈廷纶、〈臣〉林绍祖、主事〈臣〉巴尔泰、〈臣〉色赫里、〈臣〉勒德、〈臣〉赛章阿、〈臣〉五格、〈臣〉蒋永禄、〈臣〉鱼鸾翔、〈臣〉谢乃果、司务〈臣〉朱寿、〈臣〉吴科、笔帖式〈臣〉常德等、户部尚书〈臣〉穆和伦、〈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塔进泰、　经筵讲官左侍郎〈臣〉王原祁、　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噶敏图、右侍郎〈臣〉廖腾煃、郎中〈臣〉傅舒、〈臣〉汤奇、〈臣〉赫杜、〈臣〉孙塔哈、〈臣〉华善、〈臣〉永泰、〈臣〉储隆阿、〈臣〉森图、〈臣〉佛保柱、〈臣〉马准、〈臣〉色纳、〈臣〉常明、〈臣〉赫伸、〈臣〉孙泰、〈臣〉萨木岱、〈臣〉双禧、〈臣〉南泰、〈臣〉吴赛、〈臣〉赵德、〈臣〉萨哈布、〈臣〉常保、〈臣〉许维模、〈臣〉莫象年、〈臣〉王世绳、〈臣〉王光奭、〈臣〉田肇丽、〈臣〉冯肃、〈臣〉程懋、〈臣〉金一凤、〈臣〉乔云名、〈臣〉王奕鸿、〈臣〉王克贞、〈臣〉阮应商、〈臣〉陆云从、〈臣〉闵本贞、员外郎〈臣〉廷柱、〈臣〉花善、〈臣〉邓柱、〈臣〉图礼、〈臣〉鄂起善、〈臣〉赫昌、〈臣〉达哈塔、〈臣〉白雅图、〈臣〉达林、〈臣〉勾色、〈臣〉乌礼、〈臣〉费遥色、〈臣〉迈图、〈臣〉塔呼喇、〈臣〉阿延图、〈臣〉七哥、〈臣〉傅保、〈臣〉聘阿那、〈臣〉乌达礼、〈臣〉观音保、〈臣〉拜哈喇、〈臣〉阿尔哈兔、〈臣〉布尔赛、〈臣〉殷达礼、〈臣〉勒色礼、〈臣〉商义图、〈臣〉恒格对、〈臣〉包衣晕、〈臣〉吴色、〈臣〉甘来、〈臣〉欢起、〈臣〉萨克萨哈、〈臣〉阿图、〈臣〉迈柱、〈臣〉孙达礼、〈臣〉勒起、〈臣〉田轩来、〈臣〉江景瑞、〈臣〉马钟华、〈臣〉李舜卿、〈臣〉赵成穮、〈臣〉王洽祖、〈臣〉张为政、〈臣〉任奕、〈臣〉王珍、〈臣〉姚谦、〈臣〉范如璋、〈臣〉谢赐履、〈臣〉郑勖、主事〈臣〉阿礼、〈臣〉诺岷、〈臣〉苏新、〈臣〉傅德、〈臣〉马跃龙、〈臣〉董起、弼〈臣〉傅玺、〈臣〉刘保柱、〈臣〉保武、〈臣〉海寿、〈臣〉鄂玺、〈臣〉钮牛、〈臣〉那亲、〈臣〉傅通阿、〈臣〉朱麟、〈臣〉马林宝、〈臣〉那郎阿、〈臣〉邵保、〈臣〉张如绪、〈臣〉唐崇勋、〈臣〉汤震、〈臣〉张友程、〈臣〉黄叔璥、〈臣〉林霖培、〈臣〉吴琼芳、〈臣〉朱廷宁、〈臣〉陈瓒、〈臣〉李鼎徵、〈臣〉蒋洪澍、〈臣〉李文麟、司务〈臣〉德明、〈臣〉杨道存、司库〈臣〉常明、〈臣〉保柱、〈臣〉满保、〈臣〉乐周、笔帖式〈臣〉陈世则等、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臣〉施世纶、工部郎中管坐粮厅事〈臣〉江藻、大通桥监督〈臣〉阿达海、〈臣〉阎纯玺、大西仓监督〈臣〉穆腾、〈臣〉范振德、中南仓监督〈臣〉孟耒、〈臣〉王洽祖、禄米仓监督〈臣〉毛岱、〈臣〉范光曦、兴平仓监督〈臣〉鄂索礼、〈臣〉张振嗣、太平仓监督〈臣〉朝奇、〈臣〉李承祖、富新仓监督〈臣〉苏伯霖、〈臣〉王珍、北新仓监督〈臣〉克声、〈臣〉李来章、南新仓监督〈臣〉齐什、〈臣〉章祖烈、旧太仓监督〈臣〉道色、海运仓监督〈臣〉张景载、本裕仓监督〈臣〉鄂齐礼、宗人府府丞〈臣〉李涛、

候补三品京堂〈臣〉李华之、

内府广善库郎中〈臣〉德成格、〈臣〉厄里得黑等、内阁侍读〈臣〉姚光祖等，恭祝。

福建、山东、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六省臣民表文

伏以星云献瑞，千龄启圣之期。木火司权，五德当王之运。值虹流之令节，金阙辉腾。际电绕之芳辰，玉阶春满。休光下烛，嘉气旁通。盖天生有道之圣人，会有极，归有极。必躬享无疆之历数，如月恒，如日升。敛诸福以弥新，体一元而敷惠。深仁厚泽，少而壮，壮而老，皆大化之所涵濡。强固精明，诚则久，久则徵，与造物同其悠远。

钦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缉熙纯嘏。天纵神武，当宝祚之方新，遂已櫜弓矢而奠家邦。学备圣文，即翠华之在御，亦必对诗书而称古昔。道建畴范之极备，寒暑雨旸而皆得其时。心契河洛之传历，元会运世而不愆其数。所以声灵遐振，多方久庆。升平福禄来同，寰宇共登仁寿。抚五辰而致顺，毓万物以皆昌。乃者日丽胃维，月躔青陆。阳开泰而更盛，正一人纳庆之辰。令当和以迎休，乃八方禔福之日。风吹大泽，日照昌期。黄云覆晨，赤光炳夜。恭逢万寿，节是长春。共贺六旬，蓂舒初叶。天垂云汉，仰周代作人之恩。民沐雨膏，陋汉家赐复之诏。必得其寿，必得其名。命自申于穹旻，俾尔炽昌，俾尔多益。福乃均于品庶，西郊昼永，夹道香浓。北极星辉，寰区瑞现。雕题凿齿，皆航瀛海而来。卉服鸟言，亲睹皇居之大，而乃睿思谦抑，更辞祝于三多。玉旨昭宣，愿底宁于万国。此惟江海善下，每有纳流之心。然而日月居高，共仰照临之位。汪濊普周于八裔，欢呼远匝于九围。虽罄祝嘏之词，曷称颂飏之旨。庆超邃古，美冠将来。

〈臣〉等仰荷鸿钧，亲逢景运。潢污比陋，河清幸遘于千年。尘壤均微，山祝

同呼于万岁。适天人之嘉会，神圣笃生。伸臣子之微情，讴歌竞献。倾心

舜日，欣福祉之弥长。翘首尧天，颂寿祺之永久。伏愿业侔地富，算比天崇。

抚大顺于璿玑，万灵效祉。御至和之玉烛，四海交欢。民洽好生，人登仁寿。瞻云焕烂，击壤逍遥。自祖父以迄孙曾，称觥跻堂，长奉天颜之有喜。由畿甸以暨海表，嵩呼华祝，群知帝祚之无疆矣。

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李光地、世袭衍圣公〈臣〉孔毓圻、福建一等海澄公〈臣〉黄应缵、予告吏部尚书〈臣〉宋荦、户部右侍郎〈臣〉廖腾煃、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臣〉施世纶、　经筵讲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王思轼、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张志栋、予告工部右侍郎〈臣〉李元振、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彭始抟、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左必蕃、宗人府府丞〈臣〉李涛、内升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李华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臣〉吕履恒、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梅之珩、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张德桂、原任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杨笃生、国子监祭酒〈臣〉徐日暄、顺天府府丞〈臣〉王懿、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讲〈臣〉阎锡爵翰林院侍讲〈臣〉吴垣、〈臣〉魏方泰、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臣〉孙勷、国子监司业〈臣〉鲁瑗、提督浙江学政翰林院编修〈臣〉宋至、翰林院编修〈臣〉潘体震、〈臣〉彭廷训、〈臣〉林之浚、〈臣〉郑任钥、〈臣〉李绂、〈臣〉陈似源、〈臣〉吕谦恒、翰林院检讨〈臣〉王传、〈臣〉蒋肇、〈臣〉柯乔年、〈臣〉吴相、〈臣〉张懋能、〈臣〉李日更、〈臣〉李掌圆、〈臣〉黎致远、〈臣〉刘大毂、〈臣〉何世綦、〈臣〉丘尚志、翰林院庶吉士〈臣〉赵泰临、〈臣〉李中、〈臣〉于广、〈臣〉宋筠、〈臣〉陶成、〈臣〉周凤来、〈臣〉李钟侨、〈臣〉林昂、〈臣〉乔时适、〈臣〉漆绍文、〈臣〉林景拔、〈臣〉胡煦、〈臣〉张淳、〈臣〉孟班、〈臣〉莫与及、〈臣〉鲁立、〈臣〉谢世济、吏科掌印给事中〈臣〉潘锦、户科掌印给事中〈臣〉耿惇、礼科掌印给事中〈臣〉陈允恭、工科掌印给事中〈臣〉刘士聪、掌京畿道事山西道监察御史〈臣〉李永绍、四川道监察御史〈臣〉璩廷祐、稽察钱局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吴梁、协理河南道事山西道监察御史〈臣〉张世祺、协理山西道事江南道监察御史〈臣〉李璿、协理山西道事陕西道监察御史〈臣〉李楠、巡视中城浙江道监察御史〈臣〉陈书、巡视南城广东道监察御史〈臣〉李景迪、巡视西城广西道监察御史〈臣〉刘慎、原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臣〉廖之谅、吏部稽勋司郎中〈臣〉郭晋熙吏部验封司郎中〈臣〉裘君、弼户部福建司郎中今授直隶分巡天津道〈臣〉王光奭、户部山东司郎中〈臣〉莫象年、户部江南司郎中〈臣〉田肇丽、户部江西司郎中〈臣〉冯肃、户部贵州司郎中〈臣〉程懋、礼部仪制司郎中〈臣〉郑晃、刑部云南司郎中〈臣〉吴琳芳、刑部江西司郎中〈臣〉朱纲、刑部四川司郎中〈臣〉周祚显、刑部陕西司郎中〈臣〉邹球、吏部考功司员外〈臣〉林绍祖、吏部稽勋司员外〈臣〉陈廷纶、户部四川司员外〈臣〉谢赐履、户部广东司员外〈臣〉张为政、户部云南司员外〈臣〉范如璋、兵部职方司员外〈臣〉任坪、刑部四川司员外〈臣〉孙叔诒、刑部山西司员外〈臣〉刘天眷、刑部福建司员外〈臣〉李承祖、工部屯田司员外〈臣〉夏畴、工部都水司员外〈臣〉赵善庆、吏部文选司主事〈臣〉谢乃果、户部浙江司主事〈臣〉吴琼芳、户部福建司主事〈臣〉张如绪、户部陕西司主事〈臣〉李鼎徵、户部四川司主事〈臣〉林霖培、户部贵州司主事〈臣〉李文麟、礼部仪制司主事〈臣〉邹琯、兵部车驾司主事〈臣〉龙灿、刑部云南司主事〈臣〉王功濯、工部屯田司主事〈臣〉林逢都、工部营缮司主事〈臣〉孔毓璞、内阁中书舍人〈臣〉刘曰煃、〈臣〉张开宗、〈臣〉李元起、〈臣〉赵作鼎、〈臣〉窦容恂、〈臣〉吕耀曾、〈臣〉黄贞乾、〈臣〉范授中、〈臣〉李树目、〈臣〉邓廷哲、中书科中书舍人〈臣〉杜述先、〈臣〉钟灵秀、〈臣〉何道暄、行人司行人〈臣〉王肃章、大理寺寺正〈臣〉孟孙绳、〈臣〉徐仪、大理寺寺副〈臣〉林洪烈、大理寺右评事〈臣〉莫弘济、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臣〉孔传志、鸿胪寺寺丞〈臣〉安定求、光禄寺大官署署正〈臣〉宋瞻祖、国子监助教〈臣〉田曼硕、〈臣〉邓篪远、吏部司务〈臣〉吴科、户部司务〈臣〉杨道存、工部司务〈臣〉黎仕琼、大理寺司务〈臣〉区廷选、翰林院典簿〈臣〉李据、詹事府主簿〈臣〉李浔、詹事府录事〈臣〉李珍、国子监学录〈臣〉丁必捷、顺天府通判〈臣〉陈世荫、大兴县知县〈臣〉陈守创、西城兵马司副指挥〈臣〉张珠、供奉食俸效力知府〈臣〉涂居仁、卓异河南归德府鹿邑县知县〈臣〉李钟冲、銮仪卫治仪正〈臣〉温安海、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臣〉张源、候补郎中〈臣〉宋之确、候补主事〈臣〉罗复晋、〈臣〉王沛恂、〈臣〉王延祺、〈臣〉彭士仰、〈臣〉李勋、〈臣〉许隆远、〈臣〉傅兆槐、候补中书应升〈臣〉李景遂、〈臣〉梅廷谟、候补中书〈臣〉张坦、〈臣〉陈言吉、候补鸿胪寺寺丞〈臣〉孙叔恂、候补国子监典簿〈臣〉罗士瓛、候补副使道〈臣〉李宜麟、候补佥事道〈臣〉李可淳、候补知府〈臣〉黄良佐、〈臣〉任士理、〈臣〉王眉谷、候选同知〈臣〉刘光洙、〈臣〉张令璜、〈臣〉张瑗、候补知县〈臣〉吴周祯、〈臣〉薛契英、原任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候补应升〈臣〉曾逄圣、候选知县〈臣〉汪兆熊、〈臣〉涂纲、〈臣〉薛契武、〈臣〉梁倚汉、〈臣〉宋一端、〈臣〉伍质、〈臣〉鲁亭、〈臣〉康学敬、〈臣〉许容、〈臣〉李茹旻、壬辰科进士〈臣〉徐启统、原任翰林院编修〈臣〉熊本、原任刑部福建司郎中〈臣〉张丙厚、原任工部虞衡司员外〈臣〉米瑛、原任刑部福建司主事〈臣〉黄致中、原任刑部云南司主事〈臣〉许祚远、原任福建延建邵参议道〈臣〉王式谷、原任湖广衡州府知府〈臣〉孔兴滋、原任合水县知县〈臣〉刘时通、原任武邑县知县〈臣〉吴秉芳、原任河南河北总兵官〈臣〉王应统、原任浙江嘉兴府守禦所掌印管屯千总事世袭拖沙喇哈番〈臣〉林廷珍等，恭进。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王懿荣是晚清一流的学者，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被称为“甲骨之父”，是中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便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王懿荣既是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学术贡献与爱国节操将永世长存。

　　一.出身于福山名门望族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八(公元1845年7月12日)王懿荣出生于福山古现镇东村(现划归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古现村座落在福山城西北30华里处，村庄在不高的凤凰山北坡山脚下，村东北面临大海。家乡人民为他在福山城内建立了纪念馆，以表达对这位先哲的崇敬。1989年10月17日，纪念馆在位于城里街的红十字会旧址落成并举行了开馆剪彩仪式。这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1358平方米，拥有房舍55间，两进院落。前身为福山著名画家李程九的画室“听松斋”，是清末文人墨客集会的场所，李程九于1927年将其捐给世界红十字会作为福山分会会址。后又迁址于王氏庄园。王氏庄园建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占地3600平方米，三进庭院，有房舍60间，为王氏家族王滨所建。1999年6月18日，设在王氏庄园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举行开馆剪彩仪式。

　　王懿荣的故乡福山是一座美丽富庶的古城,现为烟台市五区之一。福山历史悠久，古现有二千多年前的牟子国国都遗址。牟子国原为鲁国属国，地处今莱芜市，因夹在齐鲁之间，屡遭战火蹂躏，乃东迁于此。福山县建置于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历代沿之。1983年11月，改为烟台市辖区。福山古称“福地”，有“银福山”之称。这里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风光秀丽，环境宜人。福山人杰地灵，被誉为“文化之邦，诗书世泽”。王懿荣在福山的始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在福山为官几年后喜欢上了这块美丽富庶且人杰地灵的“福山”，决定定居于此。王氏家族遂在此繁衍子孙，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福山王氏一家确属官宦世家，先后录取翰林6名，进士24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出了三任封疆大吏；有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之称，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乾隆曾称：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自始祖王忠至王懿荣共16世，均在政界为官。

　　王懿荣二世祖王云，官知县(县名失考)。三世祖王俊，明景泰三年(1452)岁贡生，官知县(县名失考)。四世祖王纶，官江南上海县知县。五世祖王锦，字世重，为礼部儒官。六世祖王国学，为名诸生。七世祖王久任，字风池，明万历十四年(1586)岁贡生，官山西文水县主簿，迁王府纪善，为官清廉，东归时卖掉30亩田才偿还了路费。八世祖王道增，字仰池，礼部儒官，有子6人：骘、铎、锷、王廷、阝序、典。王阝序是王懿荣的九世祖，他嗜好读书，博览群经，名噪士林，却屡试不第。先在家中奉养父母，直至父母双亡。后随居长兄王骘官衙，游历大江南北。王骘，字辰岳，一字相居，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邢部郎中、四川松威道、直隶口北道、太常寺卿，直至江西巡抚、闽浙总督、户部尚书的高位，为官清廉。在闽浙总督任上，康熙曾赐书“养素”二字匾额一幅加以褒奖。王阝序有子一人，名符。王符，字远征，号溟波，是王懿荣的十世祖，官云南云龙洲知州、四川成都府知府、大理寺卿等。王符有六子，均为朝廷命官，其中次子王从绳，字司直，是王懿荣的第11世祖。王从绳有四子：衍绪、广绪、景绪、坦绪。王景绪，是昆瑞，是王懿荣的第12世祖，举人出身，官福建永春直隶州州同、大田县知县、云南鹤庆州、镇雄州知州。王景绪有子二人：孔长、允长。王允长，字子惟，又字丹谷，其子王兆琛即为王懿荣的祖父。

