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外刘世善

渊深鱼乐（蔡坚）

我们家的老外

我的外公刘世善，是已故湖湘的书法家。在湖南文博界忆文里，刘世善被尊称为“三湘耆宿”；而在我们这一众姨表兄弟姊妹口中，背后却像赶时髦似地常常直称他老外！

外公总共育有二男四女，我妈是老大。时间过得真是快！早在1998年7月，外公就病殁于长沙，享年九十一岁；2020年10月底，我妈也离开了我们。……在收拾父母亲留下的梅花园住宅时，我们发现了我妈珍藏的从1984年到95年间外公写给她的三十封家书！圆润含锋的行楷、言简意赅的文字，一个己经逐渐模糊的民国老人又跃然纸间！

既陌生又熟悉的老外

我们家的老外，对我而言，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嘛，是因为1965年我父母由长沙调到广州后，我们家就在广州落脚扎根，老外则一直居住在他的老家长沙。到1998年老外去世为止，我总共只见过他四次，最长的一次是：1983年春节前后，他和琪外婆来我们家小住了一个多月。

熟悉嘛，是因为我妈总会时不时地提到老外。还有就是我家的每个房间都挂有老外写的条幅，见字如面啊！……

时间最容易消磨人的记忆！不知不觉间，我们这些老外的孙辈们如今也己年入半百！有些事情再不记录，就会完全湮没了！无论如何老外是这个家族里较有成就的人之一，是他的后辈应该为之自豪的族长。……趁着自己还有少许精力和兴趣，凭着我从小听来的“故事”，靠着我妈留下的老外的诗集、家信、照片等，再依据我从网上搜到的一点资料，我写下了这篇文字。本来只是想以此作为日后的一点留念。谁知道当我将初稿交给在北京的年逾九旬的二姨父周弘勃看时，他竟十分认真、改了一个多月，使本文的内容更充实丰富、文字更严谨，也让我体会到长辈们的认真精神。

一、溯源“刘氏家族”的那些事

长沙“新运街13号”三楼，“老外”老宅

“新运街”、“东兴园”，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我妈用长沙话念叨的地名。……这张图是我从网上搜到的1936年长沙新运街、东兴园附近的地图。在网上一篇介绍长沙老公馆的文章里，作者提到：我们家原住新运街1号，正刘世善先生家之对面，……。作者讲到他家时，竟以“刘世善”为地标，可见老外在长沙倒的确并非无名之辈！

现在的我们这代人还来不及变老，慢慢回忆的时候，长沙的古街老巷就已经消失得不多了。有人统计，1984年—1998年间，长沙消失老街古巷仅数十条，而到2010年12月，长沙老城区共消失街巷484条。……幸好新运街不在消失之列！但现在在新运街的刘家老宅，却早己不是地图里的那样了！

刘家之前最早的老宅-长沙北门新运街一号，己经在1938年日本鬼子进犯长沙前夕的“文夕大火”中灰飞烟灭！据说，“文夕大火”前的刘家老宅，比抗战后老外兄弟建造的简易住房要大很多，有像模像样的大门，有堂屋，有进深……。关于1938年“文夕大火”烧掉的刘家老宅具体是什么样子，现在估计只剩下硕果仅存、如今居住在北京、年逾九旬的二姨刘泽蘩可能还依稀有些许印象……最早的老宅是谁建的，更己无人知晓！但这个地点在当年还是相当不错的，估计是老外父辈建的！我隐约记得，小时候我妈和我说过，家里老一辈人告诉她：老外家一直都是书香世家。老外父亲在时，家境一度不错。但在1919年老外高小刚毕业，他的父亲突然去世；没过三两年，他的母亲又去世了！……由此，老外五兄妺一下子就变得孤贫无依了！

抗战胜利后，1946-1947年间，老外兄弟张罗着在原址重建了老宅，规模和气派当然大大不如之前……听说重建老宅的钱主要是老外筹措的，具体操办人则是三叔外公刘世弼。老外四兄弟中，三叔外公干过印刷、开过酒家，对当时长沙的人情世故、市井状况自然比其它三兄弟更熟悉。重建老宅由他全权操办，实乃必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金不够，房子只能盖得马马虎虎了。最后，资金还是不够收尾！不得己，老外只好在我外婆李国华身上打主意！早年我外婆李国华就读“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擅长“湘绣”，结婚前就一直接绣活做，直到1934年我三姨出生。因此，外婆积攒了一笔私房钱，据说有千把光洋。重建住房资金出现了困难，老外就动员外婆把她的这笔私房钱贡献出来。起初，外婆万分不乐意；最后，老外把“夫唱妇随”的古训搬将出来硬压外婆，外婆只好听命服从！重建的房子终于竣工，门牌号是“东兴园23号”。

1979年暑假，我第一次回长沙，当时老外还住在重建的东兴园23号旧宅里。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妈带着我看门前当年一大早她就起来提水的水井；我们中午在老外家吃饭，琪外婆摆开饭桌，因为地面不平，桌子脚要垫纸皮才稳当。琪外婆说是：在六十年代动荡时期，有人怀疑屋里地下有金子埋藏，把屋子挖了个稀巴烂……1979年底到80年中，我姐蔡小于还在这旧宅里住了大半年，攻读高考补习班。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抗战后重建的东兴园23号旧宅也被拆了。经过协商 湖南生产资料公司（一说是石油公司），在旧宅的地基上新建了简易的矮层楼梯楼房，并按协议分给老外及其弟兄们的后人相应的住房。老外分得三楼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就是如今的新运街13号。下面这张照片就是1986年6月老外八十大寿时，在三楼新宅拍的……

望城刘氏家族 “家和世泽长”

这是我从网上“湖南刘氏家谱”中找到的关于老外这支刘氏的资料。据此，知道老外这支“望城刘氏”是从江西迁居到湖南善化（1912年第二次并入长沙）梅溪滩燕子窝的。按谱上面的命名“派语”（即字辈）“家和世泽长”，可推出：老外那一辈是“世“字辈（世善、世宜、世弼、世完），我妈那一辈是“泽”字辈（泽蘋、泽蘩、泽萱、泽蔚、泽茂、泽芬…），老外上一辈是“和”字辈（鼒和、云和），老外的爷爷应该是“家”字辈了。……

老外这支刘氏近代最有名望的人物应该是老外的伯父刘鼒和了！他是入了族谱的名人，是这支刘氏的第九世！

先父云和公于宝庆粤盐税局任内逝世

上面这句话，是老外在《谷翁吟草.自序》中的叙述。老外的二弟刘世宜写的《刘世宜小传》中，有“父云和公，母沈氏，均早卒。与胞兄世善持贫攻苦，相依甚久”的文字。由此，可以肯定，老外的父亲刘云和是在“宝庆粤盐税局”任内去世的。“宝庆”，就是现在的湖南邵阳，在宋代时邵阳就有宝庆之称。云和公去世前，应该是民初北洋时期在邵阳管理粤盐入湘的盐税人员。刘云和的妻子沈氏，在丈夫死后没几年也因病去世了！他们的去世，令当时老外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对于老外父亲的情况，我妈她们姐妹兄弟都不清楚，甚至叫什么名字都说不清！究其原因：一是1940-1949年，也就是我妈她们姐弟开始懂事的时候，老外基本上就离家去外地工作；1949年2月后不久，他回到长沙工作，我妈姐弟六人中就有五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相继离家外出工作；二是老外本就是一个鲜言寡语之人，闲时在家就是卷不释手，自娱自乐，对子女不太在心，更鲜少交流。为备要交待个人历史的需要，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姨刘泽芬曾让老外为她写过一份资料。可惜的是这份资料也上交了！…据小姨回忆，老外在给她的资料上写道：刘云和的字叫刘晓珊，是盐业公司的职员，没什么太多钱，更没有田。……我的感觉是：老外如此写，是那个时代他的一种不失聪明的自我保护。

至于刘云和的父亲，即老外的祖父的情况，在老外三兄弟为《湖南省志.人物志》写的《刘鼒和传》中，有“父铁珊，县廪生（明 清 两朝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国学及州、县学在学学生，也就是通称为秀才者。清代须经岁科两试，成绩优异者，才能称为廪生。），卒于粤幕。公少孤贫”。二叔外公刘世宜写的《先伯少少公事略》中还明确写到：少少之父铁珊“以佐幕卒于粤”。所谓“佐幕”，基本上是指在将帅府上任职之人。晚清湘军骁将方友升曾打遍大半个中国。按相关资料推算，刘铁珊去世时，方友升正好在广东南韶连镇总兵任上。方友升是善化人，和刘铁珊是同乡，方、刘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交往比较密切。根据这些资料，我斗胆推测：“老外”的祖父字“铁珊”，是个寒儒。所谓“以佐幕卒于粤”，应该说的是刘铁珊可能在方友升的湘军幕府里当差时，在广东去世。父亲既名“铁珊”，大儿子刘鼒和因字“少珊”；以后又有了小儿子刘云和，不好再称“少”，因而字“晓珊”（“晓”者，“小”的谐音也）。他们兄弟俩自小就丧父孤贫，由于出身书香门第，读书较早，所以还是能够寄居岳麓书院，接受了较好的教育。

溯源“湘岸榷运局” 民初能在榷运局工作应该并非易事

“榷”这个字，今天的人会感觉比较陌生。据辞典释义：榷作动词时，有专营，专卖和征收、征税的意思。榷运局就是民国 二年（1913）官方所设之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抗战胜利后宁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教授《笑的历史》有说：“那时公公正在榷运局差事上，家里钱是不缺的。”……由此可见，当年能在“榷运局”谋份工作，并非易事！老外父亲刘云和最后是在粤盐税局任事，按我的理解，“粵盐税局”是“榷运局”下属机构。只可惜，刘云和1919年就去世了，没了“钱是不缺的”父亲让老外五兄妺也像上一代一样陷入了“少孤贫”的境况！……

湖南地处内陆，离有海水制盐之利的沿海较远，历来就没有产盐的历史。1917年，曾尝试在湘潭等处制膏盐，但技术低、数量少、质量差。所以，湖南省内所需之盐一向都是从外省运送过来，抗战爆发前一直是依靠沿海两广和淮盐。听我妈说：抗战八年，湖南盐价飞涨，很多人因为缺盐而浮肿无力。由于老外提醒，当时老妈家提前买了好几十斤盐，用一个缸装好埋在地下，所以抗战八年我妈她们一家没缺过盐。有了这段经历，2003年广州出现“非典”，我妈第一时间就去买了十包盐放在家里！

清末民初，盐政一直是地方政府腐败的重灾区。后来，为便于管理，将盐销区划分：淮盐行销湖南长沙府、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靖州、澧州这五府二州；而衡州、永州、宝庆三府，则沿袭明制，继续行销粤盐。1913年，在北洋政府的部署下，作为食盐销区的湖南，在长沙设立湘岸榷运局，下辖长沙城外、靖江、湘潭等四十二个榷运分局，里耶、花畹冈川盐榷税专局，上堡、零陵、宝庆、宜陵、郴县七个粤盐榷税专局。当时，盐税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民初进行的全国性的盐务改革就有二次，可见当时盐税是政府和军队重要的收入之一！老外说他父亲云和公不幸卒于宝庆粤盐税局，我估计，老外讲的这个“宝庆粤盐税局”很可能就是1913年北洋政府时期在宝庆所设的“粤盐榷运专局”或者是它的后继。

从网上搜到的资料看，当年担任湘岸榷运局局长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1912年，第一任局长叫黄锳。他祖父黄冕就是湖南富甲一方的盐商，他自己参与发起了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最厉害的当属1917年上任的局长张孝准。他是中国留日士官三杰之一。（据说190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成绩前三名都是中国学生。第一名蒋方震（即钱学森的外父蒋百里）；第二名蔡锷；第三名就是这个张孝准。三杰都是留日的中国人，让日本人好不颜面扫地！）。1917年，张孝准回到湖南，任湘岸榷运局长，并积极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军费。可惜天不假年，1925年３月，张孝准因赴章士钊宴会，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44岁。由此可见的是：能在湘岸榷运局仼职都非等闲之辈。

溯源与“刘家”有“中表亲”关系的方家

我搜到的这些资料里提到的方叔章，是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方叔章的伯父方友升（？一1906），是湘军“顺字营”（骑兵营）的一名骁将。他早年入清军，参加镇压四川农民起义。同治七年(1868)随钦差大臣左宗棠赴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后升为副将。光绪元年(1875)晋总兵，随左宗棠、刘锦堂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光绪三年（1877）擢提督。光绪五年（1879）率部击退沙俄的武装入侵。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方友升奉命率部阻击法军。其中，在驻守广西凭祥时，率部进攻文渊关，陷重围，全力突围，身负重伤，所部亲军500人仅存27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方友升率部参与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之役。后改任广东南韶连镇（南雄州、韶州、连州）总兵。光绪十三年（1887年）进京入觐时，光绪帝观其伤，为之恻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方友升率兵三千驻防山海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地区，方友升奉命率师入卫，驻守山西固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调任浙江衢州镇总兵。……从西北新疆到西南中越边境，再到东北山海关，方友升可以说是“血战天下”，打遍大半个中国！

根据资料可以知道：1895年甲午战争时，作为方友升部的文书，老外的伯父刘鼒和曾经随方友升从汉口驻防到山海关。老外在纪念方叔章的诗中，提及方叔章之叔（应为“伯”）“汉卿军门”，是老外伯父刘鼒和、老外父亲刘云和兄弟的“中表亲”。“汉卿军门”曾请老外父亲刘云和为其子侄在家授读启蒙。刘云和逝世，汉卿军门之侄方叔章诔联云：“七龄曾问字，梦断卅年陈迹，不忘风雨共山堂。”老外1953年重阳之日纪念方叔章老冥诞的诗中，有“屡代托交亲。陈迹山堂字”之句。根据有关资料，方叔章五岁丧父，随母寄居伯父方友升家。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方友升任浙江衢州总兵。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时，在日本留学的方叔章与杨度等回国准备参加起义。刚抵上海，长沙起义事败，方叔章只好去衢州当总兵的叔父方友升处。至于曾请老外父亲刘云和为其子侄授读启蒙的“汉卿军门”到底是谁，我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依据对以上资料的综合分析，我认为这个“汉卿军门”应该就是“方友升”。再回到老外祖父“刘铁珊”，“老外”写的文字中，有刘铁珊“县廪生，卒于粤幕”之说。因此，我分析认为：刘家这位先祖刘铁珊，当年很可能是在方友升幕下，在方友升任职广东韶关南（雄州）韶（州府）连（州）镇总兵（1885-1894之间）时去世的。南韶连镇总兵驻守曲江（即如今的韶关市曲江区）。据此，我斗胆猜测，刘铁珊很可能就是卒于“粤幕”所在地的韶关曲江。总之一句话，我感觉：从刘铁珊到他儿子刘鼒和、刘云和，再到他的孙子-我老外，这三代人可能都与湘军骁将方友升及其家人有一定联系。这大概也就是老外1953年重阳之日纪念方叔章冥诞诗中所谓的“屡代托交亲”吧。刘家这三代人的书本功底都不差，应该都是在幕佐岗位上从事文书笔砚的工作。

刘云和与贺耀祖、曾继梧两个湘军大佬有旧谊

贺耀祖是国民党中将加上将衔，名义上的第一任“军统局长”，抗战时期的重庆市长。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贺耀祖对自己的这位老乡还有关照。贺耀祖的第二任夫人倪斐君，是1938年由谢觉哉老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

曾继梧也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期湘军军长，后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及自治筹备处处长。

在搜到的有关老外资料里，都有提及曾继梧、贺耀祖和老外父亲刘云和有“旧谊”，并因此而关照过“老外”！曾、贺这两人都去过日本读军校，都加入了同盟会，早年都在湘军任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因此，我斗胆提出：刘云和也可能加入过“湘军”，才会和这两人有旧谊！甚至，刘云和也可能和他们一样去日本读军校……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查过一番资料，想找到答案。

溯源刘云和

我在网上淘到了1930年（民国十九年）日本人编印的中华民国入学陆军士官学校前清人名簿的复印本（见下图）。日本人的资料分析做得还真细，居然为一个单位中的中国人专门立簿。这里记录着：曾继梧是“炮科”四期，贺耀祖是“辎重”十一期。曾继梧是1877年生人，贺耀祖是1889年生人。老外父亲刘云和的生年，目前还不太清楚，至少应该是在1872-1879年间的；其唯一的胞兄刘鼒和是1870年出生的，并于1905—1907年在日本攻读法政大学。

贺耀祖是1889年5月出生的，应该比刘云和小十多岁。1905年，贺耀祖16岁考入长沙湖南陆军小学，从此进入军界；陆小毕业后，1909年他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因成绩优异，同年年底他就被清政府公派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他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不久，由黄兴资助，他再度去日本入读陆军士官学校辎重科，到1916年毕业后回国加入湘军l师讨袁护法。1917年，贺耀祖在湘军暂编1师1旅1团任团长，1920年任湘军暂编1师1旅旅长。刘云和是1919年在宝庆粤盐税局任内去世的。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贺耀祖从1905年走出家门到1919年刘云和去世，贺耀祖这期间都在日本，在国内的时间段只有长沙陆小的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几个月，还有讨袁护法在湘军的二年多，都是在军界。因此，如果他与刘云和有交集并建立起“旧谊”，只可能在湘军，除非刘云和也去日本留过学。

曾继梧和刘云和的年纪可能接近。按网上的资料，曾继梧是1903年湖南第一批50个留日学生之一，还是50人中享有官费的31人之一。1903年到1909年，曾继梧先是入读日本振武学堂，后又入读陆军士官学校炮科。1909年，曾继梧回国在湘军常备协成旅任参谋，代理五十标标统。1911年，清政府又派其赴日读炮科大学。是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回国，担任湖北新军黎元洪部炮兵团长，参加了阳夏（汉阳）保卫战，奉黄兴命与冯国璋第四师展开炮战。武昌起义结束后，曾继梧返湘镇守岳州。1913-1915年，他应蔡锷之邀在北京经界局任评议员，1915年返湘，1916他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司令兼第二师师长，后代理湖南都督，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曾继梧这段时间的履历说明，在刘云和1919年去世前，曾继梧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或是北京，如果他和老外父亲刘云和有“旧谊”，只能是和刘云和一起在湘军里。

依据以上综合分析，我估计老外父亲刘云和早年极有可能也是湘军的一员，与贺耀祖、曾继梧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或是讨袁护法，最后转赴粤盐税局。如果这个推理不错，我估计：刘云和在湘军应该也是做的文书笔墨工作。但这个猜测没有找到任何别的实证！

至于刘云和是否也留过日，我查过那本日本士官学校名簿，没有见到！清末民初，湖南有一大批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仅1903年3月到10月，湖南留日学生就有363人，我找不到一份完整的湖南籍留日名簿！所以，无从考证刘云和有否留日！老外和二叔外公留下的资料里，都有提到过他们的伯父刘鼒和是留学日本的。如果他们的父亲刘云和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我想，他们一定会在文字言谈中有所流露，但老外的后人始终没有听到过或看过。

老外的伯父刘少少” 民初“报界四杰”之一

“昔日少少惊神州，今人但知刘世善”！这是湖南新闻界流传的一句说辞。“少少”就是老外的伯父（刘鼒和）。现在知道刘少少的人，的确少之又少了！1996年，二叔外公刘世宜委托老外在台湾教书的外甥女沈贤愷在台湾出版了刘鼒和、刘世宜著的《老子研究》一书。该书第一部分《老子便读》为刘世宜著；第二部分《新解老子》为刘鼒和著，刘世宜校点。我最近在旧书网上淘到了一本，发现书里附有这张刘少少甲寅年（1914）的肖像，这可能是现在唯一能看得到的刘少少的照片了。北洋民初，刘少少是一个让袁世凯恨的人、是一个让段祺瑞敬的人、是一个让西方大儒英国人罗素慕名、而让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请来北大任教的人、是一个让鲁迅骂过的人、让齐白石交心的人……。在当年，刘少少真的是一个“惊神州”的人！

