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冷月清辉

　　我小的时候，非常羡慕那些父亲曾经是军人的孩子，去他们家里玩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们的父亲当年一身戎装的帅气照片，每当这个时候我常想，我父亲要是有这么一张戎装照片该多好啊！让我失望的是，父亲没有当过兵，他自己说刚解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懵懂的农村娃，扛枪打仗的事轮不到他。

　　虽然父亲没有当过兵，但是他却有一段不解的“兵缘”，那是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前夕，我爷爷说他托人在常州市的一个亲戚那里给我父亲找到了一份手艺活，问他愿不愿意去，那时候我父亲只有十六岁，家里没有地，兄弟姐妹多，条件非常差，他一直怀揣着出去闯一闯的梦想，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于是，父亲带着初次放飞的激动和忐忑，跟随那个亲戚的弟弟一起踏上了去常州之路。亲戚把我父亲介绍到了国民党交通部队的一个长官办公室当小差，也就是做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

　　我父亲那时连电灯都没见过，根本搞不清东南西北，对时局没有半点认识。

　　六天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江防线，我父亲和那个亲戚的弟弟也随着国民党溃逃队伍一路走到了嘉兴，听亲戚的弟弟说他上海有亲戚，于是两人又扒火车前往上海，寄住在那个亲戚家里，不久之后，上海解放，我父亲最终回到了他的家乡溧阳，第一次“闯天下”就此结束。

　　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历时二十八天的初闯天下之旅，让他后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倒了大霉，据他自己说，仅他写的所谓“交代材料”摞起来就有他半人的高度，文革结束之后，他收到了退还给他的一部分交代材料，足足有一麻袋之多，在我的印象里，他曾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我家旁边的大沟边焚烧这些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和那个检举揭发他老乡，相邻多年而相安无事，用他的话说，那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的就让他它过去了，眼光一定要盯着未来。

　　回到家乡的那段时间，我父亲继续跟着我爷爷种地和学竹器制作，1950年他参加了镇工会，成为了统计员。1951年土改之后，我爷爷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从那时候起，父亲开始认识新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业余夜校，学习文化和时事，同年还加入了苏南溧阳县别桥镇中苏友好协会，并被选任副会长。

　　1952年2月，镇江师范学校招生，一向支持我父亲继续求学的我奶奶，卖掉了家里的稻种给我父亲凑足了路费，十八岁的我父亲开启了第二次“闯天下”之旅，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镇江的考学之路。

　　当时与他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六个小伙伴，中途听说报考人数超过两千人，而录取人数只有区区240人时，和他同去的村里那六个小伙伴，有人放弃了报考返回了家乡，有人考了一门功课之后弃考返乡，最终只有我父亲一人坚持考完了全部的功课。

　　在家里等待发榜的那些日子里，他听到最多的是村里一些长辈们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以至于当他在《苏南日报》上看到录取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时，都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毕竟路途很远，困难的家境连路费都出不起，但是我奶奶坚定地对他说，“去学校看一看吧，是你就留下，不是你再回来”。

　　在众亲人的支持和资助下，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往了镇江师范学校，幸运的是，他在报纸上录取名单里看到的那个名字真的是他，于是我父亲在失学多年后再次实现了求学之梦。

　　在镇江师范学校的那段时光里，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于第二年年初加入了共青团。因为国家文教方针调整，加之国家急需大批的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已经完成实习准备成为小学老师的我父亲，于1953年6月参加了一机部在学校的招工考试，结果他和另外十个同学被录取到了设在辽宁沈阳的东北试验所工作，自此开启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

　　在东北试验所工作的最初三年时间里，我父亲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不仅熟悉了业务，而且在业余学校的学习中，完成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单科学业。

　　1955年，东北试验所更名为北京电工研究所沈阳分所，同年12月，他担任了沈阳分所的团支部书记。

　　1956年2月，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担任了沈阳分所的秘书。这一年，我父亲经他的同事、我的大表姐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在沈阳苏家屯邮电局工作的优秀话务员。

　　1957年8月，沈阳分所并入到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工艺研究所，我父亲随工艺研究所迁到了北京市。那一年年底，党中央号召干部上山下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我父亲六次提出申请，要求到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并最终获得了批准。

　　1958年1月，我父亲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大召营乡的岗头村和野虎林村，参加了近一年的劳动锻炼，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而且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学到了很多东西，掌握了很多工作方法。这期间，他还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之歌创作了三首歌词，登载到了那时出版的《劳动锻炼在农村》一书中。

