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曾经的山.水.人家（十二）

子初&末末爷爷

　　六十年代，建昌街的用电全靠大黑山下，大凌河东面的一个叫三家子的地方建的，专供县城使用的火力发电厂供给。当时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电力紧张且不稳定。

那时候，什么荧光灯，LED灯都还没有。全家人日常居住的东屋，通连着的两间大屋只用一个15度的白炽灯照明。只有到大年三十，家里才换上一个60度的灯泡。即便如此，也还要同时点几支蜡烛，以备由于耗电量加大而引起的跳闸断电，犯了过年的忌讳。所以记忆中，当年家中的灯光永远是昏黄暗淡的。但恰恰是这种昏黄暗淡的灯光，成了心中永远不能磨灭的，对家的温馨记忆。

　　秋冬季节天黑得早。每当出去玩，或者拾柴、拣粪回来晚了，在茫茫夜色中，刚刚走过胡同口的大柳树，就可以越过院子的矮墙，望见家里透出的昏黄的灯光。进得门来，看见母亲在烟气缭绕的锅灶间忙碌的身影，闻着丝丝的饭菜香，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浸入每个毛孔的温暖，心里总会泛出甜甜的，暖暖的，安稳的感觉。直至成年离家后，每当由于工作或者生活需要夜行时，看见路边或远或近的民居里溢出的昏黄的灯光，都会觉得心里最为柔软的地方被某种不可言喻的咸咸的东西腌了一下，很复杂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我的乡愁吧。

　　夏天天黑的晚。天刚暗下来时，一家人已经吃完晚饭。这个时候，家里也是不开灯的。这既是为了省电，也是防止蚊子飞进屋子。屋里不开灯，屋里暗，屋外亮。蚊子和其他昆虫一样，有趋光的习性。屋里的蚊子会向亮处飞，落在纱窗上。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在父母的指挥下，聚在纱窗下，一个人负责一扇窗，捉落在沙窗上的蚊子。

这也是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最大不同。别人家是用艾草熏蚊子，烟雾缭绕，一片咳嗽声。我家是全员出动，打人民战争捉蚊子。每当这个时候，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唠着一天里各自的见闻，比着各自的战果。父母则是偶尔插几句嘴，稍做点评。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时候家里来串门的少。父母也很少出去串门，家里也没有打扑克之类的娱乐活动。等吃罢晚饭，父母忙完家务，孩子做完作业，就会进入全家讲故事或读书时间。

讲故事大多由母亲和哥哥、姐姐负责，把他们听来的和读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故事中有霸道的恶狼和善良柔弱的小羊，爱憎分明的帮助小羊战胜恶狼的小猫、小狗、大马、大象和他们战胜恶狼的智慧。还有用眼泪、鲜血织就壮锦的老妈妈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善解人意，知恩图报的美丽的海螺姑娘。

父亲永远是寡言的，讲故事的时候不多。但讲的一般都要高大上一些。譬如懂鸟语的公冶长因为辜负了鸟儿们，而被鸟儿们陷害吃了官司，又被鸟儿们救出。善射的后裔和吃腻了乌鸦炸酱面，吃了后裔弄来的仙丹飞升到月亮的嫦娥。还有铸剑的欧冶子铸的剑会飞起杀人等等。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这些故事多来自鲁迅的作品，属于演绎了的古代故事。

读书主要是在临睡前的一个来小时，由父亲和大哥给大伙读一些像《林海雪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时代的流行小说。这种如同连载般的听小说对于我来说，绝对是精神的大餐，极大的满足着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每天都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徜徉在故事和小说的情节中，和其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同爱同恨。脑海中无限的幻化着书中描述的情景。又在意犹未尽的美好想象和对明天的期盼中入睡。

我对读书的喜好和习惯就是这段时间萌芽的。那时候，经常缠着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给讲故事。求他们给读一会小说，使他们烦不胜烦。每当这个时候，他们会丢一本随手抓到的书给我，说“自己看”。我读书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是看书里面的插图。等上了小学，认的字多了一些，就开始自己真正地读书了。记得我读的第一个故事书是《白族民间故事》，第一部小说是《志愿军一日》。那时候家里只有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用起来很复杂，我是不会用的。很多不认识的字会问一下哥哥姐姐，更多的是连蒙带猜，对于主要情节也能明白个大概。然而这样就闹出了很多笑话。在读《红岩》时，描写渣滓洞的生活时，写了里面响起了 “梆梆梆”的梆子声。我给读成了“绑绑绑”。被哥哥和姐姐们笑话了很长时间。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读书的根底，使读书成了我一生的爱好，且终生受益。我和同一时代的人一样，人生中心智发展最为重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最为关键的年龄段，是在教育和文化基本荒废的文革中度过的。家中的读书氛围不啻于为生长在文化荒漠中的我们的成长注入一股清泉，滋润了我们干渴的灵魂，丰富了我们单调的认知。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经常说，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之所以显得多少有些文化，都是得益于爱读书和多读书。这既是调侃也是事实。