刘少少（1870～1929），本名鼒和，字少珊，号少少，湖南善化（1912年入长沙）人。少少早年时贫困无家，曾入湖北提督方友升幕府任文书，甲午战争时随方驻防山海关。旋入岳麓书院，敝衣破履，扃室读书，为文时有新思，迥绝意表。维新变法时，得到湖南学使徐仁铸的赏识。戊戌1898年，岁试，选拔为第一名。1905年留日，学法政。1906年曾协助杨度主办并首著文篇，论政家苦乐，赞许日本故相坂垣退助，退助奉书请见，刘少少由此名声大振。1909年回国后，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主编，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鼓吹宪政，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文才卓著，竟至无人不知。1911年辛亥革命后，刘少少一度返回湖南，任共和党报纸《湖南新报》和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公言》杂志的编辑。袁世凯当政，开始专权自恣，不少士子谀颂袁世凯，以之为当世英雄，刘少少独著万言书，斥责袁世凯内欺清室，外逛民党，卑劣非人。　1915年袁世凯欲称帝，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杨度借袁世凯之名任命刘少少为咨议，每月支俸千元。刘少少谢绝这种不明不白之钱，逃往天津，并著文抨击杨度，说“吾誓不与乱臣贼子为伍”，欲与杨度绝交，后又著《袁世凯论》，斥袁世凯为曹操、王莽之流，一时各报争相刊载，刘少少之名达于舆论顶峰。1917年3月4日，段祺瑞罢政居天津。某日，刘少少寄信予段，声称：“今日能救中国者，惟有阁下；能助阁下业者，惟有小生，而吾二人不得合并，岂非天耶。”段祺瑞得书，立马驱车候刘少少于其法源寺寓庐，并请他到天津的寓所，亲布坐垫，询以治国之道。等到段祺瑞重掌政权，更对刘少少优礼以待。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曾请刘少少前临北大研究所，讲授老庄之学。刘少少最后的日子一直长期寄居北京法源寺。1929年，刘少少病逝于法源寺，年59岁，贫困而无以为葬，殡湖广公山。

下面油印的这篇文字是老外应《湖南省志.人物志》之征， 为伯父刘少少写的传。

1981年，老外把这个资料寄给了我妈。我妈拿这个资料给我看，我第一次才知道刘少少这个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取梁启超“少年中国之少年”为意，自号少少！

怪杰刘少少是觉醒年代里的矛盾人

这是后来发现的，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寸铁》篇之一。文中，鲁迅痛批了刘少少！我感觉：一是鲁迅看不起刘少少对京剧名伶、河北梆子名角刘喜奎的痴迷，二是看不惯刘少少对文言文及老庄的推崇，认为刘少少是封建卫士。鲁迅笔锋一向犀利，这篇文章让我想到，近期大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北大是觉醒年代各种思潮的交汇处。而刘少少当时正是在北大做讲师！据说因为西方大儒罗素到访北大，问起刘少少的老庄说，才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决意请刘少少到北大专讲老庄之学，并在北大学报连载了他的《太极图说》。刘少少一度被北大师生认定为“封建卫士”、“怪人”。

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本质上讲，刘少少早期应该是“立宪派”。早年留日时，他在同乡杨度办的报纸上撰写的政论，鼓吹立宪，曾引起当时日本首相板垣退助的关注。回国后，他公开高调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檄文，曾一度因此而名震全国。北洋期间，他也曾一度引起段祺瑞的重视，但他的孤傲性格使他的政治生涯并不长久。加上他后来不喜白话文，又专注老庄研究，很容易让“觉醒年代”的人们给他贴上“守旧”、“怪僻”的标签。

北京法源寺，交友齐白石，殁于寺内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很多人听说北京法源寺的名字，是因为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在这部小说的情节里，著名变法维新人物梁启超、谭嗣同曾经游览过法源寺，并在这里见面，讨论了一番佛法和时事。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西砖胡同西侧。这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它的历史甚至超过了北京城的历史，法源寺比北京城还要早600多年。修建法源寺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建寺开始，法源寺经历过“安史之乱”、北宋宋钦宗被金王关押于寺内至死、明袁崇焕被凌迟后尸身也曾藏于此……戊戌变法前后，不少湖南人都曾与法源寺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北京的“浏阳会馆”就在法源寺附近。据说：谭嗣同出生于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戊戌变法前夕进京时又居住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烂缦胡同和半截胡同都毗邻法源寺。……戊戌六君子被杀后，遗体最初也是藏在法源寺！我推测：由于离浏阳会馆近，所以，刘少少、齐白石两个湖南人当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源寺，作为他们在北京的安身之处！

下面这幅齐白石送给刘少少的画，前两年被人拿去拍卖。藏家怕是假画，后来经现代量子科技鉴定：纸张是1922年的，印章是1927年的。因此，鉴定为真品。

刘少少最终死于法源寺。据说，死的时候，穷困到无以为葬，所欲著书多未成，所存文也多散落。很是可惜！但既然齐白石送给他的这幅画能在近期流出，我估计：刘少少去世后，当时可能还是有人把他的一些遗物收藏了起来！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他的遗作问世！

老外一生都很尊崇伯父

“半生望断燕云渺，来吊遗踪意惘然”！这是老外1962年第一次去北京法源寺凭吊先伯刘少少时写下的诗句，表达了他从1929年先伯少少去世后一直想来北京寻访的心迹。只不过这次寻访，“萧瑟丁香叶战秋”，一切早己物是人非，无奈地留下了“老僧能说唐玄奘，未识高人鹤帐愁”的感叹，并对此自注曰：“寺中殿供玄奘顶骨，而先伯寄居何斋，无僧人能指识其处。”

在老外的诗文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自己这位伯父的尊崇！他一生都在尽其所能地收集有关刘少少的资料和文集……老外还一直替伯父供养他那结婚之日开始就从未圆房的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她1946年去世。我妈说：她小时候就是跟着这个二伯娭毑睡觉长大的，也是这个二伯娭毑告诉她很多家族的事情。到了农历七月中元节接祖宗（即祭祀亡故亲人）的时候，二伯娭毑又教她写纸包，什么“先妣先考”之类的……

二、解读老外刘世善

这是我妈保存的老外最早的一张照片，也很可能是老外第一次给我妈他的照片，是老外1962年10月初访北京时在天安门的留影，算来当时他才55岁，和我自己现在年纪差不多。他这次去北京，是应当时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工作的我二姨刘泽蘩之邀。通过老外当年写的这诗句“初偿京国观光愿，善政拳拳久服膺。日下旌旗辉魏阙，云中楼阁绣吴绫。”，可以感受到他当时心情十分的愉悦！照片上的他，站姿很挺拔！虽然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当年黄埔军校短短几个月的军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风”的！

可惜的是，我们都没见过他在民国时期的照片！估计在动荡的年代里，为防不测早已销毁！不过，好在老外爱好诗词，在不同阶段他都有诗词留下，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知晓和感受到当时他的一些状况。在他的《谷翁吟草自序》里，他把自己的诗词存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的忧患经历、解放初期之舒畅心情、再后的优游娱老之词。我觉得大体上也不妨把这看作他对自已整个人生的简要概括。

（一）民国时期的老外

我第一次见老外是大约1974年，他和小舅舅刘泽茂一家来广州旅游。当时，我年纪小，留下的印象不深。1979年，我妈带我们姐妹回长沙。在火车上，我妈说：老外是光绪年的人（其实己是光绪末年了），是清朝出生的人。当时让我大感惊奇！

老外兄弟四个，妹妹一个。老外是家中长子，1907年6月8日生；妹妹溉华，1909年生；二弟世宜，1911年生；三弟世弼，1913年生；老外最小的弟弟世完，1917年生。因为伯父刘鼒和结婚后，夫妇始终没有圆房。于是，四弟刘世完被过继给了刘鼒和。

刘鼒和的婚姻可以算做清末那个封建社会落后婚姻制度的一个悲剧。据说，早年刘鼒和与张家八妹订有婚约。新婚之日，打开红头巾，新娘子竟是张家四姐。刘鼒和一愣，立马离家出走。虽然追回，始终未予圆房。此后，刘鼒和就离开故土长沙，飘萍北国，最后客死北京法源古寺。刘鼒和曾有诗云：“人间何处寻天国，不自由中过一生。”写的正是个中自况。至于张家四姐，则一直孤守刘家，依靠我外公外婆生话，1946年病逝长沙河西平塘安子冲。当时经济困难，为办理她的后事，我外婆李国华还卖掉了她陪嫁的一只金钏子。

老外《谷翁吟草初集.自序》中，自谓“家世寒儒，发蒙较早。”我感觉老外的父母还是注重孩子的教育的。老外早年的诗词老师邓幼弥及其弟邓子竹是湖南武冈名儒世家子弟，我国当代大儒陈寅恪最后一篇作品（写于1965年）竟然与邓子竹密切相关，足见邓子竹的文化㡳蕴。依据老外自述：他自幼爱好古文诗词，得益于李肖聘老师（李淑一父亲）讲授，又曾求教于芥沧馆耆老黄宇逵进士之门，曹籽谷、杨重子（杨度的弟弟）等也曾以世谊照拂！老外可算是自幼得名师指点之人！

（1）老外的青少年 父母双亡 艰难求学

老外小时候求学之路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父亲刘云和去世之后。但老外从小学、中学一路读的都是湖南名校！1913年，老外入读长沙师范附属小学。长沙师范是1912年由徐特立创立的，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诗人田汉就是他在长师附小的老师。老外高小刚毕业，父亲刘云和就去世了。1919年老外先是就读了岳云中学。岳云中学创办于1909年，当年曾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的美誉。在岳云中学上第二期时，因经济原因，老外不得不转入长沙私立兑泽中学。依据网上的资料，当时兑泽中学有两个班收费低廉！根据老外《谷翁吟草初集.自序》，由于母亲励学，他才得以从兑泽中学勉强毕业。其实，兑泽中学也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兑泽创立于1905年，其前身曾是湖南第一公学、省立第一中学，林伯渠曾在该校任教，陈明仁将军也毕业于此校！

1922年，老外考升岳麓书院旧址所设工业专科学校。读完预科，1923年，因家贫转入群治法政专科学校。1924年，母病丧，辍学。也是从这时起（1924年），17岁且父母双亡的老外开始步入社会，正式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2）1924—1928年：

“大革命时期”的老外漂泊彷徨

任何时候，个人的命运都跟社会与时代紧密相连。分析一个人的选择也必须还原到当时的社会与时代之下，从那里去解读！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刚刚走进“共和”，国弱民贫，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相互较量，时局也随之动荡不己！……当时的老外有诗自抒所怀：“最是伤怀惟国事，天涯鼙鼓几时休”；《谷翁吟草》里留下了老外走出家门、踏进社会第一步时的情景和心路：“饥来驱我去，言止邵阳城”，“人事感迫促，频岁走踆踆”，“积雪渗胫骨；寒风凋朱颜”，“未觉新年乐，但愁前路艰”……。1924年，十七八岁的他，面对的是“饥驱”、“人事迫促”、“前路艰难”……。这段时间，可说是老外一生中之“至暗时刻”！父母双亡、弟妹尚小、贫穷辍学。为了生计，他“乃托弟妹于亲戚，芒鞋徒步”到邵阳、武冈做小职员写字为生。即使如此，老外诗中还鼓励自己：“自古有羁旅，莫谓造化悭。”

1925年，在伯父刘鼒和的推介下，老外有幸拜谒了湖南名士、教育家曹典球先生，并获聘到曹先生创办的长沙文艺中学任职员。“鹤俸虽微”、“鹩枝有寄”；“菁莪一院不违儒”；“且喜客窗多暇日，好攻文字趁三馀。”这大抵就是老外初入文艺中学任职员时的心态，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时期的老外，也还是个热血青年，心怀家国，书生意气。1925年5月，老外刚到文艺中学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形成了反帝爱国的高潮。老外当时一口气写了《竹枝词 八首.沪粤惨案志痛》。最后一首写道：“湘水奔腾作怒涛，湖南民气较人高。还凭三户亡秦勇，共去从征着战袍。”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此时他人在长沙城东文艺中学，“好攻文字趁三馀”，但也不是在高墙里不问天下事的。1925年，湖南有些地方发生旱灾，到了1926年仍继续春旱。为此，老外忧心地写道：“旱灾尚忆去年凶，禾苗枯死岁不丰。及今流民犹未返，颠沛流离道路中。从来春日苦多雨，底事今年遂不同。又是炎歊肆为虐，清明未见雨濛濛。野田涸尽满青草，农夫束手难为工。城中一夜米价涨，万众嗷嗷怨岁穷。”好在这次春旱持续了一些时日后，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旱情。于是，老外高兴地继续写道：“淋漓三日既沾足，市野同欢瑞色融。及时但使勤东作，收获西成可卜充。”这次“旱逢喜雨”，让当时的老外真的是由衷地高兴，最后他兴奋地写道：“我欲名亭志斯喜，无才自恨让坡公。”这句诗，老外用了苏轼的典故。根据苏轼《喜雨亭记》：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苏轼到凤翔任职。第二年，苏轼以“为亭堂之北”，以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弥月不雨”，老百姓“方以为忧”。就在这时，“天不遗斯民”，下了场大雨。于是，大家“庆于庭”，“歌于市”，“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苏轼的亭子也在这时“适成”，于是，以雨名亭，曰“喜雨亭”。亭成之日，苏轼还给大家讲了一番话。他说：“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如此，想要在这亭子里“优游以乐”，“其可得耶？”今天，我们“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苏轼为小亭命名之雅事，其实还有一次。那就是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苏轼的朋友，当时也谪居黄州的张梦得在其房舍西南修建一小亭“以览江流之胜”，苏东坡为其名曰“快哉”。“快哉”、“喜雨”都有高兴、喜欢、畅快之意。“喜雨”更直接了当，紧扣主题，但“快哉”似更含蓄，与老外的“无才自恨让坡公”似更贴近。总之，无论从全诗和老外的用典都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老外心怀家国、系念苍生！

1926年夏初，老外在长沙文艺中学担任小职员白工作被裁，原因现在无从考究。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要谋份职业，找口饭吃，真的是不容易啊！

北伐军到长沙时，老外加入了国民党，投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6年7月12日，国民革命北伐军进入了长沙城，受到了长沙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此时，待业在家的老外在北阀军入城前，已经人介绍，接受了三民主义并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1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长沙招生。先取男女200人，到武汉复试后，最后只录取100人，其中男生68人。入取学生入校后，军校发食宿费，每天五角。而 当时长沙不少学校已停学，因此，有2000多人报名。老外报了名，并且被录取。1926年12月的一个夜半时分，朔风澟冽，老外告别长沙，“危车”北上。到武昌后，老外正式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政治科入伍生总队，编入第二大队第六队，校址位于当时武昌文昌门、平湖门的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开设的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汉解放路259号武昌实验小学院内）。赴武昌军校，老外有诗志行：“四望神州叹陆沉，书生有志请长缨。毛锤一掷横戈去，鼙鼓声声壮我行。”这大抵就是老外当时的心态。

当时还是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军事政治学校于1927年2月12日正式开学，宋庆龄、孙科、吴玉章、董必武出席了开学典礼。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军事政治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军校政治总教官是共产党人恽代英，改委员制后他是三人常委之一，而且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国共两党众多早期头面人物，都参与过学校的领导或学校的重要活动。入校以后，老外和他的年轻学友们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外，还有机会聆听了不少中国近现代知名政治人物，诸如毛泽东、陈独秀、恽代英、周佛海、陶希圣、邓演达等人的课程或演讲。社会、时局、政治的大动荡，激烈地冲击着他们这些青年军人的思想！1983年寒假，老外在我们家过春节，小住了一个多月。期间，正好中央电视台播放六十年代于洋主演的电影《大浪淘沙》。老外边看电视边对我说：这个电影就是讲的他们黄埔五期当时的情况。他们那期共产党很多，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罗瑞卿那时候都在他们学校。蒋介石最不喜欢“黄埔五期”！……

北伐革命洪流中的老外

这是我淘到的1986年为纪念北伐革命六十周年，湖南省参事室出的专刊。老外在其中有忆文一篇，讲述了1926年7月到1927年7月他报名、就读、离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六期的全过程，全文共十页，记述得十分详细！……六十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可见这段经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想当年的老外，不过就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书生，可见过那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真的不失为是他人生的幸事！……

军事政治学校入学才五个月的学生兵，怎么就上了战场呢？这就要讲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了。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此时的国共合作，叫做“党内合作”，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造。其实，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一直受到国民党内很多右派势力的反对和干扰。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占领了武汉。此时武汉城里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开来，罢工、没收店铺、私设牢狱、逮捕资本家等，时有发生。表面上形势显得有点“乱”。“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也在湖南农村一带发展。北伐军收复武汉后，国民政府便由广州迁至武汉。此时，国民政府在制度上作了一些更新，原先的政府主席汪精卫一人负责制被改成委员会群体负责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此时率军在南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使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地位差距缩小，由此埋下了国民政府分裂的伏笔。到1927年3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击溃了据有东南半壁江山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占领了南京，蒋介石由此掌握了中国东南半壁。在政治与财政的双重作用下，蒋介石于是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分道扬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实行“清党”。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对抗。这便是史称的“宁汉分裂”。5月中旬，蒋介石密令驻宜昌的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和驻鄂南的20军军长杨森袭击武汉，夏师从宜昌抵达离武昌三十里的纸坊车站。当时驻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已全部开赴河南进行二次北伐，武汉兵力单薄，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政治学校乃奉命出征，保卫武汉。军事政治学校五、六两期学生兵编入中央独立师，老外所在的第六期入伍生编为独立师第二团，参加了讨夏战斗。夏师退走后，第二团转向鄂南，攻击杨森川军部队。第二团进抵沔阳后，奉命转入防御，停止前进。

老外参加“讨夏平叛战斗”的情况

“保定军校的课堂，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军校的战场”，据说这是近代中国三大军校培训学生的办法。读老外的忆文，感觉“黄埔的战场”，此言的确不虚，所谓“黄埔”的战场就是：边打仗边教，边教边打！当年徐向前、陈赓、陈明仁他们那批老牌黄埔一期生，还没毕业就参加了二次东征。老外他们这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书生，也赶上这样的“时势”，他们1926年12月底入校，1927年2月正式开学，5月18日就扛枪实战上战场了！老外不无自豪地在自述中说：他们奉命参加中央独立师保卫武汉作战，取得击退叛部战役胜利。这是老外一生中第一次、也应该是唯一一次扛枪上战场实战。

老外对他们这次的战斗经过描述如下：“夜晚乘火车到达纸坊车站。次日拂晓，在铁路右侧山地散开，参加战斗。叶（挺）师长在后督战，不准后退。我军就在密集的枪声中冲锋前进，约两小时后，敌方枪声渐稀，侦知敌己退走。此时，我连与他连失去联系，我连胡连长就派同学胡某某向右侧侦察联系，他走下山坡，督战官疑为后退，鸣枪制止，子弹误中其腿部，后送回学校医院治疗。”夏师退走，老外他们沿铁路进到土地堂车站，又打了一仗。至于老外他们在战斗第一线的表现如何，看他的自述感觉有点语焉不详 。

在党史专家刘统的《火种》一书第17章中，对“平息夏斗寅叛乱”有相关记述。其中，当时亲临前线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在老外自述中，此人为他们同行的政治教官）讲述的战斗经过如下：“我是5月18日下午8点同独立第1师出发，步行到纸坊，已是半夜3点。激烈的战争，是在19日的早晨，打了三个钟头，将敌人打退。缴获大炮2门、机关枪2架、迫击炮2尊、步枪无数。乘胜追逐，于下午3点多赶到土地堂，将敌人包围。那时敌人还有1000多名，形势非常危急。因为独立第1师是新编的，有几个缺点：1.平常未作战事训练，身上不带子弹。现在骤然增加了30多斤的重量，走路且感困难，何况是打仗！所以不到半天工夫，都疲倦了。2.没有练习过打靶，上阵之后一齐乱打，把自己的长官打伤许多。3.只晓得单顾自己，不知道同友军联络。4.长官不负责任，找不着他们的影子，学生无法，只好自己指挥。因为有这些原故，看看支持不住，纷纷往后退却。叶师长连忙赶上前去，拔出枪来，下令不许后退，谁退就打死谁。但仍是禁止不住，学生们还是往后退，叶师长于是拿枪堵着他们。这样一来，学生们才又归回原地，但已失去战斗能力。叶师长看形势危急，飞调75团有力的1营，带两连兵冲上去，才将土地塘车站夺回。在这个时候，敌人的后方又到了一团生力军，但因受到南方溃退的影响，不战而走。自此以后，就没有什么战事了。”高语罕记述的过程与老外的大致相同，但在高语罕的眼里和笔下比老外的叙述要详实得多，老外他们这群第一次上战场的学生兵的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行！