　　那年年底的一天，还在农村劳动锻炼中的我父亲，忽然被叫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领导对他说，组织上准备调他去一个保密单位工作，并且强调说那里非常艰苦，问他愿不愿意去。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于是他被告知分配到了二机部十五局所属的一个单位，那时候父亲并不了解新单位的工作性质，只知道那个单位在兰州，那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1958年12月26日，父亲坐火车千里迢迢地赶到兰州，抵达九零一工地，即甘肃机械厂筹备处，这个所谓的“甘肃机械厂”实际上就是我国第一座气体扩散铀浓缩厂的掩护名称，也就是后来的504厂，但当时我父亲并不知道。

　　2022年1月父亲生病住院期间，曾跟我聊到他第一天到504厂时的情景，从坡底下车站下车之后，远远望去满目荒凉，到处都是沟壑坟茔，走到距离今天厂生活区大门不远的地方，能看到在一个土坡之上，矗立着一幢孤零零的办公楼，它就是后来的十四号单身楼，我父亲就是在这栋办公楼里完成了报到手续，如今这栋楼已被拆除。

　　我曾问过父亲，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象过这里的艰苦程度？

　　父亲告诉我，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有过劳动锻炼经历的他，认为自己完全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

　　1959年1月，父亲担任了甘肃机械厂筹备处行政办公室的秘书，开始跟随首任厂长王介福走南闯北，调干、参观、协调各土建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以及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父亲从这个老革命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认真、豁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风骨，这对他日后的影响非常巨大。

　　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具体事例，说厂长王介福有着很大的烟瘾，因为供烟量不足导致他常常断顿，父亲就给他泡很浓很苦的茶水帮他缓解烟瘾，同时小心翼翼地劝他干脆戒除算了。

　　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平易近人的厂长王介福竟然听从了我父亲的建议，从那以后真的彻底戒了烟，让我父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力。

　　那年的四月底，我父亲和我母亲在兰州的一家饭店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和我父亲短短相聚了几天之后，我母亲不得不离开兰州返回沈阳，按照当时严格的保密要求和审查制度，出身富农的我母亲显然成分太高，难以调到504厂工作。

　　那一年的12月18日，为早日迎来主机设备进厂安装，在厂长王介福的带领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全厂1400多名职工全体出动连夜突击，对主厂房一号大厅进行地毯式的卫生清洁大会战，第二天，故意挑剔的苏联专家面对八面透亮的厂房，他拿着白布，在厂房各个角落都蹭不出一丝灰尘的时候，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赞中国人会变戏法，并当场签订合格意见书同意主机提前入厂安装，这就是504厂建设初期的那个著名的“变戏法”事件，它为苏联进口主机提前进厂安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此后国际政治风云突变，距离“变戏法”事件过去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苏联专家于1960年8月3日全部撤出了504厂，迫使工厂走上了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发展之路。

　　1960年9月，我母亲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从沈阳市苏家屯邮电局调入了504厂，安排在电话站工作，从此我父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那时候的504厂处于最困难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我父母晒了许多甜菜叶子以备应急，平时他们都是用菜团子滚上面以后蒸着吃，每顿饭甚至用量具量着下锅，以保证每月不超过定量，甚至还要略有结余。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说那时候副食商店除了酱油膏以外什么都没有，饿急眼的时候，他甚至煮过酱油膏吃。

　　在我父亲看来，事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克服生活困难起到了很大的“平衡”作用。

　　但不容乐观的是，到1961年1月份的时候，由于缺乏营养，包括我父母亲在内的很多职工都出现了浮肿病，于是工厂提出了保人保机器的措施，由原来的8小时工作制改为6小时工作制。

　　为了保住技术骨干，厂长王介福决定，让技术人员和四级以上老工人分别住进33号楼和招待所集中供餐，让有条件的职工可以回老家度饥荒。

　　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到年底的时候，全厂浮肿病人增加到了两千多人，招待所大厅都变成了病区。

　　我父亲告诉我，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504人愣是把四千三百多台主机全部安装就位了。

　　1962年年初，生活困难仍在继续，经党中央和周总理批准，专门为504厂调拨的十七万公斤黄豆于2月20日和3月8日分两批运抵504厂，解决了职工的燃眉之急。

　　那年下半年的时候，504厂的粮油供应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开始好转，这时候的504厂，已完成全部的主辅工程配套安装，主机成批热处理工作也已全面实施，到1963年底的时候，全部机组已经分期分批的启动成功，为工厂提前取得合格产品创造了条件。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504厂终于取得了合格的浓缩铀产品，第二天，二机部党组给工厂发来贺电，称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

