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从正面窥见官场之道

轩雅居主人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己，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司马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兄长，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进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过其初；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必败，此实未知利害之分、贤愚之别也。

当官之法，直道为先。

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详知也。

当官者，难事勿辞，而深避嫌疑，以至请诚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则可以免。

前辈尝云小人之性，专务苛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谚有之曰：“劳心不如劳力。”此实要言也。

徐丞相择之尝言：“前辈尽心职事。”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盖转运使者，晨起望窑中所出烟几道知之。其尽心如此。

前辈尝言吏人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

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

吕本中《官箴》：城府之深、处事之厉，官场之道、一展无遗！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尝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

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习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

孙思邈尝言：“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实当官之要也。

当官处事，务合人情，忠恕违道不远，观于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通用济者也。

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精详酌之尔，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专为己也。

当官处事，但务着实。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覆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

忍之一事，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慎、勤之外，更忍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曰：“忍事故灾星。”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

前辈尝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之意！

《官箴》，是古代中国居官格言之类的著作，共一卷，宋代吕本中撰。吕公著之曾孙。曾任济阴主簿、起居舍人，官至直学士院，一生著述甚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祖籍莱州，宋凤台人 。诗人，词人，道学家。诗属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集》等。词不传，今人赵万里《辑宋金元人词》辑有《紫微词》《全宋词》据之录词二十七首，吕本中诗数量较大，约一千二百七十首。吕氏早年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效法陈师道黄庭坚，诗风轻松流美，清芙可爱。 二十岁左右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使“江西派”定名。虽然未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后人多视其为"江西派"。后期推崇李白、苏轼。南渡后，时有悲慨时事之作，诗风也更为浑厚。词作虽仅二十七首，但亦有佳评。王灼谓其词"佳处"亦"如其诗"。 《啸翁词评》谓其词"工稳清润"。

【清、慎、勤】这三个字，其意：清心寡欲，慎重，勤劳，被后人称为千古不易的为官之道。清朝乾隆皇帝高度认同这三个字，曾经专门手书这三个字刻在石头上做宣传，从南宋吕本中以后，出了很多《官箴》书，都是根据这三个字来展开论述的。

吕本中在《官箴》一开头就说“当官之法”。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当官就是三件事：一个叫清，一个叫慎，一个叫勤劳，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到皇帝的肯定，可以得下之援，可以取得下级或者老百姓的称赞。然后他笔锋一转又说“世之仕者”世上当官的人临财当事，碰到发财的时候不能自克了，往往就不能自制了，常自以为不必败，自认为没事，拿点钱拿点什么都没关系，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心理所以他无所不为，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己，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而恰恰出问题就出在最初这一念之心。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就是你早知这样的，你后来要费多少劲来补充来补救，何不早警戒自己不干这种事。这些话虽说的很原则性，但是又很细，都有所指的，围绕这三个字，有事有理，就事论事，说服力很强、感染力很强，吕本中《官箴》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成为千古不可议的为官之道。

关于吕氏《官箴》，《四库提要》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清初学者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即康熙皇帝。之后乾嘉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一书中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有清一代，通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官箴，是劝诫居官为政的格言警句。历史上，我国留下了许多官德官箴，如宋朝立在全国各地州县衙门前的16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又如，南宋吕本中的《舍人官箴》，其中名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大家耳熟能详。此外还有南宋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元朝张养浩的《为政忠告》等，内容陈述的都是做官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清正廉明、慈爱百姓、兴利除害、执法公正等。

官箴不少，但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传承践行一段官箴的却并不多见。清代广东连平颜氏是这样一个少见的家族。他们祖孙三代都将同一段“官箴”进行刻石立碑，并题跋以明志向，为官均携碑上任，且以之为做官为政之准绳。

连平颜氏原住福建漳州府龙岩州缘岭河口村，明崇祯年间迁至连平。始迁祖颜氏振耀父子两人，一个是“汗劳苦积”，一个是“克勤克俭”（《始祖遗训》）。到第三代，生活上逐渐富裕，人口也开始繁衍。古语说：“衣食足，礼义兴”，于是他们便以“荆树开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这两句格言来要求后辈们发奋读书，以求上进。到第五代，颜希圣考中雍正朝的翰林（未任职），颜希深又由贡生做到贵州巡抚、侍郎等职。后来颜希深之子颜检，孙颜伯焘、颜以燠先后出仕，均官至总督，把颜氏推向“一门三世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翎”的鼎盛时期。