　　王兆琛，原名北玺，字叔玉，一字西坡。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嘉庆二十二年(1817)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兼总纂官，历任知县、会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知府、江西督粮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甘肃按擦使、四川布政使，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山西巡抚。他是王懿荣的祖先中第3个成为封疆大吏的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遭御史弹劾。山东巡抚历来兼盐政，任内私受盐商节礼银，其家人贪索规礼，门卫、轿役仗势滋事，经饮差户部右侍郎福济、刑部左侍郎陈孚恩查问，将王兆琛革职抄家充军新疆。王懿荣的祖母于太夫人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1850年2月1日)辞世。他的祖母也出身名门。于太夫人原籍文登，其五世祖于可托(字阿辅)是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职，其祖父于业与父亲于颖发均曾任江苏、江防同知一职。于太夫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公元1783年2月11日)，享年67岁。王兆琛病故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67岁。

　　王兆琛有5子：伯润、丙坤(原名伯涛)、伯平(原名伯桂)、伯淳、祖源。王祖源即为王懿荣的父亲。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是福山县城西关谢牧之的女儿。谢牧之，字准夫。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制科孝廉方正。任广东新兴县和顺德县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第34任澳门同知，同知为府的副职。当时，澳门作为广州府直辖的一个特殊区域。谢家也是福山县的望族。谢牧之的父亲谢宜庄，乾隆年间监生。王懿荣正是在他外祖父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

　　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是书香世家。王懿荣的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精研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九世祖王骘行世的著述有《大司农奏议》1卷、《养素堂文集》8卷、《诗集》6卷、《义圃传家集》8卷。另外，他还与同县鹿兆甲等人合纂《福山县志》(康熙)12卷。十世祖王符酷爱图书，且善诗、古文词。著述有《王太常集》2卷，收入王懿荣所编辑的《天壤阁丛书》。他在任云南龙云洲知州时，还纂有《云龙州志》。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精通经史，精于书法，尤长于文字音韵学，公务之余致力于著书立说，有多种著述传世，包括《正俗备用字解》5卷、《经义测海》2卷、《重韵辨义》4卷、《奏疏存稿》5卷、《御史奏疏》1卷、《巡抚奏疏》4卷及《眄堂书屋集》等。《正俗备用字解》被收录在《天壤阁丛书》中。父亲王祖源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著作有《判花轩集》2卷、《尔雅直音》2卷、《声调之谱》、《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明刑弼教录》等。王祖源在近代武术史上也值得提上一笔。咸丰四年(1854)，他随在陕西为官的兄长(历官陕西延长、南郑、蒲城、长安等县知县)居住时，认识了力士周斌，三人同游少林寺，在寺中住了3个月得少林《内功图》与《枪棒谱》而归，经删节后于光绪八年(1882)刊印，另定名为《内功图说》，其内容包括十二段锦总诀及图解、易筋经图解等。

　　在王懿荣的先祖中，还有一位能著书立说的才女，她就是王懿荣的从祖姑王照圆。王照圆(1763年—1851)，字瑞玉，号亻宛 亻全。她的丈夫是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郝懿行(1757年—1825)，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王照圆既是郝生活上的伴侣，又是其学问上诤友，俩人相互切磋，疑难共析，如师如友，有“高邮王父子”(王念孙与王引之)，“栖霞郝夫妇”之称。郝懿行一生治学，著述甚丰，已刊与未刊的总计有60余种之多，重要者如《尔雅义疏》、《春秋说略》、《宋琐语》、《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海错》等，多收在《郝氏遗书》里。王照圆的著作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注》、《梦书》、《闺中文存》等。夫妻二人相互支持，并进行学业上的合作，共同的著作有研究《诗经》而写成的《诗问》及《诗说》二书，此外还有汇集平日夫妇俩的唱和诗而成的《和鸣集》。

　　王懿荣在自己的书信和著作中屡提及其从祖姑及从祖姑丈，可见深受他们的影响。

　　二、艰难的求取科名之路

　　王懿荣的出生，伴随的是国家与家族，大家与小家的同时变故。他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此前的5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与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它们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在此后的4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的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福山王氏一家家道中落，从显赫的高门望族败落为困顿的穷困寒门。

　　王懿荣5岁时遭家庭变故，他家的家产可以被抄没，但其作为文化世家的家学背景，绵延世泽却不会在旦夕之间被毁坏、阻断。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还中式道光乙酉科拔贡。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王懿荣从小接受寒门子弟所不能有的良好家学氛围与优质启蒙教育，这为他成长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道光三十年(1850)，6岁的王懿荣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的前几位老师都是外祖父家的人。第一位启蒙老师为外叔祖谢学支之(学庵)先生，庠生。他幼年时读书的私塾，设在本门长房一处叫“有棣堂”的房舍，内有“遗书楼”，为藏书之地，因其爱登楼取书阅览，大人对他还多有防范。王懿荣后来中了进士回乡探亲时，正好借居这一幼年时读书的场所，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他在《天壤阁杂记》中追忆了孩提时在此读书的情景，颇多感慨。

　　咸丰三年(1853)，9岁的王懿荣受业于母舅谢琴南(字焕昭，廪生)、谢价人(字应劭，庠生)两先生。咸丰六年(1856)，父亲王祖源入京供职兵部主事，12岁的王懿荣与母亲一起留居福山老家，寄居祖父家，就读于台子街同理王氏家塾，受业于母舅谢应起先生。谢应起，字虞臣，道光乙酉科的拔贡，曾任河南宜阳县知县。咸丰八年(1858)，14岁的王懿荣受业于表伯张恩煦先生。张恩煦，字墨林，咸丰庚辛进士，曾任直隶乐亭县知县。次年，他先受业于母舅谢荣宗先生。谢荣宗，字仁山，廪生。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入京，并受业崔穆之先生。崔穆之，字清如，山东茌平县人，道光乙酉科拔贡，于本年刚中顺天乡试举人，又于咸丰十年(1860)联捷考中进士，后官至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常澧道等职。

　　咸丰十年(1860)，此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北方山东等地有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王祖源奉旨回籍办团练。王懿荣随父到济南，就读于泺源书院。同年侍父回北京。咸丰十一年(1861)，王懿荣17岁。这一年他受业于明广先生。明广，字仲居，山东禹城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候选知县。

　　幼年、少年时代的王懿荣，先后在福山、北京、济南师从8位先生，并入过书院，接受了多种风格的启蒙与初级教育，尤其是深受他祖父及父亲及外祖父一家的影响。他后来从事古文字及金石文物的研究，就是受家庭影响的结果。他读书的兴趣广泛，不屑于章句、帖括，但为求登上仕途，又必须苦读四书五经，这大体也是大人对其登览遗书楼严加防范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一心只读圣贤书”，死记硬背经文以应付科举考试，这是长辈、先生对学子的期望、要求。不管是否喜欢，不管是否有用，为了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荣耀，他还是得走科途求仕之路，还是得去死记硬背帖括经文。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后，王懿荣登上了更为艰难的仕途跋涉之路。

　　同治元年(1862)，18岁的王懿荣参加了第一次乡试，开始走上艰辛的科举求仕之路。仅乡试他就参加了8次，历经17年的努力，才中了举人。

　　王懿荣参加的第一次乡试是同治元年(1862)的壬戍恩科的顺天乡试。房考官为许其光(字濑)先生，他很欣赏王懿荣所作制文，嘉许其为奇文，以北元(清代以顺天乡试、江南乡试为“北闱”，“南闱”，北闱第一名为北元)请于主考官，未获批准。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它名次，王懿荣遂落弟。次年，王懿荣受业于周悦让先生。周悦让，山东莱阳人，字孟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末科进士。周悦让治经有很深的造诣，虽本于汉学，但又能兼收并蓄，撰著有《通经》11卷，《子通》20卷、《增修登州府志(光绪)》69卷，《史通》20卷、《俊游庵版记》等，其中，《登州府志艺文志》由周悦让撰，王懿荣校补。王懿荣以同郡之谊师事周悦让，俩人性情相投，从学者获益非浅。

　　同治三年(1864)，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这项奖励可以移给自己的子弟亲属。黄熙庭将此奖给予王懿荣。王懿荣被签分到户部任额外(候补)主事。是年初，黄夫人携长女由保定来到北京，随侍公公、婆婆于京宅。在此前后，王懿荣痛失多位亲人，使祖父遭贬及辞世以后家道中落造成的不幸雪上加霜。他的弟弟王懿霖于同治四年(1865)殁于京师，年仅17岁，他的外姑王太夫人与长女王保生于次年在京师病故。次女王崇瑛(乳名定住)、长子王崇燕(字翼北，又曰孟喜)、次子王崇烈(字汉辅，亦曰火传)则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同治七年(1868)、同治九年(1870)降生，均为黄夫人所出。爱弟王懿霖去世时，王懿荣答应为其立嗣，次子王崇烈后过继给王懿霖。这些年中，王氏一家家计是十分困难的，清苦远过于寒素，乃至他祖父辞世20年后方归葬故里。但家境的困顿更能激发王懿荣发奋苦读，为登榜以显扬家族而不懈努力。乡试难，而顺天府的乡试则难上加难，因为参加顺天府乡试的不仅有直隶省的应考生，还有各省督抚推荐前来应考的外省优秀者，这使得竞争更趋于激烈。在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后，王懿荣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新的冲击，在艰辛的求仕道路上艰难跋涉。

　　同治十二年(1873)，王懿荣29岁。是年秋，他又一次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副贡第一名。此次乡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全庆(那拉小丁)，副考官为吏部右侍郎童华(字薇研)，左都御史胡家玉(字小遽)，户部左侍郎潘祖荫(字伯寅)，同考官员是礼科给事中胡毓筠(字介卿)。清科举制度规定，在正榜之外录取若干名额为副榜，可作为员生，称副贡。这也是正途出身的资格，而且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可直接升入国子监读书。虽只中式副贡，但这毕竟前进了一步。

　　光绪元年(1875)和二年(1876)，王懿荣连续参加了乙亥恩科及丙子科的顺天府乡试，均名落孙山。房考官分别是是鲁琪光(字芝友)和樊恭煦(字介轩)。至此，王懿荣参加山东顺天应试共7次而不中。

　　光绪五年(1879)，王懿荣35岁。这年秋天，他又一次应顺天乡试，这是他第8次参加乡试，这一次终于中试第31名举人。中举以后，还有复试，在保和殿举行。王懿荣认真地完成四书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与五言八韵诗《赋得播厥百谷》。复试考卷经阅卷大臣批阅后进呈皇上，由皇上钦定为一等第7名。历尽17年的艰辛岁月和8次乡试的苦苦冲刺，终于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秋闱”报捷后，王懿荣旋赴“春闱”，为自己的前程，为王氏家族的荣誉。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参加庚辰科会试。会试也是三年进行一次，于辰、戌、丑、末年的三个月份在京城举行，称“春试”或“春闱”，各省举人皆可应考。正科之外也有恩科，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王懿荣在参加乡试时屡遭挫折，屡屡令人想到秋风的凄厉，可参加会试可说是一举成功，可说是春风得意。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的考场称为贡院，考试一连9天，是在会试之年的阴历二月初七到十五。在9天中考三场，会试中的第1名为会元，其余为贡士，民间称进士(《大清会典》规定及第殿试考才能称进士)。三场考完之后，王懿荣焦灼地等待着发榜之日。这一天，他起了个大早赶到榜前，发现自己中式第156名贡士。发榜几天后，王懿荣参加了复试。复试在保和殿进行，贡士们由东华门进入保和殿。王懿荣提交了一篇四书文，题为《伊尹以割烹要汤》；还有一首五言八韵诗，题为《赋得日久蓬莱深》。他顺利通过了复试，被确定为一等第35名。复试之后是殿试(廷试)，在会试的同年旧历三月举行。会试录取的人须经殿试定等第。殿试还在保和殿，考试内容是“策对”。殿试皇帝亲临主持，阅卷大臣称为读卷大臣，意为皇帝读卷，共有8位。经过殿试以后，由皇帝和读卷大臣确定等第。一般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若干名，第一名传胪，其余称进士；三甲若干名，世通称为进士。另又将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王懿荣在《对策》中大胆直言，围绕吏治倡廉、人君躬行节俭、整军经武3件国家大事，阐述自己的见解。这3个问题在当时很有针对性，是当时急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关于吏治问题，王懿荣提出“安民必先察吏”，治吏“端在大吏”，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臣不廉，“则汲引私人，偏护僚属”，小吏会更加贪事。关于人主躬俭，这与治吏是相反的，最高统治者如果穷奢极欲，官场自然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要肃清吏治，君主必须“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他希望清统治者能像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君主一样，节俭亲民，做天下的表率。关于整军经武，他提出“统筹设兵驭将之法，以为制治保邦之要”，要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做到“有不战，战必胜。”王懿荣公忠谋国之心昭然可鉴，但当时日益走向腐败的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只能是让仁人志士仰天长叹了。殿试3天后，读卷大臣将试卷呈于皇帝，由皇帝钦定等第。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一切由慈禧太后定夺。此次殿试王懿荣的结果是二甲第17名，赐进士出身。殿试之后，新中进士还要在保和殿进行朝考，决定能否成为庶吉士。朝考日数只一天，只作策问一道，写的卷面和格式和殿试一样，由礼部办理并上闻皇上。朝考合格的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特设的教习馆学习三年，由学士、侍郎任教习，结业后经散馆考试，或留翰林院任编修或检讨，将来可选任为学台或副大主考等美差，或分发各部任主事，各省任知县、知府，他们有实际的官位和俸禄，外放用不着候补，各省督抚藩台对这些人须尽先予以任用。考取庶吉士，便是翰林院的翰林，故称“点翰林”，而皇上身边的某些官差只有翰林才能承当，所以，成为庶吉士是在仕途中飞黄腾达的重要一步。未考中庶吉士的，虽也能做各部主事、外省知县之类的官员，但须候缺，且在此期间，只有官衔，而无薪俸，十分清苦。王懿荣提交的朝考卷为《取财于地取法于天论》、《耕藉田疏》和一首题为《赋得荒郊花柳遍》的五言八韵诗。朝考揭晓，王懿荣为一等第3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0年的苦读与18年的打拼，付出总算有了回报。

　　中了进士，点过翰林，照旧例是要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王懿荣是15岁时随母亲来到北京的，住在父亲的兵部主事任所。咸丰十年(1860)父亲奉旨回籍办团练，他随父亲回过家乡登州，还在济南读书。同治六年(1862)，他与黄夫人在保定成亲。同治十一年(1872)，父亲简放四川龙安府知府，他没有随往。也就是说自从15岁入京后，除在济南、保定短驻外，一直住在北京，而长驻京师主要是奔波于科场。而今进士及弟、锦袍加身，总算如愿以偿，也可告慰于故里乡亲与为官四川的父老。光绪六年(1880)年底，新科进士王懿荣冒着严寒，回故里省亲、祭祖。旧历十一月份他由京起程，经直隶入山东。十二月，抵达故里古现村，借住他幼年读书的处所，本门长房的有棣堂。次年旧历二月，王懿荣经烟台北上返京。返京路上，他卖力于搜求文物。同年，他还请假由京赴川探望父母，一路往返还是关注收藏金石古玩之事。

　　三、置身于尔虞我诈的官场

　　光绪九年(1883)，王懿荣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馆肄业，取得第一等第26名的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他虽任过户部额外主事，但那非正途，所以说自此才算正式地进入了官场。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7日)， 移居东安门外锡拉胡同11号新宅。该宅原是长白敏恪公广寿的故居。翰林院为当时中央最高学术机构，自明朝中期以后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说法，“点翰林”意味着要在皇帝身边当差。他在皇宫附近择居就是因为它离皇宫近，上朝方便。他曾说：“为翰林必当供奉内廷，得地如此之在两掖，方足以侍滴漏候鸡鸣也。”开始是租寓，继则购得之。此后，他就一直驻在这里。

　　同年，召试南书房，未被录取，而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官。

　　光绪十年(1884)，王懿荣已是40岁，无论从位阶还是学识角度，都应说是事业有成了。是年又被任命为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国史馆与会典馆都是清廷的修史机构。国史馆属翰林院，主要任务是纂修清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三朝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历史，书成后撤销。乾隆元年(1736)复开史馆，撰修五朝历史(加康熙、雍正两朝)竣功后亦裁撤。三十年(1765)再设，自此成为常设机构。会典馆则是专修清代有关典章制度史书的机构。王懿荣恪尽职守，尤其是在撰修《光绪会典》时投入精力不少，曾得褒奖。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连上两道奏疏，即《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与《更定京员津贴银两名目疏》。后一奏疏指出，朝廷允准各省督抚通筹外销闲款为京官津贴。有不择名目及未作正开销者，有滥筹、滥发之嫌，建议要严格控制。他自己身为京官，也可以拿到这笔京员津贴，但还是建议要从严控制，要名正言顺，不希望乱取滥拿。由于此项津贴涉及到广大京官的利益，所以他估计“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议者违驳，至所讥弹”，自己的意见肯定会遭怨恨、反驳、讥讽，但为了遏制“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状况，表示决不随风逐流，遭到非议“亦所不避”。这一奏疏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他在殿试策对中所表达的安民必选察吏、治吏以廉为先，才与廉两者以廉为本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京官是全国官吏的表率，京官是否清廉关系到士风政体。需要指出的是，他不是说说而已，在当时腐败成风的习气下，他做到决不同乎流俗，一直清廉自守，过着清廉的生活，为士林所推重。稍后，王懿荣又奏上《醇亲王位分尊崇，请恪遵御论收回成命疏》。

