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段难忘的剧团生活》作者：陈德良

吟半斋主人（陈绕天）

《我的一段难忘的剧团生活》作者：陈德良

我从1962年秋至靖江锡剧二团工作，直至1974年调离，十易寒暑。十年，虽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那段剧团生活却至今使我难以忘怀，对于我一起同甘共苦的许多演员常寄思念之情。

流动生活

解放后我一直坐机关，工作相对稳定。1962年秋组织上突然决定我到靖江锡剧二团工作，并担任团长职务。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有着一定困难。所以我迟迟未去人事局报到办理调动手续，后来县文教局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局长徐家骏多次与我面谈，沟通思想。徐老宽宏仁厚，是我尊敬的旧友。他说我去剧团的事组织上已作决定，而且是县委蒋逸成书记点的名。听到这些，我无言以对，纵有千难万难也只好弃之脑后，欣然应命了。在当年9月30日，即到正在南京富盈春剧场演出的锡剧二团报到，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剧团生涯。

剧团生活的特点是流动性大，不安定，起居多变，较为艰苦。

不少人以为剧团是走码头、游四方、行乐逍遥的风光行当，所谓风流戏子，在那里工作一定是舒坦惬意的。其实，剧团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潇洒浪漫，相反其艰难困苦程度确非寻常可比。

剧团是通过演戏给观众欣赏来完成和实现自己的使命和愿望的。如果失去了观众，剧团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而剧团的流动生活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剧团的演出路线，一般在隔年的年底前，就按一套剧管程序，与各地剧场签约落实，没有特殊情况，双方不能任意毁约。靖江锡剧二团当时的流动行踪主要是在锡剧流行地区，如整个苏南、苏北的南部、外省与本省的边邻地区，以及上海市区。寒来暑往，岁月悠悠，我们剧团就是在天南地北，漂泊流动中度过。

每逢春节，我们是一般提前放假，假期一到，不论居家千里还是近在咫尺，也不论雨雪载途还是寒风刺骨，从团长到每个演职员工，不管是谁，都得赶回剧团，以保证春节期间的演出。照理，春节是合家团聚的传统佳节，不知多少羁旅他乡的游子，都千里迢迢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唯有剧团的演职员工却在爆竹声中离别亲人赶到剧团。这种别离不仅仅是春节如此，就是元旦、国庆和其他四时八节也毫不例外。”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我们的感受是多么深刻！

我们是县级剧团，负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任务，全年要演出二百五十到三百场戏，而且很难进入大中城市，即使有机会进去，一般都是在条件较差的三类剧场、工人俱乐部。平常都是在农村县城、山区乡镇剧场演出，在苏南还常会遇到赶集、插庙会临时搭台演出的突击任务。这些地方演出周期短，多数只能演两三天，有的甚至演一天就得整装起程。剧团开一次码头，是对全团整体素质的大考验。

开码头的隔夜，末场戏演出完毕，便全团动手，忙着拆卸舞台装置，捆扎灯光、布景、服装之类的演出用物，待收拾就绪，常常是万籁俱寂，夜半更深。

开码头这天，如天气晴朗，则是天公作美，若逢天时不济，就要风里走、雨里行，若遇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清早就得卷起铺盖，赶到装运现场，帮助将成吨的箱笼物件装上船，启程时便缩着脖子听凭凌冽的寒风摆布。先行到达的炊事员忙着洗刷开锅造饭，有时来不及就各买大饼油条充饥。技工组的同志赶紧卸下物件，投入紧张的高空装台作业。

后到的大队人马立即安营扎寨，在舞台边侧，远房近舍和敞廊空屋搁床打铺，布置“小天地”。他们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居然能把一顶顶蚊帐挂得方整有序，错落有致，随身的生活用品也都安放得有条不紊。一切就绪后，已到开饭时间。

