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二中这四年

何春山

监制：于卫军

人老的时候还有些难忘的回忆，这一生将无怨无悔。

1964年9月1日是从沈阳市第四十二中学考入沈阳二中报到的日子。当年四十二中初三年级8个班考入二中的只有8名同学，平均每班一人。在二中，这8名同学都被安排在673班——1967年毕业的第三班。二中每个年级都是八个班，每个班都是招生45人。本应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因1966年 “文革”搅乱了一切而延迟离开学校。四年里两年学习，两年“闹革命”。

照片来自网络

两年学习

中考的前一天，来到二中熟悉考场。刚一走进二中的东校门，就被二中庄重大气、宁静优美的学习环境所震撼：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遮掩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校园。南临文化路的三层裙楼、局部四层的灰白色教学楼敦实浑厚。它的西侧是独立理化实验室和采暖锅炉房。与教学楼南北呼应的是两层枣红色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西侧葡萄园里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垂挂在一人多高的支架上。在教学楼和宿舍之间的东边是水泥地的四个篮球场；西边是单双杠等体育运动器材。学生宿舍北面是全市中学极其罕见的标准足球场和环绕足球场的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

登上水磨石阶梯进入教学楼，迎面是宽阔的正方形大厅。大厅两侧的楼梯通往楼上的东西向走廊。走廊两端各摆放一副墨绿色乒乓球台。楼内两端居然还有水冲男女厕所，这比初中学校的旱厕方便多了。走廊北面是一排窗户，可以看到校园景色。南面是铺着棕红色地板的教室。教室内明亮的双层玻璃窗、深蓝色窗帘、苏式连体座椅以及玻璃黑板。这么好的学校，我能考进来吗？真后悔以前的贪玩。

开学的头一个月，学习压力很大。“同学都是来自各学校的尖子，初中时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在这里，免不了要重新排队”。教俄语的班主任周文斌老师总是这样告诫大家要刻苦学习。走读一个月后，决定申请住校。这样学习时间得到保证：晚自习写作业，早自习预习当天的课程。果然，随着学习环境的改善，学习时间的充沛，学习成绩的提高，学习也逐渐变得轻松起来。

心中永远保存那难忘而又甜蜜的记忆：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晚自习后从教学楼走回宿舍的愉悦情景。两楼相距虽不足百米，似乎一生都走不完。学习生活多么美好。

在二中，语文课的学习最没有把握。有的字总分不清卷舌与平舌。单独朗诵课文是沉重负担。要背诵的范文总担心忘记下一段。写作文心中无事、脑里无词、忐忑不安、如履薄冰、难以下笔。好在语文老师吴旗、吴宗明的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旁征博引的教学风格，使我对语文课有点兴趣，语文成绩有点提高。相比之下，始终对“数理化”情有独钟。因为有量化标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决不能模棱两可，来不得半点模糊。也使我形成爱恨分明、严谨认真、倔犟死性的个性，也许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一生。爱屋及乌，对数理化老师的印象极佳、记忆深刻：化学老师马云泉矫健的身影，飞驰在学生宿舍西墙外的滑冰场上，他对“动平衡”的讲解，通俗易懂。数学老师张运均身穿深蓝色呢子大衣，带领也是身穿深蓝色呢子大衣的儿子走在校园里，他讲授的“相似性”，形象生动。物理老师吕天晨刚从吉林师范大学毕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耐心细致教育我们。恩师难忘，难忘恩师！是恩师授予知识，孕育志向，鋳就精神，该怎样报答？又怎能回报得了！

在二中学习的午休时间，时常去教学楼中间部位的阅览室看《航空知识》杂志，源于对飞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时学习目标十分明确：努力学习，争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为此定下 “学习、奋斗”（毛主席为《思想战线》杂志题词）的座右铭，借以激励学习热情和时刻不要忘记人生目标。这四个字的座右铭一直激励至今。当时学校正在搞教学改革：高一下学期的数学期末考试，在班级46名同学中（66年级的病休生转入我们班），有12名同学答A卷，其余同学答B卷。高二上学期的数学期末考试，有5人不参加考试，而是自己找题目写论文。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论极大与极小》。教学改革的善意安排，却无意为“闹革命”时的派性形成埋下伏笔。