　　同年三月，王懿荣还奏上《请速开马颊，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疏》。河工即黄河水利与漕运、盐政、兵饷并称为清代四大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向为忧国忧民之士所关注。王懿荣以为君主分忧，为民生着想自任，黄河下游流经的山东又是自己的家乡，因此对黄河下游水患自然是很关注的。他在奏疏里指出，黄河由山东入海始自汉、宋，以前曾在山东以外入海，如畿辅之天津、河间两府在夏周之际就曾经是九河入海故道。现今黄河从大清河入海，但大清河窄，泥沙淤积，日积日高，导致山东境内黄河连年决口，而京畿一带的地势是东高北低，黄河之水可能北下，“若不设法分减黄流，将来水性就下积渐之势在天津，实可虑也”。天津附近的静海、沧州一带“为历年霖潦积水不涸之区”，如再有黄河水患，灾情将十分严重，不可不设法预防。那么，如何解决黄河下游水患，既保山东平安，又可预防京畿水患，王懿荣注意到，上年山东巡抚张曜奉旨疏通下游，“近日开通徒骇，分设水门，引河入海”。他认为开通徒骇河“自是长策。然徒骇河上游面宽不过三四十丈，且多淤浅，势不如兼用马颊以分其势，为益尤大。马颊河身宽有百数十丈，两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残补缺，挑深增高，即可畅流入海。两河并用，黄水自然分减”。他表示自己的家乡登州府离黄河远而且地势高，不受黄河水患之害；也不是偏护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各州县；更用不着故作保卫畿辅之危词以危言耸听，而是看到“河势日北”，大有欲复九河故道之势，与民命国运息息相关，因此，“既有所见，不敢自安缄默”。此折体现了王懿荣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薰染的士大夫忧国忧民、关心国事民瘼的悲悯情怀。而他对黄河水利这类专业问题的关注与懂行，这与当时的一些清流派徒发高论、空腐无实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王懿荣新官上任数月间，任劳任怨，忧国忧民，积极建言，勇于任事，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赤胆忠心。他因此而病倒了，眩晕呕吐，病情严重。光绪十一年(1885)，朝廷举办乡试考官的选拔，王懿荣因病未能参加。

　　王懿荣人到中年，不但身行状况不如从前，而且家里的重担也拖累着他，使他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有几年中，王懿荣因为丁父忧等家事，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国事上转移过来。他的父亲王祖源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四日(3月19日)病逝于锡拉胡同京寓。在黄夫人去世后，王懿荣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亡妻。时隔10多年之后，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在试毕归京途中，他还写下了《过刑台悼黄夫人》：“泉下吾儿应见汝，汝心那识吾心哀。昙花五十三年后，重过刑台旧县来。”当时，他的长子王崇燕也病逝，他同时写有《汴闱秋夜即事有感》：两行官烛夜帘垂，世业家风子细思。体格尚知攻轧茁，声情岂可误连雌？伤心病妇蓬头日，触目亡儿咯血时.祗有无私堪报国，精神差处万人知。两悼王诗所表达的哀怀感伤，令人心酸。虽乡试之事繁忙，但他那能忘怀丧妻亡子之痛，不知泉下的黄夫人能否识得自己心中的哀痛。黄夫人享年仅37岁，他深以此为憾，把黄夫人比作昙花，37年加上离世后10多年，正值53年，这10多年来，哀恸、怀恋之情一直伴随着自己。光绪八年十一月(1882年12月)，王懿荣继娶谢夫人，抵直隶良乡县与谢夫人结婚。谢夫人是母舅良乡知县谢伟勋(字方平，山东福山县人，官直隶候补知县)的女儿。她后来与王懿荣一道殉国。王懿荣有四男三女。其中，长子、次子、长女、次女为元配黄夫人所出。长女四岁时早夭。次女王崇瑛于光绪八年八月(1882年9月)嫁与海丰(今山东无棣)吴氏。吴氏一家也是官宦世家，祖父吴式芬(字子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父亲吴重喜(字仲怡)，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举人，官到河南巡抚。光绪十七年(1891)，长子王崇燕参加山东省乡试，中式第16名举人，但不幸于光绪十九年(1893)早逝于京宅，年仅26岁。长子英年早逝，王懿荣深怀悲哀，写下了沉痛的悼亡诗。次子王崇烈于光绪二十年(1894)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32名举人。王懿荣继聚谢夫人后，生三子、四子、三女，三子、三女均降生不仅就夭折，四子王崇焕(字汉章)于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出生，父亲殉国时年仅9岁。

　　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任乙丑恩科乡试的磨勘试卷官。后来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磨勘试卷官。这是乡试、会试对诸考卷进行复核的官员。清代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乡试时开始，对考生的墨卷(原试卷)、石朱卷(为防止阅卷官认出考生笔迹而用石朱笔重新复写的卷子)进行复核。同年参加御史考试，钦取第1名，为记名御史，晋升为翰林院试讲，并任庚寅科庶吉士教习。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科庶吉士教习。

　　光绪十九年(1893)秋，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副考官是临渝李桂林(字子丹)。发榜后，得时人称道。乡试结束后，他回到北京。虽事务繁忙，但终难忍亡妻丧子之痛，留下了悼黄夫人及忆长子的两首哀怀凄恻的悼亡诗。

　　光绪二十年(1894)，王懿荣已年届半百。年初，他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以道府记名。京察是朝廷对在京任职官员的考核，明朝是6年一次，清朝改为3年一次。按一定标准考核后，按优劣分别予以奖惩。翰林院所属的官员京察列为一等的，可以任知府或道员。接着，他又参加了翰詹大考。皇帝所下上谕中说：“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校阅大臣进呈，朕复加披览，亲定等第，一等六员，二等七十七员，三等一百二十三员。”考核翰林的目的，既是通过检查翰林的学问作为其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同时是为各省乡试选拔考官。在此次大考中，被钦定为一等的6人为：文廷式，以侍读学士升用；秦绶章、陆宝忠以侍讲学士升用；戴鸿慈、秦兆文，以庶子升用；王懿荣以侍读升用。他们原都为编修。五月七日(6月10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王懿荣著在南书房行走。钦此。次日，王懿荣奏上《南书房行走谢恩折》，表达了恭谢天恩之意，表示要“勉竭愚诚”，“懔夙夜敬公之义”，恪尽职守，勇于任事，以报效“朝廷特达之知”。其忠心可嘉，但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冲击下已近覆亡，而整个官场依然昏庸腐败，他显然难以独力支撑大厦之将倾，最后选择以身殉国不是偶然的。五月二十四日(6月27日)，朝廷从翰林院选一补署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向皇帝推荐了王懿荣等3人，并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圈出王懿荣。起居注官是内廷侍从皇帝并掌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二十六日(6月29日)，他奏上谢恩疏。

　　在这些年中，王懿荣在失去黄夫人后，又连遭父丧子亡之恸，并承担了家庭重担，但他不因家事误公事，积极建言与任事，展现了一个忠孝兼顾的正直士大夫形象。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王懿荣接到上谕：“陆润痒现出试差，国子监祭酒著王懿荣署理。钦此”。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祭酒之职。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雍和宫对面的成贤街，左边与孔庙相比邻，取左庙右学之意。元明清三代，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各级官学亦归其统领，故而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始建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8)，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元代遗址已无从细考，只有古槐、古柏2株古树，相传为首任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所植。明代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国子监再建，清代又有增益。国子监之正门叫集贤门，是一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北有一大名鼎鼎之“辟雍”，乾隆时所建，是核心建筑，为天子讲学之所；后为彝伦堂，是祭酒(相当于校长兼教育部长)和司业(相当于当今之教务长)办公处所，还有“四厅六堂”，四厅为教习(教授、讲师)之办公处，六堂为监生之教室。国子监虽号称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相对较低。若想取得功名，还须参加乡试。唯一的照顾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皆可应试于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副县长)，或教谕、讯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监生们除学习四书五经外，尚有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天官、河渠、算法之类。

　　 王懿荣任祭酒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任职半年中，他一面在南书房行走，一面兼署祭酒，还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战争的进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他奏请回籍办理团练获准。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起程赴登州府。四月二十三日(5月17日)，接到上谕和议已定，停办团练，回京供职。向朝廷请假两月获准，后归里省亲。五月十八日(6月10日)奉上谕：“王懿荣著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六月假期已满，十六日(8月6日)，由烟台起程北上。二十日(8月10日)回京复命，具疏谢恩，并奏请注销钦命办理山东登州团练木质关防。

　

　王懿荣第二次任国子监祭酒也不过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光绪帝赏赐御笔“福寿”、“荣庆”各一幅，他与张百熙等具疏谢恩。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1896年2月18日)，母亲谢太夫人因年事已高，且南北往返，劳累过度，病逝于福山城内北街里第。谢太夫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享年74岁。王懿荣在京接到讣告，星夜匍匐奔丧。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服阕，他携长媳张氏及孙儿福坤回到北京。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王懿荣向光绪皇帝请圣安，蒙谕召见，并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次日，具折谢恩。二十三日(6月9日)到任。王懿荣在内廷当值，备受皇帝与两宫太后信任与重用，鉴别书画、恭代御笔、进呈书籍等事经常要找他，有时一日要两入宫廷。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王懿荣奉上谕：补授国子监祭酒。至此，他三为祭酒。

　　 王懿荣对艰难坎坷的求仕之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科考与入仕固然使自己光宗耀祖并得以跻身上流社会，但应付那种僵死无用的科考与风云难测的宦游，占去了自己的大好时光，使自己身心憔瘁。他也曾屡屡落弟，备受左邻右舍的嘲讽与鄙视。如果说中进士点翰林意味着人生的春天来临，然而凄凉秋风的阴影使他并没有感到春光无限的美好。以忠贞耿直、直言敢谏、清廉自守、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形象置身于腐败昏庸的庙堂与勾心斗角的官场，是显得那么不和谐与不趋时。他在多首诗作中道出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惆怅与愤懑情绪。

　　 王懿荣因科考与宦游身心劳累，曾经两得重症。一次是在十三年(1874)，他生了一场大病，3个月还不好。此时黄夫人还在，她自己也有病，但为侍侯自己的丈夫常常日夜不寐，白天抱病奉上汤药，夜静时还焚香为其祈祷，经此心力已瘁，益备不支。再一次是在任职以后，工作数日就病倒了，以致没能参加光绪十一年(1885)选拔乡试考官的考差之试。此后虽经多方延医诊治，但终未康复，他在一些临病的诗作中流露出了厌倦、逃避、冷漠之意。《病中寄雪堂和尚》一首中有两句：近从病里常生悟，自悔闲来不解禅。《病起即事书视同人并索和诗》中则有：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表达了自己无意于高官厚禄而甘愿全身心致力于金石之学的志向。另有一首《船中静坐有感》写道:百不如人两鬓华，长安久居若为家。可怜一病成秋境，满耳蝉声满眼花。

　　 科场高中，似乎未来前程似景，仕途不可限量。登上“玉堂”，在常人看来应意味着荣华富贵，风风光光。王懿荣中进士回乡省亲时却没有衣锦还乡的美好感受，《即事偶感》第一首中有两句：漫说玉堂天上似，从来高处不胜寒。登上“玉堂”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宦游的未来不会全是美梦成真，身居高位之后的厌倦与凄凉心境隐隐可期，困为从来都是高处不胜寒。 进场后，他的预感得到了应验。这种失望情绪在为官后的诗作中也流露了出来。他在《退值偶感 》一首中写道：

　心是儿时境已非，此心空逐白云飞。

　剧怜襟上三年血，换作五更朝里衣。

　　 儿时怀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希望自己能一展抱负，报效祖国并显扬家族，但现实却是官场的恶浊与国势的陵夷，实在是与自己当年的理想相差太远了。儿时的理想既已破灭，只好让心中曾有美好愿景随白云漂浮而去了。可聆可叹的是，自己一生的心血，换来的是一身皮囊，一身五更上朝时的朝服。

　　 想到自己对仕宦的厌倦，王懿荣真不希望自己的新生儿子再重走自己走过的老路，往事不堪回首，还要从头再来。光绪十八年(1892)，王懿荣48岁时，第四子王崇焕降生，他写下了《举第四子崇焕》一诗：

　京曹岁月太匆匆，二十八年一梦中。但愿此儿能长大，半耕半读作村翁。

　　 他告诫自己新生儿子，官场险恶，希望其做个半耕半读的村翁，不要再追逐仕途了。你可能做的是美梦，但一触及现实，会将美好憧憬无情地打破。高处不胜寒，还是做个平民百姓吧，平平淡淡才是真。

　　 还是在这一年，王懿荣的次子王崇燕参加本年壬辰科会试，考完二场、三场，洛血满地，次年病逝，享年仅26岁。有多少人为科场仕途付出了心血、才力、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王懿荣正是带着这种对仕途的厌倦而匆匆离去的。

四、关心中日危局主动请缨抗敌

　　 光绪二十二年(1894)，是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击沉运送清军的商轮“高升”号，全船官兵700多人死难。同日，日本陆军向驻屯牙山的清军发动攻击，排起了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战火燃遍朝鲜全境，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同时告急，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重创。面对危局，时为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如焚，焦灼地关注着战争的进展。他是一介书生，且年届半百，但看到国家多灾多难，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御敌报国之志日益坚定。他多次上书建言，就军情、布兵、用人、筹饷等奏呈皇帝，其情之殷、其心之忠、其意之切，跃然纸上。

　　 九月一日(9月29日)这一天，他连上三折：《皇太后万寿，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时势孔亟，请召用亲贤疏》，还有偕同王文锦、吴树梅联名奏上的《请召用恭亲王疏》。

　　 这年的十月初十(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大寿。尽管战事吃紧，但清廷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忙于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就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并于二年后改名为颐和园。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成军之初，总吨位27400余吨，是日本海军的两倍，中国海军的实力占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慈禧化巨资整修颐和园和进行三海工程建设，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给海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北洋海军自成军至甲午战前，未添置一艘新舰。清廷统治者不顾国家安全只顾忙于万寿庆典。为举行庆典，清廷早早就成立了庆典处，专管办理庆典事宜。庆典期间，凡慈禧太后由颐和园皇宫所经过的道路两旁，街道铺面要修葺一新，并分段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点景工程共分6段，每段需银4万两，60段约需240万两。王懿荣对清廷无钱办海防却有钱忙于庆典，尤其是不顾战事吃紧继续操办庆典，很不以为然。他上疏要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皇太后庆典不一定非得在国家安危之际操办，可等打完仗以后“随时补行，何时非万寿之时，何日非祝愿之日”。别人忙着趁庆典之际讨好慈禧，而他却不知趣地要让太后扫兴，直言敢谏，冒死陈词，足见其忧国忧民的忠心与赤胆。此疏递上后，当时朝野为之震惊，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同一天递上的另两道奏折中，王懿荣提出要召用亲贤，主张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讠斤，上佐皇帝，下孚众望。恭亲王奕讠斤自然不可能起到在危机之际力换狂澜的作用，但两折却体现了王懿荣对时局的忧心与焦虑。此外他强调要用人得当，不满清将“无争胜之意，有相妒之能”，都有合理性。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王懿荣奏上《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敌，“趁此大兵云集，精厉士兵，厚积军火，肃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坚不敢再犯之心”。他相信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也”，而国家将不得不用财政的一半用于支付赔款，从而有内溃之患。这道奏折。表达了他坚决抗敌的决心。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侵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掩护，攻击山东半岛。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5年1月18、19日)，日本海军派“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驶到登州(治所在今蓬莱)海岸，对府城进行炮击，并击中了蓬莱阁。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威卫南邦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发起攻击。 眼看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王懿荣愁虑仿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介，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淮军水师倚恃李鸿章，不遵该抚约束”，因而导致了荣成失陷之事。日军侵略山东半岛，使包括自己的7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内的民众十分惶恐，必须稳定人心。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建议皇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土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成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胶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恐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资。

　　 王懿荣接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有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巡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

　　 王懿荣行经莱阳时，知县徐桂宝对他回郡抗敌的事迹感到钦佩，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从小就敬仰戚继光这位同乡的抗倭名将，童年时即爱读其《练兵宝纪》、《纪效新书》等兵书，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特将翰林院所藏戚继光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耀在济南重印，并撰写了《重刻戚继光毅公〈止止堂集〉》。如今又得到戚继光用过的这口宝刀，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在给王守训的信中称：“在莱得万历十年戚武毅所造刀，此是刻《止止堂集》之报也。”他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他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同仇敌忾为使“吾郡冢墓不至沦入异域”而不惜死丧的豪情，他认为“人心甚齐，最为可用”。民心可用，这是抗敌御侮，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健与根本。但清廷统治者无视人民的力量，避战逃战，派员乞和，下令李鸿章签署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砍地泪纵横”。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象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此番请缨抗敌虽未能如愿，但他抗敌御侮的决心与豪情依旧未减，随时准备再次赴汤蹈火。

　　 王懿荣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冒着寒冷，经长途跋涉回籍办理团练，但壮志未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其组织民团御敌的愿望落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95年5月17日)，他接到朝廷于十八日寄出的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立即回京供职。”二十七日(5月21日)，他向朝廷请假两个月，回福山省亲。

　　

