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与马衡

汪山茗

民革宁波市委会编辑出版的《翁文灏与宁波》将于本月底付印，这是临时增写的一篇，敬请您的指正，以少些差错。

谢谢！

感谢李羡唐先生为本书题款

翁文灏与马衡都是宁波人，他们在北京玩得风生水起，成为民国期间宁波人在京城的杰出代表。
在北大百年校史上有几个非常牛皮的家族，其中有来自绍兴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周氏三兄弟，还有来自宁波的以马衡为代表的马氏五兄弟。鄞县马家兄弟九人，其中五位成为北大教授，他们分别是老二马裕藻，1913年任北大教授，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后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4年，鲁迅能去北大教书就是他的推荐，他的女儿马钰是北大公认校花，不但是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甚至在鲁迅的日记中“马钰”的芳名出现了50多次。老四马衡，192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考古学专业，发起建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并长期担任理事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了故宫博物院文物抗战时的西迁和回归，1949年后继续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还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老五马鉴，1926年被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先后出任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老七马准致力于民间风俗研究，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字学和目录学。老九马廉，北京大学文史教授，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曾接替鲁迅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样从宁波来到北京的翁文灏，虽然没有马氏这样强大的兄弟团队，但他成为民国期间中国科学界的顶端人物，甚至于参与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学问做到院士，做官做到总理的唯一。

翁文灏1940年代在重庆

研究这些在外地成功家族间的交流交往，破解宁波人在外地崛起的内在密码，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只是翁文灏参与了政治，名列1949年前中共宣布的43名战犯中的第12位。与翁文灏的交流交往多不敢付之于笔墨，增加了今天研究的难度。

现将翁文灏与马衡的交往作一探索。
翁文灏与马衡，不但是同乡、好友、姻亲，在工作中还有很多交集，他们同是北大教授，又同时在清华兼课，只是翁文灏教地质，马衡教历史；因故宫博物院在行政院领导下工作，当时为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作为决策层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是执行层的负责人；国家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时，翁文灏与马衡都是其中的委员。 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 年翁文灏车祸重伤生命垂危，马衡专程赴杭州看望慰问。1939 年翁文灏父亲翁勉甫 70 大寿，马衡赋《寿翁勉甫姻丈七十咏霓之封翁》致贺：

先生真是地行仙，

游戏人间七十年。

豪饮孟嘉知酒趣，

狂吟子美富诗篇。

汪洋春水三巴路，

谈荡东风二月天。

争看莱衣介眉寿，

南山佳话永流传。

题中姻丈是对姻亲长辈的尊称。指马衡五弟马鉴的长子马咸与翁文灏堂弟翁文澜的长女翁景素于1934年喜结连理。咏霓是翁文灏的别名。封翁是指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的人。
在马衡的日记中，也有不少与翁文灏交流交往的文字。仅1953年6月12日与14日，相隔三天就有两处记录（见《马衡日记》第575页，三联书店出版）：“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拟拆除砖塔胡同之显灵宫，由余鸣谦、曾榷往查，明代建筑也。余谓今后由房荒而进入地荒矣。诣翁咏霓，略谈而归。”大意是，为了增加北京的建设用地，明代的显灵宫要拆除了，北京的古建筑可能会越拆越厉害，心里难受，无处诉说，去找翁文灏“略谈”。能倾吐内心苦闷的当然是人生知己。当时的翁文灏自法国回来后以戴罪之身待业在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可马衡还是用了一个“诣”字：特指到尊长那里去。虽然马衡长翁文灏8岁，但在马衡心目中的翁文灏不只是表露心迹的知己，更是解答疑难受他敬重的老师，亦师亦友。
两天后的6月14日日记：“翁咏霓、朱景洛相继来，皆稀客也。”这种欣喜之情，可见他们的情感没有被政治所扭曲。

马衡 (1881-1955）

但他们并不是没有矛盾。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活动是1927-1935年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见《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中国科技史料，李学通
]，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而且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个活动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推动，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后，由翁文灏在协议上签字的。但到了1927年春天，有传闻说这次考察将特别注重采集古物，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这是一则使国权丧失的协议。在京十多个学术机构还为此组成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联合反对这次考察。
马衡就是积极的反对者之一。
随着事关国家声誉的对立情绪的产生和舆论的推动，事态越来越复杂，见中央政府还是要执行协议，反对方甚至动员军阀力量来抵制。后在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由该协会代表中方重新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考察活动才得以顺利继续，只是翁文灏与地质调查所由原来的主角成了局外人，地质调查所没有一人参与。
第二次协议谈判时，马衡作为北京古物保护委员主席参与其中。这时马衡才了解到，当时翁文灏签订的协议被舆论误导了，只是根据以往的历史也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无法阻止偷运文物出境，第一次协议没有如传言所说的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而是规定考查团正式名称为中瑞联合考查团；中方派出二名地质学家、一名考古学家参加考察；考查团所有采集品均留在中国。应该说这是一个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和双方利益的、平等的中外合作协议。后来的第二份协议除了增加了一些细节规定之外，与最初的“翁文灏—赫定协议”并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差别。面对这次考察取得的巨大成果，马衡意识到自己偏执了，对忍辱负重的翁文灏更是心存敬意。