军校停办，老外的抉择

老外所在的独立师第二团在鄂南沔阳转入防御后，于7月5日回到武汉，随即恢复原制。回到军校，老外他们第六期政治科男生便移驻武昌城外的南湖进行野外训练。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剧变：宁汉合流，汪精卫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开始“清党”。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就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抓捕屠杀。在这股逆流中，国民党中央认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接受共产党教官训练，有“赤化”嫌疑，决定学校停办解散。这样，原本是时代宠儿的军事政治学校，开办了不过半年，竟成了时代的“早死儿”。此时刚刚从讨夏前线归来、正在南湖野外训练的老外他们这批学生兵，都返回了学校。到了8月，学校当局宣布，老外所属的第六期政治科男生及学兵团等，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 （即南昌起义时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将开往南昌。不愿去者，可以自便。老外面临着新的抉择。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当时军校停办解散的一个理由是有“赤化”嫌疑。那么，老外有没有“赤化”呢？依老外当时和他以后的作为，我和亲戚们分析，觉得他即使有点“赤”，也不会“化”。老外本质上就是个书生，一辈子与笔砚打交道，且生性好静寡言，从来不是活跃分子，也没有“敢为人先”的胆气。在报考军校前夕，他加入了国民党，在回顾自己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时，他有过“少时忧国志图南”的诗句，表明当时他想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这应该是他在那个年代，那个时期的思想主流。在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时，有一天，老外登军校附近蛇山之上的黄鹤楼。黄鹤楼在光绪十年（1884）最后一次毁于大火，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建。但称奥略楼。1926年，老外登的实际上是奥略楼。当时，他有《登黄鹤楼》诗一道，颔联有句：“好风吹散一天愁。”颈联说：“神仙缥缈看云鹤，事业飘零愧水鸥。”结尾句云：“独倚危栏增感慨，欲随王粲赋登楼。”这种精气神离“赤”或“赤化”还是比较远的。从老外的一生抉择与道路来看，我个人认为：老外内心希望中国能走联省自治、民主立宪之类的改良道路，并不大赞同“暴力革命”的激进方式。

武汉旧有“火炉”之称。老外他们从讨夏前线归来就开往武昌南湖驻训时，正是阴历之月中下旬。酷暑加上野外作业的环境条件，结果老外受暑下痢，体弱不堪，难以随第四军教导团远赴南昌。我估计，思想的倾向、个人的前途和当时的体能实际，再加上“可以自便”的软性组织规定，让他决定自行离开。老外自己说，他原想回长沙，但无旅费。加上当时正是“马日事变”之后，长沙白色恐怖严重，心存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经一位长辈介绍，老外去了当时驻武昌的湘军鲁涤平第二军十三师三十八团第六连做了上士文书。

1928年，老外从军归来，布衣还乡

1927年7月，离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老外，作为基层连队的上士文书，随着2军13师38团6连辗转于鄂西江汉之间。他随军到过监利、沙市、公安、当阳、荆州、荆门、应城。他们的队伍到这些地方究竟干什么，执行什么任务，我们现在己难于考究。网上搜到的材料有这样的记载：1927年4月间，第二军由鲁涤平率领西移入鄂，归武汉政府指挥。后武汉政府继续二次北伐，第二军则继续留守鄂西。老外的诗中，有在鄂西上述地方行止的记载，但并未提及他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我们看到他乘坐“楼船”随军戍沙市；听到了他夜过荆州时的浅唱低吟：“雄关自昔屡经兵，今夜戎衣过古城。雉堞排空天可啮，步趋声和陇鸡声”；知道了他军次公安县城的所见所感：“郭小真如斗，人贫剧可怜。矮檐斜抱市；残灶冷无烟。浩劫惊心话；乡音刺耳传。劳军应愧汝，强笑馈豚肩。”；还知道了他退经当阳时的感受：“今古同狼狈，沧桑话牧樵。风云何日会，怅望隔山辽。”，其中“今古同狼狈”，应该是指他们退经当阳时的狼狈与当年三国时刘备兵退当阳差不多；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他胜抵应城时的气概：“乘胜如刳竹，驱兵又入城。”这些记载有卫戌，有夜间急行军，有劳军，有退走，有胜利；时间大约是在1927年7月至年底，涉及的地方主要在鄂西荆州周围的几个县市，这大抵就是当时鲁涤平第二军留守鄂西的部分缩影。

就在老外他们部队驱兵进入应城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宦海推旧浪；政局换新人。东道非无主；南征且驻轮。”当时这政局、宦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是些什么，具体落到老外头上的是：他被留充应城县税局文牍。于是，老外只好“暂将莲幕水，一洗素衣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暂”字颇有一点想像的空间。

初到应城税局，老外的心情还是不错的。特别是税局前面的小园--趣园，多少增添了他流连观赏的兴致。他有《题应城县税局前趣园亭壁》诗一首：“半亩闲园数尺台，眼前风物费营培。待春早种新桃李；傲冷还馀旧菊梅。丛竹舞风摇绿碎；霜林飘叶送红来。小亭也自饶幽趣，金谷何须万顷开。”品味这些诗句，可以感受到老外当时怀有的遐想。不过，“南征驻轮”，对老外来说，毕竟事出突然；鄂西小城税局文牍，定非老外夙愿。“橐笔随军千里回，息机暂驻小城隈”，“暂将莲幕水，一洗素衣尘。”老外当时诗中一再出现的“暂”字，我觉得可能反映了他的一些真实心态。果然，“搂指未经旬”，“佳会无多日”，老外就和应城的新交朋友告别了。1927年年底，老外回到了故乡长沙。

回到长沙时，老外写《归来吟》四首，其中有句：“栉风沐雨困征鞍，两载歌残行路难，少本无心求富贵；性真与世异咸酸。功名未立贫犹昔；诗酒多疏兴已阑。鸡肋嚼馀归去也，非关杜宇唤声繁。”；“话到行踪增感喟，苏秦仍着布衣还。”……辗转两年，栉风沐雨，最后贫困犹昔，布衣还乡！相信其时对于“未冠”的老外，内心是颇有失落的。我还同时相信，严酷的现实可能使他认识到：自己更适合握笔，而不是扛枪！尽快找到一份糊口的职业，更是他当时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3）1928-1932年 “老外”以学入仕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时局动荡，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为了巩固政治统治，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在训政时期建立起包括考试院在内的五院制政府，考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考试机关，行使独立的考试权。与此相伴，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在汲取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精华的基础上形成，成了国家选官制度的重要形式，也由此翻开了中国近代人才选拔制度崭新的一篇。如果说“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内部驱动，文官比较丰厚的俸禄则是国人走向文官考试的经济动力。谋生，任何时候都是人生第一要务。在政局动荡、经济疲弱的大环境下，谋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文官考试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待遇相对稳定、地位也较体面的宦仕之途，还相应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平抑民愤，稳定世面的手段。因此，当时的“国考”一经问世就和现在“公务员考试”一样，十分火爆！1931年7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了第一届高等考试，也就是首届公务员考试，一下子招来了3000人报名，轰动一时！考试从7月15日一直考到7月21日，每天凌晨4点准时集合点名领试卷进场，6点开考，迟到者立马被淘汰。考试不仅考国文、法律、近代政治、财政等科目，还要进行演说，要谋生真是不容易啊！

老外真是个会读书的人，他是“逢考必过“！像他这种出身寒门的子弟是文官考试制度的受益者！……“做过教工、入过黄埔、上过战场”让老外明白到：“学优而仕”之路更适合自己。于是，从军后一回长沙，他就参加了当年民国十七年（1928）湖南省经济行政官吏考试，并且考取了佐治员（当时公署行政人员，通称佐治员，大体类似之前的幕府）。

以学入仕，“老外”足足努力了四年

1928年，老外不仅考取了佐治员，还幸遇他父亲云和公旧时同事、时任湖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处长的曾继梧。于是，被派任自治处科员，主编《自治旬刋》。网上的旧书市场还有当年的《自治旬刋》第六十期出卖，不过卖到3600元一册，我只有“望图兴叹”了！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地方自治筹备处，成立于1928年。成立之后，派遣调查员200余人，赴全省各县设立自治调查办公处，从事户口、土地、物产等调查。1929年，又将短期内训练的自治、警卫人员分发各县组织地方自治筹备处。

“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最早极力倡导的宪政构想之一，是实现民权的重要途径，即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来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人民选举地方官员并建立美国式的各省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来追求和平的、自由的、自治的统一。这也是当时的追求民主宪政人士的梦想！……我在网上搜到《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之地方史料（一）中，收录有1929年8月出版的《湖南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周年纪念特刋》，上面刋有刘世善写的《一周年之回顾及今后应有之努力》的文章。这应该是老外公开发表的写得最早的文章了。算来当时的他也就不过二十二岁！可惜网上只有目录!我相信：这篇文章应该写得好才会刋载在这种特刋上的。年轻的老外应该是认同孙中山的地方自治主张的，也十分认同曾继梧等的湖南自治的主张的，才会写出这篇文章的！

流光易逝，胜日难留。 1929年3、4月间发生了蒋桂战争，何键因附蒋倒桂，主政湖南。何键最终以省库空虚为由，裁撤了湖南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 1930年6月，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宣布裁并，所辖之事划归民政厅第二科办理。宦潮难遇，老外只好另找东家。

“清廉将军”曾继梧与他的“湖南自治梦”

因为搜找老外相关资料，让我对曾继梧的情况有了一些粗略了解！老外在他的自述中说过，1928年他当兵回来考取省佐治员后，“省府委员兼地方自治筹备处长曾公继梧笃念与先父同寅旧谊，派任自治处科员，主编《自治旬刋》。”有人看到“同寅”、“笃念”、“旧谊”几个字，会认为老外到地方自治筹备处是走了曾继梧的“后门”。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老外当时是先从“正门”考取了佐治员才被派到筹备处任科员的；更主要的是，曾继梧本人是一个十分清廉正直的高官。

曾继梧曾经官拜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且两次代理湖南省主席。曾继梧宦海沉浮几十年，出污泥而不染，不贪财，不恋权，不图名，一生光明磊落，留下了“清廉将军”的美誉。据载，民国初年，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曾继梧就任护国讨袁军第一军总司令，之后不久，北洋军阀湘省督军汤芗铭仓皇出逃，曾继梧截住湖南省存库银百九十余万金。有人建议：曾继梧将此巨金私藏算了，倚之还可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但曾继梧断然拒绝，派兵严守之，凭大众点验，涓滴入公，丝毫不苟。在曾继梧当湖南省自治筹备处长时，曾赴上海购仪器。与洋商打交道，照例有万余金回扣，但曾继梧“斥其非”，洋商佩服不已。曾继梧晚年辞官归隐新化维山“了园”后，由于中央挽留，当时并没有办理“开缺”手续，所以湖南省府“照章送薪”，数年累计上万金，曾继梧开始认为“食干薪”是国家的恶习，坚决不收，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将此款领回后再悉数捐出，修筑了维山至新化、新化至邵阳两条石板大道，没有一丝一毫进入他个人腰包。至今，那两条石板大道还断断续续有小部分隐露于青山荒草间。……这样一个“清廉将军”，“笃念旧谊”之情是可能的，但“开后门”之类，他一定是不屑为之的！

清㾾将军曾继梧一生都在希望中国能真正践行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的宪政设想。曾继梧更是为了“湖南地方自治”，多次拒就要职。在1928-1930年，他全身心地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乡村自治实践之中！他坚信：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要造福民众，第一要务就是筹备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的关键是：每乡每村自己选举出公正的人，来商量办理自己地方的事！同时，他认为：地方自治对于当时的湖南最为急切！为此，他定下了：调查户口、设立机关、立订公约、登记土地等十四项措施……

梦想经常被残酷的现实湮没！何键主政湖南，裁撤湖南地方自治筹备处后，曾继梧只能“倦游返里”，壮志未酬，只能自号“了翁”了！真的是“了翁未了”呀！如果能了，国民党也就应该不会撤到台湾那个小岛上了！……在那个“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的时代，“想放下枪杆子、专心搞乡村自治”的“了翁”，注定是一个“壮志未了”的悲剧人物！老外所敬佩的这批国民党大佬的民主政治理想最终都是未了的！

老外两兄弟都曾在《全民日报》任编辑，这份报纸一直有反蒋介石倾向

离开了湖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处，老外旋即进入《全民日报》任编辑。《全民日报》是何健统治湖南时期的一张民营大报，1928年9月在长沙创刊，由新化（即现冷水江市）锡矿山锑商投资创办，日出两大张,设有“午炮”等栏,并有专栏报道锑业动态。当时的长沙只有三五十万人口，但大小报纸竟有七十多份。《全民日报》属于大报，一向以敢言著称，一开始即有反蒋倾向。该报曾“明目张胆”地攻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多次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腐化。1935年1月何键在湖南设立新闻检查所，该报曾多次遭警告和停刋！……

老外应该是在1930年6月地方自治筹备处被裁并后，才到《全民日报》任编辑的。至于二叔外公什么时候去那任编辑的，则无从查考。二叔外公在他的小传中提到他曾在《全民日报》任主笔兼副刋编辑。

老外再次考入群治专科，二年后本科毕业

虽然老外在自治筹备处的工作时间不长，但这两年的时间让他十分明白：政府公务员是最合适他的“铁饭碗”。要想谋得这个饭碗，像他这种沒有太多背景的小人物就必须要具备高等学历文凭！因此，在《全民日报》任职的同时，他再次考入群治法政专科，边工作边读书，二年后本科毕业！1932年2月，因人推荐，老外入职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参谋处。

（4）1932-1939年，老外由上尉参谋升至中校参谋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湖南省保安处出的《保安通讯》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的复印本。当时湖南省保安处处长是黄埔一期出身的李树森。老外在这期《保安通讯》上发表了一首《杀敌歌》。这首歌，在他的《谷翁吟草》里并沒有收录。

在老外《谷翁吟草初集》的自序里，在谈到自己1932到1939年的经历时，写得比较模糊，仅用“因荐入省机关拟办文稿。又数年而抗日战起，随省机关退驻耒阳”，笼而统之一笔带过。依据百度网文《刘世善经历》介绍，老外1932年2月任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1933年4月起在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先后任少校参谋、少校科员、中校科员、中校股长，其间曾兼任湘东警卫司令部中校参谋。根据资料，当时的清乡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地方治安和“剿共剿匪”。百度上这些关于老外任职的资料来源何处，我就无从知晓了。不过，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据现在北京的二姨刘泽蘩回忆，她记得当年的老外曾经“背起个斜皮带（即武装带）”。二姨和小姨如今都记得：老外当年有过勤务兵，而且还记得这个勤务兵姓苏。小姨说，解放后，苏姓勤务兵还曾到过老外家中拜访。我也还相信，老外当时在这些部门应该主要是从事文书编辑统计等笔砚之类的工作，不会有什么“血债”，否则，解放后，他不可能会平安无事的。从《谷翁吟草》收录的相关诗作可知，老外这期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到全面抗战之前，可能是1934年），曾在南京游历过秦淮河，凭吊过雨花台方孝孺祠墓。二叔外公刘世宜也留有1932年《谒明孝陵》的诗，说明这兄弟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曾去过南京。他们去南京干什么，则无从查考了。当年到南京时，老外的《秦淮曲》有句：“金粉繁华话六朝，风流馀䪨未云遥。可怜好梦何时觉，东海长鲸激怒潮。”而当年二叔外公刘世宜写的《谒明孝陵》诗，则更是意气愤发，热血沸腾：“满山云雾郁纵横，板荡中原叹棘荆。御寇不闻图远局，和戎岂计付残枰。长江何限英雄恨，落日无边今古情。墓畔贾生成痛哭，秋风吹老石头城。”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这两兄弟当时的忧国忧民的激奋之情！

1930-1939 老外完成了成家散叶

1927-1937这十年，被台湾史学界称为“民国黄金十年”！就老外个人而言，按相同逻辑，我斗胆浪言：1930-1939年可说是老外的黄金十年。一是他依靠自己的才学和努力，终于如愿进入当时的政府机关工作，有了一份相对稳定和不错的收入。其时，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东北，还在华北不断制造摩擦。在内兄李建献建议下，老外在长沙河西平塘安子冲买了据说30担谷（租）的田，成了个小地主。这也让刘家在战事逼近长沙之时，有个“栖家之地”。1938年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时，我妈她们就住在平塘安子冲。我妈当时只有七岁多，但仍然记得：火烧红了半边天，火烧了整整五天！刘家最早的老宅就是在这场大火中灰飞烟灭的！ 二是这期间，老外“持贫攻苦”，工作之余，仍然努力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1881-1953）是著名的学者、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李肖聃在湖南大学任教之余，还在长沙顺星桥寓所设家塾，讲授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老外是当时李肖聃的学生之一。1981年老外《肖聃老师百年生日纪念》诗云：“星庐回首泪潸然，负笈从游忆冠年。”1950年，肖聃先生有诗赠老外：“君家伯父吾同学，文字论交四十年。从子诗才非世有，亲民政绩复超然。”，都讲到了当年星庐的教和学。这期间，老外还师从长沙芥沧馆主黄宇逵进士，问字白心草堂杨钧（杨度之弟），请业凤尾山人邓子竹世丈（其父邓弥之是“湖中五才子”之一，老外曾从其兄邓幼弥习诗），交游岳阳未晚楼主李澄宇（李洞庭）。他们都是当时的学者、文化名人。老外和他们交集，增进了自己的学识，开阔了视野，也拓宽了人脉。三是在1929年老外迎娶了我的外婆李国华（刘李两家原是世交，两人是双方父母指腹为婚的），1931年生了我妈、1932年生了现在在北京生活的二姨刘泽蘩、1934年生了解放后一直在湖北新洲工作的三姨刘泽萱、1935年生了蔚舅舅，1937年生了茂舅舅、最后是1939年生了现在常德的小姨刘泽芬。我记得我妈说过，在茂舅舅下面还有个男孩，生下来就夭折了。总之，这十年中老外可以说，是“成家立业，小有成就”了。

有关我的外婆李国华

我的外婆李国华，生于1905年，比老外还大两岁。姑娘时代的外婆，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外婆家是地主，经济条件不错，在长沙河西平塘还经营了一个石灰窑。我外婆是她们家最小的女儿，是她妈妈四十岁生的，小名“十满”，在娘家时很受宠。出嫁时，外家给了丰厚的陪嫁，陪嫁的一个床是铜床。我妈说，抗战时那个铜床都卖了一百个光洋！1929年外婆出嫁时，老外刚从军队退役回来，正是“功名未立贫犹昔”的时候，经济情况不算好，外婆的母亲（即我的太外婆）不无担心地反复叮嘱家人：“将来十满（外婆小名）家要是没饭吃，你们可是要让她回来吃饭呀！”

老外生于1907年，外婆李国华比老外大两岁。虽然外婆出身比较富裕之家，但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文化教育（学历就是个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因此，她与老外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精神文化交流，感情基础并不厚实。家庭生活中，虽然从没见过他们红过脸，但他们俩并不十分和美。老外、外婆结婚的那个时代，还不时兴优生优育，更没计划生育一说。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他们结婚后，十年七胎（夭折了一个），大大损伤了外婆的身体。记得我妈和我讲过，我妈小时候，外婆身体一度很不好。后来，有人介绍她去长沙城外一个庙里拜“观音（菩萨）”。拜完观音后，外婆的身体就神奇地好了很多。至此，外婆就不再吃牛肉了。就家庭关系来说，这段时间，老外和外婆还算夫唱妇随，儿女绕膝，和合顺遂。1929-1939年外婆和老外婚后的头十年，可以说是他们俩最风调雨顺，夫唱妇随的十年。