　　1月18日，毛主席在504厂取得合格产品的报告上批示：很好！

　　4月16日，我哥哥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父母的小家庭增添了新的快乐。

　　六个月后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全厂职工欣喜若狂、热泪盈眶。那天，从来不喝酒的我父亲，竟然高兴地喝了两杯酒，庆祝我们国家拿出了“争气弹”。

　　1965年，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504厂一方面实施了简易伪装和反雷达装置的“653”工程，另一方面规划工厂二套工程，并设想三套工程，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与此同时，工厂开始多余物资的战备拆迁，支援814厂，即，将工厂一分为二或者一份为三。

　　那年7月，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因为我父母实在顾不了两个孩子，只能暂时把我哥哥交给我奶奶带回了老家。

　　1966年到1969年这四年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的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504厂，有关这一段工厂的历史，时任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我父亲，虽然在他的工作日记和工作笔记中有很详细的记录，但他却很少向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工厂而言，这都是一场无法言说的灾难。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清、夺权、武斗、保皇派、军管这些词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在那些年却是高频的热门词汇，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自明。

　　504厂自1968年2月实行军管之后，可以说情况越来越糟糕，随着厂长王介福被监禁，作为曾经是他秘书的我父亲，迎接他的自然是没完没了审查、交待和参加学习班。

　　父亲曾经用“背不完的语录，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来描述他的那段时光。

　　1970年7月2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504厂一百四十多名干部被送往二机部在陕西合阳的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从那天起，父亲从我和母亲的生活中整整消失了一年半。

　　和十二年前我父亲主动要求参加的那次劳动锻炼相比，他们和劳改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父亲看来，那是他人生中最悲惨也是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光。

　　在我父亲下放的那段日子里，我母亲带着我很艰难，她的工作需要四班三倒，平时我在幼儿园，等她中班或者星期天上白班的时候，就只能把我寄送到她同事的家里，后来即使知道我常被她那个同事的老公打骂，她也只能泪往心里流，劝我要忍耐。

　　如果赶上单位晚上组织的政治学习，我母亲也只能把我带到现场，常常是我熬不住睡着了，她散会后用小板凳托着我的屁股背我回家。

　　后来我父亲的一位同事王伯伯及其家人，好心地包揽了我的吃住和上下幼儿园的接送问题，这才让我在母亲上班顾不上我的时候，有了一个温暖如春的去处。

　　1971年10月，离开我父母五年的哥哥即将到上学的年龄，我母亲执意要把我哥哥接回兰州，并和下放中的我父亲提前约好，在陕西渭南火车站汇合后一起去我父亲的老家江苏溧阳。

　　当我们在渭南车站下车的时候，我母亲突然拍了拍我的脑袋说，“看，你爸爸”。

　　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的我，脖子扭了好几圈，急切地寻找着我的父亲，在车站候车室的一个窗户上，我终于看到了冲着我哈哈大笑的父亲，黝黑的面孔、雪白的牙齿，那笑声几乎整个车站都能听到，以至于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的记着父亲哈哈大笑的那个样子。

　　等我和母亲出了车站，我父亲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抱了起来，在我的脸上亲啊吻啊，用他硬硬的胡碴子扎我的脸和额头，然后带我去买毛栗子和柿饼子吃。

　　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那一天是我最幸福、最快乐、最难忘的一天。

　　见到父亲的幸福感和第一次回老家的新鲜感，让六岁的我，记住了一路上在火车上、轮船上以及到老家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对我还是对我父亲而言，那都是一段快乐的记忆。

　　父亲从老家把我们送回到厂里之后，又匆忙返回了合阳干校，一个多月之后，我父亲终于结束了所谓的劳动锻炼，回到了504厂，但紧接着又陷入到了各种学习班之中。

　　1972年4月，父亲调到504厂革委会群工组工作，任群工组副组长，五月份，又被派到中央分析室代理支部书记。

　　11月份，我妹妹在宁夏银川出生，父亲匆忙赶到银川，照顾了我母亲两天之后，又赶回504厂，参加工厂第二次团代会。

　　1973年8月18日，504厂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军事管制，并于九月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开始对“清队”和“一打三反”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和落实政策。11月中旬开始，由我父亲负责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

　　那年的十二月份，工厂取消了军管会设立的班、排、连建制，全面恢复了机关处室以及车间、工段、班组的正常工作和生产秩序。

　　从1973年12月我父亲被任命为504厂办公室副主任，到1978年九月我父亲被任命为504厂办公室主任，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在忙于落实政策以及与其相关的工作，仅在我们家接待的上访人员就不计其数，有时候还要管远道而来的上访者的饭吃。