听故事和听书，以及后来磕磕绊绊的读书，除了带给我对外在世界的了解，开阔了眼界和思维之外，也更加刺激了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所以那个时候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有着极大的兴趣。

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的一个李姓同事借住了我家的西屋。她家有一个收音机，有时会播出儿童节目。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小喇叭”。这个节目会固定播出一些童话故事。每当听到人家屋里传出“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就从门缝里挤进去听。全然不顾家里大人的阻止，也不考虑人家是否欢迎。后来父亲感到了我的执着，也考虑长久下去会给人家带来不便。就买了一个二手的收音机。这样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听，没有了时间等诸多限制。

　　自从有了收音机，听的内容也就不仅限于儿童节目。还有戏曲、小说连播、新闻等等。收音机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由于年龄小的缘故，听来的东西和自己的认知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当年的新闻播报就有“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每听到这儿，心里就冒出来“报纸为什么要粘药”，是为了消毒？这个想法憋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大人们。结果，可想而知，得来的先是哄笑。然后才告诉我，不是“报纸粘药“，而是”报纸摘要”。

到了十多岁的时候，读书的内容就宽泛了很多。所有能找到的书都拿来读。尤其是过暑假的时候，因为是伏天，家里的活也不多，也就有了读书的空闲。我最喜欢读书的地方是我家的后院，一个不大的地方。后院只有三米多宽，四间房的长度。后院的一侧种了几棵榆树，加上房子的遮挡，形成了一片阴凉。在酷暑难耐的炎热夏日，房子的前后门都开着。暑热在过堂风的吹拂下，到了后院的阴凉处，变成了清爽舒适的微凉。

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书本，徜徉在故事的情节中。听着房间里同样度暑假的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如轻音乐般轻轻哼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别提多么惬意了。

当时读的有些内容至今还都记得，譬如具有浓烈异国情调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描写一个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冷弹，可以将一个城市瞬间降至极低气温，将全部生物冰冻的前苏联科幻小说《棕榈上的霜》。还有杂志《收获》描写的一个在食堂吃完了自己的包子后，遵循“物质不灭定律”吃了同桌的包子的死读书的大学生。印象最深也最感兴趣的则是当时中学的《文学》课本里枪挑小梁王的岳飞和会画没骨花的王冕。

　　再后来，下乡返城当了工人的二姐，会带回家一些报纸。只不过七十年代的报纸政治色彩太浓。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参考消息》，尽管也是很讲政治，但还是有一个栏目专门介绍国外的大事，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

我读书做笔记的习惯也源自二姐。当我念六年级的时候，二姐就下乡了。她把一本平时做读书笔记的摘记本送给了我，并告诉我做笔记和背警句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读书笔记并努力地背一些警句。

我对于诗词的爱好应该是得益于父亲的逼迫。父亲做过中学的数学教师，对于文学和历史也所知颇多，而且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家都拿着红纸来求父亲写对联。记忆中父亲给人写的多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类伟人诗句。也会应人要求写些贴在鸡舍和猪舍门上的楹联。父亲就给写些“肥猪满圈”、“鸡肥蛋大”这类与文革期间政治形势严重不符，却又符合百姓期盼的含有美好愿望的祝福语。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我家的门上从来没贴过对联。父亲也从没有逼我们跟他学练毛笔字。以至于五个孩子除了小弟自己比较爱好，会点书法外，其他孩子无一擅长。

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亲逼着我背毛主席的诗词。这对家里其他孩子是没有过的。可能是觉得当时因为文革停课，我无所事事，抑或是觉得我是可造之才，不得而知。那时正值春天，早晨还很冷。父亲就给我下任务了，譬如今天早晨要背会哪首诗词，不背会不许吃饭云云。我就是在这种高压下背会了毛主席的大部当时公开发表的诗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对诗词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喜爱。后来得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开启了我对古诗词的爱好。但是由于只是囫囵吞枣的读和背，仅仅了解了简单的韵律和对偶，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至今兴致所至写下的东西还往往有打油诗的味道，终究难登大雅。

　　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永远是严格的。在教育方面永远是言传身教，以及坚持“知行合一”，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和园中劳作。此外在教育孩子方面奉行“棍棒出孝子，娇儿无义郎”的教子理念。动手的一般都是母亲，当然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挨揍的肯定是男孩。挨揍最多的是哥哥，其次是弟弟。可能是行二的位置使然，我比较听话，且肯干，所以我很少挨揍。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似乎没动手打过孩子。但是身为父亲自带的威严，还是很有威慑力的。在家里，姊妹五人对父母的话永远是无条件服从，父母对我们也是尽量公平对待。姊妹间永远是大的管小的，哥哥姐姐管我，我管弟弟。弟弟有时不服，说他没得管。我们就调侃说，你管小猫。

　　就是这样的环境熏陶和家庭文化的浸润成就了现在的我。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