王懿荣准备回籍办团练时，接到东海观道刘含芸飞函相报，于是年正月初三(1月28日)专轮接他母亲谢太夫人赴南京，到他的妹夫张之洞的两江总督任所。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派人迎接。他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表示，家母在南京居往数月，“往返乘资，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这次请假在家，也有时间去南京亲自将母亲接回，“惟限于资斧”，囊中羞涩，又不好意思再让张之洞破费，故只好作罢。他在信中还提到，此次回籍办理团练，户部省库银2.5万作为团练月饷，丝毫未动，只是作为筹备费用2000两部支银已全部花完，而且还赔上500余两，是向故里乡亲借贷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表示赠给千金以弥补夸空，但他表示此行是赴“急难”而非“谋差”，加以谢绝了。谢太夫人到家后，王懿荣将办团练之事向母亲作了秉告。其中提及了缴还户部饷银之事。他提到三个月奏调人员等事，已将部支2000两白银花光，但终不能为国家出力，“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打算把2000两饷银缴还户部。谢太夫人对此大为赞赏，并决定质押衣裘，卖掉钗钏，用来弥补亏欠。王懿荣再拜受命。谢太夫人、王懿荣母子“毁家纾难”的清廉，与慈禧穷奢极欲乃至挪用军费搞万寿庆典，及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苟安的行径，与当时官场上贪污腐败的风气对比，形成了天壤之别。

　　五、“好古成魔”文苑名士

　　王懿荣成为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性嗜金石、“好古成魔”，长期收藏并鉴识文物因而在金石学方面具有高深造诣的结果。他是金石学中的“伯乐”，正是这种慧眼与学养，成就了他作为甲骨文之父的开拓性业绩。他在《病起即事书示同人并索和诗》一首中写道：“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他的志趣与真爱并不在仕途，而是在收藏和研究金石文物，古籍字画。他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官僚政客，而是一个文人名士。

　　受家学影响，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丰富的鉴定经验。在成为进士之前，他就已名满京都，士子争相结交以为风雅。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物拓本》，将福山出土文物尽数收入。后编县志时，金石门即据此为蓝本。他酷爱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古籍等文物。在京任职期间，下班后常到市场寻求，时有所见。如有所得，不惜重金求购，有时竟至于典卖妻子家人的首饰物品。他的举动得到了黄夫人的支持。他回忆，自己转完市场后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东西，回家后就与黄夫人谈起，黄夫人总是鼓励他买回来。有时为了购得文物，黄夫人将自己的裘葛、钗凤拿去典质。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后归里省亲之际，也是沿途收集文物，寻访旧迹，此行收获不少。先是来到临近山东的直隶盐山县王墅镇，得到一块天堡造象残石。天宝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550-559)，距今已1300多年。经过沧州五龙堂，看到有一造像卧地，有字无年月，他判断是唐朝时刻的。年底抵达家乡后，首先得到的是宋拓《太清楼书谱》，僧达受六舟藏本，得自福山世家鹿泽长的家中。鹿泽长，字春如，嘉庆癸酉科拔贡，曾在陕西、江西、浙江等地为官，官至宁绍台道。后家道中落，藏书不少，旧藏不知沦落何方。又得到六臣注本《文选》、明刻本《苏文忠公全集》等。腊月二十三祭过灶后，王懿荣冒着大雪到登州府城蓬莱住了两天。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蓬莱，没有来得及登临蓬莱阁，而是急着去蓬莱县收藏家张允襄力所藏境内东边郭村所出土的文物，有汉琴亭候国刻石、书画、砖瓦等，多而且精，“不及细数”，可惜却无一本旧书。在古现村中度岁期间，他到亲友家逐门叩贺，也看到了不少文物。其字画双款，出自康、雍、乾三朝时老辈之手。灶上的香炉，是明宪宗成化年间的五彩景泰蓝及神宗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可惜都破乱了。族中人一起饮宴，所用杯盏是由各家凑在一起的，多是雍正、乾隆年间官宦所产的瓷器，还有明朝的细瓷。亲属中还有人把盛刀创药的料壶赠给他，虽不值钱，但其中有“胡轩”“新雅轩”的精品。新年到外祖父家去拜年，见到有一瓦研12字的残瓦，“不以见赠”，觉得很遗憾。又看到先从祖姑王亻宛亻全 及从祖姑丈郝懿行所辑宋、元、明本的史书及殿本《廿四史》。内多明监本，皆一一挖圈贴补得十分精致，逐卷又有校签贴在上面。新年期间，王懿荣还到烟台住了二天，得到明拓《孔庙碑文》，并买到汉朝官印、私印各一方。在县城化2000元买到张刻《玉篇广均》一函，是先从祖王余菖(乾隆五十四年已酉科解元)遗物。在先尚书府(王骘府)得到他任闽浙总督时官封二，告示一。还有亲戚送给他纯墨色玉块一枚，油柏村出土的小节墨刀一枚和齐刀五枚。还得到了益都小汪家村出土的一枚完整的齐刀范。新年过后，王懿荣取道北上返京。在黄县，看到了族兄王守训盖新楼时挖得的隋汤帝大业年间长乐乡一古器。在王穆庵家中看到许多古砖、古印及“彝斋齐”三字的刀币。还得到一枚见赠的六字刀及很多古砖。在潍县他又住了4天，其中3天住在著名金石学陈介祺家中，看到了陈家收藏的文物古器不计其数，有朱子注《楚辞》。北宋文同(字与可)所画大竹等珍品。这一次归里省亲，收获的确不少。

　　光绪四年(1878)，王懿荣请假赴蜀省亲，一路往返又搜集了不少文物。车行陕西，他从一苏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铜牌，因价格高，只好“赊得之”。在西安城隍庙，买到明初刻印的《元史》残本，缺数十卷，书上盖有明初英国公的印及四名范氏的印章。得到元刻本《古今均会》，缺3卷，自己原有一步完整的明刻本，此本又多前面一序言，是其他版所没有的。他后来返京时在同一书肆购得宋朝南雍大字明印本《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连同他原有的明库册纸元本《隋书》、元本《北史》、明朝翻印的宋秘阁本大字《晋书》、元大德本涂改称宋乾道本的《汉书》，慨然有集旧本全史之志。在长安购得铁大钱50枚，钱范1、造像2。到四川后，弟弟王懿 为他买到了元本《宋相臣传》。在四川做官的同族宗督王翱赠给他“王渔洋诗稿”件，《池北偶谈》原稿10多页。他又以重金购得山东同乡、一位姓周的幕僚收集的古泉、古印。又从一廖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枚生砂活翠、文字精美的东周古钱。他还以邮购的方式从古董商中买古玩，他记道：“两估寄来牙印二，帛铅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尚未全，计缺序布。”布与泉均指古币，十布是王莽纂位后所铸。他一心想把十布收集齐全，此次由川返京途经陕西时终于从孙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了序布，使其蓄志20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王懿荣是于光绪五年(1879)由四川北上，回京应试的。虽有应乡试之事，未免行色匆匆，但一路上仍不忘搜求文物。在长安，从古董商杨实斋手中买到古彝器，其中有一牺形者尤佳，另有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又从一位被称为小苏的古董商中买到一把古剑，王懿荣认为“当为天下第一”，鸟形的阳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锋如新。在河南买到玉含蝉一、汉印二。过龙门时，他看到山崖上那些石凿的佛像，多至亿万身，文字累累，过去所见的拓本与此相比不过万分之一，可惜只能望洋兴叹，“安得挟之以来？”王懿荣一路途经的河陕至汉中一路，出土文物很多，他是流连忘返，一往情沈。他真想把所有自己酷爱的文物尽数购回，但有一些文物，却无法购置，只能望而兴叹。因为此行行色色勿勿，不及物色，且囊中羞涩，有的文物贵重自己买不起，有的无法带至京城。这一路往返可说是有收获，但也有遗憾。

　　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到河南当考官，在那里他见到一块辗转运到开封的《刘怀民墓志》，这块墓志从书写格式看，先铭后序，别具一格，王懿荣很是喜欢，便出重金购下。清季方若的《校碑随笔》记载这件事称：王懿荣“以千金易石”。

　　由于王懿荣酷爱古代文物典籍，凡有价值的残石、碑帖、书画、古钱、善本图书等，都设法购置收藏。购置文物耗费了他不少钱财，使他这位“显贵”过着窘迫的生活，有时为了收购文物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奁、首饰。他在一首诗中描写自己的窘况：“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如此壮年如此过，争令二老见穷愁。”可见，王懿荣对金石收藏的爱好，是何等的沉醉痴迷。

　　王懿荣不仅嗜于收藏，而且精于考订。他对各种出土、传世的文物古器就其名称、类别、型式、纹样、文字、书体、功用等特征进行考证，判断年代，鉴别真伪，撰写了一批金石学著作。其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金石学著作为《汉石存目》及《南北朝存石目》。光绪七年(1881)春，撰成《南北朝存石目》。此书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着手，到光绪七年(1881)成书，前后用了19年时间，其间为此书提供帮助的名流、学者有匡源、潘祖荫、缪荃孙等17人。此书收录范围自南北朝至隋代，分碑、志、记、梵典四类，据拓本按年月日著录，无年月日者按类附后。此书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名为《六朝石刻存目》。但仅存稿本，未能刊行。光绪十五年(1889)，《汉石存目》刊行，分上、下二卷。王懿荣自识：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目石亡文存者不录，重摹伪造者不收。分字存、画存两目。上卷为《字存》，著录包括刻石、阙、碑、记、碣、铭、颂、墓表等各种体裁的汉石铭刻。上面以大字列其名目，下面以小字分别注明书法类别、字存年代、存放地点及扼要的考证文字。下卷为《画存》，著录各种形式、体裁的画像石。有阙画像、堂画像、室画像、祠画像、城垣画像、摩崖画像等多种。这些画像石，有的一面有画像，有的两面有画像，有的三画甚至四面都有画像。著录形式与字存相同。《汉石存目》光绪十五年刊本还附有《周秦魏晋石存目》，是尹彭寿所撰。上述《汉石存目》与《南北朝存石目》两书是体例完善、收录祥尽、科学准确的存石目录，是石刻目录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上述两书，王懿荣的其他金石学方面的著述还有：

　　《天壤阁杂记》。此书记录了王懿荣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后回故里及赴川省亲往返途中，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搜寻文物的情况，记载了不少自己或他人收藏的绝世珍品。

　　《求阙文斋文存》。文存中除了一篇《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其余均为学术性文章。其中收录了《说吕阝钟》等5篇考释金文及古文字的文章。文存中还有《齐鲁古印捃序》、《登州古器物拓本跋》等，也与金石学有关。

　　《福山金石志残稿》。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器物拓本》，福山出土文物，尽数编入。以后编《福山县志》之金石志即以此为蓝本。光绪十七年(1891)，福山知县康鸿逵聘请王懿荣等4位福山籍京官，拟重修县志。但由于这四人公务繁忙且经费短绌，只有王懿荣写成了《金石志》等。《福山金石志残稿》起自周朝迄于元朝。后附《光绪二十三年福山修志局来访石目》。王懿荣把金石名称、出土地点加以著录，原石久佚或原石存而文字漫漶者，则将原石文字全部记录下来，原石存而文字模糊不清的则求得原拓本，也将文字全记录下来。后来于宗潼主纂的《福山县志稿》之《金石志》就是根据《福山金石志稿》增益而成的。

　　《王廉生古泉精选拓本》。王懿荣所藏不乏古钱，如“东周”古钱、王莽“十布”等，其藏编为是书。

　　其他还有《攀古楼藏器释文》等。其青铜器方面的藏品有的编入《日光室藏器目》。所收藏的陶文归其弟子刘鹗所有，编入《铁云藏陶》，另有33方见于《黄平乐氏藏陶拓本》。所藏玺印，身后由其子王崇烈编辑《福山王氏劫余印存》一册。所藏瓦文选辑拓印成《天壤阁瓦文》一函四册。

　　王懿荣收藏、考释文物，尽管他投入了不少心血与财力，但个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使全国范围的文物得到完善的保护，还需要更多地有识之士共同来保护文物。他在呼唤文物保护意识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懿荣为母守丧服阕，在返京途中，路过青州府的益都、临淄两县时，亲眼看到世传的齐桓公、景公及齐四王的古坟大土丘，有农民在上面耕种，惨不忍睹。到济南后，山东巡抚张曜又跟他说，自从黄河改道后，常发生水灾，许多古墓被冲毁。由此他联想到全国各地古墓受人为与自然毁损，而许多贵重文物往往来自古墓，因而深感痛惜。有鉴于此，他请求朝廷指令各级官吏“各于所属地方勤加巡视”，对古墓严加保护，对盗墓者严行治罪。

　　王懿荣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对文教事业自然更为关心。在他的奏疏中，除了上述保护古墓一疏外，涉及文教的还有一些，提出了续修四库等其他建议。这些奏疏及所提建议如：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递上的《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他建议光绪帝效法乾隆帝钦定二十四史时以《旧唐书》、《旧五代史》附入使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行之意，将古本《尚书》刊于十三经内，使与今本《尚书》并行。

　　光绪十五年六月十六日(1889年7月13日)，王懿荣奏上《恳恩特饬续修四库全书疏》、《请训饬衍圣公向学并饬整理衍圣公府地产疏》及《胪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列学宫疏》。第一道奏疏中提出：乾隆帝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所收书籍，上自周、秦以迄前清共3000多年，圣作明述灿然大备，汉唐以来文章美富未有如此之盛者。但自《四库全书》修成又已过了一百余年，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各种体裁的书籍层出不穷，到了重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变化很大。因此，他请求光绪帝降旨重开四库全书馆，续纂前书。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体现了王懿荣对传承文明的关注。

六、中国发现与确定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甲骨文之父，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审定甲骨文的人。王崇焕所编《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年，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的一种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以前，它们只是被当作一味叫“龙骨”的药材，卖进药店，然后被捣成药渣，渴进病人的肚子里。据传，最先把甲骨当药材送进药辅的，是一个叫李成的小屯村剃头匠。他在染疾后无钱买药的情况下，无奈中捡拾甲骨磨成粉末来治身上的浓疮，发现疮面脓水被骨粉吸干而决意进一步试验其疗效。甲骨可以吸湿，一试果然见奇效。于是他不再以理发为业，而专事收集“龙骨”，药铺掌柜以六文钱一斤收购。李成还自己在庙会上摆起了摊子，叫卖刀枪跌打药。他是把“龙骨”研成了细粉，包成小包，以跌打药往外卖。小屯村的村民也跟着去捡拾“龙骨”去换钱了。

　　据一个署名“汐翁”的人发表《龟甲文》一文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按医生的诊断及所开药方，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王懿荣打开药包，想看看“龙骨”的究竟，发现已被捣碎了。于是他又让人从药店里买回了没被捣碎的“龙骨”，发现上面有很多划痕。他猜测这种类似篆文而又不认得的划痕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这些刻有划痕的甲骨是商人占卜用的。骨上的裂纹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以高热造成的，商朝人认为裂纹的形状和位置可以预示吉凶。商人事无大小，均以占卜取决。身兼司祭官的占卜者将所选龟甲和兽骨擦净，以尖器在甲骨表面刻上拟问的事，如现存的一块骨上就有这样的问题：“大王问本月初十是否宜出猎。”接着占卜者于所问字句之旁，刻上一道沟纹，再用烧热的铜尖锥刺，而致骨面出现袭纹。占卜者研究裂纹，得知统管有关事务的鬼神之谕，便将答案刻出。因此，裂纹四周的文字，既记载所占之卜辞，也录下卜骨的答案。

　　传说与年谱所载有些区别，传说是王懿荣因病购药而得甲骨文，而年谱只说是从商人手中购得。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甲骨文上的古文字首先被王懿荣确认了。这样，“龙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古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这一文物的人为毁灭。人们可能会为“龙骨”被破译前到底有多少宝贝喝进糊涂病人的肚子里遗憾，但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则将是一场不可弥补的、毁灭性的灾难。

　　王懿荣收藏甲骨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第一次，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秋，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字寿轩)以甲骨12片售于王懿荣，每片价银2两(一说4两)。这位姓范的古董商听说豫北安阳一带常有古物出土，因此有时就到这里收购古董，当地农民把发现的“龙骨”拿到他住的客栈，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后他把“龙骨”带到京师，卖给王懿荣，王懿荣发现了龟甲上的文字。王懿荣对所收藏的龟甲加以秘藏，不轻以示人，在他生前似未有人看见其甲骨。王氏还命古董商“秘其事”，因此，小屯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人知者”。王懿荣另交给范600两银子，让范全部收购出土甲骨。

　　 第二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春，范维卿带来一百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是年秋，范维卿又带了甲骨800多片，高价售于王氏，约得200金；其中据说有一片是全甲，刻了52字。关于这位范姓古董商(学界介绍他的字号有维卿、寿轩、守轩、春清等)，山东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本传载：范春清，一字守轩，范家庄(今潍坊市潍城区符山镇范家村)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一。次年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寿清以钱数千购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处得此？”以厚值亻赏 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四十余亩，以好购古器，荡其产。懿荣及刘鹗、端云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第三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在范维卿向王懿荣售出甲骨后，不久有潍县的另一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值百余金。还有潍县古董商王缉曾于是年将100余片甲骨卖给王懿荣，等。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收购了甲骨约1500多片。