1938年开始，战争逼近长沙，老外不得不离开故乡，外出谋生，先是随湖南省府机关到了耒阳。1939年底，老外又去了陪都重庆。1944年5月，他又被分派回湖南，辗转于湘南宜章、资兴、郴州、安仁一带。1947年8月去了南京，直到1949年2月才由南京回到长沙。从1939年年底到1949年2月，整整十年，老外和外婆相隔千里，劳燕分飞。他们婚后的这第二个十年，是堪称聚少离多、两地分居的十年。《谷翁吟草》中收录的1929年到1949老外近百首诗词里，感觉到老外有点思家之意的，只有1944年在湘南作的三首，诗中也仅是“念家山里一凭栏”、“莫把乡心问童冠”、“寇氛尚炽，忧国念家”寥寥几句。与经常在诗作中看到的“忧国之心”，老外的“念家之情”显然淡薄很多。夫妇感情基础不厚实加上长期两地分居，最终导致老外有了第二次婚姻。1947年8月，老外到南京就任宪政促进委员会专员，并在1948年与祝琪华在南京结婚（民国政府允许一夫多妻。）。祝琪华生于1925年，南京句容人。我们尊称她为“琪外婆”。1949年2月，离家十年之久的老外回到长沙，琪外婆同行。当他们俩出现在东兴园23号刚刚重建起来的刘家老屋简易住房时，外婆李国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当时并没有吵闹，既没让老外难堪，也没有让自己失态，她默然以对，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第二天，她就提着个小包，回到河西平塘安子冲乡下去了。从此，老外和外婆李国华成为两家，各过各的日子。他们的六个尚未成年的儿女跟自己的母亲生活，基本生活费用由老外负担。就这样，从1949年2月起，直到1970年外婆李国华去世，外婆李国华实际上过了二十年忍气吞声、没有离婚的离婚生活。我妈几姊妹都以为：经济不独立、性格懦弱是外婆“被老外欺负一辈子”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妈从小就反复教育我们姐妹俩：女人必须经济独立，必须自立。

老外自谓“家世寒儒，发蒙较早”，二叔外公刘世宜也说他“与胞兄刘世善持贫苦攻”。那么，老外对儿女的教育关爱之心又如何呢？他的几个儿女对此的印象并不佳。老外六个儿女，除最小的小姨当时年幼之外，其余五个都只读了个初中。我妈是老大，初中毕业后，就失学在家，听候命运的安排；二姨刘泽蘩也是初中毕业后就呆在家里。不过，她算运气好，初中毕业不久，长沙就和平解放了。长沙一解放，我妈和二姨两人就自行考取了湖南省军区护士学校，参军离家了。两个舅舅虽然是男孩，初中没毕业，他们也去外地当了兵，参加了工作。三姨刘泽萱最可怜，她高小一毕业，1950年老外就打算安排她去一个私人家里学织布。当时，老外被安排到湘中大通湖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并不经常在家。我妈和二姨此时己经当兵，入读在长沙的湖南省军区护士学校。趁着老外不在家，姐妹俩就把领到的鞋代金2.2万（即币改后的2.2元）共四万多元，以及两人当月津贴费5000元，凑成5万多元（即币改后的5元多）作为学费，私下把三姨送到学校进了初一。一天，老外从大通湖工地回来，发现了三姨私下上学的秘密。老外当街一个巴掌把三姨打回家，坚持让她去学织布。后来，我妈和二姨获悉湖北革命大学在长沙招生，只需要初中学历。于是，她们就让三姨这个只上了几天初一的小女孩按“初中学历”去报考湖北革命大学。1951年2月三姨报取了湖北革命大学，去了湖北，毕业后分在湖北新洲电力局工作，在那里做了一辈子的会计。1972年10月，二姨50岁生日，我妈、三姨、小姨在北京二姨家小聚，谈起当年读书的旧事，三姨对老外仍心有余恨。

外婆李国华虽然是个文化不高的家庭妇女，像个“糯米团子”，但却是识大体、顾大局。听我妈和在北京的二姨说过她的一些故事。当年，外婆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中有一对金钏子，每个重一两。二叔外公刘世宜结婚时，临办喜事前，李家姑娘（后来的二叔外婆李词翔）说：“没有金钏子不上轿。”我外婆李国华听说后，拿出自己陪嫁的一对金钏子中的一只，这才把李家姑娘接进刘家家门。后来，二叔外婆知道了这只金钏子的来历。1968年，她从上海回长沙，就想把那只金钏子还给我外婆，还不无歉意地说：“自己当时太不懂事。”我外婆答道：“算了吧！己经过去二三十年了！还提它干什么！”外婆最终没有收下那只金钏子。另外，老外的伯父刘少少（刘鼒和）结婚时，因为女方家玩了新娘子调包，将订婚时的张家八妹换成了张家四姐，结果刘少少一气之下离家远走，始终未和张四姐圆房。张四姐也就在刘家孤守了一辈子，依附老外家生活。实际上是我外婆李国华照拂了她一辈子。二姨刘泽凡说：“刘泽萍小时候就是这位二伯娭毑的跟屁虫。二伯娭毑到哪里，刘泽萍就在那。”1946年，这位老太太突然去世，其时外婆李国华正好回了娘家。家里死了人，我外婆被紧急喊回。外婆一进家门，先拿出剩下的那只陪嫁金钏子，请人到长沙卖了，用卖得的钱处理了刘少少妻子的后事。就这样，外婆李国华陪嫁的一对金钏子为刘家办了一红一白两件大事！1951年退租减押，老外当时虽然在长沙，但安子冲乡下的事他一概不管，什么事全都甩在外婆身上。当时，我妈和二姨己经当兵，进了护校。一个周日，二姨刘泽凡回家，和外婆商量退押的事。外婆说：“如今你父亲己与我们分家过日子，乡下减租退押他也不来管。他应该也没什么钱了，我也没有钱。只有我以前做姑娘时接绣活积攒下的十多个金戒指，原想留给你们姊妹，一人一对。现在，就拿出来减押吧。”厚姨接过11只金戒，亲自把这些交给了农会，了结了退租减押。接着，外婆用一担箩筐盛着自己的日常用物，请原来的佃户刘三爹挑着，离开了河西安子冲，回到了长沙东兴园旧家。小姨刘泽芬也讲过一个故事：外婆嫁到刘家时，小叔子刘世完（老外最小的弟弟）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虽然当时外婆自己也不过二十岁出头，但自觉地担起“长嫂如母”的责任，细心地照料这个父母早亡的小叔子，浆洗缝补纳鞋做饭样样照拂。1959年，在广西柳州电信局工作的刘世完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清退回到东兴园刘家老宅。一下子他一家大小无着落，让刘世完精神崩溃，得了精神分裂症，常常神智不清，骂人打人。奇怪的是，刘世完始终对自己的大嫂--我的外婆李国华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视之如母，从没有对她有过一句无理之言或行为。每次到外婆的房间，必事先敲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吃不饱。疯子叔外公一旦肚子饿得咕咕叫时，他就会记得到大嫂那儿讨吃。每次他总是有礼貌地在门外敲敲门，然后伸进半个脑袋，试探性地问：“大嫂，你这里怕是没什么吃的吧！有的话，给我一点吃啰！”外婆向儿女们讲这些时，还会戚戚地说：“他一个疯子，没得吃，真可怜啊！我也没什么吃的。看他这样，我还得匀一口给他。”

外婆李国华外表像个“糯米团子”，但并非没有主见和个性。抗战时，老外去了重庆，他的兄弟也都离家外出谋生兼逃难，家里只剩下几个女眷和一大堆小孩，共十来口人。外婆实际上成了这十来口人的当家人。一开始，这一大家子逃难到平塘安子冲乡下。日本鬼子逼近长沙，外婆又领着这十几口人离开安子冲，西行20多里，逃往她的娘家西冲塘，在那里寄居了好几年。1944年夏，日本人占领了长沙，以后又占了衡阳，一直打到广西、贵州。当时，风声很紧，外婆领着全家十几口女眷和小孩子，也卷进了逃难行列中，离开了西冲塘娘家，准备跟着大家西向安化方向走。第一天逃到了宁乡道林附近一家很远的远亲家中。一家大小老少十来口人挤在这个远亲临时倒腾出的一间屋子里，稻草往地上一摊，就是十几个人的床了。晚上，外婆躺在稻草地铺上睡不着，她转而一想：今天在亲戚家还有稻草地铺睡，明天还不知道情况如何，再加上自己手头的钱并不多，这样逃下去，绝对不是办法。于是，第二天她就带着一家大小转身回到了西冲塘娘家。事后证明，她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1948年春，我二姨刘泽凡在长沙明宪准备上初中二年二期。这时我三姨刘泽萱高小毕业，已经失学在家。家里已没足够的钱给二姨交齐学费了。为了让二姨能读完初中，外婆当机立断，决定二姨由读寄宿改读走学。从此，二姨每天一大早和我妈一起起床，打井水、生煤炉、做早饭，简单吃点饭后就从北门家里往明宪所在地南门妙高峰跑。虽然二姨每天来返学校，耽误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节省了学费。外婆的这个抉策，确保了二姨在长沙解放时能够读完初中毕业。后来，1949年8月长沙一解放，二姨能够和我妈一起顺利地参军并考入军队护校，最后一起在部队医护岗位上度过她们一生。这完全与她们俩当时拥有初中毕业学历密不可分。如果当时她们姐妹俩没有这个起码的初等学历，她们的人生道路应该会艰难很多。

遇到关键时刻，外婆这个家庭妇女有时还会有些先见之明。1966年4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工作的二姨把外婆接到北京小住。到了8月，“文革”席卷全国，各地都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二姨便买了火车票让外婆返回长沙。但二姨并没有感觉这个行程会有什么意外情况，所以并没有吩咐外婆要小心注意的事项。实际上，红卫兵一早就守在了长沙火车站，外婆乘坐的那列火车一到站，所谓的“牛鬼蛇神旅客”就被红卫兵堵截在站台上，跪成一片。外婆家对面的一位邻居老太，就被剃了“阴阳头”回家。而同坐一班车的外婆却平安无事地到了家。大家都觉得奇怪的。后来才知道，外婆像有先见之明似的在长沙站之前一个站--长沙北站下了车，一个人慢悠悠地回到了家，从而避开了可能的一劫。

外婆李国华的最后日子

这张照片是1970年7月外婆去世后我妈姊妹兄弟在广州聚会时的合照！我妈是外婆的长女，是姐弟六个中的大姐大，她一直是外婆的“得力助手”，外婆有什么事都会和我妈商量。记得我妈和我说过：抗战逃难时，外婆带她们姐弟一齐逃到她娘家西冲塘住了几年。她们住的那间房子有一个夹墙，外婆把贵重一点的东西都藏在了夹墙里。这个事，外婆只告诉了我妈一个人。她们母女俩经常等到弟妹们深夜熟睡后，偷偷爬起来，翻进夹墙里整理或拿取物件。其实，那时候的我妈也就十二三岁，也可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了！

我妈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外公对外婆的冷漠，一直为外婆的委曲求全抱不平。1965年我妈调离长沙到广州工作之前，特别是我妈在湖南省军区门诊部工作时，还有机会照拂一下外婆。但我妈调到广州后，对外婆的照拂就鞭长莫及了。1966年11月文革闹得火爆的时候，在湖北新洲的三姨刘泽萱发作精神分裂。三姨夫打电报让我妈过去。于是，我妈非常艰难地请了假。先是坐火车半夜到长沙，当时街上已经没有公交车，我妈就摸黑步行回到东兴园家里，在外婆房间外敲窗户。外婆开门见到我妈，惊讶不己，不停地说：“这么乱，你还敢回来！”。当时东兴园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地都被红卫兵挖得乱七八糟，看有没有埋黄金。当晚我妈问了外婆的情况，并给了她一百多元。我妈交代外婆说：“你一个老太太，家庭妇女，只要老老实实，搞好与邻居的关系，应该不会有事。但也要以防万一，这一百多块钱放在身边，一般情况下不要用它。万一将来没办法寄钱了，可以应急。”第二天一早，我妈到街上买了几尺白布和一些蓝色染料（街上只有白布卖），让外婆偷偷在房间里染成蓝布做套蓝衣服穿。据说，后来外婆病逝火化时穿的就是那套蓝衣服。这就是我妈与外婆最后的相聚。当日傍晚，她就赶往湖北带三姨去看病。回程，她又在衡阳下车，看望被“剃了阴阳头”的小姨。当时，小姨刘泽芬大学毕业，刚分配到衡阳县农业局。“四清”中，她的一本放在窗台上以方便大家随读随拿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扉页上的毛主席头像，不知被谁在上面划了一道指甲印子，小姨自己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印子。1966年9月“抓黑鬼”，刘泽芬因此被抓，剃了“阴阳头”，打成牛鬼蛇神。然后， 被无限上纲，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趁这次路过衡阳的机会，我妈专门在衡阳下车看望了落难中的小姨，特地送她一顶染成兰色的护士帽以遮盖“阴阳头”。两人紧抱一团，泪流满面。我妈鼓励安慰了小姨，还帮她拿主意，对小姨的个人问题作出抉择。接着，下一站，我妈又让大舅在郴州站台上等她，送了点钱物。后来，我妈说：这次出行，是她一辈子出行效率最高的一次，是最有价值的一次！

1970年4月，外婆生病了。说是高血压，晕晕乎乎的，也有些抽搐。她开始去了医院，大概为了省钱，几天后，她又回了家。因为很不舒服，她捎信将在长沙河西乡下的娘家侄女李奎芝叫来，照顾了几天。期间，外婆曾对李奎芝说：“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细妹刘泽芬了。大学刚毕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碰上这么大的运动，打成“牛鬼蛇神”，发配到生产队劳改，还开除了公职，工资都没了，真可怜呀！”……如今可以告慰外婆的是：外婆弥留之际，最不放心的小姨刘泽芬，“文革”后，平了反，调到了常德市农业局，和爱人聚在一起，做了科长，入了党，成了油菜专家，获评高级农艺师，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到了1970年5月23日，外婆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终年65岁。后事是大儿子刘泽蔚、小女儿刘泽芬、娘家侄女李奎芝处理的。在湖北新洲的三姨虽然身体不好，还能赶回家和外婆告了别。我妈、当时下放在湖北襄北农场劳动的二姨刘泽凡、在湖南龙山的小舅舅都没能获得机会回长沙奔喪。后事办得比较简单，听说就花了几十块钱，应该是我妈1966年最后一次见外婆时给她备急的一百多块钱的余款。

“文夕大火”前后的“老外”和刘家

回头再接着讲老外。“1940年初遭保安处长排挤前往重庆”，这是百度资料上的叙说。“我因人推荐，先将妻室儿女安置长沙西乡，然后只身赴渝”，这是老外自己讲述的他去重庆的经过。…… 所谓“因人推荐”、 “遭排挤前往重庆”云云，我从百度上也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情况可能是：何键主政湖南是1929年3月—1937年11月；张治中主政湖南是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因“文夕大火”而离湘。他两位据说还是比较依靠湖南本地官员的。1939年2月，薛岳开始主政湖南，一方面积极抗战，但反共也颇为坚决。因此，与原来的湖南官员多有冲突。1939年至1940年9月，长沙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户口检查，第一次逮捕3000余人，第二次逮捕数百人，第三次被捕人士多受严刑拷打。以“汉奸”、“共匪”和“异党分子”为罪名大肆杀害进步群众。当时的保安处长是李树森，比较反共。我估计，“老外”作为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依他的性格，在一些问题上可能表现出理念会有所不同。百度资料所谓“遭（李树森）保安处长排挤”云云，指的会不会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只能“只身赴渝”。

（5）1940年初-1941年6月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

1939年底到重庆后，老外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关于内政部禁烟委员会，我搜到了以下资料：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财政部下设禁烟处，颁行禁烟暂行章程，言明三年内禁绝鸦片。所谓“禁烟”，就是禁鸦片，不是人们平时吸的香烟。1928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成立禁烟委员会，升格直接隶属国民政府。1935年－1938年，因为战时政局所需，禁烟委员会便设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辖下。1938年，因为吸食鸦片的人口有所减少，加上陕甘宁边区政权因开展大生产而种植与贩卖鸦片的事实无法解决，禁烟委员会便由位阶较高的国民政府直属机关，改隶为内政部辖。此后，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国民党丧失大陆统治权，才予以废止解散。可以说，通过禁烟委员会，当时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华民国，大幅铲除了中国吸食鸦片的陋习，颇有成绩，但并没有达到当初所设定的“全面禁绝”的目标。

“到重庆后，任内政部所属禁烟委员会科员。未几，升科长。主官曹经沅为当时诗坛名宿，遐时请益，时相唱和”……这是老外对其在禁烟委员会的经历的描述，感觉此时的他还是比较愉悦的！具体来说，当时他在禁烟委员会的具体部门是该委员会第二科，主要办理禁吸、禁种的文稿。耍笔杆子，这是他擅长的！加上在这里，他还遇上了一个志趣相投、对老外颇为青睐的上级主官—禁烟委员会主任曹经沅。



曹经沅 “趋公问政，退席论诗” ，是老外所敬重的老长官

曹经沅（1892-1946），字纕蘅，四川绵竹人。他与清代中叶的李调元、晚清的杨锐（ “戊戌六君子”之一），被称为“绵竹三诗人”。清末，他由优贡生参加朝廷考试，获任礼部主事，这是个七品的小京官。民国成立后，曹经沅曾一度担任安徽省政府政务厅长、秘书长；1935年任贵州省民政厅长；1945年在重庆出任立法院委员；抗战胜利，他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他一生勤奋，学问渊博，性格爽朗，对人诚恳，而办事却又细致严谨。

曹经沅被世人尊称为“民国诗坛功臣”。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对旧体诗词的执着。除自身创作、留有《借槐庐诗集》外，他还于1926年起在附设于天津《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上主编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副刊《采风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长达十年之久。有人说他的公事包就是《采风录》的“编辑室”。虽然因公干而四处奔波，但他总是按期发稿，逐期刊出。《采风录》不仅刊登了近三百名诗词名家的作品，还刊登过各界人士，包括科学家、前清遗老和政要名流的旧体诗作。据说，他选诗只问诗本身的好坏，不考虑作者身份和社会背景。当时新诗创作正风起云涌，各种报章上刊登的几乎都是新诗，只有《采风录》这块小小的阵地却仍然由黯然失色的格律旧体诗长期固守着，这让爱好旧体诗词的人士大为感动。曹经沅宦辄所经，皆以诗文会友，人称其为“近代诗坛的维系者” 。1946年10月，曹经沅在参加立法院的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葬于南京紫金山东南坡灵谷寺附近。

老外十分敬重曹经沅这个自己的老长官。《谷翁吟草》中有二首诗与曹经沅有关。其中，《离内政部所属幕职后怀念居停主官曹经沅丈》一诗，老外尊曹经沅为自己论诗属文之师，回忆了两人在禁烟委员会相处的难忘时光：“论诗立雪似程门，风采骚坛著国闻。永忆金刚坡下月，一篱疏影两窗分。”1946年10月曹经沅逝世时，老外已从重庆回湖南，获悉老长官逝世己经是1947年，他沉痛地写下了《挽老文学家曹经沅联》：往事忆陈桥，趋公问政，退席论诗，篱分灯影书声，凉彻金刚坡下月；临风瞻蒋阜，既失师承，更伤知遇，路隔吴头楚尾，凄其灵谷寺前钟。上联中“陈桥往事”，老外自己有注：当年的禁烟委员会就位于重庆郊区金刚坡下陈家桥。“余以幕僚，极受青睐。公暇常以诗文请益。宿舍以竹篱分居前后，两窗相望。”下联中“蒋阜”，指的是南京蒋山，即钟山，又叫紫金山，如今这里己经成了曹经沅丈的归骨之地。“吴头楚尾”为汉语的一个成语，指的是今江西省北部地区。春秋时期，该地区为吴楚两国交界处，属于吴地上游，楚地下游，故称“吴头楚尾”。写此挽联时，老外身在长沙，他只能迎风看向南京，既哀痛诗文方面失去师承，更伤痛失去人生知遇，隔着吴头楚尾，自己听到的惟有灵谷寺前那凄冷的钟声。

民国高等行政人员考试以优等第一获隽 老外的“高光时刻”

“1940年全国高考状元刘世宜（岳麓诗社顾问刘世善之弟）”。这可能是网上的一种营销需要吧，抬高刘世宜（老外二弟）身价，美称其为“1940年高考状元”。其实，“高考状元”本身就讲得不准确。实际上，二叔外公只是参加并通过了1939年的高等行政人员考试。老外才是重庆1940年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名列优等第一的获隽者。所谓“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并不是通常所讲的高中毕业生参加的“高考”。老外当时曾有诗称：“雁塔名才书弟后”，所谓“书弟后”，是说自己晚考了一届，而不是同榜考试中名列“弟后”。这次考试放榜后，老外还受到了当时内政部长周钟岳（周是前清解元）的“延见茗谈”！这次高等行政人员考试以优等第一名获隽，绝对是老外一生的荣耀和“高光时刻”！估计也是因为老外这次的优异成绩，1942年6月他被调到了国民政府考试院任秘书，后兼考核科长，负责办理院内人事工作。