剧团用餐极少用桌席，饭菜都是分打在各自的盆碗内，然后大家集中在厨房内外，站立蹲坐，或坐在床铺上，边吃边唠，饭后又得各斯其职作好演出准备。剧团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当广大观众为我们的演出艺术所感染所激动，报以热烈掌声的时，我们又感到无比欣慰。这种乐观众之乐，以苦谋艺，为观众所乐的酸甜苦辣，如今想来，仍觉回味无穷。

陷入困境

我在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根据各地的信息和了解到的情况，当时各剧团的演出都不太景气，一般戏的门票售率极为有限。通常情况下，不靠组织推票包场，极少能够客满。因此我们剧团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一年东奔西走的演出，能忙个收支平衡，就算很有效益。进入六十年代初，许多剧团为了摆脱困境将机关布景、连台本戏搬上了舞台。靖江锡剧二团也曾在南京富盈春、大光明等剧场演过《纯阳与牡丹》然而好景不长，机关布景便在禁令下销声匿迹，剧团又依然回到那不景气的状态下。

1964年上半年，靖江锡剧二团在上级指示下，开始演出现代戏。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习惯和欣赏趣味的一次大变革，要完全改变群众的观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当时靖江有两个锡剧团，一团和二团，一团开始是演出队，二团角色齐全，实力雄厚，县里一贯以二团为主题，凡是方针政策、开展运动、布置工作等，都先在二团贯彻实施，对二团的要求较严。所以我团演出现代戏是大势所趋，首当其冲。

本来，以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古装戏为主，上座率早已江河日下，一下改演现代戏为主，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在江南演出数月，一路上踏了不少“水塘”。加上时逢秋忙，到我们在武进余港演出《苦菜花》时已陷入困境。剧场前不是门口罗雀，而是无可雀罗，观众少到无法开锣。

演出收入日薄一日，全团已两个半月未发工资，大家囊底空空，困惑不安。我和乐队指挥梅文君等几个同志，躺在地铺上谈心，几位”老枪“想借烟消愁，都因无钱购买而断了烟火。所幸我身边尚有大半包”黄金龙“，大家见了如获至宝，有的抽了半支就熄掉，说是留着下次过瘾。

剧团陷入困境，同志们领不到工资，单身汉随团吃大锅饭可以对付，而靠工资养家活口的怎不忧心如焚！再看到演现代戏观众稀少，座席清空，又怎不疑虑重重。

当时有些人出现思想问题，甚至有过激言论。对于这些，我们都一一加以疏导，给予容忍和谅解。在此情况下，我团指导员叶震球回县请示汇报，团里工作由我和吴才进、翟荣凯、顾克正等共同负责。我们考虑实际问题要比解决思想问题更为有效，乃借用了部分工会资金，解决了部分同志的急难，再发动互通有无，使缺乏生活零用的同志无须犯愁。使我深为感慰的是，剧团的大多数同志讲义气，顾大局，特别是那些老艺人，临难不苟，表现了一个艺人的本色。县领导对我们的处境极为牵挂，县委宣传部特派陈四纲、李任航前来慰问。他们随团行动，了解情况，倾听各方面意见，使大家的情绪得到稳定。

随后，徐家骏又给我们拨发了部分补贴资金，并亲自来团蹲点，与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了一个时期，使剧团的困难得到了缓解。不久，剧团便回县巡回演出。这年秋末，县委宣传部和县文教局召集剧团传达中央关于停演古装戏、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指示，并讨论了贯彻执行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在新港演出时便将古装戏服饰、用物全部封箱。

之后，县委宣传部又在财贸干校召集锡剧一、二团、歌舞团全体演职员工，动员学习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并在原有基础上对三个剧团的主要领导作了调整，裁减了部分演职员工，我团叶震球奉调去新华书店工作，吴才进代理支部书记。