抗战期间的故宫文物南迁，翁文灏与马衡的思路也是不一致的。作为学者的马衡，他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古物虽重要，但它比起土地人民来，还算是次要的，不能过分看重文物而弃土地和人民于不顾影响人心。如果老百姓感到政府连土地和人民都不要了，死护着文物有什么用？不只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甚至于文化名人胡适、鲁迅也都是反对者，鲁迅还套用唐代诗人崔颢咏黄鹤楼的诗句加以讽刺道：“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但翁文灏作为政府决策者，要全面听取意见，坚持南迁者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国土丧失，只要人在，如果努力奋斗，还是有可能争取回来的，但如果文物毁于战火，那就是“等于抛弃了数千年文化之结晶，将对历史无从交代”。蔡元培、宋子文等都是支持南迁的。
当然还有一些不同观点，如建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战机等。
决定文物南迁的最终决策是在翁文灏公馆召集各方人士协商作出的。故而故宫文物南迁，是在质疑和反质疑的较量中，是在沿途铁路上将安放炸弹的恐吓中，是在给押运人以匿名信威胁中，是在1933年3月5日关注度相对较低的夜深人静中启运的。故宫博物院13491箱文物分五批由北京出发。
沿途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土匪出没，道路崎岖，水路湍急，车船老旧，大雪封山等险情环生，潮湿、白蚁和鼠患等轮番滋扰……一旦起运，作为具体负责人的马衡，他的生命就与这批国宝同在，历经千难万险，忍受千辛万苦。先到上海，后80大箱文物走南线，上海－汉口－长沙－贵阳，密藏贵州安顺华严洞六年－迁四川巴县；走中线的9369箱文物，上海－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藏乐山安谷乡七年；走北线的7287箱文物，上海－宝鸡－汉中－南郑－成都，最终到四川峨眉妥藏七年。真是由于有马衡作样文物人的殚精竭虑，创造了全部文物安全无损的历史奇迹。
事实表明，文物南迁的决策是英明的。

翁文灏和马衡，之所以能成为民国期间宁波人在北京的杰出代表，他们有共同的而其他人不具备的精气神，这种独特的人格力量相互激励，互为敬重。

一是他们都有认真刻苦的品格。虽然他们成长之路并不相同，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创造了中国科学史上11个第一，不但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国际地质学会的副会长，也是中国地理学、中国地震学的奠基人。科学研究没有直径可走，虽然翁文灏的起点高，他23岁学成回国，46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正式开始从政，在23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科研成果，如果没有干事业的拼劲，不可能有如此作为的。

马衡属自学成才。受过六年私塾教育，13岁时父亲去世，弟兄们在二哥马裕藻带领下自学。18岁那年与五弟马鉴同时考取秀才，后考入南洋公学参与新式教育，读了三个学期书。21岁与叶女士结婚后，一边担任着叶家公司的董事，修炼待人处事和管理领导能力，一边遍访名师，吴昌硕、罗振玉、王国维、刘鹗、章太炎等都是他的老师，一边搜求与金石学有关的拓片、甲骨、印学等文物图书，后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拓片就达 12439 片，堪称大家。36岁那年应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之聘担任国史征集员，厚积薄发的才华如火山喷发，1918 年担任国文系讲师，开讲金石学；1922 年筹建北大考古研究室，次年任史学系教授兼国学导师、成为研究室主任，并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任会长。兼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考古学教授，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因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一个自学成才者要在人才济济北大脱颖而出，其辛勤和付出可能几倍于他人。

从这两位先生的人生中，令人反思一个问题，早恋真的会影响学业吗？翁文灏15岁结婚了，马衡12岁被沪上大企业家、慈善家叶澄衷看准，与其二女儿叶薇卿订了婚。

二是他们奉献于国家的无私。面对侵略者的铁蹄，翁文灏送次子翁心翰到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飞行科驱逐组，毕业从军后将突然发生故障战机安全返回，在成都上空的战斗中击落敌重型轰炸机一架等，多次获得战功。1944年9月16日，第11大队驱逐机中队副中队长翁心翰，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在贵州三穗县瓦寨乡。时年27岁，新婚仅7个月。

马衡送幼子文冲到黄埔军校，1937 年毕业于骑兵科，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战斗，身负重伤，治疗数月后又回部担任骑兵连长。长女马珍的丈夫孙烈是哈佛大学医学与药学双博士。抗战时期担任我国第一个军用制药厂厂长，军阶少将。为寻找抗疟药的植物原料，深入云南森林，不幸染病殉职。

翁文灏82岁时与世长辞。家人遵照先生生前遗嘱，将他的全部书籍、财产和存款上缴国家。马衡去世前要求子女将遗留文物共一万八千件封存，捐献给国家，给他的文物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心底无私天地宽。具有这种胸怀的人才能在事业上更加辉煌多彩！

三是他们都淡泊名利蔑视权贵。翁文灏热爱自己的专业，以至于国民政府下发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文件，他还是以继母逝世丁忧的名义拒绝。书生从政后，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权贵，甚至于为了坚持原则，多次与蒋介石争吵。抗战胜利后，他五次向蒋介石递呈辞职报告，重返专业，结果越想辞职官越大。

关于马衡先生还有这么一个传说。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另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的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写于2022年9月18日

本文参考了：

1、《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中国科技史料，李学通

2、《先祖马衡的文物生涯》 马庆芳 马重芳 手稿

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