重庆，真的是“老外”的“福地”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1944年1月31日出版的第一期《重庆市政》月刋。这个杂志的题名和发刊辞，都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所撰写的。月刊上注明该刋是由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审室出版，老外正是这个刋物编辑人之一。在老外诗集《谷翁吟草》里，收录了一首写于1989年5月13日、名为《纪念贺贵严前辈诞辰百周年》的诗。诗中有 “莲幕我曾勤笔砚”句，讲的就是老外的这段经历。我发现，老外最擅长的就是做政府机关的杂志编辑和秘书文稿工作，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笔耕”吧！

查史料发现：1942年11月的一天，一架苏联给延安运送药品的飞机经兰州时，贺耀祖下令连夜放行。此举受到蒋介石的指责，贺耀祖被免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于1942年12月降任重庆市长，从此失去蒋的信任。1943年1月，老外从国民政府考试院调重庆市政府。在他的自述中，对于这次调动只是一笔带过：“调重庆市政府秘书”。不过，有网文称，他之所以调重庆市府得助于老外父亲刘云和和贺耀祖的“旧谊”。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现在己无从查究。贺耀祖与刘云和的关系，我在前面已溯源过，好像也不大有太深的“旧谊”。我猜测，当时在重庆的湘人应该时不时有些交集和联系。老外自己也说过：“昔在重庆，我夙承程颂公（程潜）青睐，又与叔章先生有旧谊”，加上老外1939高等行政人员考试获“文官状元”的光环，很容易得到这些同乡大佬的青睐！这也可能是他九年后能追随程潜（程颂公）“和平起义”种下的伏笔！总之，我感觉，重庆真的可以称为老外的“福地”！在重庆，他官场得意，心情也颇愉悦！这从他留下的一首在重庆郊游访友的诗作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访骚人作剧谈，山灵招我就林岚。夭桃已放春光再；佳兴能同俊侣三。酒盏棋枰成昨岁；幽兰乔木尚深庵。黄冠无羔刘郎健，客况诗怀两渐谙。”当时的“刘郎”真个是悠然悠然！

贺耀祖 军统第一任局长 、是戴笠都敬畏三分的人

既然网文中有人提到，老外能去当时重庆市府工作是因为贺耀祖的关照；既然1989年5月31日贺耀祖诞辰百周年时，老外的纪念诗中也不无感激和深情的有“莲幕我曾勤笔砚”句，那么，这里就不妨再讲几句贺耀祖其人。提起国民党的军统，很多人立刻想到戴笠。但是，1938年军统正式成立时，戴笠却是副局长，而局长则是贺耀祖。

贺耀祖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曾两度留学日本。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时，与何应钦同学，并结识了师兄蒋介石。据说他还曾“拳打日本浪人救师母”，可见其功夫了得！1909年初到日本后，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贺耀祖从日本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在同盟会大佬黄兴资助下，贺耀祖再度前往日本留学，考入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编入该校中国学生队的辎重科。1916年，贺耀祖从日本毕业回国后，一直在湘军工作，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以后又参加了北伐。他的职务也因此一路高升，做到国民政府参谋次长，实际代行总长职务 ，还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将加上将衔。其间，他一度脱离军界，1935年被派往土耳其，担任公使。抗战初期，贺耀祖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主席。1939年底，他又被派任驻苏特使，后又以通航使名义派赴苏联洽办军援。1940年秋回国后，贺耀祖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1938年，军统组建成立，谁来出任这个局长呢？这个人，必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还得资历老、能力强、威望高、压得住台。当时，蒋介石对戴笠已经另眼相看，但担心他资历尚浅，压不住阵，蒋介石便让贺耀祖担任局长，戴笠则担任副局长。当然，贺耀祖这个局长应该更多只是名义上的。

贺耀祖一直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但他并不顽固，思想的主流是爱国。1925年12月，宁乡籍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到长沙养病被捕，是贺耀祖出面要求予以释放。北伐军入湖南后，他曾通电支持家乡宁乡工农运动，被共产党人称为“开明师长”。抗战初期，谢觉哉（湖南宁乡人）出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同时负责援助西路军失散人员，这些工作均得到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贺耀祖的支持和帮助。贺耀祖当时还给中共提供过给养。贺耀祖的夫人倪慧君也在这时由谢觉哉介绍秘密加入中共（1966年倪慧君在文革中被整死）。贺耀祖的这些活动被告到蒋介石那里，遭到免职。抗战结束之后，贺耀祖一直支持两党和谈，和平建国。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贺耀祖不仅多次与毛、周等人会面，还主动负责起了他们的安全工作，当时被周恩来称为“共产党挚友”。重庆谈判破裂特别是内战爆发后，贺耀祖知道已经无法劝阻蒋介石，便愤然离职，避走香港。1949年8月13日，贺耀祖在香港与龙云等44人联合发布起义通电。蒋介石大为震怒，即刻派出特务到香港开展暗杀。由于贺行事谨慎，加之周恩来保护，最终安全抵达北京。到北京后，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都曾设宴招待。建国后，贺耀祖先后在人大和民革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61年，贺耀祖在北京去世，骨灰被安放在象征着英雄意义的八宝山。

抗战时期的老外竟然还研究过《孙子兵法》

最近，我无意中在百度上搜到一篇名为《孙子学文献目录补遗 民国篇》的论文。该文说：民国期间在报刋上发表过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论文一共大约107篇，并补遗了其中75篇的目录。在这75篇目录中，我竟然发现了老外的一篇。抗战时期的中国真的是“全民皆兵”，连老外这个“儒生”也会对《孙子兵法》有研究。

于是，我又进一步在网上搜了一下，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刋物《时代精神》1943年第4期35-37页上，《从孙子兵法论断纳粹必败》的作者，是刘世善。遗憾的是，网上只能查到目录，查不到原文。我还是很好奇，老外当时会研究孙子兵法。1943年，老外应该是在重庆市政府。我想，对孙子兵法的这些研究应该有助于1944年他在湘南“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和“九战区长官部”的工作。

（6）抗战末期，避寇湘南

1987年7月中下旬，刚高考完的我和我姐蔡小于一起经长沙去张家界旅游，来回都在东兴园老外那里落脚。我记得：当时老外拿出一堆彩照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张：是一个戴着类似蒋经国眼镜的老男士在老外家和老外一起的合影。老外告诉我，那个男士是1945年他在学生教导队的学生，后来从台湾去了美国，还做了美国的议员。……

1943年底，老外的一个名叫田海洲的同乡兼同寅挚友调离重庆赴桂林履新并俟便返湘。在送别田海洲的诗中，老外有句“浮沉吏味吾同薄，何日湘江理钓竿”，流露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响往。没想到的是，“湘江理釣竿”的机会很快就真的来了。1944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当局挑选县长。这项工作的始末，我一直找不到相关资料，总之老外被挑选上了县长，回到了湖南。在《谷翁吟草初集.自序》中，有“复以挑选县长，奉派回湘，任职省训团讲师”的记载。因挑选县长而回来以后，为什么又没当上县长呢？老外自己没提过，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我猜想无非是两条。一是战时工作需要，二是战时环境所限。当时日寇正在为实现其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而发动所谓豫桂湘战役并取得了暂时胜利的时候，大半个湖南已经沦陷或者半沦陷，日本鬼子的铁蹄己从湘北而长沙、而衡阳、而桂林，甚至侵入了贵州，湖南当时可能己没有那么多县可派新的县长去赴任了。那么，什么叫“省训团”呢？从网上搜到了当年“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机构设置，我想，老外所谓的“省训团”，应该就是它了。这个训练团的前身，是1935年在长沙设立的湖南省地方自治所（老外1928-30年曾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工作过）。抗日后，该所扩大规模，改名为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1939年4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并入该校，在泸溪（今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成立湖南省干部训练团。1941年1月，改名为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训练团下设主任办公室、教务、训导、总务三处，会计、医务、军事教官、政治教官四室。该团因抗战先后迁长沙、郴县、资兴、宜章、酃县等地。老外的自述和诗作中也有“偕（省训团）学生避寇郴州、酃县”、“避寇资兴渡头司”、“避寇（宜章）富里坪”的记载。这正好证明了老外说的“省训团”就是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从网上，我还搜到一枚当年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纪念章的照片。这个纪念章上面镌刻有“精忠救国”四个大字，可以视作当时该训练团的宗旨。除军事外，该团训练课目比较庞杂，有党务、民政、教育、县政、行政、田赋等等。老外自谓“任讲师”，不知当年他具体讲授的是哪门课目。老外在“省训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4年初秋，老外“曾调入九战区长官部襄办文牍”。战区，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因应战争形势，规划战争部署而对中国本土战场进行的战区划分。抗战初期，全国划分五个战区，到1944年增至十二个战区。第九战区管辖湖南、江西两个省，战区长官部设在湘南郴州，战区长官为薛岳。无论是在省训团还是在九战区长官部，老外当时的具体活动，现在都已无从知晓。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他当时留存的真实纪录，就是他在湘南时期写的，如今已收集在《谷翁吟草》中的五首诗和五首词。这些诗词没有铁板铜琶，有的是忧国、伤时、念家的情怀，深沉挚着。面对山河破碎、家乡沦陷，他喊出了，“戎祸酷逾怀愍日”。怀，指的是晋怀帝司马炽；愍，指的是晋愍帝司马邺。他们是西晋这个短命皇朝最后的两个小皇帝。因此，“怀愍日”，就是国破家亡身死之日。在湘南春日山行，老外看到野花盛放，便发出了“天下兴亡春不管，枳篱随处野棠开”的感慨。他率学生避寇宜章富里坪，连夜寒飙，凄然有作，喊出“补苴同舍齐乘屋；作计经冬早办樵”。大家同住一室而“补苴”，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早作“经冬”的准备。1944年初秋，他奉调赴九战区军幕，途经东江旅宿，忆省训团学友，写《少年游》抒发自己感怀：“探骊手妙，屠鲸心壮，腾踔少年姿。双桨摇愁，孤灯萦梦，离绪乱如丝。”当年冬某日，他和九战区同寅登郴州苏仙岭，抚三绝碑，读秦少游《踏莎行》词，古意幽襟，不能无作，乃填《扬州慢》一阙，下阙句云：“踏莎兴会，问秦郎、何事沉吟？看水去郴江，云来岭脚，清怨难任。我亦米颠石癖，摩挲久，欲宿碑阴。痛潇湘、乡国繁笳，声乱秋砧。”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不难感受到在湘南1944年那个严峻时刻老外当时的心境。

（7）抗战后，主政安仁县灾后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抗战胜利给老外带来的直接影响，除了和平的生活外，就是1945年8月抗战一胜利，他就被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吴奇伟派至安仁县任县长。1944年5月重庆当局“挑选县长”的初衷，到这时在老外这里落实了。

吴奇伟，广东大埔人，当年官拜国民党陆军中将，也算抗日名将。长征时期，红军走了25000里，时任国民党中央军司令的吴奇伟，也带队追了20000里……1949年2月，淮海大战后，粤系将领纷纷南下广东，吴奇伟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此时吴奇伟的思想大为转变。1949年5月，他发动了“粤东起义”，投向了共产党。因此，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他也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1953年，他去世，骨灰也能安放到了八宝山。

吴奇伟是1945年6月至1946年4月任湖南省主席的，当时他还兼任过省训团的隶属上级部门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老外”其实是个纯粹的“笔杆子”，一个没有背景的“笔杆子”被委任一县之长，主持一县政务和灾后重建，应当说算是重用了。其实，亲戚们过去、现在的看法一直是，老外这个人并不适合当什么一方之“长”。

“办理善后救灾，同历艰苦”，这是“老外”对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主政一方”的自我介绍和鉴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安仁县《文史资料》刊登有当年安仁县政府财政科老职员李国华撰写的文史资料：《我所知道的刘世善》。这份资料从五个方面讲了老外任职安仁县长的作为。这五个方面是：生活朴素，深入群众；用人无私，选贤任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修街建府，造福桑梓；敬仰贤人，修复祖祠。老外安仁主政任职，也就一年又八个月（1945.8-1947.3）。短短—年多时间，且是战争善后，能在这些方面留下这点口碑，也算难为他了。由此看来，虽然整个国民政府严重贪腐就是始于抗战胜利后的接管，但老外当时并没有随波逐流，应该算是个“清官”、“好官”了。据我妈回忆：老外主政安仁期间，我妈13岁，一直跟随着他，住在县政府办公室里。我妈高小就是在安仁读完的！我妈说：当时从长沙去安仁县城的交通十分不便。先是坐日本俘虏兵开的烧煤的火车，速度很慢。火车头后面拉的是一节一节没车厢的光板车，四周没围栏，人就坐在光板车中间；否则，火车跑起来时容易被甩出去。车开一段，就要停下来，日本俘虏兵下车到路边水塘里打水，让火车机头降温后才能继续开。……下了火车，还要再走一二天山路才能到安仁县城。我妈是姐妹中的老大，一直比较稳重。估计老外也因此把县政府的印鉴交给我妈保管。需要盖章时必须自己女儿经手，而女儿盖章则必须经父亲同意。当时县办公室主任是老外的妹夫沈荫之。那时抗战刚结束，安仁地方还是有点纷乱，有两派地方武装还相互攻击。其中，一派和老外比较亲近，另一派沈荫之可以安抚。于是，这郎舅俩人就玩“车轮战”。前面那派到县城，老外出面接待，沈荫之就下乡办公；后面一派驾到，老外下乡去办公，沈荫之出面应付……那时做个七品芝麻“父母官”，也真的不容易！据说，老外在安仁任上没有“血债”，他一上任就把监狱里的共产党都放了！建国后几十年，他能平安渡过历次政治运动，与此也不是毫无关系。

在安仁县任上，老外还利用自己在省政府的人脉关系为安仁争取了一点联合国的救济金。湖南安仁位于衡阳东翼的湘赣要冲。1944年长沙沦陷后，日本人为实现其东进茶陵、酃县，西进耒阳，包抄衡阳的战略意图，从1944年6月下旬至1944年7月，先后在安仁县境内发动了熊峰山争夺战、县城争夺战、潭田冲争夺战。其中，以熊峰山争夺战规模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安仁县城乡也就因此到处断壁残垣、战后恢复的工作自然是十分繁重，老外能在短短的一年八个月时间里，兴水利、修校舍、修街建府……也真的实属不易！不过，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做主政一方的父母官，相信不是他的所长，可能更非他所喜。

（8）1947年8月至1949年2月 转任南京国民代表大会秘书、宪政促进委员会专员

老外在安仁县长任上工作了一年又八个月后，据他自己说，1947年4月便“自请辞职，旋赴南京旧都，任职国民代表大会秘书”。为什么“自请辞职”呢？我猜想，老外一介书生，既不长于词令，也不善于交际、搞政务。当个一方之长，实非其夙愿，他此前就有过“浮沉吏味吾同薄”的自谓。这恐怕是他自请辞职的主要原因。另外，老外二女儿刘泽凡（厚姨）依稀记得，老外在派放安仁之前，曾有派放桃源之说。地处湘东南半山半丘陵地的安仁，自然、人文环境都相对艰苦。这会不会也是老外自请辞职的一种内心深处的忖度呢？1950年，毛泽东主席尊敬的、湖南著名学者、李淑一的父亲、老外的受业老师李肖聃先生诗赠老外有句：“从子诗才非世有，亲民政绩复超然。”这前半句是对老外诗才的赞赏，后半句说的就是老外安仁为政的经过。其中，“复超然”三字，当可为老外“自请辞职”作证。

“梦里惊魂惟灞浐”，这是1930年代初老外送友人谢梦阑去南京谋事时的送行之句，讲的是谢梦阑当时“梦里”“惟灞浐”，做梦想的都是灞浐。灞浐，灞河、浐水的并称，二水均为渭水支流。当年汉武帝复建秦宫旧苑--上林苑时，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瞄着一个目标，就是让㶚、浐二水的流经之域不出上林苑范围。于是，司马相如的名篇《上林赋》中就有“终始灞浐”之说。上林苑代指帝都所在，既然灞浐其流终始都在上林苑中，那么，灞浐也就喻指帝都了。1930年代，中国的首都在南京，老外说，谢梦阑“梦里惊魂惟灞浐”，意思就是说谢梦阑想到南京谋工作。其实，到南京工作是那时候许多人的响往。说谢梦阑“梦里惟灞浐”，这何尝不是老外自己的“夫子自道”！老外1947年由安仁县长任上请辞去南京，这己经是他第二次到南京了。到南京后，1947年8月老外与清溪诗社同人秋禊僧寺，接着又和他的二弟刘世宜游了玄武湖，回来后，他写诗寄意：“龙象能驯佛寺清，登临芳酒喜同倾。江山白下犹无恙；词赋黄初要共争。对菊远怀三径宅；佩萸难靖八公兵。待吹凉袂淄尘浣，更上轻舟荡晚晴。”由此可见，他重到南京时的心情是愉悦的。

1947年4月再到南京的老外，自己说他是“任职国民代表大会秘书”，有的网文资料则说他任职“宪政促进委员会专员”。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机构前后的两种不同称呼吧！至于专员，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职位、岗位名称。有各种不同性质工作的专员，行政机关有专员，党务部门有专员，商业部门有专员，特务机构如戴笠的军统局中也有专员。我从网上淘到1947年9月（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国民政府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印发的 《促进宪政宣传纲要》复印本。我感觉，老外这个到南京后任职宪政促进委员会的专员应该就是负责编写这类宣传材料的专员。耕耘笔砚，原是他的擅长。

据查，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是根据1946年12月24日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第9条设立的机构，于1947年3月29日成立，老外正是在这个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到南京的，孙科任会长，曾琦任副会长，所有制宪国大代表均为委员。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及研究、宣传、考察三个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1948年3月，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宣告结束。, 这些是我在百度上搜到的关于“宪政促进委员会会”的信息。

无论是早年参与湖南自治实践，还是抗战后“主政安仁县”，或是在南京参与民主宪政，我感觉：老外一直是希望“民主、民权、民生”能在中国大地上得以真正实现的。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梦与抗战后的行宪乱局

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政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实施宪法保障民权，限制国家权力，并将国家权力完全置于人民意志之下；其前提，是有一部民意机关制定的宪法。就当时的中国来说，所谓民主宪政，是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中实现民权的关键。从政体上而言，民主宪政最终目标是建立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国家。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一是横向限制，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中央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二是纵向限制，地方官员不由上面任命，而是在制定省宪基础上，村、乡、县、省的各级官员通过民选产生，从根本上消除官僚制度影响。民国建国之后，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联邦政府，一直都是孙中山及当时中国社会不少人心中的梦想！

南京政府成立后，依照孙中山先生的“建设之程序”，国民政府计划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建设国家。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从军政阶段进入训政阶段；依照建设程序，理论上应当是：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普及民权，实施地方自治，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然后还政于民，再按照预定程序进入宪政阶段。然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终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政府。之后，蒋介石变更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党军关系，甚至在国民党三大通过的政治架构中规定：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时，国民政府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从而使自己在法理上集党政军于一身。同时，积极宣传法西斯主义思想，使中国进入“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时代。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政府沦为国民党的统治工具。他还屡次延期召开国民大会，迟滞制定宪法。

在抗战行将结束之际，由于中共的崛起和美国的压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反常态，提议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作为当时仅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更提出了“第三条路线”，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又不赞成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即用改良主义道路实现英美式的多党竞争会议政治，提出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共和国方案，反对暴力革命。后来，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方案，民盟又积极响应，于1945年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要求保障民权；开放党禁；迅速筹备实施宪政；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定宪法。

1946年初，在国共合作的气氛下召开的政协，出现了民主的气象，但旋因国民党坚持政治独裁垄断，国共关系最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和其他多数党派的抵制，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本次国大，遂称为“制宪国大”，开始所谓向“宪政”的过渡。

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但按预定步骤，还须待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并选出总统后，才能最终结束“训政”，实现“还政于民”。这次国大，遂称为“行宪国大”。所以，国民党在实行“戡乱动员”、加强“剿匪”军事作战及严厉镇压异己的同时，自1947年中起，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各级各类民意代表选举，准备召开“行宪国大”，实行所谓“宪政”。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其中心议题是选举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在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表示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掌握实权的任何职务，蒋介石的用意是嫌该宪法实行的内阁制导致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因此，4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接受全会决定。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在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击败蒋介石亲点的孙科才勉强当选。由此可见，虽然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内部“党争”仍然激烈，整个“行宪”过程就像一场闹剧。“宪政”有它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决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就是实行了“宪政”的。