二中学习时期美好珍贵的回忆，值得一辈子珍藏品味：每当耳边响起《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的旋律，有时就会联想在苏家屯红砖一场劳动，班级文艺委员谢淑敏教我们唱歌的场面。看到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穿着绿军装参加军训时，有时就会联想在本溪歪头山军营军训的日日夜夜和有趣的往事。看着电视转播中超赛、世界杯赛，有时就会联想当年利用午睡的休息时间，头顶烈日、满头大汗在足球场上踢足球，或放学后与675班同学到八十二中学操场打比赛，一争高低的情形。

也不会忘记：为了看电影《女跳水队员》，全班同学从学校沿着环路无轨电车路线列队走到市文化宫，累得筋疲力尽、几乎晚点。为了参加“国庆节”游行，下午体活时间在大操场上八人一行练习正步走，弄得尘土飞扬、灰头土面。为了参观“雷锋纪念馆”，全班同学骑自行车去抚顺望花区，路上险象环生、狼狈不堪。为了练刺杀，星期天在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削制一把木步枪，结果满手是泡、无法握笔。还有轻歌曼舞、醉人心扉的元旦联欢晚会；彩旗飘飘、锣鼓阵阵的全校运动会；顿顿吃大饼子、喝白菜汤，住在老农家的学农劳动。回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事历历在目，感动的热浪在胸中涌动……

回首60多年曲折的人生路，无忧无虑、英姿勃发的二中学习生活，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两年“闹革命”

1966年5月末开始的“文革”，彻底打破所有二中人的大学梦。18岁是人生学习知识的最佳时期，可在最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且一帆风顺的时候，却被粗暴砍断理想之帆，不能如愿以偿。其中的苦恼、无奈，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也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文革”这两年没有逍遥，仍住在学校与同学一起“闹革命”。极为简单的做人道理使我对“文革”初期揪斗老师的行为很反感，一、两个月前还在教我们文化知识，怎么就能下手往死里打？很庆幸的是当时以及在“文革”时期的理智，没有动手打过任何人，否则我的良心至今也不能安宁。

1966年夏季开始的“大串联”，先去了大连。下火车直奔大连理工学院去看大字报，连海边都没有去，只是在公交车上瞭望路边蔚蓝色的大海，闻闻大海传递的气息。担心被人说是游山玩水。接着到北京也仅仅在清华、北大等学院转转。连附近的颐和园也没敢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站在并列四纵队、从西向东缓慢行驶在长安街的解放牌汽车上，遥望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实际上是分辨不出来的。之后去上海就放开多了，游黄浦江，逛南京路，乘坐我国首只万吨货轮“东风号”回到大连。时值寒冬季节，打个白条就能借到棉大衣，但一想还要还，没敢借。

为了响应周总理徒步串联的号召，和同班9名同学组成 “红鹰长征队”。1967年1月11日8点50分，揣着从沈河区开的介绍信和发给每人21斤全国粮票，背着行李、带上全国地图、油印机、两刀8开白纸、一把斧头，打着队旗，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二中校园出发，开始徒步长征到北京的历程。

出校门沿着文化路向西走。南五马路、重工街、北一路、丁香屯，第一天走了50里，傍晚才到市郊的马三家子。晚饭后，感到油印机、白纸、斧头都没有用武之地，反倒成了累赘，请亚通同学第二天坐火车送回沈阳，之后他再坐火车到新民与我们汇合。12日早从马三家子火车站分手后沿着京沈铁路线前进，铁路路基两旁的小道上红旗飘扬，不足百米就有好几支红卫兵徒步长征的队伍，听到彼此嘹亮的歌声，不像是徒步长征，倒像是竞走比赛。有了追赶目标，也不感到疲劳、孤单，这一天行程80里来到新民县城。

距新民县城西南方向40里有个卢屯，几个月前曾在那里劳动了15天，与老乡的感情较好，于是便绕道去看看老乡。正值冬闲时节，13日中午赶到卢屯时，老乡都在家里“猫冬”。于是在小队部的大炕上与老乡聊起大串联的所见所闻。晚上在大队部吃顿别有风味的红卫兵长征“接待饭”。15日早晨恋恋不舍离开了卢屯淳朴的老乡，走了60里到达绕阳河镇，又回到京沈铁路线上。