　　也许是耳濡目染吧，光我听到的上访者讲述的那些文革中事情就感觉触目惊心。值得欣慰的是，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父亲严守纪律概不外传，也不允许我提及这方面的内容。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的那点委屈算不得什么，说首任厂长王介福，在文革中连胳膊和腿都被打断了，他后来依然没有追究那些迫害他的人的责任，而且他认为这些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要从团结一致、治病救人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厂长王介福的高风亮节和虚怀若谷让我父亲受教了一生。

　　1979年1月，504厂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此后的五年时间，504厂将工作重点放到了提高生产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上，到1984年年底，工厂实现了“一厂变两厂”的目标。

　　1983年三月，我父亲被核工业党组任命为504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按照刚实行的领导包干责任制，由他负责504厂党群口的工作。那以后，他把全部的经历都放在了504厂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了。

　　父亲这一生与504厂紧密相连、难舍难分，以他对工厂历史以及人和事的熟悉与了解，生前，他被人们称为“504厂的活字典”。

　　不仅我和我妹妹刚上班时的入厂教育课是他在讲授，即使在他退休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还是经常接受邀请，给刚入厂的新人讲述504厂的历史，甚至在我退休后的日子里，他依然还在做这样的工作。

　　父亲这一生酷爱读书，勤奋好学。他的那些书籍涉及政论、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每一本他都不止看了一遍，只要是买书，他都会毫不吝啬的出钱。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地上的事他都知道，天上的事至少也知道一半，后来我发现，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经常从书架的书里找答案，因此，从小到大，他的书架和书厨一直也是我攫取知识的泉源。

　　父亲这一生笔耕不辍，严细认真。据他自己说，他写过的手稿摞起来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身高，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作文稿和工作笔记以及他的日记和诗稿，另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交代材料”。

　　多年的文字工作，让他养成了对文章、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挑毛拣刺的“毛病”，工作中，举凡他看见哪篇文章或文稿语句不通顺、用词不规范、有错别字或者错误的标点符号，他都会毫不客气的划出来，一一订正，因此，跟他工作过的许多人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同时也鞭策着他们在文字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有人甚至不可避免的继承了我父亲的这一“毛病”，作为他儿子，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给我布置了抄书的任务，让我抄写“马恩列斯”的生平事迹，并告诉我，说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了解了伟人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的思想来源，二是练字，三是熟悉文章的遣词造句，为以后写文章打基础。

　　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对的，我相信那时候所做的一切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一定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父亲这一生党性原则超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504人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我曾经问过他，您当年的那个单位后来又从北京分出一个研究所去了上海，如果当年您不选择来504厂，那么您不是留在北京就是留在上海，您有没有对你当初的选择后悔过？

　　父亲坚定地告诉我说，不后悔。他解释道：“我不是在喊口号，也不是在找心理平衡，我何尝不知道北京是首都，上海是大城市，论哪方面的条件都比504这个小山沟强？但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和使命！我到这里来，是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的，何来后悔啊？”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始终认为他到504厂是在完成党组织赋予他的任务，他宁负自己也绝不会辜负党对他的信任，这就是他扎根504厂思想动力。

　　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他的入党誓言，在我们面前竖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2022年1月，闻听父亲生病住院，我从海南千里迢迢赶到了父亲身边，陪伴和服侍了他近两个月，尽管他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好，但一说起504厂的历史，他立刻就有了精神，把他归纳整理的三大本有关他个人人生轨迹的笔记本交给了我，说你想看就留下吧，不想看你就扔掉吧。

　　那天，他还把他以前的黑白老照片影集翻出来给我看，一一告诉我每张照片的年代以及人物关系。

　　虽然我父亲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他非常珍惜他的人生经历，更想知道儿女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

　　我那天拿出手机，把他和母亲的那些照片一一拍摄了下来，告诉他我会从我的视角出发，写一篇有关他，包括我母亲人生轨迹的文章，也许会以视频的形式表现出来。

　　8月17日我在长春与他的视频通话中，他告诉我，说他看了我制作的《504记忆》四集视频，说很好。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父亲便离我而去！

　　对我而言，父亲其实是灯塔一般的存在，他的离去直接灭掉了我人生之路的最后一盏明灯！

　　让我抱憾的是，父亲看不到我为他而做的视频了。

　　天堂之路遥远，愿父亲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