以上就是国民党宪政的提出和实施的大致经过。而老外正是在这幕“宪政闹剧”最后登场的时候来到宪政促进委员会的，时间短，而且他只是一个写手，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运作。至于当年他能从湖南安仁来到首善之区的南京仼职宪政实施促进会，我感觉这里面与国民党湘籍大佬的运作不无关系。他个人对当时“行宪乱局”的看法等等，由于时间久远，我也没能搜到任何相关资料。依他个人的特质、志趣、学养，我感觉他也不会有什么个人的特别看法和作为。这就是我对老外第二次南京之行的基本判读。



在南京，老外娶了琪外婆

老外第二次南京之行，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不算长，但他在南京娶了祝琪华-琪外婆。据说，当时老外生了一场大病。一位朋友就找来祝琪华（当时正在政府某部门做洗衣工）帮忙照看，两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用我妈的讲法，琪外婆其实也是个苦命人。她只比我妈大五岁，南京句容人，没有太多文化，之前曾嫁给国民党一个连排级军官，婚后没多久，老公就去世了，两个人也沒有小孩。琪外婆跟了老外后，生活应该说相对安定了很多。但他俩也没有再生孩子。在我看来，以后几十年，琪外婆就是老外的贴身保姆，一直照顾到老外1998年7月去世！老外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除了工作、读书，在家一点家务也不干！我记得：1987年我和我姐去湖南旅游，在老外新运街三楼老房子住过几晚。一次吃饭的时候，老外对我们说：“吃海鱼好，煮海鱼不用放盐！”……搞得旁边的琪外婆哭笑不得！当年老外在南京娶了琪外婆的事，在长沙的我外婆李国华和我妈她们姐妹以及老外的弟妹们，都一点不知道。直到老外带着琪外婆回到长沙屋里，大家才知道情况。在老外看来，他是一家之主，整个家都是靠他的，所以无需告知外婆和其它任何家人！1949年初老外回长之后，他就一直与琪外婆居住在新运街简易房的二楼，我外婆和她的孩子们就在一楼西边单独住，饭也是分开吃。老外每月就给外婆这边一点生活费，外婆李国华自己没有经济实力，只能接受。为此，我妈她们六姐弟一直都对老外的薄情颇有微词！几年前，报纸上登过一篇季羡林的儿子回忆他父亲的文章，文中详尽地描述了他父亲对他母亲（两个也是包办婚姻）的寡情，以及在外生活的父亲对子女的冷淡。我妈看后很有感触，当时就对我说：“这让我想起了老外！”

老外退休以后，曾带着琪外婆到几个女儿家小住，藉以看看世界。当时我妈、厚姨都和老外，也当面和琪外婆讲过老外百年后的事。她们的意思是：老外百年后，琪外婆是留在长沙还是去南京句容娘家她弟弟那里，都由琪外婆自己决定。如果回句容，得慎重考虑好，因为户口一挪，再想迁回来就难了。如果留在长沙有困难时，她们这些姊妹们也不会不管。1987年老外过80岁生日，我妈她们姊妹们都到了长沙，又向琪外婆讲过这些意思。但琪外婆似乎不大相信她们的话，这也不难理解。几十年中，琪外婆和我妈她们姊妹们之间，确实没有条件建立起什么感情。1998年7月老外辞世后不久，祝琪华就收拾东西回了句容，依靠她弟弟过晚年了。这当然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更不是一种不正确的选择。祝琪华回句容以后过得怎么样，就不清楚了。听说后来她中了风，2005年5月13日辞世。



（9）1949年2月，“老外”调湖南省政府任秘书，同年8月参加和平起义

这三个图片：最大的是湖南和平起义电文手稿，现珍藏在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由程潜女儿捐赠；上面的小图是1949年7月31日程潜签发的呼吁和平通电，1964年5月14日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拨交湖南省博物馆入藏，是程潜当时的副官潘培学上交的；下面的小图，是网上售买的程潜书法。我感觉，和平起义电文手稿和呼吁和平通电，都像是老外的毛笔字！（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肯定这一定就是老外写的，只是觉得字像）。老外一直说：湖南和平起义的通告是他写的。他所谓的“写”，是指撰稿，不是书写。此说，应该是真的。他当时是湖南省政府的秘书。《谷翁吟草初集.自序》中，他有文：“解放大军南下，程潜将军奉南京政府命，回湖南省主持军政，请方叔章先生为省府顾问。前在重庆，我夙承程颂公青睐，又与叔章先生有旧谊。稍缓，亦自南京辞职回湘，奉派任省政府秘书。”在《谷翁吟草》里，涉及“长沙和平起义”的诗词有三首：一首是《长沙和平解放十周年纪念》诗；一首是《湖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诗；一首是1989年湖南和平解放三十五周年时，老外填《庆春泽》词一首抒怀。这首《庆春泽》词里，有“我昔簪毫，曾书露布匆忙”的字句，指的就是“他当时曾撰写省政府起义通告”。1963年4月，老外在《寿陈明仁将军六十》诗中亦有句：“幸得簪毫依幕府；曾书露布遍湖湘。”听说文革中有人质斥老外：你追随起义，到底做了什么事，有什么贡献？老外就以“曾书露布遍湖湖”一事做答。这“遍湖湘”的“露布”究竟是什么文稿？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起义通告”说是露布，这是没问题的。可为什么写得“匆忙”呢？有点搞不明白，但无论如何，老外当时肯定是写过一份与起义有关的文稿，这是没错的了。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无疑是老外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10）1950年初 任湖南临时省政府秘书

这是湖南省档案馆藏的1950年4月1日湖南临时省政府结束公告。我感觉：这份公告是老外的颜体楷书。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后，陈明仁出任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老外留任临时省政府秘书。1950年8月才调任省参议、参事。

程潜 毛泽东的“老上司”

1952年的一个秋日，中南海宁静的湖泊上，毛主席驾着小舟摇橹，正对面坐着一位头发胡须皆己发白的老者，二人谈笑风生，有说有笑。这个老者正是程潜。辛亥革命后不久，毛主席曾投入湖南新军，在第25混成旅第50标当列兵，当时程潜是湖南省督字府的参谋长和军事厅长。许多年后，毛主席从未忘记这段历史，还称呼程潜为“老上司”。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9月20日，毛主席到上清寺程潜住所拜访，谈话中，毛主席鼓动程潜去参选副总统，说：“颂公，你是国民党资深元老，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你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呀！不成功，也没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程潜1948年副总统参选失败后，7月24日，回湘任省主席。1949年8月4日，克服了千难万险的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3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起义通电，实现湖南和平解放。湖南的和平解放，是用不流血方式解决局部问题的成功范例，创造了“经过长期统战工作、先起义后谈判”的和平解放“长沙模式”，对分化瓦解当时国民党残余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潜在其中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以后，程潜一直在全国人大、民革任要职，并任职湖南省长长达16年，直到他去世为止。1968年程潜病逝北京后，周总理亲自关照为其举行追悼会，毛主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颂公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毛主席电邀程潜、陈明仁将军进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与两位将军讨论起义将士的安排问题时，毛主席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与我们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考虑在省人民政府、省军政委员会设参事室、参议室，使各得其所、各尽其能。1955年，参事室与参议室合并，参议改称参事。到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政府先后任命了551名参事(或参事室秘书)，在全国各省参事室中人数最多。老外也因此受益其中， 1950年湖南省参事室成立直到他逝世，一直名列湖南省参事！

陈明仁 起义功臣 老外的兑泽校友

陈明仁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另一个功臣。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他1923年进入程潜主持的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后随该校一起并入黄埔军校，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在两次东征中，陈明仁均作战勇敢。特别是1925年10月12日二次东征中，他率敢死队冒着炮火，第一个攻进惠州城，将战旗插上惠州城头，蒋介石亲眼看到，连连赞赏“将才难得”。在庆祝胜利的嘉奖典礼上，蒋介石命令三吹军号向陈明仁致敬，亲自高呼“向陈明仁看齐”。二十多年后，周恩来总理见到陈明仁时还说：当年我还举枪向你致敬过呢！此后，陈明仁历任团长、中将师长，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1945年，在与中国驻印军会师前的最后一战中，他率部奋力攻克日寇坚守的回龙山要塞，一举而名声大震。1946年内战爆发后，陈明仁部多次为解放军所重创，因而受到指责。1947年6 月，他在防守四平时，抵抗林彪所部攻击达10余天之久，再次博得蒋介石的青睐，升任兵团司令官。此后不久他再次失势，改任总统府中将参军。1948年10月，他婉拒胡宗南、刘峙之邀，而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不久又任第1 兵团司令官。官场的冷酷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惨败，使陈明仁萌生“以资应变”的念头，从而赞成和谈，拒绝镇压学生进步活动。1949年酝酿湖南和平起义的时候，党中央为了争取陈明仁起义，曾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保存陈明仁所在国民党第一兵团的现有机构；程潜当时也曾致电毛主席，称在湖南成立湖南人民军委由他领导，成立湖南人民解放军由陈明仁领导，主席都表示同意了。也正因此，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后来一度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由陈明仁担任司令。这种起义后谈判的事情，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事例。

程潜和陈明仁虽然名义上是师生，但两人关系远没有那么亲密。陈明仁当初报考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时，被程潜录用。程潜是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长兼讲武学校的校长，二人既是醴陵同乡，又是讲武学校师生，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但是，程潜却利用这仅有的师生情谊，劝说陈明仁弃暗投明，率军起义。

在老外《谷翁吟草》中，有《寿陈明仁将军六十二首》，“荷池旧雨未能忘，劳燕分飞各一方。幸得簪毫依幕府，曾书露布遍湖湘。”说的就是老外与陈明仁青少年时都曾在兑泽中学就读（兑泽校址在长沙北门荷花池）；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陈明仁任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老外在省府任秘书。

方叔章 和平谋士 老外的贵人

方叔章（1882-1953.2.13），又名方表，长沙人。6岁入私塾，县试录为秀才，后入岳麓书院。1903年，方叔章公费留日本，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警科，后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克强、戴季陶、杨怀中、杨度、程潜、沈钧儒、薛大可、柳午亭、李肖聃等人，其中与杨度最为友善。方叔章回国后，分别在广东警察学堂、国民政府农矿部、行政院、天水行营任职。在长期的学习、接触中，方叔章与程潜感情日深，多次追随程潜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方叔章早年曾参与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创造舆论的筹安会，甚至成为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之一。大革命前，因接触柳直荀（李淑一丈夫、柳午亭儿子）等共产党人，方叔章开始同情革命。1926年，方叔章与湖北籍共产党人胡鄂公相识，往来密切。经胡介绍，结识了李大钊等人，并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方奉党组织命，回湖南工作，恰逢上海地下党遭破坏，未能接上组织关系；回到湖南后，又逢“马日事变”，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中，遂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一度退居家门，闭户读书。1939年被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邀至西安任行营秘书处长。其间，共产党人周恩来曾多次来行营，方叔章仰其风范，且因工作之便，常接触延安方面文件以及看到一些秘密报告，对共产党又有了进一步了解。1948年7月，程潜回湘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方叔章闻讯从南京回到湖南，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于是，方叔章主动接近进步人士，并与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中共湖南省委为争取程潜而专门成立的策反小组组长、党员余志宏取得联系。1949年1月19日，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方叔章在其岳麓山桃子湖住宅设家宴，邀请程潜周围上层人士座谈时局，做他们的工作，并让他们去影响程潜下定起义决心。之后，方叔章又向程潜建议：“想方设法调陈明仁回湘，掌握军权，联袂起义。”通过运作，陈明仁终于率部于1949年2月由武汉移师湖南。7月29日，方叔章等人随同程潜秘密迁居长沙南门外，参与研究起义通电和《告全体将士书》、《告湖南民众书》。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8月31日，程潜应毛泽东之邀，偕方叔章等一行数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盛情款待。解放后，方叔章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一、二届湖南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3年2月13日，正是中国农历壬辰年除夕，方叔章在长沙病逝。其时，他刚刚被任命为湖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才一个多月。

方叔章的伯父，就是前文提到的晚清“血战天下”打遍大半个中国的湘军将领方友升。方叔章与老外伯父刘鼒和、父亲刘云和是中表亲，方叔章七岁曾受教于老外父亲刘云和，1905年曾邀老外伯父刘鼒和一起赴日留学，刘鼒和（即刘少少）过世后，方叔章为其撰传。1922年，方叔章回湘典试警官，老外其时15岁，曾前往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天鹅塘（锡塘）拜谒方，方叔章1934年在南京、抗战时期在重庆、1947-1948年在南京，老外和叔章先生都有交集和来往，得到他的照拂。“我自悲先泽，公常在要津。锡塘初话旧，京阙偶亲仁。臬兀忧戎祸，崎岖入蜀身。鹤场容屐访，鸢阵怯云屯。喜遂收京愿，频倾祓褉醇。书仓曹氏癖，幽宅莫愁邻。”1953年重阳之日，老外为纪念方叔老冥诞而写的这些诗句，正是这些交往的记载。诗中的“锡塘”，就是长沙妙高峰下的天鹅塘，是当时方的寓所所在地；鹤场，抗战时期方叔章先生任职行政院时，为避敌机而居重庆白鹅场；“莫愁”，南京莫愁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方叔老寓宅其地。我感觉：方叔章可能对老外的仕途有过一定的影响。在这首纪念方叔章冥诞的长诗及其《序》里，老外除讲了自己和方叔老的交集外，还细讲了他父亲刘云和、伯父刘鼒和与方叔老的渊源，记述了方叔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以及解放初期的工作，字里行间流露着老外对方叔老的敬仰感逝之情！

（二）新中国时期的“老外”

长沙市开福区衡清里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两块牌号庄重典雅，并排而挂。梧桐树下的小庭院，绕开芙蓉路上喧闹的市声，颇有几分清幽自在。这里被称为湖湘智库、现代“翰林院”。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程潜和陈明仁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程、陈两位将军交谈时表示，考虑设参事室、参议室，妥善安排和平起义有关人士以及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使其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这大概就是参议室、参事室的由来。

至于文史研究室，溯其源头也与毛泽东主席密不可分。如果要讲的话，还得从稍远一点的时候讲起。湖南衡阳人符定一（1877.12-1958.5）1912年在长沙创办了省公立高等中学，并任职校长。是年，19岁的毛泽东报考了该校，他的入学考试作文大受符定一的赏识。符定一又担心其中有伪，就亲自面试。他一面试，更是大喜，决定招收入学。毛泽东入校后，符定一更是相信他将来必成大器，就格外器重与关照。1913年，符定一迁居北京。1918年，毛泽东到了北京，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符定一每月补助毛泽东5元大洋生活。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湖南军阀赵恒惕对毛泽东几年前在长沙搞过工人罢工骨鲠在喉。听说毛泽东回到长沙，赵恒惕发誓要除掉他。这时，正好符定一回湖南探亲。到了长沙，听到消息后，符定一向担任省秘书长的表兄表明：自己同毛泽东是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劝表兄不要抓毛泽东，讲毛泽东未来必是成大器之人。同时，符定一派人向毛泽东送信，并捎给毛泽东20元大洋，让他去往广州。所以，符定一被称为毛泽东的“恩师”。1946年，毛泽东邀请了符定一到延安访问了两个多月。符定一回到北平后，毛泽东给他的信中，“至希”老师“为国自珍”，信的落款是：“受业毛泽东”。1948年8月，毛泽东指示中共华北局秘密护送符定一到西柏坡。其间，符定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当北平签定《和平协议》的消息传到毛主席处时，己经两天两晚没合眼的毛泽东对警卫员说：“先别睡觉。咱们先去李家庄看看符定一先生。”……当年符定一在石家庄的时候，毛泽东有一次就对他说：共产党执政后，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的生活，应该有一个安排，要设一个机构。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致柳亚子先生的信里又提到“文史机关”一事。有关人士便建议符定一就此事请示主席。符定一乃于1951年6月23日致信“润公主席”。信一开始，符先生就报告说，1950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秉承毛主席“德意”，决定由政务院设立文史研究馆。“现时文史馆事己筹备齐全，只要主席一批，即可开馆。”信中还提及有些老人“疗饥无术”，对于文史馆“望眼欲穿”，符先生最后向毛主席请示：“总而言之，文史馆究竟能办与否，请明以告我。”符先生在信的最后还说：“万一有困难面语者，请派车来接我即趋前聆教可也。”1951年7月29日，由毛主席亲自定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符定一为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并一直担任刭1958年5月他逝世。符老逝世消息传来，毛主席第一时间向遗体告别。告别完毕，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符老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面镜子，现在人走了，可镜子还会留在我身边。”

湖南和平起义的主导者程潜、陈明仁在毛泽东主席那里领受了设参议室、参事室以妥善安排和平起义人士的意见后，回到湖南便立刻落实。1950年6月1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秘字第0241号文)呈请中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随后，省政府任命首批参事60名，军政委员会任命首批参议81名。 1955年4月，参议室与参事室合并，参议改为参事，参事室由是更是人才济济，名人汇聚。到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政府先后任命了551名参事(或参事室秘书)，在全国各省参事室中人数最多。1951年7月29日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后，各省也随之跟进。 1953年1月23日，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文史研究馆的宗旨是“敬老崇文”，汇集著一批耆年硕学、社会名流、行家里手，是个具有荣誉性、统战性的正厅级机构。1988年1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35周年，老外有诗纪念：“征文述史起群贤，肝胆相依卅五年。典籍保存宏旧库，湖湘故事写新篇。楚风怀往求遗稿，健笔凌霄照晚妍。更喜宏图襄四化，康强逢吉乐尧天。”

据说，当年长沙戥子桥二号有一张独具特色的厚重大木门。而当年这个戥子桥二号，也就是今天的衡清里五号，即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位置所在。参事室和文史研究馆都是在毛泽东主席关怀过问下成立的，成立的时间也相差无几，都具有统战性、荣誉性、顾问性。从成立初开始，各地参事机构和文史机构大多是两个班子，一个（共产党）党组统领，合署办公，共用一套办事机构。文史馆户口，落在参事室里头。不少参事和文史馆员都是一身而二任。湖南参事室、文史馆两块牌子并排悬挂在长沙衡清里五号的大门口，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新中国时期，或者说，湖南省参议室设立开始，老外一直都是湖南省参事室的参事。1950年7月，他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1955年起改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一直到去世。《谷翁吟草初集.自序》说，1950年湖南成立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老外“奉派”任委员、组长。自此，老外工作便和文物、文史有了交集。但是，文史研究室和参事室合署办公后，老外是否因为原是文管会委员而自然顺延为文史馆馆员，抑或是另外下文聘为文史馆馆员，现己无法查究，反正实际工作中有交集，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文史工作。1988年1月文史研究馆成立35周年，1993年1月文史研究馆成立40周年，老外都有诗誌庆，足见他和文史研究馆的关系。

对于解放后老外的主要工作，我妈她们姐弟因为都在外地工作生活，所以知之甚少；老外本人也没机会或者也不大愿意和他们讲。根据我从网上或其他地方搜集到的一些能反映老外这个时期工作状况的资料和信息，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尽己之所能，为解放后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建国初期，老外参与了多项湖南省古籍、古迹的历史性抢救工作

这张照片是1956年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建国初期，老外参与了对湖南省历史文化古籍、古迹的历史性抢救的工作。以下是我随便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片断：

“早几年陈粹劳、刘世善二先生对我说:建国初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收集古籍图书宋元明清各朝刻本、医书方志、经史百家近两百万册,保存了祖国文化遗产,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应留住这一史绩。你是亲身经历者,可将这一历史性抢救工作写一个记录。”……这是湖南文博专家尹天祐写于1988年的文章节选！

另外，在湖南省考古专家、原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副部长吴铭生回忆原湖南省文管会副主任陈浴新的文章中，提及 “ 南岳古迹调查”，从中可窥见到老外的身影：