16日走66里到达大虎山镇。17日走84里到达沟帮子镇。越走越有劲，头脑也越来越发热。距离下一个目标——锦州市区还有122里的路，大家决定一天走到。18日起早赶路，午饭尽量快吃，道上少说话多走路。可惜时值“三九”、夜长日短，走了102里时，到达距锦州还有20里的双羊店镇，已是晚上8点钟。再往前走中间没有接待站，就得一直走到锦州。更何况体力不支，无奈之下只好在双羊店镇就宿。烧水烫脚挑血泡，这是长征以来遭遇的第一次重创。19日早上很晚才起来，懒洋洋出发了。20里路一会儿就走到。19日至21日这三天在锦州休整。当时锦州即没有像样的大学，也没有特意寻找，只是在市里逛逛，想看看辽沈战役的遗址，没能遂愿。有了双羊店镇的教训，不敢贪快。计算一下，每天平均走80里路就可以保证春节前到达北京。但糟糕的情况是李旭地同学的胃病犯了，大家都劝她坐火车回沈阳，可她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我们又一起同行。

22日走78里到塔山，23日走69里到兴城，24日走73里到东关站时李旭地的胃病更重了，吃不下饭，还呕吐，我们都劝她回去吧！并请徐宝昌护送她回沈阳。在大家一致恳求下，她也怕拖累集体，勉强同意。25日走77里到前卫，26日走74里到山海关。我们一进接待站，啊！徐宝昌和李旭地两人在这里等待我们！原来他俩坐火车直达山海关。休息两天后，李旭地的身体有了很大好转，又可以同我们一起长征。山海关是秦皇岛市的一个区，相距36里，登上万里长城，“看长城内外”；在秦皇岛遥望大海，寻找“打鱼船”。

休息三天后，我们用8天时间，走600里路，于2月6日下午2点胜利到达目的地——北京。在北京的日子里，东游西逛，无拘无束、全无“大串联”初期的谨慎与约束，环境改变了人，人变化得也快。过完春节，从接待站领到北京到沈阳11次列车的火车票，于1967年2月16日晚回到沈阳。

这次徒步长征途经两省、四市、十七个县，行程1499里。沈阳至锦500里，锦州至秦皇岛397里，秦皇岛至北京600里。最多的一天走102里，最少一天仅走20里。在这27天中，途中休整6天，平均每天走71．4里 。

我们回校后，成立了“湘江战斗队”参加学校的“文革”活动。北上哈尔滨卖《红后代》的小册子。南下宁波外调二中党支部书记孙通远的家庭出身。还在教学楼的四楼房间里刻钢板，红黑两色套印革命歌曲并装订成册。时间富裕，精力过剩，无所事事。人不能闲散，总得找点事做。同班的春成、文利、永哲和我都知道围棋规则很简单，有两个真眼就算活，都想尝试一下，可苦于没有棋盘和棋子。棋盘好办，自己动手画。棋子哪？开始用红、白纸剪成小方块当棋子，由于纸棋子很轻，来阵风或人走动，纸棋子就乱了套，还得想办法解决棋子。周日春成回家途中，发现八十六中学马路对面废品收购站的地上有红色、白色、黑色的牙膏瓶盖，灵感一来，这当棋子也行嘛! 于是我们一起到那里去捡牙膏瓶盖。那时的人真好，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棋子问题。由于牙膏瓶盖少，只能在纸画上13道的围棋盘。能用云子、在19道正规的木质棋盘下围棋，是当时的奢望。

围棋玩了一段时间后，心血来潮，又想玩没有碰过的国际象棋。国际象棋的棋盘和棋子都好解决。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有些类似，由于初学水平都很低，和棋较多，争不出高低，比不出胜负，玩不出兴趣，很快就放弃了。从此，下围棋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途径。

1968年9月份，毛主席发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二中生活了四年，多么不愿意离开！直到10月15日才与“湘江战斗队”的战友走上这条无奈之路，去了西丰凉泉公社勤廉大队朴厚屯。

心中迷茫、学业荒废、派性猖獗、岁月蹉跎，是 “闹革命”这两年的真实写照。

2009-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