他们世代传承的“官箴”只有三十六个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官箴”不长，思想内涵却很深刻。“官箴”启示我们，为官者必须严于律己。律己，指根据自己的良心自我约束。在传统文化中，对律己的要求极为严谨。孔子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是“待己也严以周，待人也宽以约”，不要谋取不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也记载了曾子的自律要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时时刻刻检讨自己有没有违反道德的行为。子思主张慎独，即使一个人独处，也决不有任何非分之想。古人严格的自律精神，正是“官箴”的应有之义。颜氏三代把“官箴”刻石立碑，并置于衙署内，就是时刻警示自己要对照先贤圣言，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切不可因恶小而为之，不要贪图小利而失去大节。

“官箴”还启示我们，为官者必须清廉公正。只有清廉才能扬正气、抑邪恶，才能底气足、指挥灵。“官箴”深刻分析了“严”与“廉”、“能”与“公”的关系。公正，是为官者最为宝贵的品格之一。只有公正、公平，才能真正使老百姓信服。不公平、不公正是混乱无序的根源。古人还说：“政者正也”，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公。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百姓对当官者是要听其言，察其行的。为官公正无私，就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似秋水，去浊除秽，辨是非，明真伪，察秋毫，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为官廉而不贪，锱铢不染，百姓就会从心里佩服，自然就会拥有较高的威信，就会出现一呼百应，令行禁止，政通人和的可喜局面。

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人，他人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年，但却著作宏富，总共有500多卷。主要著作有《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熟读诗记》《春秋左氏传说》及《续说》《东莱文集》等。

古今社会管理实践证明，吏治之清浊得失，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吕祖谦作为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更是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既归纳了自身将近二十年从政生涯的体验，又取其先人从政的经验，潜心总结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既要力做君子，又要防范小人的官箴思想。

他首先认为出仕必须“欲济世务”，即协助君主将天下之事治理好。他说：“苟其不计人主之喜怒者，自然尽其平允。缘不曾透得利害祸福关，缓急如何作得主宰。”他认为如若时刻计较个人的利害祸福，必定如西汉酷吏张汤只秉承武帝旨意审案断讼。张汤不仅看武帝旨意办案，而且当有人提出批评时竟振振有词，大言不惭地说“三尺法安出，非人主之意乎？”这种只顾阿谀迎合，必难知人情物理之所在。

吕祖谦认为清、慎、勤是“所以持身矣”的为官之本。即做君子性质的官，必须做到清廉、谨慎和勤政。他认为要做到清廉首先必须防止陷入猾吏所设下的香饵，否则就会为其所卖，遗恨终生。他说，“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猾吏们为了要达到“所盗”而不被处罚的目的，往往会先拉做官的先下水，如此他就与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而有了保护伞。现实生活中，此类首先挖空心思拖顶头上司下水的手法也是劣吏惯用之伎俩。

做君子性质的官还必须谨小慎微。“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事无巨细，皆须详考”。办理公文要清清楚楚。“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事事处处都应考虑周详。如身为掌管钱财物品的官，更应处处小心，时时关防。结交人物也要防止结非其人。做君子性质的官还要做到勤政不怠，，要尽一切可能做好本职工作，否则即为“旷职”。

吕祖谦的官箴思想是全面系统的。他既要求力做君子，也要求防范小人。防范小人的首要方法是思不出位。思不出位源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般而言官员的分工是明确划定的。如果思出其位也就动了他人的奶酪，必会引起龃龉与摩擦。同时官场上还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君子与小人群体。而且“君子进则小人必消，小人进则君子必消”。一旦小人强盛之时，君子不能贪恋禄位，否则必如“蔡邕当献帝时，董卓擅权，君子皆去，独邕未能远遁，其后卒为卓所用，竟不能免”的结局。但引退也要有原则，“贪位慕禄而不退”是“不正之行”，图个人“洁身自好”而“轻世绝俗”也是不正之行。

如暂留则要以君子之道去感化小人，力争使之“归于善”。小人得势，君子蛰伏之际，作为君子还要求同存异，放弃成见，加强团结，待时而动。如西汉初年吕氏擅权，陈平为相，在陆贾的劝说下主动结交太尉周勃，一待吕后之归西，一举平定诸吕之乱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