南岳为我国五岳之一，素负盛名，山上古刹林立，古迹甚多。为了摸清南岳的家底，1955年陈浴新老派刘世善先生和我去南岳进行调查，临行前，嘱我俩要注意宗教政策，工作要细致，调查记录要详尽。刘世善老先生是我省知名的书法家，而且对佛学和碑刻均有研究。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不久，学到一些古建筑的知识，此次正好是学以致用。在刘老的带领下，我俩对南岳的古迹进行了普查，每个寺庙都跑到，对寺庙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牌坊、佛像、匾额、楹联、碑刻、石雕等等，都进行了文字记录和摄影。我俩白天步行调查，晚上整理记录。跑了20余天，爬山过岭较为辛苦。刘老虽年近半百，却不辞劳苦，工作认真，诲人不倦，使我从他的工作和交谈当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在南岳调查结束时，刘老偕我拜会了当时的住持曼慈大法师，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大法师以礼款待，在半山亭寺庙备斋饭招待，并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

南岳调查回单位后，刘老偕我将工作情况和收获向陈老汇报，陈老对我俩完成的任务表示满意，并对我俩的辛苦致谢，同时嘱咐尽快整理所取得的资料上报。我将文字和照片整理成册，经陈老过目后，分别报送国务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文化部社文局来函称赞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并告知调查资料因字数过多，《文物参考资料》篇幅有限无法刊登，特寄来优厚的资料费作为酬谢。

南岳古迹调查，是我省建国后首次进行文物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它的意义和作用非常重要”，……这里提及的当时省文管会主任陈浴新老，是一位湖南籍的老同盟会员，国军陆军中将，参加了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起义后曾任湖南省军区顾问。

依据岳阳楼网站2015年11月20月发布的文章，解放初期岳阳楼修葺，老外是身历其中出了力的。该文说：“1954年春，阴雨连绵不断，岳阳楼沿湖泊岸局部崩溃，基台、城墙多处裂缝。2月上旬，省文管委刘世善到岳阳楼实地勘察，拟定修缮办法。提议在修复崩溃泊岸的同时，对岳阳楼及楼台基础进行修葺。”……“1955年2月8日，省文管委会刘世善到现场勘察。当时，岳阳楼一、二楼为境内遭水灾民居住，门窗栏杆均有破损，二楼明廊北面下沉，遮檐立柱有三根已腐朽。北面台基局部崩塌。城门洞券墙裂缝长约4米，宽达0.1米。楼前坪石栏边基础下陷，地面沉裂。刘世善与岳阳县文教科科长潘光运、县文化馆刘大望及湘潭专区工程公司第六工区技术人员会商后，提出修缮岳阳楼及楼前坪基础的施工方案。”……

老外还参与了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开福寺1952年的维修维护。1987年6月老外写有《开福寺重修落成开放喜赋》诗，结尾句云：“我昔曾参布金事，卅年宗教蔚群才。”对此，老外有注：开福寺屡经兴废。“解放后，保护文物及执行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余曾参与其事。”查资料，1952年国家曾拨款开福寺。老外诗中所谓“布金事”，指的可能就是1952年开福寺重修。明真法师正是1952年10月由南岳衡山赴开福寺任住持。明真法师1989年5月17日在北京法源寺圆寂。老外《悼明真法师》句云：“我本凡夫结佛缘，禅师旧识讲经筵。”所谓“旧识”、“结佛缘”，可能就包括1952年这次“布金事”。

八十年代初，在老外的疾呼下，长沙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文物大抢救”

这是由长沙博物馆编辑，该博物馆王立华、邱东联主编，周贤朴执笔的《文物大抢救—一九八0-一九八二长沙市文物征集工作纪实》。书中提到：文革时期北京掀起的“破四旧”，最先就是针对文化部门，然后才蔓延向全社会，包括砸毁古建筑，抄家烧毁文物字画等等。这些事情，在今天听来像天方夜谭，但却是事实。 当时，长沙市文化局领导通知长沙市文物商店关门停止营业，通知市文物工作队迅速向省有关部门汇报，表示市文物考古队保存的文物和市文物商店所有文物商品，统统无偿上交给省里。长沙市文物局所有文物，就这样“一锅端”上交给湖南省博物馆了。打倒“四人帮” 后，湖南著名书法家、曾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刘世善老先生，认为“文革”中将文物、字画、文房四宝等视为“四旧”，是否定历史，不要文化。“四人帮”垮台后，身为文史馆馆员的他，到长沙市文物组聊天，称要为文物、字画、文房四宝恢复名誉。 他多次说到，在长沙，有的人家里还有未被查抄到的文物字画等 ，留在手中，心存余悸，怕像“文革”中一样招惹麻烦，急于脱手处理，免留后患。 有的人把文物、字画东藏西塞，没有保护条件，遭虫鼠啃食，也想处理掉算了。 还有的人生活困难，想把收藏的东西变现钱，这种情况多数是老人，他们讲身份面子，以珍藏之物，不愿卖给收废品的寄卖商行，因为他们太出不起价，又觉得太失自己尊严和身份，因此宁肯毁掉烂掉。 刘老先生建议市文物组上门去做访问和征集工作，给奖励，发证书，造舆论，扩影响，逐步树立保护文物的观念，让收藏保护文物的人不再受到压抑、抬不起头来。 在老外发出这些呼声后，长沙市文物组还直接收到一些文物收藏人的来信和相关推荐人的来信，希望文物组派人上门商谈，只要不把文物字画作为“四旧”看待，不把收藏文物字画的人看成是坏人，是剥削阶级分子，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他们愿意协助做好保护文物和拯救文物的工作。……1979年7月11日，湖南省文化局发出恢复各地、市文物工作队的通知（湘文发【1979】65号文件），明确各地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本地区文物市场管理及流散文物收购工作。 当年11月15日，长沙市文化局张诚生副局长、伍景云科长明确表示，市文物工作队恢复在即，流散文物征集收购工作要开展起来。此项工作随之做了两年，总计从1980年2月11日开始，到1982年3月20日止，长沙市文物队集中性征集、收购文物及旧工艺品22943件。这些文物成为后来长沙市博物馆藏品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一、二、三级藏品达4000余件，其中不乏精品。应该说，老外为这次抢救工作做出了贡献！

2.积极推广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

老外是耕耘笔砚之人。他作为文管会委员，在文物、文史部门工作，应该写有出版物。据我了解，他的确写有“本本”，不过不是什么“大部头专著”，只是大众化的、资料性的普及读物。我在网上淘到的老外早在1958年编写出版的《潇湘说古》、《湖南的名胜古迹》；实际上，还有一本《岳麓山》，我没有能够淘到。这套小册子署名编写人是“刘与为”。我一开始，以为是老外和别人合作编写才用这个笔名。后来，我才发现：老外字“与为”，我甚至发现老外早年还用过“雨薇”的笔名。解放后的最初几年，老外在工作中和古迹打交道较多。这套小册子应该就是解放后适应当时需要，结合他当时工作实际而写的。这套小册子应该是解放后最早系统介绍湖南名胜古迹的书籍。

老外对湖南名胜古迹真的是比较熟悉。《谷翁吟草》中有《赠余景涛同志口占》诗一首。开始，我有点奇怪：余景涛1953年生于湖南临澧，上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临澧、常德等地工作，老外怎么会结识他并赠诗呢？后来，我从网上看到一篇《千年琴韵停弦渡》的文章，作者是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余景涛。据他回忆：有一次，他住在湘江宾馆筹备一个会议，老外正住在隔壁。余景涛是临澧县停弦渡人，老外一听，马上告诉他：“停弦渡” ，这是司马相如取的名。当年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以中郎将身份，持天子旌节，出使西南。正在船上弹琴的司马相如，经过澧水一个小渡口时，琴弦突然断了，司马相如乃名其“停弦渡”。余景涛听后大惊，这个掌故连他这个当地人都不清楚。老外还当场口占一绝，并写成行书赠送给余景涛。这就是《谷翁吟草》中《赠余景涛同志口占》一诗的来历：“汉赋相如擅令名，西南持节慰苍生。弦停渡畔君家宅，仿佛应闻琴韵声。”老外还真是颇有雅趣的！

那些年里，老外参与了一些词书、工具书的编写工作。1954年前后，老外在给黎永福（蝶叟）及其侄黎泽泰的诗中有句：“次第虫鱼补缀完”、“年来喜与高人接，溯古方知识字难。”对“次第虫鱼”句，老外有注：“时省文管会新筑南轩积书，余方受命清点古籍，手理图书，积成禽虫草木诸典。”这个“积成禽虫草木诸典”，应当就是一本资料工具书。1982年4月30日，长沙岳麓书社在蓉园召开古籍整理规划会，老外应邀参会。会上，老外自报承担了注释《䰞子》一书的任务。鬻（yu玉）子，周代楚之祖先，名熊，封于楚，是楚国开国君主熊绎之曾祖父。《鬻子》是他的著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至育熊知道，而文王谘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鬻子》22篇。其内容为“阐域中之教化，论刑德之是非。”参加蓉园该次古籍整理规划会时，老外有诗句曰：“欲求楚国先王宝，鬻子名言第一篇。”

“老外”曾参与《辞源》的修订

参加久负盛名的大型辞书《辞源》的修订工作，是耄年老外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辞源》是一部古汉语专门工具书，始编于1908年，续编于1931年。原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相关条目，有一定的百科全书性质，第二版后删去，成为专门语文工具书。1975年夏，《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中央指定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和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共同进行修订。1983年完成修订的《辞源》仍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全书共四册，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几乎超出了《资治通鉴》文字的一倍。全书用繁体字，专于求本、重在溯源；释义简明，用浅近的文言。《辞源》专供阅读古籍、解决关于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的疑难。

这是我找到的当年湖南《辞源》修订组工作人员照片及《辞源》1988年合订本上附注的主要修订人员名单，但既没有老外的名字，也没有看到老外的身影。不过，我相信他确实是参与了《辞源》湖南组的修订工作的。我的依据是：老外本人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刘世善传略》中，明确说到他“曾参加《辞源》修订及《中国名胜词典》湖南部分编写”；1981年12月6日老外写的《李自成归宿问题座谈会发言提纲》在谈及有关情况时，明确提到：“近在1978年前，我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在省图书馆古典书库查阅史籍”；1980年9月9日老外写给北京厚姨的信，用的是“湖南省《辞源》修订组”信䇳。另外，1988年二叔外公刘世宜回长沙时写的《返乡喜晤谷哥》诗有句：“为幸辞书同考献。”二叔外公对句中“同考献”注曰：“兄一度编《辞源》，余编《汉语大词典》则达七年之久”。这里二叔外公所说的“一度”或许可以解释为：老外不是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参与编纂《辞源》。.因此，主要修订人员名单及最后结束会议工作人员合照里都没有老外的踪迹。至于老外究竟编纂了《辞源》哪部分，就更无从查找了。

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是真正的人干的！

1975年，为摆脱“大国家，小字典”的状况，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中批准了包括《辞源》修订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其中，重点抓《辞源》的修订和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这三部大型汉语辞书，并决定由华东、中南、西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部门和有关出版社一同协作进行。实际上，《辞源》的修订(四卷)历时8年，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汉语大字典》(八卷)历时15年，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00多人;《汉语大词典》(十二卷)历时18年，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1000多人。对于所有参加过这几部辞书工作的知名和不知名的工作人员，他们几年、十几年在资料卡片中爬梳剔抉，在上千万、数千万字的书稿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满意的程度。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所经历的磨炼是非同一般的。关于辞书工作者的甘苦，担任《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的语言学家陈原先生1980年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的一段话，做了最好的表述:“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他能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幸福，为国家的四化，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积累，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圣人，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圣人。这些圣人一时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终究会有人知道他们的。”

非常荣幸、也很有意思的是，当修订《辞源》和新编《汉语大词典》的任务下达到相关部门后，老外和他的胞弟、二叔外公刘世宜竟双双忝列陈原先生所谓的“真正的人”的行列。老外在湖南长沙参与了《辞源》修订工作，刘世宜则在上海参与了新编《汉语大词典》的工作。

刘世宜在《汉语大词典》上海卢湾区编写组，编纂 了“美”词六十条的释义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1980年3月《汉语大词典》上海市卢湾区编写组完成的“羊部”释义初稿。其中，“美”词就有170条，二叔外公刘世宜当时编纂了里面的哪60条，就不得而知了！在刘世宜《颂骚庐诗词四稿》里，1979年二叔外公写的一首诗的注释中提到他对“美人迟暮”一词的释义，估计他编纂的60条“美”词释义，应该在包括“美人迟暮”一词在内的前后60条。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孙厚璞编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一书。通过此书，我才知道：《汉语大词典》第一版于1993年出齐，12卷，收词目约37万条，5000余万字，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编纂始于1975年，历时十八年，先后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等五省一市的1000多名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此项工作。二叔外公是在退休后，于1979年至1986年前后共七年参与此项工作的。在讲到自己参与此项工作时，他说：“余以退休余年承之，何快如之!”心情之愉悦，于此可见。在孙厚璞编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一书中，收录有二叔外公的为《汉语大词典》《“美”词六十条释义初稿送审，喜赋一律》诗。在二叔外公的《颂骚庐诗词》诗集里，他对此诗有注称：该诗为叶圣陶、蒋方从、萧漫义、陈功惕诸先生所赏，选载《中国诗韵文学刊》（1988年）二三期合辑。

“老外”应该不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

1985年7月1日老外给我妈写的信，用的是“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信笺。网上一些资料里也说：老外参与了《汉语大词典》编纂，但在当时老外自己写的《刘世善传略》里，没有提到此事。二叔外公1988年写的《返乡喜晤谷哥》诗里有句为“为幸辞书同考献”，并备注云：“考献”为兄一度编《辞源》，余编《汉语大词典》则达七年之久。”最主要的是，《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任务，全部是由华东六省市完成的，其他省市完全不沾边。所以，老外根本不可能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

参与《中国名胜辞典》第一版(湖南部分)的编写工作。

这是我在网上淘的1981年出版的第一版《中国名胜辞典》以及其中湖南部分的目录。按老外自己写的《刘世善传略》里，说他当年参与了此书湖南部分的编写。可这本书注明的主要编写人里却没有老外的名字，但在参加编写单位里有“湖南省文化局”，估计老外参加编写是湖南省文化局组织的。据该书出版《前言》介绍：此书是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并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及个人分工协作共同撰写的。《中国名胜词典》自1981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再重印。现在己经是第三版了。我的感觉是，这是规划旅游路线时十分有用的工具书！我每次去旅游前，肯定都会翻一下它！

老外一直坚信“李自成死在湖南石门”

中午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优秀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李自成》，是我小时候永不磨灭的记忆！也是当时中国很多人的记忆！闯王李自成当时成了不少人心中的大英雄。“闯王魂归何处”，也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从李自成去世到1964年的近300年间，虽然一直都存在争议，但历史上普遍都认为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城九宫山，这一点在《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里，都有相关记载。1926年，郭沫若随军北伐途经通城时，还特意上山凭吊李自成；1944年，他在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李自成殉难于此。1986年，郭沫若、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顾诚（《南明史》的作者）等七十多位著名学者和历史专家齐聚通山九宫山实地考察考证，一致得出了李自成殉难于此的结论。至此，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郭沫若也宣布将当年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中的“通城”改为“通山”。不管是通城还是通山，郭沫若都是认定“李自成死在湖北”！……

对于李自成死在湖北一说，老外一直强烈质疑。早在1958年，他就在《潇湘说古》一书中以《李自成隐迹夹山寺的传说》一文对死在湖北之说提出质疑。（参见本图）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社会科学战线丛刋》1980年第二辑，老外在这辑丛刋中发表了《李自成九宫山质疑》一文，正式提出：李自成死于湖南石门夹山寺的观点，并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一番争论。1983年寒假时，老外来广州我家，我专门请教过他这个问题。老外强烈认定：李自成是死在湖南石门夹山寺的！只不过郭沫若是权威，所以学术界才定案：闯王死在湖北！对此，老外的诗集《谷翁吟草》里有一首《为九宫山李自成墓辩诬》的诗。1985年5月5日至8日老外在石门县参加李自成归宿学术讨论会时，有《和冉世冠老师》诗一首。“访寺怀英杰，寻碑考逸文”，这是老外诗中对冉老师钻研李闯王归宿的褒扬，其实他自己也是乐此不疲的！

3.充分发挥书法特长，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在岳麓山、天心阁、岳阳楼、桃花源等名胜古迹留下了珍贵的墨宝，并热心提携后辈，是湖南省享有名望的书法家。

老外的书法以楷、行见长，兼工篆、隶，作品多次入选省、市书法作品展览。老外的书法在湖南算得上小有名气，以“书法家”、“著名书法家”、“书法大家”的头衔常见于报刊、网文博客。湖南屈子祠、桃花源、岳麓山、天心阁、常德诗墙公园等处，均有其作品或碑刻，有的作品被收入《湖南老年人艺术作品选集》等。我感觉，在湖南，主要的名胜地方几乎都有他的墨迹！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1985年老外自编的长沙老人大学书法讲义，看样子是老外自己自刻的蜡纸油印本。当时老外还在长沙大学开课讲授书法。湖南书法家周壮志在追忆老外的文章里提到，他本人就是1985年在长沙大学念书时，上书法课结识老外的。一位名叫李晓文的行家在网上著文说，老外当年在长沙大学、老年大学教授书法，都是自编讲义，先叙书法源流，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几个阶段授课。说至每一书体，他必先用宣纸写好示范给学生，加深大家对书体的认识和印象。他 讲课时，崇尚温恭礼敬，从不批评同学。若课堂秩序不好，也只微微蹙眉，停下不说，待课堂恢复安静后再讲。他要求学生习楷书，主攻颜体；认为颜字源自二王（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且骨肉停匀，魄力雄强，写好了既有腕力，能写大楷也能写小字，更宜榜书。

在1990年农历正月十四老外写信告诉我妈，因为听觉衰退，已辞长大书法教师，写字应酬仍多。

老外被公认为“三湘楷法第一人”

书法家、也是跟老外学过书法的周壮志在他的《我的书法观》一文中说：老外被公认为“三湘楷法第一人”！。周壮志曾经在湖南的《文史拾遗》上发表过《追忆刘世善》、在《艺术中国》上发表过《我的书法观》等文章中追忆过老外的一些旧事。在周壮志的文章中，老外是当时“三湘楷法第一人”。周壮志说：老外的书法，篆隶楷行，四体皆擅，然多以行楷书示人。老外曾遍临《华山》、《史晨》、《礼器》、《张迁》诸碑，尤喜《西岳华山庙碑》；篆书喜《石鼓文》和杨沂孙篆书；行书学李邕和米芾，曾遍临李邕诸碑，尤喜临李邕的《麓山寺碑》和米芾《蜀素帖》；楷书喜欧字和颜字，间以魏碑笔法，尤工小楷。老外书学理论，崇尚蔡邕《九势》，认为短小精辟，概括了书学理论基础。他还崇尚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中的书学观点。老外认为书法艺术须具四大要素，即：骨力、形势、神采和韵味。老外总结习字一生的体会编为《书法简诀》：

书法之道，贵乎有恒。坐宜端正，腰必直伸。

距桌数寸，两肩要平。脚同肩宽，保持平衡。

墨浓笔饱，聚精会神。执笔在手，运笔腕行。

下笔要轻，收笔稍停。笔笔有力，气要充盈。

笔须长毫，腕力千钧。及时提气，呼吸轻匀。

临帖熟审，神存于心。动笔之时，轮廓先明。

长期锻炼，工夫自深。

“温蕴儒雅 神韵超然”！这是网上一位叫“李晓文”的行家对刘世善书法艺术的评价。在他看来，刘世善是与长沙周昭怡、胡六楷齐名的书法大家。李晓文还以为，刘世善的书法语汇是极具个性化的。展厅中无论多少件作品，无论距离远近，他的作品总是那么抢眼，能被最先发现。深层原因，不是他与今人和而不同，而是做到了与古人和而不同 。落笔便与人不同者，自古以来，不是奇才，便是雄才。刘世善将行楷写得静气十足，笔短意长。观其作品，波澜不惊，一流简古萧散之气。没有大刀阔斧般的痛快淋漓，没有剑拔弩张式的英武之气，也没有刻意的夸饰与矫情，在不激不厉、不衫不履中显示着一种空灵浑融之境。刘世善其实是以一种帖的温润来改造碑刻的生拙。他这种洗尽铅华、大味至淡的行楷书面貌，在审美价值上要远远高于那些只知在技法技巧上炫技较能者，他们虽极尽夸张之能事，但却乏含蓄蕴藉之美。刘世善行楷在内在气质上能给人以一种“谦谦君子，文质彬彬”的感觉，行卧起坐，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从容不迫。仿佛一位得道高僧，已然摒除一切世俗杂念，平平淡淡，自然而然。刘世善的书法价值不仅仅在于书法本身，更在于书法之外的气象与寄托。刘世善是饱学之士，其书法都是他心灵的外泻，是一代儒生的缩影，是经过他多年沉淀、浸泡、发酵后酿出的酒，是燃烧的火，格局更加高远，气象更加清正。