　　王懿荣对所搜集到的甲骨进行研究，很快确认甲骨是殷商之物，确认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早于篆籀之前的文字，也就是说早于周朝青铜器上的文字。但作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认识了甲骨文并加以收藏后，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及留下著述，便于次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殉难。王懿荣殉国后，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鄂。王氏所购藏的甲骨流散和其分散著录的情形大致如下：(1)归于刘鄂者1000余片，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由其次子王崇烈售出。著录于刘鄂所著《铁云藏龟》。(2)赠送天津新学书院25片，大多数是带骨臼的牛胛骨，只有一片甲的上端。后著录于《甲骨卜辞七集》。(3)王氏家中保留未出售部分，其数不详。唐兰据王崇烈拓本所印行的《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共108片，但其中有14片已著录于他书，因此有一部分是售于刘氏的。另王据王福重(王懿荣孙女)，1987年为《福山区志》所撰《王崇焕传》手稿中写道：1942年在先母(沈蕴芬)弥留之际嘱我妹妹，生活再苦，也不能将此售出糊口，必须留给二胞兄(王福埏)，以继承先人遗志。后来二胞兄在抗日胜利后，直接由成都去美国纽约，在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任职，因此一直保存在我手中。60年代初，从历史博物馆展览中看到国家器重甲骨，当时我反复考虑先祖遗志与先母遗命，以将甲骨上缴给国家为最佳方案，一方面不致于流失，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它，使先祖未完成的使命得以完成，对于殷商时代历史文物会有更多的发现。于是将剩下的500余块甲骨上缴到天津市文化局，获得天津市文化局的表彰与奖励。1985年二胞兄回国探亲时，对此事深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更好继承先祖遗志。(4)归于美国传教士福开森者31片。后著录于《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编者商承祚认为这31片是刘鄂故物，但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认定为是王氏所藏。另王氏三孙女王福重曾以2片赠方豪。

　　 甲午文发现已经100多年了。关于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王懿荣最早发现、考订、购藏，这是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二种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襄、孟定生为最早发现者，这是少数人的主张。

　　第一种说法，在甲骨发现百多年以来可以是定论，很长时间内学界也无异说。我国第一个著录甲骨文的刘鄂，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其著录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己亥岁(1899)出土于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县属之古片庸里城……福山王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称：“至光绪己亥(光绪廿五年，1899)而古龟古骨乃出焉。”7年之后，即宣统二年(1910)，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安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这段话既表明王懿荣于光绪廿五年(1899)购藏甲骨文的情况，也表达自己急于见到王氏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后来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论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发现是在光绪廿五年(1899)，而王懿荣是首得者。既于他说过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为王氏大批购得是在这一年，而上一年只买了12块。1917年，王国维在《晋戈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绪戊戌己亥(1898、1899)，当地人得龟甲牛骨，古董商带到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虚文字跋中又明确地说：“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见，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们都是王懿荣的同时代人，都认为王懿荣是最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并认为虽早些时候已见到少量甲骨，但光绪己亥(1899)为出甲骨之年。也许正是根据这几位前辈的结论，王懿荣四子王崇焕在于1920年为其父编著的《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中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荣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是为吾国研室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过，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等均没有准确地确认甲骨文出土的确切地点，或者说是殷墟的所在。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刘鄂认为是出土于“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罗振玉说是“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相信过甲骨出土于河南卫辉县(今河南汲县)；王崇焕则将小屯村误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学者们上了古董商们的当，他们在看到甲骨的文物价值后为防止别人染指而故意隐瞒甲骨文真实的出土地点。

　　此后，关心、研究甲骨文的多数学者仍然相信王懿荣是确认甲骨文并认定它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如郭沫若于1929年在其《卜辞出土之历史》序文中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大物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了；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这位商人视以为奇贷，便运往北京。起初似亦不甚引起注意，后来为当时的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郭沫若先生所言之意为，在王懿荣以前，龟甲已被发现。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恒洛访古游记》收录其弟罗振常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也。”也就是说小屯村农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就发现了甲骨。但甲骨为人注意，尤其是注意到它的文物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那是从王懿荣开始的。

　　

再如胡厚宣先生，也是著名考古学家，参加殷墟甲骨收藏甲骨文研究卓有成就者，国际学坛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他也是一再声言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他曾于1944在《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文中提出与王懿荣“同时搜求甲骨者，尚有王襄及孟定生，此事前人多未知”，对王襄、孟定生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从未曾怀疑而是向来明确地认为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1952年，他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一书自序中说：“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北京，因为害怕虐疾吃才发现了那药中‘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从此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甲骨之学。”“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1987年，他在《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一文中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是在1899年。早期搜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像刘鄂、罗振玉、王国维及亲往小屯搜集并向范估探问的中外学人，像罗振常、明义士等，都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的第一人。”1990年，他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庆祝九十多年以来甲骨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1997年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作为附录收入吕伟达主编的《王懿荣集》)一文中，在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次提出：“在甲骨学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他还针对自己曾为王襄、孟定生说话，指出：“乃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外以为孟定生、王襄提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早年为孟王鸣不平的意料之外，真所谓矫枉过正了，使我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胡厚宣先生提到早年搜集、研究甲骨文的中外人均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文的第一人”。前面所举的是中国学者，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早期搜购甲骨的外国学人的看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1933年出版的《甲骨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一书序中说：“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有学者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至于第二种说法，即王襄、孟定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先发现了甲骨文之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起因是《历史教学》杂志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写于1955年的遗著《盙室殷契》一文，文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与此同时，王翁如先生写的《盙室殷契·跋》也在同期发表，称：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1955)写本文时止近60年了。他还在1983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更把天津人“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后，天津的《天津日报》、《天津文史丛刊》、《今晚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王襄遗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有的并上溯到1935年王襄在《题易禾鲁国殷契拓册》中提到“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戍冬十日也”一句，提出甲骨发现应提早到1898年且是天津孟、王二人首先发现。这一说法在80年代中期渲闹了一阵后并未引起共鸣。1996年，又有人以“英夫”为名在《中国文物报》40、41期上发表《甲骨文发现旧说之疑》，抓住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一事不放，试图否定王懿荣于1899年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旧说”。 王襄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新说”出现后，学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王宇信的《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吕伟达的《甲骨文发现“旧说”钩沉》，徐义华的《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以上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王懿荣集》)和秦文生的《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考》(收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年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等文：维护“旧说”而驳斥了所谓“新说”。他们指出，早期收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均公认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王襄作为较早收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在早先时候公开发表的论著中也认为甲骨文发现在1899年。他在1925年出版的《盙室殷契徵文》序文中说：“前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收获。”1933年出版的《题所录贞卜文字》中，王襄又说：“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贞卜文。”1935年出版的《盙室题跋》中，他也是说：“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1899)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此知。”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定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疑心这些东西是古简，但等第二年才看见这些东西并名之曰“龟版”。但这时王懿荣已认出，王襄在《盙室殷契》中的说法与王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有矛盾的。既然王襄晚年的说法与早年的说法有矛盾，一般应以当事人早年的说法为准，因一般说来当事人早年对事情发生记述要比晚年要确切些。而且把甲骨文发现时间和最先发现者确定为1898年和王襄等人，是仅凭王襄两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没有其他证据。而王懿荣作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准确看出，以上两说中的前一说法即有关甲骨文发现于光绪二十五(1899)和第一个发现者为王懿荣的“旧说”，是完全可信的。王懿荣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甲骨文被王懿荣确认并从而建立起甲骨学，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它为回溯华厦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整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并且促进了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

　　 学者们高度评价了王懿荣翻开甲骨学的第一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齐鲁书社1999年出版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收录了王宇信的《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杨升南的《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李绍连的《甲骨文与中华文明史》等文，就充分肯定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开辟新纪元的里程式的重要地位。他们指出：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为信史，也有利于探索殷文化前的夏文化，把我国有文献可征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为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提供了基础，甲骨文发现以前，学术界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尤其是夏商史是十分渺茫的，其原因在于“文献不足征”。甲骨文提供了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王懿荣首先认定甲骨文是商代古文，罗振玉首先考定殷墟是商王都和审释帝王名号，为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奠定了基础。王国维作《殷商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王统得到了物证，从而使传说的商代变为信史。此后，出现了其他一些运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重要成果，如郭沫若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论著。通过甲骨文认识商文化，也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起点，还使学者们相信既然《史记·殷本纪》所记不虚，那么《史记·夏本纪》当亦有据，这样就把中国的信史提前了1000年。1996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希望确定西周和商代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比较准确的年代框架及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这一项目的重要基础就包括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其中涉及商代后期的4个专题为：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研究；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所有这些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表明，甲骨文的发现对史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推动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安特生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从金石学的“酝酿时期”萌芽而出。进而以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考定和用近代考古方法搜求发掘甲骨文为契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自1928年至1937年组织的15次殷墟发掘，使殷商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考古学是从以搜寻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殷墟发掘开始的，而殷墟发掘则是由王懿荣的惊人发现导引的。正是由于有甲骨文的惊人发现，才有刘鄂的《铁云藏龟》一书的面世，才有罗振玉的安阳洹上访古并确认殷墟为商王朝晚期都城，才引起了以搜寻甲骨文为目标的殷墟考古发掘，从而拉开发近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近代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有利于探清汉字的源流，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甲骨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甲骨文是汉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重要阶段。在甲骨文之前，有新石器时期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汉字萌芽，但还只是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规律可循。有一定的数量并有一定的体系、规律，从目前的材料而言，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因此甲骨文可以说是汉字的鼻祖。甲骨文中的单字约有5000字左右，以象形字为主，并有大约20%左右的形声字，已有后来汉字的基本特点(方块字，字型结构上可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还不稳定，如象形字中一个字有多种不同的写法。通过研究甲骨文，上可溯汉字的源头，下可同西周金文、战国文字及秦篆相比，从而梳理汉字的流变。甲骨文的出现使以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古文字学兴起。由于有甲骨文的比较，也使金文研究拓展出一个新的境界。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是我国书法的源头。因此，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甲骨书法艺术的发展。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初年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一味“疑古”，将大量的文献典籍列为伪书，使古文献的价值受到怀疑。甲骨文发现后，既熟悉古典文献又掌握地下资料的王国维等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地开创了以甲骨文与古文献互为参证的“二重证据法”，既恢复了古史，也恢复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证古书的“新证”类著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籍新证》、于省吾的《群经新证》及《诸子新证》等相继问世。

　　甲骨文的发现在科技史等其他领域也有着重要影响，有着多方面的科学价值。中国学术因甲骨的发现而开创了新的纪元，这一里程碑性的起点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被王懿荣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断代。

　　

七.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

　　王懿荣最早发现、收藏甲骨文，但未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考订、研究，就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王懿荣始见甲骨。次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他已殉难，过早地与甲骨文分手了。

　　在当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王懿荣曾主动清缨，回籍兴办团练，但壮志未酬，他还没拉起队伍，清王朝已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了。他在事后写下了《偶感》一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岂有雄心辄请缨？

　　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朝散，

　　五夜犹闻匣剑鸣。

　　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促使各阶层人民奋起为救亡而斗争。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农民的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王懿荣居丧期间，义和团运动就已在他的家乡山东兴起。当他由福山回京时，义和团运动恰好也发展到直隶、京、津一带。在义和团的打击下，在华教会纷纷向本国政府发出战争呼吁。列强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勒令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一面加紧准备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英国派兵舰3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舰1艘到大沽口外示威。五月初(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共451人开进北京。但驻京各国公使认为，势态越来越严重，400余人的使馆卫队不够，于是又电令各国政府增兵。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由于洋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对列强一向顺从的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书与八国联军宣战。

　　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奉朝廷上谕：著派兵部侍郎李端遇(字小研，山东安邱人),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这样，国家危难又把王懿荣的命运置于生死关头。

王懿荣早已萌生殉国之念，今接上谕，深知保卫京城责任重大，而危局显然难已挽回，自己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接上谕后总是喟然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既无法力挽狂澜，他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忠君爱国之心迹了。他在给妹夫张之洞的信中提到：自己受命以来， “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也就是说虽身为团练大臣但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然自甲午以来，及今又六七年，中国兵事仍是不行”。如今时势亟亟可危，自己正为国势艰难而忧愤，日夜操劳，“日不得安靖”。下属1000余人的团民，半是老弱残兵，又几乎是赤手空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只能是“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者而已”。为了搞到武器，自己曾四处奔走，“此一千五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也无处购买”，故只能向为官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暂乞军械”，垂泣而请求他“能稍为捐置”。王懿荣对局势及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深感悲观，天津已亟亟可危，京城“估计为时亦必不能久”，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如果城池失陷，“则重臣之不得不罪夫”。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好在次子王崇烈已于五月十二日(6月8日)请假，携其妇子乘船由天津返回福山故里，总算少了一种心事，而自己则“鲰生一命何足道哉”，随时准备殉难的了。

　　当时，与王懿荣一起奉命的另一团练大臣李端遇，正因病休假，因此，重担主要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多次致信李端遇，谈到自己会同五城都督办理团练之事，包括筹款、筹粮、起草条规、开局、招集练勇等事，谈到了办理诸事之难。且虽责任重大却无多少实权，“在此权作看街老兵，并无一丝事权之可假也”。他居住在离皇宫不远的锡拉胡同11号，而团练局设在琉离厂的安平公所。他每日到局，一日来回几次，路上还要遭义和团盘问，尤其是在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东交民巷后，东西两甬路情势更紧，必须绕德胜门才可出宣武门，到团练局就更难了，有时则无法前往，使他心急如焚。

　　当时清政府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把义和团作为“乱民”严加镇压，不使洋人找到借口；有的主张对义和团加以利用，给洋人一些打击，同时对义和团加以控制。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以泄洋人逼她“归政”之私愤后，义和团在京津迅速蔓延，并不可避免地有些越轨之举。王懿荣是反对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的，在被皇帝召见时沥陈情状，要求严饬统率大员对义和团妥加控制，避免发生寻仇抢劫之事，以安定人心，并避免轻启外侮。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又因练勇与义和团之间不相协调，时生龃龉，他又尽量约束部民，并安抚拳民。他的处境是异常困难的，并由于李端遇多病，因而实际上独当其冲，每为团练之事“昼夜擘画，日无暇晷”，“往往夜漏三下，未即就眠，必力交瘁，殆难言喻”。

　　王懿荣在北京的寓所的庭院里有一口井，井穴又宽又深，比一般的井要大过一倍。平日为安全起见，在井口上放了一块横石，并有巨石作为井栏。六月间，北京的局势更加危殆，他与谢夫人深知京师必危，率领仆人启开横石，加大井口，将井控深，掏净，并说这是“止水”之计。实际上他与谢夫人已作过认真的考量，深知城破之日必死，而这口井将是他们的最后归宿。长媳张氏惨立侍侧，默然无语。

　　其时京师粮食供应也成了大问题。他在给天津的次子王崇烈的信中写道：“京师闭塞，若非尔谢仲廉母舅之接济，已成饿莩”。信中催促王崇烈速携妻女离津。王崇烈遵从父命，携家眷返福山故里。王懿荣少一心事，得些许安慰。

　　八国联军不断增派援军，到向天津发起总攻时已达万余人，侵略军于六月十七日(7月13日)发起攻城，次日天津城陷落。王懿荣在给李端遇的信中提到，他是在与人交谈时获悉天津失事的，自己是“五中焦灼，偏又患病”，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继续纠集人马，扩大侵略。七月初十(8月6日)，杨村失守，裕禄自杀。李秉衡率领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通州迫战，兵败自杀。王懿荣照常入值南书房，并到团练局视事，关注着战场上的每一步进展。尽管八国联军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抵抗，但还是节节逼进京师。七月十九日(8月13日)，通州失守。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勇抵抗，打死打伤300余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大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14日晚，日、俄军也攻入北京。这一天，王懿荣还是像往常一样，从宣武门而出，来到团练局。那时，洋兵已攻入京城。董福祥的甘军溃散，充斥街巷。他曾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由于溃兵塞途，人心惶乱，练勇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但还是坚持到晚上方才入城。

　　夜半时分，王懿荣在京寓庭院徘徊，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念及两官被惊忧，而自己不能入门，深感惭愧。他对家人表示：“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次日(8月15日)早晨，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正于早些时候往西逃跑。上午10时，他对谢夫人讲：“吾可以死矣！”并用楷书在纸上写下了绝命词：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于止之其所止，

　　此为近之。

　　此绝命书存故宫博物院。绝命书字写得精湛、刚健，体现出他临终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气概。绝命书未暑“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写毕后，他先吞金与铜钱，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投入庭院的那口井中，终于壮烈殉国。时年56岁。

　　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入井而死。真可说是“忠贞孝义，萃于一门”。仆役知王氏夫妇早有殉国之念，不可能加以阻拦，遂强拉王崇焕等出避，免于一死。谢夫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享年43岁，长媳张氏生于同治八年(1869)，享年32岁。

　　10天后，侍郎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筹措了70余金，置办了三口薄棺送到王懿荣的府邸。由国子监学正王伯恭率领南学诸生，蒋王氏夫妇等人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暂时收敛，浅葬于室内离井不远的花园隙地。三灵柩又被移葬于京师郊外宝应寺之义园。

　　九月初八(10月30日)，行在内阁抄奉上谕，表彰他“敦品绩学，持躬清正”，“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为国尽忠，“临难捐躯，从容就义”，忠烈可风，大节凛然，宜大加褒扬，并追赠侍郎街。九月二十四日(11月15日)，赠予“文敏”谥号，是为王文敏公。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次子王崇烈扶三灵柩，经天津由海路运返福山，安葬于两甲坡西北顶王氏家族新莹。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崇烈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京寓建家祠奉祀王懿荣。张之洞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的祠额。王懿荣殉节的井旁则立一精致砖亭，勒石纪之曰“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由国子监奏准，将王懿荣及当时殉节的另一祭酒附祀于国子监韩文公祠。

　　时人高度评价了王懿荣临安受命，杀身成仁的忠烈气节。这种可歌可泣民族气节也将永远值得铭记、景仰和纪念。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及家世考略

王懿荣先世可追溯到“琅琊王氏”、“乌衣王氏”、“秦淮王氏”、“三槐堂王氏”。王懿荣先祖元末明初由云南大理迁居山东福山，此后六百年间，王氏一族科名昌盛。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祖先传为乌衣巷谢氏。王谢氏族，造就了忠孝节烈的文章山斗王懿荣，他于1899年发现甲骨文，一片甲骨惊世界，为中国乃至国际学术开辟出多个新领域。庚子国难，王懿荣御寇殉国、杀身成仁的忠烈气节，激励着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