这次学习，使剧团得到了一次全面休整，提高了觉悟，精干了队伍（少数不适合在剧团工作的演职员安排进厂），为剧团后来走上坦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县委书记蒋逸成给了我团关心和支持。我到团工作以后，每次回县，不论是约见还是路遇，演职员工的生活、思想、艺术建设，工作上的情况和困难，甚至于幻灯字幕的书写等等，无一不是他谈论的话题。尤其对我们演好现代戏，要有个好导演倍加关切。县领导对文化事业的殷切期望，使我感奋、激动！

那时有所谓蒋某是”戏迷“、孙某是”球迷“之说，乍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经仔细分析，所谓”迷“并不十分确切。从本质上看，是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着了迷。尤其蒋逸成，勤政好学，务实干练，作风深入，不耻下问，平易近人。他关心各行各业，更关心别人。他不仅熟识县里的大小干部，就连农村许多生产队干部、行家里手，也都能叫出对方的姓名或浑号，攀谈一番。他关心剧团，常到剧场看戏，亲近演职员工，无疑是很自然的事。还有其他很多领导，在我们团困难时给予关心和鼓励，更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走上坦途

越是久远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越是明朗、清晰。我团古装戏封箱、大演革命现代戏的往事屈指已近三十年，可是一想起来，那灼然耀目的生活火花，仿佛仍在眼前放射光芒。

1964年初冬之后，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浪潮亦随之高涨。我团青壮年演员多，行当全，音乐舞美都有一定的优势和条件。但毕竟过去我们一直演的是古装戏，在师授互教和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传统表演艺术模式。而现代剧是新事物，在观念和表演艺术手段等方面，都与传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演好现代戏对于我们剧团本身是一次大变革、大建设、大发展。就演员本身讲，演好革命现代戏更是提高艺术素质和多方位演出才能的好机遇。

戏剧是舞台综合性艺术。要演好革命现代戏，归结起来是传统与现代表演艺术的如何结合运用和发挥各有所长以互补各有所短的问题，即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后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没有时间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只能从实践中去摸索。而且地方戏剧团演现代戏大都在探索，一时也没有多少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因此，前面的路还很难走。再者剧团虽属文化事业单位，大集体性质，但经济上又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家只给予一定的补贴。从几个方面考虑，我们研究认为，上演现代戏一定要创出特色，创出新意。要把变革、建设贯穿于排戏和演出实践中，在排练演出中求创新，求变革，从变革建设提高自己，从而求得生存。为此，我们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抓政治思想工作，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过去有人说：“宁带一个民团，不带一个剧团”。剧团流动性大，接触面广，人员复杂，而且又是事发于情的艺术工作，所以剧团工作比较难做，一定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建设。

大演革命现代戏一开始，我们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置于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有关文艺理论，使大家进一步懂得文艺为大众服务，从而演革命戏，学革命人。

具体是以学雷锋为动力适时发扬好人好事。同时号召大家苦练基本功。由于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热烈活跃的政治气氛和追求长进的团风提高了剧团抵制歪风邪气和一切消极因素的能力。从1964年起，我团从未有打着演现代戏的幌子，上演迎合低级趣味追求票房价值的剧目。这充分说明，我团整体素质有所提高，艺术观也有所转变。

第二，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艺术的源泉来源于生活。我们剧团一直上演古装戏，大家都是照葫芦画瓢，现批现卖，用不着深入生活。

而今要演现代戏，再去充当戏贩子，搞移植本，与形势有悖，与艺术建设不利。为了演好现代戏，大家一致要求接触群众，深入生活。我们从学雷锋做好事入手，在武进漕桥演出时，剧中谢幕，演员和乐队敲锣打鼓欢送观众出场。