我觉得，老外要是还在世，他大概不敢承受周壮志和李晓文这些恭维的。



老外认为：写好字是读书人最起码的条件！

这是老外妹妹、我姑外婆刘溉华写给我妈的一封信。姑外婆在信里提及：她在台湾大学教书的女儿沈贤恺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让老外帮忙写了一副中堂。对方给了300美元的润笔费，这让老外大为惊讶！……老外一向认为：别人找他写字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所以“来者不拒”，从没得过笔资，最多收些酒食而已！

据周壮志追忆，老外认为：写好字是一个读书人最起码的条件！写好字是基础，道德文章事业才是头等大事。他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书法家。老外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儒生，从来沒有什么经营心，一点不会有什么“炒作自己”、不给润笔费就不动笔或不盖章等等的心思和想法。

4.老外擅诗词

老外擅诗词，留存下来的有《谷翁吟草》五百多首遗世，他自己还说过“旧稿佚失殊多”。1966年文革以后，古典诗词被当作“四旧”悉扫而光。1980年，长沙坊间出现一本16开线装油印本《湖南十家诗选》，发行200册，入选的诗家皆为当时尚存世的民国年间湘中名士而擅诗者。一时间，这本油印小册子行销坊间，空谷足音。老外正是入选的12位诗家之一。

曾任湖南诗词协会副秘书长兼《湖南诗词》副主编的湖南宁乡人陶杰，2003年6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说：“刘世善老诗文均佳，晚年为湖南书法家之一。我在诗会上几次见过，曾执弟子之礼。总之，是个品学兼优的长者。”老外生前为岳麓诗社理事，晚年才思仍敏捷。他还擅对联，1985年天心阁重修，遵其旧制，午炮亭征联，老外赋之云： “旧事难忘一声惊午梦”、“ 新风振起万里看朝霞”。当场书就，制成楹联至今仍悬于此地。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用他当年午炮亭楹联作品制作的书签，是我最喜欢的老外书法作品之一！二姨父周弘勃的母亲是个乡下老太太，从来没上过学，但略识几个字，也没见过老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她到长沙侄孙女处探亲。侄孙女带她游天心阁，看到午炮亭联，脱口而出：“咯是刘泽凡父亲写的。”

他为天心阁撰写的长联，意蕴绵长，气势宏大，令人回味：

往事几千年，君相师儒，此日仅留陈迹。慨河山依旧，姓字虚悬；天地长存，英雄安在？传疑传信，只供后辈相谈。文章经济总成空。望古兴嗟，说甚么三代衣冠，六朝裙屐； 奇观数十部，悲欢离合，登场绘出全神。睹宵小弄权，虽荣亦辱；忠贞仗节，由苦而甘。是幻是真，堪作斯时炯鉴。福善祸淫诚不爽。回头增感，休徒看绮罗霞灿，弦管风清。

谈起老外的诗，在北京的二姨夫周弘勃讲起一则佚事。1989年4月，二叔外公刘世宜到了北京，住在二姨家。4月25日这天，二叔外公以“过京客”之名，将自己的手抄本诗词集《颂骚庐诗词稿》45首送给二姨、二姨夫。递过诗稿后，二叔外公对二姨说：“谷哥（老外）比我刻苦，我没得他用功，但我比他聪明。他的诗比我写得多，但我写诗比他快，写得比他好。”二姨夫对我说：“石翁（二叔外公号石尘）这人比谷翁张扬，他说他比谷翁聪明，此言可能不诬。他的诗是否比谷翁的诗写得好，咱们不懂诗不好妄议。我翻石翁的手抄本，有一首《哭亡妻李词翔》诗，写得凄婉悱恻：'患难夫妻五十年，前尘历历总凄然。平江叵耐新婚别，流水重忧大祸连。箱箧怕开酸老泪，诗歌谁与续良缘？灵帷默对依稀影，疑是疑非此恨绵。'其中，'诗歌谁与续良缘'，他.自己有注，说是当年二叔外公在安化萸江师范教书，因为写的诗好，受到李词翔的哥哥赏识，就请人做介绍，将妹妹嫁给了二叔外公。'箱箧怕开'，说的是箱子里面有他的几套旧式衣服，都是亡妻亲手缝制的。睹物思人，因此怕开箱子。”手抄本中，还有一首《挽妻联》：“照读燃藜，去日多惭刘氏子；哀蝉落叶，何年再见李夫人！”二姨夫说，他有点奇怪，相比“石翁”对亡妻的哀婉，《谷翁吟草》里五百多首诗词联，却只有半句涉及妻室儿女。那就是老外在1944年避寇资兴和朋友游兜率岩时，“愧乏笼纱题壁句，念家山里一凭栏”一联中的后半句。二姨刘泽凡说，“父亲对妻室儿女就是不怎么上心的”，看来真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妈收藏的1989年10月老外自己编集的《谷翁吟草.初集》

嘤鸣诗社是长沙诗词爱好者组织的诗社，1979年筹建，1980年5月正式成立。这是诗社印制的《嘤鸣集》第三十八期里面选载了老外的几首诗作。

老外骨子里还是一个颇有雅趣之人

这是我在网上淘到的当年湖南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文行书帖》，里面开头的两篇作品都是老外的墨迹！当年老外在湖南确实是“书法名家”！

老外擅鉴赏。据周壮志介绍说：老外曾与张衍、谢稚柳等人对湖南省博物馆藏书画、古籍逐一考订、斟别，有功乡邦文献。

晚年的老外，对“红学”还有兴趣！在《谷翁吟草》里，就有他好几首有关《红楼梦》的诗作。老外对《红楼梦》人物妙玉特有好感，对高鹗续篇中关于妙玉的结局十分不以为然！1986年，老外开始着手按他自己的研究拟续红楼梦，最终于1990年9月21日在《东方日报》三版刊登了他的《红楼梦》续一回：《怜妙玉拯劫补情天，慕湘莲于归完白璧》。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这篇续文，颇为遗憾！对于这一回“续写”老外写前有《拟续红楼梦》诗一首、写后又有《自题拙作《红楼梦》续一回》诗以誌。在读完《红楼梦》五十回宝玉《访妙玉乞红梅》诗后，老外写了一首《戏代拟妙玉和作》。由此可见老外确实是颇有些雅趣的！

5.尽参事之责。新中国时期的“老外”，一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撰写有关文史资料，向报刊投稿赋诗，歌颂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作为民革成员和黄埔同学会成员，他更积极倡导国共再次合作，两岸统一。

新中国建国以来，直到1998年逝世，五十年中，老外一直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老外深知自己能任参事，是因为1949年8月追随程潜、陈明仁将军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从旧营垒走进了人民的怀抱。他明白参事这个职务，是共产党对他的安排、关照和奖励，是他在新社会、新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尽管在新社会的近半个世纪里，老外这个参事实际做的主要是文史、文物相关的事情，但他还是一直恪守参事的本分，尽参事之责。作为参事，作为民主人士，老外一直积极参加有关社会活动。从《谷翁吟草》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外曾参加或列席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会议，还积极参加参事室组织的有关学习、参观、纪念、联欢、联络活动，甚至积极热情地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一些小型活动。

这是我妈收藏的1982年3月6日“长沙晚报”上“周末专稿”栏目对老外的专访，名为《写尽神州万象春》。文中提到：解放后，老外在目睹新时代的风貌后，常情不自禁以诗抒怀。老外的诗词集《谷翁吟草》里收录的解放后他写的诗词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与会、参观、学习、或各种周年纪念之抒怀或有感之作，都是在尽民主人士之责。

我以为：作为民革成员，老外是矢志信仰“三民主义”的。我记得：1983年寒假，初二的我放假在家，刚好老外正在我家小住。有一天，我去老外房间，请教一个问题。他正在低头看书。他慢慢抬头看着我，用浓郁的长沙腔认真地答到：“我不清楚，我是国民党！”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一念是：电影里衣冠不整的“刮民党大兵”形象！老外看着我的表情，又波澜不惊地补充一句：“我是民革，是国民党左派”！……初二的我，当时似懂非懂。近四十年过去了，现在我的理解是：老外心底里对“三民主义”这个目标应该是肯定的，同时他对当时的一些宣传并不十分认同，但他表面上却波澜不惊地保持缄默。

我感觉：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以后的老外，精神上真的是迎了一个“春天”！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他的精气神都到了他人生的顶峰！在那篇《写尽神州万象春》的专访有提到他当时的诗句，“百花齐放开新运，瞳瞳朝旭正升东。愿祝金瓯完海岛，太平娱老古难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时的心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老外最期盼的就是“国共合作，两岸统一”!1984年，时逢中国农历甲子年，长沙青年人黎泽重自费创办了以沟通海峡两岸为目标的邮刊，取名《甲子邮刊》。老外以耄耋之年，却情不自禁，为这个无名小人物的毫不知名的小邮刋两度写诗礼赞。

我感觉：老外十分看重自己在“黄埔军校”的那段经历！其实，老外在“黄埔军校”算来前后也就七个月，但这七个月的经历应该说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晚年的老外，十分重视“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并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他热切希望“两岸统一”的愿望。这在他晚年的诗集词中随处可见。

这是我妈收藏的1987年12月21日《爱晚报》专访“老外”的资料，题为《晧首丹心翰墨香》。文中提到老外撰写了不少文史资料，如《国民党主政时有关文官考试》、《湖南清乡》、《八十年来的历史见证》等。这些文章，我在网上都搜不到；在旧书网上，我只淘到一本1986年12月湖南省参事室编的第四辑《文史资料选编》北伐革命战争专刊，这上面有老外撰写的文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政治科受训经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在前文己经提及，它让我对老外在黄埔军校的真实状况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我估计他的其它文章也是登载在湖南参事室编的《文史资料选编》其它辑内，可惜旧书网上现在买不到了。其中，我最想看的是他的《八十年来的历史见证》一文。想了解他这个经过两个政府的人对自己亲历历史的看法。

这两张相都是1978年“老外”随湖南参事室到江西参观时的留影，当时他内心的喜悦是十分明显的！

我与老外交往的点滴

这是我与老外唯一一张合影，应该是1975年老外与小舅舅一家到广州旅游时的留影。当时我（前右）和表妹刘惠敏（前左）都还没上学!

1983年春节前后，老外和琪外婆在我们家小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照相机，我妈也没有安排照相，自然就没有相片留念，现在看来有点小遗憾！

那次是我与老外接触最长的一段时间，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正在上初二，学校放了寒假。老外一见到我，就让我把语文和中国历史课本拿给他看几天。当时教我们中国历史的老师上课时，特别喜欢给我们讲一些课本外的历史故事。其中，她讲了汉相萧何去世后，由曹参接任。曹参接任汉相后，对萧何定下的规章制度全部执行，不做一点更改，这就是“萧规曹随”一词的由来。当时老师没板书，我就随手在课本上写了“萧归曹随”。还给我历史课本时，老外专门用浓郁的长沙话和我讲是“萧规曹随”，是规矩的“规”，不是归来的“归”！之后几天，就这个“规”字，老外又反复给我讲了几次，在他看来那是个天大的错误！还有一天，寒假语文课外阅读要阅读理解杜甫的《望岳》，我就去请教正在低头看书的老外，问他“阴阳割昏晓”一句怎么理解。他很认真地给我解释了其中的意思……。之后，他还又用毛笔小楷字手书《望岳》诗送给我！时间过去很久了，那幅墨迹我至今都没找到，实在可惜！

老外遍访六个儿女的家

这是1979年老外与大舅舅刘泽蔚一家在长沙烈士公园的留影。1982年春节，老外曾到访郴州大舅舅家，与儿、媳、孙辈欢聚，并登苏仙岭访三绝碑，留下了《壬戌新春郴州抒怀》一诗！

文革后的老外心情舒畅，希望遍访自己六个儿女的家。最后，只有小舅舅刘泽茂当时在湘西龙山县工作，当年去龙山的山路十分崎岖，时常发生意外，因此好像最终没去成……

这是我妈收藏的1983年春节老外在广州时写的诗词底稿，油印的腊纸都是老外自己刻写的。

这是老外1981年10月去湖北三姨刘泽萱家时，在黄冈东坡赤壁时的留影。

这是老外在湖北三姨家时写的诗词底稿。

这是老外1986年10月在北京二姨刘泽凡家时留影。

这是我们姐妹2021年5月去常德与小姨刘泽芬、表妹林莉在常德十里诗墙中老外作品前的留影。根据《谷翁吟草》中的留诗，老外应该去过常德好几次，与当时的常德诗书界多有交往。

这是我妈和北京的二姨刘泽凡1985年离休前回长沙探亲时的留影。

1986年老外八十大寿时与六个儿女、还有老外的妹妹刘溉华的大合照

老外最后的日子

这是1994年老外八十八岁时写的一幅中堂！是我妈收藏的老外最晚期的字！我当年装修新房时，我妈给了我几幅老外的书法作品。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岭南派大师之一。这个朋友帮我找了一个在广州十分有名的装裱师来装裱老外的作品。当这个装裱师看到老外的书法时，惊叹道：这字写得太好了！这个书法家一定不是广东的！因为广东能写出这个水平的，装裱师都认识！一旁的朋友（本人毕业于广州美院，父亲又是南粤名家）则是看到这幅中堂后，说道：你外公在写这幅中堂时，全都放下了！（他的意思是除了写字之外，没有了名利心！）我真的是没有这种水平和眼力能看得出老外写这个中堂时的心境。但我相信：老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应该说是全都放下了的！作为一个寒儒，他一贯“轻利”。但我自己感觉：对名，他曾经还是有点所求的。1988年，他曾参加“龙年国际书法大赛”，但并未获奖，让他看清了“墨池嘉会”也一样不简单。在这之后，慢慢地，写字应该真的是成为老外自娱自乐的途径了！这也许就是我那个懂行的朋友所说“全都放下了”的意思吧！

晚年的老外还是有点寂寞的

这是我妈收藏的老外九十岁时与小舅舅刘泽茂一家的合影。当时的老外已显衰老！……老外九十大寿时，两个舅舅好像在长沙为他庆祝了一下！我记得还录了像，制作了光盘。2007年老外百岁冥诞那天，我妈还拿出来这个光盘让我用我的手提电脑播放给她看。

老外晚年是有点寂寞。他自己说，“小楼寂寞”，于是从集市购来月季花一盆，移栽栏前。月月红芳，欣赋咏月季花二首，意境冲夷，直抒襟抱。

闹春红杏耐寒梅，花树逢时始夺魁。

劲草不随时序变，娉婷月月竞芳菲。

不施脂粉自然娇，阑畔移栽慰寂寥。

谁谓人生难再少，羡她风貌胜前朝。

老外平生守志慎而谦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的《文史拾遗》1999年3月15日第一期目录，这期刊登了老外遗作《贾谊故宅 长怀井》。这可能是老外最后的文章了。我没能找到原文，有点可惜！老外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关注长沙“贾谊故宅”的重建。在《谷翁吟草》里有二首诗作是关于重建“贾谊故宅”的。在他看来，开发长沙历史名城，须要重建“贾谊故宅”！因为贾谊和屈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如今，“贾谊故宅”己成为人们到访长沙太平老街的打卡点之一。

老外于1998年7月病殁长沙，享年91岁。老外归道山后，宋槐芳、周世昇、黄粹涵、黄曾甫、颜震潮、张恩麟、祝钦坡等撰联挽之。周世昇先生（老同盟会员、民主革命先驱周震麟之侄，孙中山、毛泽东都很尊重周震麟）挽联云：一介书生，麓学师承成德早：三年循吏，安仁政绩得人和。黄曾甫先生挽联云：麓山积学，长岛传诗，半世论文师亦友：寿越九旬，政绩卌载，平生守志慎而谦。两位的挽联恰如其分概括了老外的一生。我个人觉得：“平生守志慎而谦”，是对老外一生精准的概括！

这是我妈、二姨、小姨三姐妹2008年分别从广州、北京、常德回长沙时与两个舅舅一起为父母扫墓时的留影。（当时在湖北的三姨因病缺席）

这是我妈她们五姐弟于2008年在长沙扫父母墓后，共同决定续编的《谷翁吟草》，主要由大舅舅刘泽蔚及其女儿刘亚非历时二年多完成；文中的注释基本都是由北京的二姨夫周弘勃操作的，好让我们这些小辈有一个了解老外的途径！……由衷感谢他们的默默付出！

没有家传的家风

在我看来，刘家不算什么大家大户，谈不上什么家风，也就没什么家族精神传承。刘家的家传在我妈她们六姐弟身上并没有传下来：二个军医、二个农艺师、一个会计师、一个企业基层管理人员。虽然都算有一技之长，但没一个懂得“舞文弄墨”！……“二叔外公”刘世宜也曾在他自己的自传里，感叹自己的子女无人继承他的衣钵……到我们这些三代后人更是没有这些家传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读书的年代，社会信奉“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英语比学语文重要，因此，我们当时觉得：老外那些东西和孔乙己的那类差不多，是“四旧”！……类似我这种60年代末出生的人，当时的家庭一般都在为子女能有份稳定的工作而努力，精神层面的建设可说并不多，也顾不上。但是，我感觉：正如一个人有自己的性格脾气一样，一个家庭也有它内在的特性，足以和其他家庭区分开来。回忆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好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的家风都是从最低要求来的。他们首先希望子女能够照顾好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自食其力。这也许可以算做“没有家传的家风”了吧！

结束语

这是老外写给我爸妈的条幅，诗也是他的旧作！诗书如人，见字如面！……2021年7月起，因为发现了老外三十多封写给我妈的信，才一时兴起，着手写篇关于老外的小文。不曾想，一个接一个，从网上搜集到一些相关文章和资料；写得断断续续，意念纷杂。更不曾想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人物，因为老外，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仿佛在时间回旋处和我不期而遇！

每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江，有时江面风平浪静，有时水流湍急，但不管怎样，最终江流入海。生活的过程，犹如撒出的渔网，时有收获，时而没有；无论收获大小，都无须在意。每个人都是一条江，从各自的生命中流过。王鼎钧在《碎琉璃》中曾言：“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在我看来，每个人都生逢其时，都在冷漠与热忱中、怀疑与坚定中拥抱属于自己的时代，完成对时代的认同。……德国人尼采说：远远地脱离自己的时代，仿佛从时代的海岸被推回到以往世界观的大洋中，这是极有好处的。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你也许能第一次看到海岸的全貌；再度靠近海岸时，你就强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你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好像一瞬之间，我自己如今也人过中年，也刻骨铭心地经历过至亲的远去，不免对人生有了一些体悟。有时再看看周围，会想：到底有多少人活在清醒的认知中？有多少人假装着难得糊涂走完一生？又有多少人是真的活在梦里，或者自己建造的小安乐窝里？其实，真的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乎你一辈子活成怎样，绝大多数人只是你生命的过客，你的一辈子到底想活成什么样子，最后又活成了什么样子，大概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是欢喜、满足，还是后悔、惭愧，亦或悲痛、绝望！……解读老外的这段时间，让我对老外以及老外所处那个时代的中国多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对自己“从哪里来”“将去往哪里”有了清晰一些的认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相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关于老外，我没有资格与水平去评价他。“尽述少作”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则。我只是尽量客观、尽力详细地记录下我所知道的和能搜集到的东西。我并不着急，只是慢慢地，有空就用笨拙而肤浅的文字记录下自己的一点所见所闻、所知所记、所感所悟……琐琐碎碎！一年多里，不知不觉中，我所知道的老外比一年多前多了很多！……淹没在资料与记忆中的，未必全部是真实的老外，一切留待世人与时间去评判吧！我只是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念想！

“静水深流”、“低调做人，老实做事，简朴生活，勤学一世”，这是我目前对老外安身立命的感悟！……仅用于自我启发、借鉴、比照，相信应该会为自己以后人生的路点一盏心灯！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真地很喜欢挂在我家客厅里老外写的石鼓文条幅：“渊深鱼乐 树古禽来”！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友情！……谨以此文与读者共勉，一齐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