王懿荣的世族渊源

山东福山古现镇河北村的王懿荣家族宗祠大门上，刻着这样一副楹联：“槐树庭下新气象，乌衣巷口旧家风”，横额：“琅琊世家”。此联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王懿荣家族的源流与传承，“乌衣巷”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的卜居江左之地，张铉《至大金陵新志》记载：“王导宅，乌衣巷中，南临骠骑航。”张岱《夜航船》云：“晋王氏子弟多居乌衣巷，一时贵盛。人称之曰乌衣子弟。”王导是王羲之的叔父，他在稳定江左局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晋书·王敦传》记载：（王）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陈寅恪评价：“江左之所以能立国五朝之久，内安而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此点而言，（王）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南渡后的琅琊王氏地位煊赫，文化昌盛，数百年簪缨不坠，王氏所居“乌衣巷”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

“槐树庭”指以“三槐”为堂号的王氏宗族，“三槐堂王氏”兴起于唐末五代之际，初居于大名府莘县。“三槐”之典出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一作“祜”），苏轼《三槐堂铭》云：“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王佑后人便以“三槐”为号，自称“三槐堂王氏”。三槐王氏的来源，后世各谱有所不同，但多将源头其指向琅琊王氏。王国栋《王氏宗谱·琅琊王氏宗谱》（乾隆四十四年，清抄本）谱例：“吾王氏自琅琊流派至于渭南，字……黎阳两（王言）由渭南而入与大明之莘亭，为三槐第一世”。《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宗谱》凡例：“三槐王氏自太原流派，系出琅琊，古大明莘县始黎阳令者，示本源也。”王敬庸《王氏通谱·三槐王氏通谱》（清光绪活字印本）：三槐派自唐滑州黎阳县令言始。其所自出，具载琅琊派中。言因祸占籍魏州莘亭县。孙祜尝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遂号‘三槐王氏’。”

南宋末年，王佑族孙王文炳罢归故里，后迁居建康府上元县道德乡山阴村，并在此地修筑“三槐堂”宗祠，奉祀先祖。据2004年发现的《江宁县山阴王氏宗谱》，今居住于江苏南京禄口一代王姓系王徽之的一个旁支，据该谱所载，明礼部左侍郎陈琏所撰《山阴王氏族谱序》云，晋太元中，王徽之隐居于道德乡山阴村，至王徽之的第二十二世孙官宋朝奉郎王文炳罢官后，“复由山阴迁别墅，而以邑名其村，视为山阴村。”王文炳与此地的王氏共同生活，他们或称江宁王氏，或称山阴王氏，又可称为三槐王氏，其实同出于琅琊王氏，为一脉之传。

福山王懿荣的始祖名王忠，《王氏家谱》（康熙三十年修纂）记载：

王忠，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云南镇人。旧传为‘小云南’鸡头村王家。任邑之登宁场盐大使，卜居古现集之河北村。旧有王姓数家，与之同处，遂隶孙夼社一甲。娶邱氏，子一云，卒葬西北原之阳，距村仅数里。冢久灭没，惟古柞巍然独立。旁有祭石，春秋拜扫。时阖宗均列祭品，让属尊者主爵罗拜其下。前此树中空而裂，塞以砖石，阅五十年生皮包裹完满。本苍劲而枝叶茂盛。三传而明经入仕版游庠者，代不乏七八。传相继登甲榜膺显要，至今不衰。四大支续日繁多，至村不能容。盖祖之垂裕远矣。

王忠的十世孙王泭、十一世孙王杲都有在云南任职的经历，二人曾对续修《王氏家谱》记载：“康熙癸巳泭筮仕云龙州，路经小云南镇，平原空阔，山川秀发，访所谓鸡头村，渺不可得。古云三十年为一世，泭去始祖十世，今更益五世，忆其时当在前明洪武年间，远迹湮，遂无可考。”王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大理府知府时，曾遍讯土人，始知鸡头村已改蒙化府属村，村中有王姓数十人，皆务农自赡。并称于元末自江宁迁来。至此，我们基本理清了福山王氏的家族来源，其先出自于云南大理小云南鸡头村王家，此一支脉是元末时由江宁王氏迁来，而江宁王氏即前文提到的王徽之之后及迁入江宁的三槐王氏的后裔。

王懿荣先祖王忠自云南落籍山东福山，至王崇燕一代已传十七世，历六百余年。《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称：“其先自滇宦游于此，因家焉，世以儒业仕进。”张杰据清代朱卷材料，统计出清代福山王氏有进士24人，举人28人，五贡、生员多至400余人。官至地方督、抚、藩、臬及中央部院卿贰官就有八人。《清代山东进士》的统计进士为26人。王检是王氏家族中的第三位进士，官至甘肃布政使、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乾隆皇帝曾评价他：“女（汝）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

根据福山吕伟达等王懿荣研究专家的口述，乌衣巷谢氏的一支谢魁，明洪武年间从浙江随军队调防登州卫任小旗官，抵御倭寇，后调防福山备御中前所，落籍于此，与福山王氏相遇，旧时王谢，累世通家。王懿荣的外祖父即谢牧之，字准父，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制科孝廉方正。谢牧之的女儿即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贤淑多才，自幼教王懿荣背诵《千文》《唐诗三百首》《四书》等经典，训练出王懿荣过目不忘的为学功夫。王懿荣的启蒙先生是外叔祖谢斅之，后又拜谢焕韶先生为师。庚子国难中，与王懿荣一起殉国的继室亦为谢氏。

王懿荣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据《王文敏公懿荣年谱》记载：“是年六月初八日寅时生。时公祖荣禄公讳兆琛，官山西巡抚。命名曰懿荣，字曰廉生。行十三，为公考资政公讳祖源长子。公妣谢太夫人，为同邑广东虎门同知牧之公女。”王懿荣六岁受业于外叔祖父谢学菴先生，九岁受业于母舅谢琴南、谢价人两先生。十二岁时，王懿荣的父亲王源入京任兵部主事，母亲谢太夫人留居乡里。同年王懿荣受业于母舅谢虞臣先生。王懿荣少年时期的教育多依仗于舅氏。咸丰九年（1859年），王懿荣携弟妹同母亲入京。

咸丰十年（1860年），王懿荣的父亲奉旨回籍团练，王懿荣随侍至济南。《年谱》记载：“是年，公肄业济南泺源书院，掌院为胶州匡鹤泉尚书源”。此处《年谱》有误，《清史稿》记载：“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直军机，谦退无所建白。罢官后，清贫，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匡源革职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清史稿·穆宗本纪》《清史稿·穆廕传》均有记载。匡源在《泺源书院课艺初编、二编序》中写道：“余自乙丑春来主讲讲席”（15），“乙丑”即同治四年（1865年）。咸丰十年（1860年），王懿荣就学泺源书院时，掌院并非匡源，此处应为误记。

同治三年（1864年），王懿荣岳父黄熙庭任直隶任邱县知县，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黄熙庭以奖励与王懿荣，王懿荣得出任户部候补主事。王懿荣开始京曹小吏生涯。王懿荣虽官职低微，但在京城的鉴藏界已很有一定的影响，潘祖荫、李慈铭、吴大澂、赵之谦等与之过从往来甚密。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王懿荣作《消夏六咏和潘郑盦侍郎师》，分别题为《拓铭》《读碑》《论印》《品泉》《还砚》《检书》。同年七月五日，郑康成生日，潘祖荫邀请胡澍、陈彝、谢维藩、许赓阳、陈乔森、张之洞、吴大澄、顾肇熙、严玉森、李慈铭、王懿荣置酒展拜。张之洞有诗记载此事。王懿荣也有《题张菊如为潘侍郎师摹郑康成像》诗。张菊如即张士保，字子固，号菊如，是王懿荣在泺源书院的同窗好友。

王懿荣与张之洞的交往也始于这一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在京与潘文勤祖荫、王文敏懿荣、吴愙斋大澂、陈弢庵宝琛诸君订交。”夹注“文勤寓米市胡同，所居密迩，出所藏吉金拓片属公与王吴两公审定，集中所录论金石文字大率皆此数年所做。”此后三十年间两人结下深厚友情。

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王懿荣应顺天府乡试，中式副贡第一名，至此时，王懿荣任京曹小吏已有十年，《年谱》记载：王懿荣性本不善综覈，又素无人事于外。仰事俯畜得黄夫人之助为多。光绪元年（1875年），王懿荣的妹妹受聘于张之洞，成为张的继配夫人。光绪三年（1877年），王懿荣夫人黄氏病逝，享年三十七岁。光绪五年（1879年），王懿荣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三十一名举人，考官为徐桐，房师为缪荃孙，覆试中一等第七名。王懿荣与缪荃孙同年，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杨洪升据缪荃孙致王懿荣手札，缪氏出任泺源书院讲席及纂修《山东通志》即得王懿荣推荐。光绪六年（1880年），王懿荣会试联捷，中式第一百五十六名贡士。覆试得一等第三十五名，殿试二甲第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二十年间，王懿荣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翰林院侍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等职。

王懿荣的甲骨发现与金石研究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有两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是出自加拿大人明义士的《甲骨研究》讲义：

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一九〇〇（庚子，光绪二十六年）春，范氏又得了八百块，亦卖与王氏，其中有全龟甲一壳，文五十二字。”

另一种说法源自化名汐翁的《龟甲文》：

光绪戊戌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京师，寓福山文敏懿荣私第。文敏病痁，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王懿荣，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

明义士的记载是1914年与范氏交谈中得知的，他在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自序也提及。第二种说法的真实性受到更多的质疑，胡厚宣认为《龟甲文》带有传说演绎性质，不可全信。李学勤指出，汐翁《龟甲文》关于甲骨文发现离奇而不符合事实，还有的是信笔由之。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较详细的记载见于其亲友记载。王懿荣之子王崇焕《清王文敏公年谱》“光绪二十五年五十五岁”条记载：

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之京师，公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十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实在是年秋天。

王崇焕《古董录》又说：

回忆光绪己亥庚子间，潍县估人陈姓，闻河南汤阴县境小商屯（地方志称河亶甲城，俗呼何三家城七村，总名小商屯）出有大宗商代铜器，至则已为他估席载以去，仅获残麟賸甲，谓之嗒然，乃亲赴发掘处查看，惟见古代牛骨龟版，出积其间，询之土人云，牛骨可椎以为肥田之用，龟版则药商购为药料耳……估取一稍大者，则文字行列整齐，非篆非籀，携归京师，为先公述之，先公索阅，细微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仅至一批而庚子难作，先公殉国。

王懿荣搜购甲骨的记载，亦见于刘鹗在《铁云藏龟》序云：

龟版己亥（光绪廿五年，1899年）出土，在河南汤阴之古牗里城。……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若狂，以厚值留之。后有为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义和团乱，文敏遂殉难。

近年来甲骨文发现者又有王襄、孟定生说，研究者多有辨析。一般的看法是王懿荣是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甲骨，与王懿荣同时期辨别搜购的还有天津孟定生和王襄。曹定云认为，王懿荣具备深厚的古文字知识，是发现甲骨文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王懿荣实现了从“龙骨”到“甲骨”的飞跃，开始了甲骨文研究的新时代。陈炜湛评价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使中国文字的源头一下子上溯到商代，使人们看到孔子所未见、许慎所不知的最古文字。这是二千年来惊天动地的大事。”

王懿荣共收集甲骨文约1500片，其殉国后，次子王崇烈为支持刘鹗编拓《铁云藏龟》而赠予千余片。三子王崇焕保存490片，其女儿王福重代其兄王福延全部捐给天津历史博物馆。

王懿荣除了发现甲骨文字，还长期致力于金石文物的搜集与研究，《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条记载：“正月，题登州古器物拓本，福山出土各物，悉数收入，后编县志，金石门即据此为蓝本”。《登州古器物拓本》跋写道：

出门半里，见崎岖周匝，累累相望，俨然城垣，俗呼为古城冓，即古牟子国城也。父老云，此数十里中，往往春耕锄土，多出古彝器、刀币、镜、剑之属。十余年来，就余所知，有获齐刀、汉半两、五铢货泉等事者，动辄数百柄及百十千贯不等。余性耽金石，与日俱深，乡人北上，率以饷余。虽皆易得之品，是育黎古文也。遂辑往岁所藏，并得诸他邑之隶吾郡者，汇为一册，续之又续，将无已焉。《书》曰：“惟厥土吾心臧”，此之谓也，况时事日非，三代古道，犹在吾乡，望古遥集之余，能不奉若家珍哉！己巳正月下浣，古现村人。

　　王懿荣编订《登州古器物拓本》时，年仅25岁。从跋文可知，王懿荣自少年时代就对金石产生了浓厚兴趣，至此时已具备很深的造诣。《清代学人列传》称他“为学不分汉宋门户，笃好金石文字。得诸城刘氏旧藏，故收蓄颇富。与潍县陈编修介祺商订古文书疏往还不绝。潘文勤暨常熟翁尚书咸推之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

王懿荣对金石研究朝夕不辍，孜孜以求。我们从王懿荣的《南北朝存石目》叙例中看到这一点：

写本既具，每方虚左，有续获者，当据补录。其文字磨灭，纸墨敝闇，前所辨识或有谬误，续见精本，当据以校正，温故知新，无已时矣。始自壬戌，迄今辛巳，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龕（盦）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㧑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户部；考订违和，剔抉幽隐，则问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譻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墓已拱矣，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

王懿荣为官清廉，不治产业，他购买书画古器，常典衣质物以求之，他在《长夏感怀口占呈松溪三兄》诗中写道：“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其窘境可想而知。王懿荣亲自撰写的《诰封宜人原配蓬莱黄宜人行状》亦有相关记载：

懿荣又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相对语。宜人则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力致之，惟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须臾购之为快，以故裘葛钗钏往来质库犹如厨笥。

王懿荣不仅致力于搜集金石文物，相关研究亦有精深的造诣，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同年有山左王廉生懿荣，收藏尤富。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搉翁大兴、阮仪征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已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吴士鉴称他“鉴别宋元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王懿荣在金石文物方面的著述，今存《南北朝存石目》《天壤阁杂记》《汉石存目》《福山金石文字志残稿》等书稿。王懿荣的诗文、书札多涉及金石文字的讨论，我们从中亦可窥见其学术思想之一斑。

王懿荣御寇殉国的爱国事迹

王懿荣不仅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的爱国主义者。1894年7月25日，日本陆军向屯驻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清政府被迫出兵抵抗，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1月20日至25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山东半岛陷入危机之中，时任职翰林院侍读、国子祭酒的王懿荣深感山东半岛兵备不足，遂奏请回籍办理团练以卫桑梓，并奏请携王鸿发驰援，1895年正月初三（1月28日）朝廷降旨，王懿荣着准其回籍办理登州团练事宜，王鸿发驰援一折则未准。正月十一日（1895年2月5日），朝廷谕军机大臣等：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奏办登州团练，调检讨王守训、王垿、知府陈阜、前安徽宿松县知县孙葆田协助，会同王懿荣办理团练。《山东通志》对王懿荣奏请回籍办理团练一事也有记载：

中东战事急,上疏请回籍办团练,奉旨驰往,并发饷银五千两。因驰至登州,周览形势,联络乡团,不辞劳瘁。和议既成,请假省亲,缴还饷项,东抚馈以千金不受,而以私财散遣所调兵弃。

王懿荣于2月13日抵达莱州府,至此得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等将领全部以身殉国。北洋海军于2月17日全军覆没。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山东巡抚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事宜。李秉衡在奏折中对此有所涉及：

去岁倭寇犯顺,海疆戒严，臣秉衡于到任后即札饬登莱各属举办团练，臣懿荣于今日正月奉旨回籍办理登州团练，二月到籍，倭氛未靖，周历十属，查勘情形。今先后查得文登一县，团长拣选知县于霖逢、廪生林基达,平日倡办团练最为认真，联络城乡，合为一气。揣知夷情巨测，预为坚壁清野之谋。凡有大兵过境，先时备置粮草，平价公卖，使兵无缺，使民无扰。复于本年正月于该城失陷之际，冲锋不避，力持危局，积存火药，仓碎难以盖藏，乃于各箱中置机捻,倭贼果然搬移触发，立时轰毙十余人，因之不敢逗留。

王懿荣回籍办理团练，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然而，王懿荣的努力终究化为泡影。王懿荣《偶感》一诗中写道：“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对自己不能扶危定倾表达了深切的愤懑之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引起西方列强的恐慌，英、美、德、法等国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未果。5月28日各国公使决议联合出兵干涉，接着400多名侵略军进入北京，6月10日，英、法、德、意、美、日、意、奥八国2000余人组成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21日，慈禧向八国联军宣战。王懿荣临危受命，王懿荣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承担起京师京城防守事宜，国家危难把他的命运置于生死关头。

王懿荣早已萌生殉国之念，他接上谕后总是喟然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既无法力挽狂澜，他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忠君爱国心迹。他在给妹夫张之洞的信中提到：自己受命以来，“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也就是说虽身为团练大臣但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下属1000余人的团民，半是老弱残兵，又几乎是赤手空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只能是“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者而已”。为了搞到武器，自己曾四处奔走，“此一千五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也无处购买”，故只能向为官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暂乞军械”，垂泣而请求他“能稍为捐置”。王懿荣对局势及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深感悲观，天津已岌岌可危，京城“估计为时亦必不能久”，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如果城池失陷，“则重臣之不得不罪夫”。

王崇焕《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记载：五月十二日奉上谕，五城御史文琛等奏景城店情形日亟请安民心而弭祸一折。著派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汇通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钦此