白天，全团出动上街清扫大街小巷。此外，还组织演职员工深入工厂、农村，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们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赞誉。我们在和桥、周铁桥、宜兴、川埠、张渚、太华、丁山乃至渔村、湖岛、解放军营地演出时，演职员工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有一次，我团在二十七军军部演出，该军军长尤太忠与其他部队首长一起，亲临食堂向我们嘘寒问暖，鼓励祝愿，那热烈、融洽、和谐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这些有人会说：这是过去的事，过去的政治需要！但我认为搞艺术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生活的源泉。第三，严于排练，提高演出质量。剧团演出关键在于排练，而排练的关键又在于导演。我团有一定历史，也有几位同志能排能导，但如何导好现代戏，普遍感到信心不足。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听说外来我县歌舞团工作的田韶南能排现代戏，而且他与歌舞团的关系正处于解辞之间，田原籍内蒙，系山西省话剧团演员，有一定导演基础。我即与吴才进、顾克正等同志大胆拍板，派人前往面洽，经领导批准，便将田韶南请至我团任专职导演。

1964年年底，我团在常州戚墅堰人民剧场演出期间，开始由田韶南执导，排练移植歌剧《雪里红梅》。从酝酿角色到最后一次彩排，导演基本上以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表演学派的排导规范来进行排练。这次排练，剧中每个角色安排得都比较得当，演员们也很入戏，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突破。

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等综合艺术水平，也相应地得到了长进，确实是旧貌换新颜。田韶南在排练中尽了心，出了力，做到了严格、科学与诱导启发相结合，对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要求做到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这次排练，对演员们的素质也是很大提高，大家好像又进了一次戏校。他们在演现代戏中花尽心血，对艺术精益求精。

诸如饰李铁梅、海英、刘胡兰的邓碧琴，饰鸠山、欧阳海的顾克正，饰李玉和、沈养斋的鲍文卿，饰李奶奶、双枪老太婆的柴桂娥，饰唐贵山、的谢俊峰，以及谢世的翟荣凯饰演的兰洪顺兰胡子，其形象个个入木三分，性格鲜明饱满，令人叹而称绝。

在排练场上，为了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因为情绪上不来，表达不到点上，戏出不来，急得导演冲动训斥。有的同志跑到宿舍，暗自流泪。但一想到剧团声誉和导演的用心，立即又回到排练场向导演致歉赔不是，请导演继续排戏。

所以，我们所排戏中的人物形象统统都是反复琢磨、反复润饰，精雕细刻中成型的。《雪里红梅》公演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人民剧场演出时，出现座无虚席、场场爆满的盛况，蜚声赞誉轰动了这个机车工业著称的江南名城。

排演《雪里红梅》可谓是我团变革和建设的新开端。在实践中，我们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妥善解决了艺术上的某些门户之见，做到取长补短。既发挥了大家的创造性，又使大家乐于接受科学的导演和表演知识。从1964年初冬到1966年秋末，我们先后移植改编了《雪里红梅》、《江姐》、《山乡风云》、《黄海前哨》、《欧阳海之歌》等七、八个大型现代戏。由于形势所逼，我们常常不到十天半月就得排练一部新戏，并且做到观众能接受，社会上获好评。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艺术上有长进，经济上获丰收，表扬信、感谢信盛满箱。在我们接通知回县”文革“之时，带回净存演出收入九千四百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次回县，便和全国人民一道被推入十年动乱的灾难深渊，经历了一场人间悲剧。期间许多东西，似乎都已渐渐忘却。可有件揪心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就是锡剧一团有个与我同囚一室的"牛鬼蛇神”单国维。他是吹笛能手，工作踏实肯干。他承受不了造反派对他勒令斗批的惊吓，于囚友夜深沉睡之际，在被窝里用两只筷子钉进自己的双目，到被他呜噜呜噜惊醒，大家开灯一看，已是满床满地的鲜血。

接着来人抢救，打开被子见到那血肉模糊肿得像笆斗的脸，才知道他两只眼堂里钉露的是筷子。于是快速地把他抬进了人民医院。当医生使尽全身之力用钳子拔那筷子时，老单痛得崩断了皮绑带。

他也就在这时带着绝命的痛苦离开了人世。这真是惨绝人寰！可这还只能算是当年大悲剧中的一幕小悲剧！我但愿这种大小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陈德良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