二十四日具疏谢恩，是时拳匪聚閧寻仇抢劫，群商歇业。出京者相踵于路，朝廷轸念商民，又以山东人在京贸易者多。欲有以安定民心，遂有简派公即李小研侍郎办理径称团练之命。公勉为其难，殚竭精力用效补苴，辄喟然而叹曰：“此天与我以死所也”。见拳匪之目无法纪白昼行凶，特于召见时沥陈其情。请旨严饬统率大员，而九重更始知邪说不可尽恃，外侮不可轻启然而战势已成莫可由补救。

王懿荣上职后兢兢业业，“约束部伍，力遏匪焰”，常夜漏三下未及就眠。至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亲率练勇抗击外寇。王懿荣念两宫惊扰，不能入卫，次日听闻慈禧携光绪西逃，遂决意以死报国。《清史稿》记载：

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

《王文敏公懿荣年谱》对王懿荣殉难记载更为详细，《清史稿》“题绝命词壁上”，在《年谱》作“楷书绝命词一纸”。今天我们有幸还能看到这件“绝笔书”墨迹，它写在一张荣宝斋笺纸上，长30厘米，宽12.5厘米，卷后有樊增祥、张之洞、康有为、端方、徐世昌、叶恭绰等人题跋诗文。“绝笔词”的全文为：“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记”。樊增祥题后写道：“书法庄严雄厚，一如平时，想见浩然之气，集义而生，故能视死如归。”

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1845年—1900年），字正儒、廉生，号养潜居士、直庐花衣，山东福山县（今福山区）古现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爱国志士。

王懿荣幼承家学，188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古代朝廷官职之一——清朝国子监系朝廷最高学府，总管全国各类官学;祭酒为国子监主管官）；潜心金石之学，著有《汉石存目》《六朝存石目》《天壤阁杂记》等三十余种金石学研究著作，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将汉字历史上溯至殷商时代，系甲骨文研究奠基人；投笔从戎，1900年，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偕夫人、长儿媳投井殉国，谥号“文敏”。

名门望族——仕宦世家 著述绵绵

明清时期，福山产生了一大批通过科举入仕的地方文化精英，其中，进士75人、举人273人，形成了一些仕宦世家、文化世家，家族声誉延续几百年。福山名门望族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的出现，得益于明清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当地深厚的文化教育底蕴，同样，这些家族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又对福山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也使福山优秀的地域文化得到丰富、传承和发展，使之走出胶东，扩大了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王懿荣家族及其代表人物，是这些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的典型代表。

扎根福山，枝繁叶茂。

王懿荣，福山一世先祖王忠，原籍云南，明朝洪武初年任山东登宁盐场大使，卜居古现河北村。据《王氏家谱》记载：“王忠，云南大理府云南县（祥云）云南镇鸡头村人。任邑之登宁盐场盐课大使。居古现集之河北村。旧有王姓数百家，与人同处，遂隶孙夼社一甲。娶邱氏，子一云。卒葬于西北原之阳。三传，而明经入仕版游庠者，代不乏人。七八传，相继登甲榜，膺显要，至今不衰。”

河北村北临黄海，西依磁山，南拥黄金河，东连牟子国故城。这里山麓林木葱笼，遍山果树累累，广阔平原为米粮之仓，沿海水产丰富。王忠管理沿海10州县盐务，对此地十分熟悉，致仕后定居于此。王忠百年后，明廷敇授其为七品承事郎。

古现王懿荣家族为明清时期世代官宦的书香之家，“列翰林者先后五代（6人）”。可谓科第绵长，在福山乃至胶东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王懿荣一族出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祭酒、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等多达140余人，他们大多为官清廉，遵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勤政为民思想。

王懿荣家族自福山一世始祖王忠以来，家和族兴，诗书继世，靠着勤奋与才智迅速崛起，“历600余年，凡二十余世，犹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繁衍生息，所荫成林。” 被世人称赞为“名门望族，科第继世、著述绵绵，天眷其后、世泽蝉联。”

儒学传家，科第继世。

王懿荣家族福山二世祖以来，儒学持家，科第取仕，有督抚3人，翰林6人，二甲进士8人，三甲进士17人，武进士2人，举人38人，武举5人，贡生58人，庠生357人。其中著名仕官有：

二世祖王云，以岁贡生出仕知县。

三世祖王俊，官至山西文水县知县。

四世祖王纶，官至知县。

五世祖王锦，敕礼部儒官。

七世祖王久任，任山西文水县主簿时，明神宗派宦官开采银矿，其奉命管理矿事务。

八世祖王允谐，福山王懿荣家族第一位进士，授大理寺观政，迁甘肃成县知县。

九世祖王三锡、王慎言兄弟，王三锡武进士，授官直隶昌平道中军守备；王慎言武进士，授京师锦衣卫百户官。

九世祖王骘，进士，授督察院观政，改授四川松威道。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擢江西巡抚，又晋升闽浙总督、户部尚书。

十世祖王 ，以国子监监生按例注籍。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授云南云龙州知州。1730年（清雍正八年），迁京师顺天府知府，后又擢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1737年（清乾隆二年），擢大理寺卿。

十一世祖王从绳，武举，授直隶宣化镇右营游击，升山西老营左营参将。1738年（清乾隆三年），迁安徽六安参将。

十一世祖王检，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擢为甘肃凉庄道。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擢通永河道总督。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擢升为湖广总督，同年，又迁任广东巡抚，逝后赐太少保，谥号“文勤”。

十二世祖王显绪，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又擢贵州道监察御史。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任甘肃平凉知州，旋擢山西直隶、安徽按察使，可谓三任臬台。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应邀参加了乾隆帝的千叟宴。

十二世祖王燕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又擢日讲起居注官。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擢太子府右春坊右赞善官。后又擢翰林院侍读、侍讲。

十二世祖王启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擢云南道监察御史。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署兵部给事中。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外放河南开封知府，后又擢开封、陈州、许昌道台。

十三世祖王森长，进士，官至同州知府。

十四世祖王兆琛，即王懿荣祖父。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总纂官。1827年（清道光七年），擢江南道监察御史。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擢四川布政使。次年，擢山西巡抚，成为王懿荣家族第三位封疆大使。

十五世祖王秉燮，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十五世祖王祖源，即王懿荣父亲。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考取乙酉科拔贡，朝考一等，候选教谕。1856年（清咸丰六年），授兵部主事。1859年（清咸丰九年），奉旨返乡筹办登州团练，次年，奉旨回京，擢升兵部员外郎官。1865年（清同治四年），外放四川龙安府知府、迁成都知府。1883年（清光绪九年），擢四川按察使。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抱病东归，次年病逝，朝廷诰授正二品资政大夫封典。

著书立说，享誉海内。

王懿荣家族不但世代为官，而且是诗书传家著书立说的世家，其先辈们，熟读经史，学问渊博，多有著述行世。这些家族精英的著作，对福山文化教育产生重大作用，有的在福山文化史上，甚至全省、全国都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传世著作有:

八世祖王道增，《福山县志稿·王道增传》载：“一生内无匿情，外无讳事，见义勇为，敦得不怠。”其终生学习《左传》，著有《左传批注》等。

九世祖王骘，致仕后，为后代立下了“志仁择死地，临危忌沉吟”“有子能文何必贵，为官致富不如贫”的家训。著有《养素堂文集》《义圃传家集》《大司农奏疏》等。

十世祖王 ，著有《王太常集》《王太常诗集》等。

十一世祖王柔，少年从同县进士刘元声学习经史，深得其奥旨，“行文有奇气”，深受登州学正陈恂赏识。著有《东牟奏议》等。

十一世祖王杲，据《福山县志稿》载：“离任时，吏畏民怀，百姓多攀授不忍别，赴送者动数十里不绝。”晚年极喜欢创作笔记小说，将其看到、听到轶闻逸事，搜集整理，编成故事，取名《秋灯丛话》十八卷。

十一世祖王检，著有《西园奏疏》《西园诗集》等。

十二世祖王希旦，著有《炳东文集》等。

十二世祖王善垲，1796年（清嘉庆元年）外放云南省澄江府知府，期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著有《滇南诗抄》等。

十三世祖王厚庆，著有《蒉山房诗集》等。

十三世祖王延庆，著有《周公年表》《学丰斋诗抄》《聊斋注解》等。

十四世祖王余晋，著有《静香移屋试帖》《静香移屋诗集》《周易证象朝闻》《古雪堂文集》《古雪堂诗集》《求六轩文稿》等。

十四世祖王余英，曾带头捐俸，修缮岳麓书院，在书院讲学。著有《四书求是》《镜山草堂四书文集》《镜山草堂诗集》等。

十四世祖王兆琛，著有《正俗备用字解》《重韵辨义》《御史奏议》《巡抚奏议》《眄堂书屋集》等。

十五世祖王延庆，晚年致仕后，以“小示现山人”自号著书立说，著有《史泽子氏译史年表》《周公年表》《学丰斋文集》《时文左文胎产心法》《聊斋注解》《医书》等。

十五世祖王德瑛，《福山县志稿》载：“历任河南扶沟、舞阳、安阳三县宰，临治宽大，理讼平允，拔俊才，恤孤贫，完国税，无苛求。遇差遗无派累。三任知县，所至有政声。著述甚多，均载艺文志。”著有《莲墅文集》《莲墅诗集》等。

十五世祖王祖源，一生酷爱金石，以道德文章著称。其编著书籍甚丰，著有《判花轩集》《急就篇直言》《尔雅直言》等，统编于《天壤阁丛书》。

传承家学——发现甲骨文第一人

王懿荣秉承家传、好古嗜学，对金石文字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每有所得，虽“典衣”“倾家”在所不惜，自称“好古成魔”，有“书痴”“墨痴”之称。其金石文字著作，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有些还成为金石文字学工具书典籍。

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研究，重新确定了殷商历史，将中国文明上溯千年，并引发了殷商文明的发掘与探索，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对中国考古学史，甚至世界考古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幼承家传，少年神童。

1845年7月12日（清道光二十五年农历六月八日），王懿荣出生在山东福山县古现“太史第”高大房屋里。按族谱排名贻榘，祖父王兆琛则为其取名王懿荣。懿荣二字，取自《东京赋》：“东京之懿未罄，令彰于邦国，每钦忠懿”；《魏书·南安王桢传》：“懿范也”；陶渊明曰：“草荣识节和”“欣欣向荣也，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系王懿荣家族第十六世孙。由此可见，王懿荣祖父为其取的名字，既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寄予了深切的传承家学厚望。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王懿荣5周岁，开始接受正规家教，在本族长房房舍“有棣堂”读书。王懿荣启蒙老师是其外叔祖谢斅之，后又拜母舅谢焕韶等人为师。谢氏也是当时福山望族，原籍安徽宣城，始祖谢魁一在登州千户所任小旗官，明洪武初，调防登州卫福山备御千户所，遂隶福山籍，以谢乃实、谢乃果兄弟一榜双进士，谢氏共考取进士6人。

王懿荣母亲是谢乃实玄孙女、谢牧之女儿。谢牧之，福山西关村人，官至虎门、澳门同知。王懿荣母亲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对王懿荣家教十分严格，在王懿荣牙牙学语时就教王懿荣背《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稍长又督促其学《千字文》《三千字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书籍。王懿荣在母亲及老师的教育下，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吟诗作对，才思敏捷，据《福山县志稿》记载：“有过目不忘之誉，时誉神童。”

正当王懿荣学业有进之时，王家突遭变故，祖父王兆琛在山西巡抚任上，获罪遗戍新疆，家产被抄，家道从此中落。此时，王懿荣已记事，亲眼目睹了家庭的突变，世态炎凉，在其幼小心灵打下了深深烙印。据李宝嘉《南亭笔记》记载：“王廉生祭酒，官翰林二十年，喜金石书画，一贫如洗，典衣绝粮不顾也。书法雄健尽脱楷气。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同官均侧目，有‘东怪’之称。”王懿荣耿介怪癖的性格无不与童年的家庭遭遇有着密切关系。

1859年（清咸丰九年），王懿荣随母进京，与时任兵部主事的父亲团聚。这期间，王懿荣先后受业于表伯张恩煦先生。张恩煦当时在京读书应试，义不容辞担负起王懿荣的学业。其授王懿荣《朱柏格言》《增广贤文》等。

1860年（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王懿荣父亲王祖源奉旨回家乡登州办团练，王懿荣随之到济南，就读于济南泺源书院，深受当时遭贬的咸丰八大臣之一书院山长匡源赏识。王懿荣在泺源书院成绩优异，肄业回京。又拜礼部员外郎周悦让为师。周悦让经学造诣很深，被称为经学大师。师徒二人性情相投，又有同郡之谊。其对王懿荣学业、入仕、思想都产生重大影响。据《福山县志稿》记载：“懿荣幼承家学，不屑于章句、帖括。”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韵学，无不深入研究。

金石之学，备受推崇。

1862年（清同治元年）秋，王懿荣参加顺天乡试。其第一次参加乡试，以深厚的经学功底，极用心作好八股文试帖诗，答卷呈上后，很快引起考官注意。考官许其光，翰林院资深编修，阅读了王懿荣的卷子，以为是“奇文”，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推荐给主考官，结果未被主考官认同。

王懿荣第一次科考失败并没有伤心，而是把精力和兴趣都放在金石文字考据与收藏方面。与其往来密切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金石名家，如陈介祺、赵之谦、潘祖荫、吴大澂、李佐贤、胡澍、缪荃孙、王瑾、张之洞、张佩纶、鲍康等，甚至与身居高位的李鸿藻、翁同龢亦交往颇深。其中，王懿荣与陈介祺往来最为密切。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王懿荣28周岁，而陈介祺60周岁，都爱好金石文字，学术交流把他们相互吸引串在一起，二人的交往在当时的金石界堪称佳话。王懿荣与陈介祺是晚清时代具有独特贡献的两位金石学家。在王懿荣与陈介祺十二年交往的书函中，目前可考共有七八十余封，其中，谈论金石约有六十余封，千字以上的就有20余封，最多者洋洋三千字，实是一篇篇学术论文。他们讨论治学方法与途径，纵横古今，宏论博述，涉及面广，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探讨金石领域的义理和规律，即以“理”究源，衡以学术，坚决反对主观臆断和猜测的学术观点。期间，王懿荣还与潘祖荫、吴大澂、李佐贤、胡义赞、赵之谦等多人讨论金石，撰写了许多金石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南北朝存石目》《汉石存目》《说郘钟》《说匽侯鼎》《说齐子中姜鎛》《说釿》等。首先发现，甲骨文字。王懿荣在金石学研究上连获丰收，然而其在科举之路却接连失利，17年中参加乡试7次，除同治十二年中副榜（贡）第一名外，其余6次均名落孙山。金石研究并没有给王懿荣家族带来振兴和荣耀，于是其收心静坐寒窗之下，精心准备迎接能够改变其命运的乡试。1879年（清光绪五年），王懿荣终以饱读诗书、才华出众，在第八次乡试中考取举人。次年，其又参加会试、殿试考取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王懿荣家族第五位翰林。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王懿荣在多次任考官期间，参加御史考试，钦取第一名，为记名御史，晋升为翰林院侍讲。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王懿荣参加“京察”被列为一等，以道员记名，任命为南书房行走，旋又补汉日讲起居官。一个月后，王懿荣又被擢升为国子监祭酒。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王懿荣奉旨回乡办团练，中日议和后，王懿荣又返京补国子监祭酒，是为二任祭酒。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王懿荣母亲病故，丁忧三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王懿荣服阕后第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又因兼任《会典》馆总纂，头顶正二品顶戴。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盛夏时节，王懿荣勤勉王事、过于劳累，终于病倒，太医诊断为重伤寒。家人持药方到宣武门外鹤年堂抓药。药抓回来，王懿荣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里有几片大拇指般的骨头上刻有清晰类似篆籀的刻画。翌日，王懿荣不顾病体，前往鹤年堂，说明来意，并再三嘱咐药店掌柜，以后再有送龙骨者千万不要捣碎，一定代为收藏。临走时，留下一锭银子，作为定金。是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了一批甲骨，其精选了12片，来到北京，经药店掌柜引荐，来到王府。王懿荣见范维卿等人送来大片甲骨，分外高兴，告诉范维卿，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王懿荣用一片二两银子的天价全部收下。临行前，王懿荣为范维卿写了一副对联：“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北京鹤年堂至今还挂着王懿荣画像及王懿荣抓龙骨发现甲骨文的经过。中国信史，提升千年。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的金石学，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下，其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古物研究范围扩大；品类趋于专业化。王懿荣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相继出现的研究甲骨文著作出版，标志着甲骨文走向中国学术界创立甲骨文科的开始。之后，又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甲骨学研究经历了说文字、断句读的阶段，把甲骨文研究从著录到考释，把甲骨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从“文字时期”进入“史料时期”。正是由于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才有后来大量的收藏甲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和史料；才有了对中国古文字更新的认识和研究，使中国古文字更加古老和完善；才有了一脉相承的完整文字体系；才有了文字的起源，结束了“小学”及《说文解字》文字意义上的使命；才有了中国上古三代的历史史料，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加完整，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甲骨文的确认，不仅震惊了中国，而且也震惊了世界，使中国历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的考古学，并在古代科学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甲骨文被发现，需何等胆识和眼力，没有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功力和鉴定能力是难以确认的。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一扫当时学术界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疑古之风，为开拓我国考古学、历史学、殷商学以及夏商周三代断代史起着开创性的作用。

王懿荣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从而开始秘密收集，所得甲骨约1600余片。其门生刘鹗将其收集和自己收集的甲骨选拓1085件，编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研究证明，商代甲骨文使汉字进入成熟期文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共约有5000多个单字，已显示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等六种构字原则，而且“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已基本固定。

王懿荣作为甲骨文首先发现者、收藏者、断代者，其功绩永载史册。

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壮烈赴义

王懿荣既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又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其奉旨回胶东故里，筹办团练拒敌。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又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城破，偕夫人、长儿媳投井殉国，成为一名名垂青史的爱国主义者，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回籍山东，筹办团练。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懿荣看到国家内忧外患，而慈禧仍大操大办“万寿庆典”，即毅然上书《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此疏一上，满朝为之变色。当时许多朝臣都为筹办庆典去讨好慈禧，想不到王懿荣却反其道而行之，与王懿荣交厚的友人都为其捏了一把汗。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军队由朝鲜半岛打到辽东半岛，又由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王懿荣看到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心急如焚，愁虑彷徨，寝食俱废。其又给光绪皇帝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御倭寇。

光绪皇帝采纳了王懿荣的意见，任命其为山东团练大臣，命兵部“刊该关防，并请发给勘金”，着户部借支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需费用。

3月9日，王懿荣经过长途跋涉，在莱州府会见了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才知道北洋水师已全军覆灭，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陆军统领戴宗骞等，已全部殉国。王懿荣忍住悲痛，不顾沿途劳顿，立即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及巡视团练事宜。

3月22日，王懿荣一行来到了黄县。黄县团练总局董事候选知县山民、四品衔候补员外郎丁世常等人向其汇报了黄县团练组建、训练、巡查、值勤、筹款、开支等事项。王懿荣听了汇报，认为黄县是登州府办团练行动快、组建实、范围广的好县，“办团练认真扎实为全郡第一”。

3月25日，王懿荣在黄县检阅团练队伍操练之后，甚为满意。即起程赴府治蓬莱。次日，王懿荣视察了登州蓬莱阁炮台，表彰了日前提督夏辛酉亲自率守军向三艘日舰发炮轰击，使日“吉野舰受创，急回旋挂白旗后逃遁”的抗战事迹，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碑》。

王懿荣巡视10县团练，也看到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指出：登州原有团练，“因而不练，不如不团”，“无粮无饷”只是徒有虚名。因此，其建议“以城防勇例，济以资粮银，月二两钱，一旦寇王，率众登陴，以守为战”。为了使团练具备一定规模，其又提出每县至少须500人，不足以别县补之，再不足以招募莱青一带补之。“十县合有5000人编成10营之数”，使其分扎于10属之间，平时逐渐更替交换，使之各与乡团相互演习，联络一气，扩大声势，以壮其志。如倭寇沿海来袭，每使200人，合乡团共守一城，“以明指挥防御，盖不能战者亦不知守。其可以率3000人，和尾随大军之后”，为之接运粮草，或截击败寇之余，以之夺粮断道，其平时熟本地山川险要，或扼堤岸，或出偏师，以补大军所不足。

正当王懿荣指挥团练奋勇杀敌之时，朝廷却派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把中华民族若干利益出卖给了日本军国主义。

王懿荣闻听，义愤填膺，日夜不能寐，仰天长叹写下绝句：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类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5月17日，王懿荣接到朝廷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著即回京供职。钦此。”王懿荣此举，在当时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上确实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然而，轰轰烈烈的办团练之举，顷刻烟飞云散了。

保卫京城，以身殉国。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17日，朝廷上谕：着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王懿荣接到圣旨，仰天长啸：“此天与我以死所也！”其明白为国殉难的时候到了。保卫京城责任十分重大，在这个时刻偏偏李端遇又患病了，重担就落在王懿荣一个人身上。王懿荣起五更爬半夜筹划团练事宜，轮流值日巡逻城际，严阵以待，随时迎击来犯之敌。

王懿荣身为京师团练大臣却没有军事指挥权，下属千余人，半是老弱残兵，而且缺乏武器，在敌人的洋枪、洋炮下形同虚设。王懿荣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仍日夜操劳，“往往夜晚漏三下，未即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其操练兵马，准备抵抗八国联军，一旦兵败城破，决心赴难与京师共存亡。此时八国联军各国陆续增兵，已达到2万余人。

王懿荣在锡拉胡同11号住宅，第二个院落有一个小花园，花园中心栽有一棵高大的枫树，枫树下有一口深井，平素为安全起见，王懿荣叫家人在井口上放了一块大横石，并请石匠为井做了一个围栏。当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预感到时局愈发严重了。其亲率仆人将井淘深，面对这口老井，意味深长地对家人说：“此吾之止水也。”这是告诉家人，一旦城破之日，这口井将是其最后的归宿。

王懿荣虽做了死的打算，但仍旧每日到团练局率兵勇巡逻城防，并四处购置武器，以应不测。

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沿运河两岸进犯。沿途，北仓杨村清兵防线被很快击破。清军守将宋庆、马玉昆率部节节后退。这时，新任帮办武卫事务大臣李秉衡临危受命，奉旨迎敌。次日，八国联军兵力倍增，而朝廷仍无援兵，通州失陷，北京就暴露于八国联军之前。

8月13日，八国联军3万余人，在通州烧杀抢掠之后，直逼北京，先是围攻齐化门、东直门、广渠门等。此时，王懿荣亲临东直门、朝阳门组织指挥清军抵抗敌军。攻打两门的日本、俄国军队用大炮轰开了城墙，到晚上九时，东直门、朝阳门皆破。王懿荣被部属强送回家中。

8月15日凌晨，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夜半，王懿荣徘徊于庭院，门外不断传来枪炮声和百姓惨叫声。当其得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逃出了京城时，仰天长叹：“吾可以死矣！”然后，面向北方，跪在地上，大呼：“皇上，您多保重！是臣无能使您饱受耻辱……”此时，大街小巷，百姓扶老携幼，狂奔乱跑。八国联军攻进入北京城。王懿荣感到自己不能再苟安于世了，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其不愿做亡国奴，决意以身殉国。其用楷书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 末署“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然后吞金、服毒，两次未死，其再也不能等待，令家人将井石挪开，准备投井。众仆人“环跽而劝”，王懿荣厉斥之。王懿荣仰天大笑曰：“有义仆抢出小主人，此为义也，吾家可谓忠孝节义俱全，死而无憾！”言罢，随即纵身跳入井中，夫人、长儿媳也相继投井壮烈殉国。王懿荣时年55周岁。

8月25日，礼部侍郎张英麟，筹银70余两，置办了3口薄棺，亲率国子监诸生到王懿荣府邸，由国子监学政王伯恭、监生王杜松等率诸生，将王懿荣暨夫人、长儿媳尸体从井中捞出，史料记载，“三人面容如新”，众人将他们装殓，浅葬于花园空地。一个月后，道台王瑾与侍郎张翼又把王懿荣等三人的灵柩运入城宝应寺义园内暂厝。

10月30日，内阁抄奉上谕：“二品衔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侍从南斋，迭承恩眷。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本年七月间，临难捐躯，从容就义。洵然大节凛然，加恩著追赠侍郎衔、照侍郎例赐恤。其妻谢氏及其长子妻张氏亦同殉难，忠烈孝义萃于一门。允宜特别予以褒扬，以彰贞节。王谢氏、王张氏均著其旌表。长孙王福坤著服阙后，以主事分部行走。寻予谥‘文敏’，钦此。”

爱国精神，可歌可泣。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2月，王懿荣次子王崇烈，由宝应寺义园将父母及大嫂灵枢启运回故里，由天津经海路抵烟台码头，然后运至福山古现北顶岭安葬。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王崇烈奉旨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王懿荣故居，建家祠奉祀。

正在京城述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题写：“福山王文敏家祠”。

顺天府知府陈璧题写了楹联：

“率诸生以时习礼，君隆祀典，卧重儒行，庠心讲学术。且幸文章宗工，政事名族，金石通家，春酒一尊瞻遗像。

忆圣驾蒙难出巡，我悍牧圉，公守社稷，泪笔写奏稿。可怜父子尽节，夫妻捐躯，儿媳从井，秋风七月葬忠魂。”

陈璧在井旁筑一精致砖亭，竖一碑，上镌“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九个大字。

光绪皇帝题写祭文碑一块，后又有宣统皇帝题写祭文碑一块。

此后，国史《清史稿》《国史馆》为王懿荣立传。

1983年第四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一文指出：“王懿荣为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198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90周年之际，为纪念其爱国精神，山东省文物局、福山区政府在福山城里街道中心古建筑群里建立“王懿荣纪念馆”。

1995年，王懿荣纪念馆被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局命名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

1997年，王懿荣纪念馆被烟台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烟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之际，烟台市委、市政府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暨王懿荣纪念馆新馆迁址仪式，新馆迁至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大成栈”旧址。

2012年，全国唯一的王懿荣甲骨学研究会在福山成立。

2014年，福山区委、区政府在福山青龙山南侧建设王懿荣广场暨文博苑，将王懿荣纪念馆迁入其中。

2020年，王懿荣被评为“烟台市十大历史名人”之九（按历史年代排序)。

古现东村名人苑--古（近）代人物之族中女杰篇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古现东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哺育了数以百计的贤达哲人、忠臣孝子、清官廉吏和文化名人，以及优秀大工匠和勤劳朴实的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古现东村和共和国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留下来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古（近）代人物，选择《王氏家谱》《福山县志稿》》福山七十五进士传《福山明清举人传》中记载的，明清两代古现东村出现的，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史料比较翔实的优秀人物。

族中女杰谢太夫人

谢太夫人（1823-1896），王懿荣母亲。谢牧之女儿。谢太夫人出身福山望族，端正贤淑，知书达理，深明大义。

道光三十年（1850），公爹王兆琛获罪遣戍，家产被抄。婆婆于太夫人一病不起，不久辞世。为婆婆料理后事，为王懿荣寻找私塾教师等事，全赖她一人支撑。

谢太夫人是王懿荣最早的人生导师。她为儿子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就是自己兄长谢敩之。谢敩之虽未有功名，但却是福山一位饱学之士，对王懿荣成长影响很大。

咸丰六年（1856），丈夫王祖源到北京任兵部主事，谢太夫人留居福山城里，依靠娘家使儿子就读于福山县南台子街王氏私塾，受业于自家兄长谢应起先生。良好的教育为王懿荣日后成长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结束后，王懿荣将母亲从南京妹夫张之洞家中接回福山，安顿后，王懿荣向母亲禀告了办团练的情况。特别提到三个月中凑调人马，委派各营哨，历遍府属十州县的粮饷等项费用，户部所支2000两白银全部花完，而且另借贷500两垫用。他认为钱虽然花光了，但终未能为国家出力，故“吾不敢累国家以度之也”，想把从户部支的钱全缴回去。

谢太夫人对儿子的作为甚是满意，对缴还部款欣然同意。她知道儿子无多少官俸，常典衣物购置文物，要凑2500两银子确非易事，决定将自己的衣裘、钗钏拿出来典当，帮助儿子弥补亏欠。她安慰儿子道：“吾衣饰岂所固有，皆国恩之余。为国家用之，何憾！汝勿以累吾为念。”

黄兰夫人

黄兰（1841-1877），黄宗敬之女，王懿荣原配妻子。黄兰出身诗书世家，不善言辞，长于针黹，仪容端庄，性情柔顺。

同治二年（1863），王懿荣由保定回北京，一边读书，一边奉养父母。黄夫人也携长女，由保定到北京侍奉公婆。当时是王家最困难之时，据王懿荣回忆：

“寒家自十世祖太常公（王）以下，累世居官于外，素无田产。先祖荣禄公（王兆琛）谢世后，家道中落。所居城西村曰古现，地当孔道，七遭兵燹，至是庐舍衣物焚掠一空。

先公（王祖源）官兵部十余年，又连遭伯父长安公（王伯润官长安知县）、次伯父文安公（王伯醇，文安县知县）丧。先祖荣禄公柩自伊犁入关，行至陕西，为粤匪、回匪先后相间阻，浮厝于蒲城县傅马村者且二十年。四年（1865）乙丑，先公以知府候选，始得乞假措资迎取，先灵六柩一时回籍安葬。此二十年中，闲曹清苦甚于寒素”……

黄夫人到京后，尤能左右奉养，全力支撑。每日晨昏定时向公婆请安，并随奴婢一起操持家务。黄夫人特别珍惜家中一草一木、一丝一栗，从不废弃，对待小姑小叔如同兄弟姐妹。

王懿荣酷爱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类的古籍、古董。黄夫人总是支持他去购来，她说：“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种物事，往往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免即此类中此种也。”有时家中无钱，黄夫人则将自己的裘葛、钗钏拿出典质，犹如厨笥易物，毫不吝惜。

黄夫人擅长用“毡蜡法”拓片。王懿荣所购得古彝器、泉印、镜鉴、砖瓦等物，每得一种，黄夫人必亲手棰拓，而且每拓一件，务必“使纸白如玉，墨光如漆”，然后在拓片的纸尾，盖上一方朱色小印，并记其物名，文字灿然。黄夫人尤擅刺绣，并善书法，对篆书及八分书字，皆能知其笔趣所在。

光绪三年（1877），黄夫人病情愈见严重。每日咳嗽不止，所吐若沫，即医书所说“白血”。她自知不起，就把孩子们叫到病床前，作临终叮咛：“我死后，尔父一人只身在此。此去川署又六七千里，近年河、陕大饥，路不靖，尔辈可就先往依舅父母常住。时须善为人，女每日自梳理，易每日自诵习。一切饮食言语，向人听从，勿令人厌，以待明春，尔祖父母必遣人取尔辈至川署。庶尔时，吾魂魄可稍释也。”儿女们闻言，潸然泪下。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懿荣殉国后，她与继配夫人谢夫人一起追赠为一品夫人封典。

谢云鹤（1858-1900），谢伟勋之女，谢牧之孙女，王懿荣继配夫人。

光绪八年（1882）农历冬月，38岁的王懿荣与25岁的表妹谢云鹤结为伉俪。谢夫人出身福山名门望族，生得像她姑姑谢太夫人一样，端正贤淑，仪态万方，生性爽朗刚直。她嫁过来时，黄夫人长子崇燕14岁，次子崇烈12岁。她一馈一起，每日侍候王懿荣早起入宫当值，抚养儿女，竭尽全力，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最终把黄夫人所生的崇燕、崇烈培养成人，双双考取举人，可谓劳苦功高。

谢云鹤夫人

谢云鹤与王懿荣生育二子，长子崇熿刚满月即夭折，次子崇焕过继给从弟王鸿发为嗣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京城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欲入侵北京，时任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独挡其冲，昼夜筹划无暇晷”。适时，时势严峻，王懿荣令家人将府宅内后花园一口井淘深，列一石横其上，王懿荣与谢夫人熟商，敌破城之时，就是他们夫妻归天之日。谢夫人主持家中后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内城，王懿荣率千余兵勇抵抗后败回家中，对谢夫人说：“吾可以死矣！”题绝命词后掷笔，与谢夫人先吞金钱二，又服毒药，逐跳入井中，谢夫人有崇燕妻张允淑相继跳入井中，一同殉国。

王懿娴（1857-1879），字文娟，王祖源女儿，王懿荣胞妹，张之洞继配夫人。

光绪元年（1875），19岁的王懿娴成为39岁的张之洞第三任夫人。早在京师时，张之洞与王懿荣交厚，便接触到王懿娴，发现其聪颖有文采，而且诗书棋画无所不通。果然，二人结为伉俪后，恩爱有加，彼此十分满意。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咸丰二年（1852），16岁的张之洞中解元。同治二年（1863）中殿试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军机大臣、学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

王懿娴贤而有才，为王氏家族继王照圆后，又一个才女，她琴棋书画皆能，温柔而甚有主见。婚后夫妻十分融洽，往往剪烛长谈，共吟诗篇。

张之洞为官清廉，本来所任的四川学政是一肥差，可他任满返京时，竟无钱置办行装，是王懿娴用首饰换得了他一身像样的行头。在北京，王懿娴想为丈夫祝贺婚后第一个纪念日，张之洞同样拿不出钱来，还是夫人将自己的裘皮大衣典当了才置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光绪三年（1877）王懿娴生下一女，取名仁准。光绪五年（1879），王懿娴因产后失血过多病逝，年仅23岁。

张之洞为悼念亡妻，作《咏叹》诗三首，并发誓终身不再娶妻。

张允淑（1869-1900），字嘉问，直隶（今河北省）丰润人。王懿荣长儿媳，王崇燕之妻。

张允淑出身名门，父亲张人骏，系清末翰林、船政大臣张佩纶之侄，同治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光绪十七年（1889）六月，20岁的王崇燕与同庚的张允淑喜结连理，夫妻相敬如宾。光绪十七年（1891），王崇燕应顺天乡试，中第十六名举人，同年，张允淑生下王懿荣长孙福坤。此后，张允淑携子回到福山家乡侍奉谢太夫人。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王崇燕患肺病甚剧，应本年会试时，因咯血病重昏倒考场罢考。第二年农历五月初三，王崇燕病逝于府中，年仅26岁。张允淑自丈夫病重，就从福山回到丈夫身边，广延名医，俾侍药食，精心调理，昼夜侍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公婆在后花园淘井，议城破之日赴井殉难，并劝张允淑到天津二弟崇烈处暂避，张允淑不允，侍立王懿荣、谢夫人之侧，决心与公婆共赴国难。七月二十日（8月15日），王懿荣与谢夫人投井殉国，张允淑也紧跟投井自尽，年仅31岁。

此后，光绪皇帝上谕，褒扬王懿荣及谢夫人、张允淑忠烈孝义萃于一门，张允淑诰授为二品夫人封典。

除上述五人之外，王氏家族中还有众多杰出的女性，如王崇烈继夫人陈孺云、王崇焕之妻沈宜、王崇焕长女王福重等。她们或才华盖世，或忠孝仁爱，或正直刚烈，或三者兼备，显示出卓尔不凡的气节，即展示出古现王氏世家的风采，又为其家风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