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杨绛与宗璞

wuxinyao

一、阅读和“耳读”

在kindle上读宗璞的文集《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书中写道，作者年长之后视力下降，“其实我现在是读不了书的，只能听书，是曰耳读。耳读感受不到字形的美，偶然用放大镜看到几句文章真觉舒畅极了，只是这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同音字多，听力也不是很好，便要常常追问到底是什么字，费时费力，也只能大体知道个意思。”（《耳读朱自清日记》）看到此处，我悚然惊觉：近来看电子书时间太长，不时会感觉视线模糊，可不能把眼睛弄坏了。随手就合上了kindle，换了一本纸质书，正是楊绛的《我们仨》。

楊绛先生及其作品，是持续多年的阅读热点，《洗澡》、《干校六记》，都广为流传。这本《我们仨》己在家里放了很多年。也曾翻开过，书中的第二部记载了一个“万里长梦”，或许是是因为“梦境”中的氛围稍感压抑、抑郁吧，翻一下就放下了。这次重新翻开，直接跳到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仨”，竟然一读而不可止，半天就读完了。和第二部相比较，可能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更适合我的审美情趣吧。

其实，知道宗璞的名字和作品的时间更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风行一时，宗璞《弦上的梦》曾在同学间广为流传。当时杂志刋物发表作品，很少介绍作者的情况，故想当然的以为，她有着和当时活跃在文坛之上的青年作者一样的经历：出生于五十年代前后，经历了上山下乡，是比我们年长的同辈人。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听说她是冯友兰的女儿。前几年读《南渡北归》才知道，她出生于抗战之前，属于从战乱中走过来的那一代人。

宗璞关于“耳读”的高论，读后深有感触。近年来，手机上各种听书的软件流行，有一些非常好的朗读者和资源，朋友们有视力下降的，“听读”己成为主要的读书方式，也经常会在群里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但我始终没有习惯这种“耳读”的方式，还是喜欢“眼读”，也曾经为此困惑，为何如此？宗璞一句话警醒了梦中人：“耳读感受不到字形的美，偶然用放大镜看到几句文章真觉舒畅极了”！欣赏汉字的字形之美，原来也是阅读的乐趣！

不仅是要“眼读”，而且最好是纸质书，简装的版本，可以随意翻合，折叠，卷曲，涂抹，跳跃，“逆”读。只是电子书更加方便携带，内存量极大，特别是资源丰富，现在读的这本《旧事与新说》，以前并未听说，偶然从网上看到，直觉可读，下载阅读之后，感觉果不负我。

二，杨绛、宗璞和她们的书

提到杨绛，眼前出现的是一位年过九旬老太太的形象。而宗璞呢，似乎总是八十年代，以文学反思十年动荡，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其实，杨绛出生于1911年，宗璞出生于1928年。她们应该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杨绛的书，以前几乎都没有读过。要问原因，可能是我怕热闹，不时髦，也不喜欢太流行的东西，而願意与流行拉开一点点距离，而杨先生的书，曾经是非常流行的（也许现在还是吧？）而宗璞的书，除了八十年代读过她的小说，这才是第二本。巧合的是，我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内，交替的读完了这两本书，并被这两本书所打动。读的时候也不免把这两本书相互比较，两位女性作者，生活在相同的时代，都是回忆的文章，文章的主角都是生命中的至亲、至爱，作文之时，文章的主角都己仙去。

但两本书又是风格迥异的。杨绛的回忆，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终于一九九七年女儿去世，一九九八年丈夫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作者云淡风轻，娓娓道来，异国他乡的喜怒哀乐，孤岛上海的艰难困苦，动荡岁月的潦倒窘迫，人情冷暖，劫后余生的宁静，父慈女孝，夫唱妇随的欢乐，一一纳入笔端，跃上纸头。时代的风雨，岁月的阳光，汇集成了这个三口之家的家长里短。下笔之处，都是夫妇父女间的日常琐碎，诗书唱和的赏心乐事。

《旧事与新说》后记称，这本书是“我所写关于父亲的文字汇编成书”，时为“二〇○九年重阳节后一日”。而“编校完成己是二○一〇年春节前夕了”（出版前言）。关于父亲的回忆，始于“那青草覆盖的地方”：“一九二八年十月，他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到一九九O年十二月冯友兰去世。从时间跨度来看，两本书相差不多。但《旧事和新说》的视野更加广阔，话题更加宏大，语言文字更有力度，有时也会有点咄咄逼人。旧事诚难忘，新说更高声。针对父亲蒙受的不公言论，在《给古人少许公平》一文中她激愤的写道：

“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实在是我国一个极卑劣的传统，封建王朝利用文字狱害死多少有识之士，无辜之人！“文革”中它更是作孽多端，直到现在还没有销声匿迹。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总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鲁迅诗云“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真是沉痛之极。可是历史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扫去多少污泥浊水，我们看到的是不朽的鲁迅。我胆大妄为，将诗句改了两个字，改为“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

父女情深，旧事难忘。清华园的宁静，蒙自城的艰辛，少年时慈父的教诲，老年时儿女的孝顺。侍奉病榻的软弱无助，高堂仙逝那长久不去的思念，尽管所占篇幅不多，但真情流露，读者也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 读书人讲读书事

“书当快意”是《旧事与新说》书中的一篇。

“书当快意”后面本来有三个字“读易尽”，说的是人生中的憾事。读书正读得高兴，却已经完了，令人若有所思。其实细想起来，书已尽算不得什么，可以重读、再读、反复读。一本书，它该经得起反复读，才算好书。”这段话，真是搔到了读书者的痒处。一本好书，一篇美文，正读得有趣，却嘎然而止，不免会若有所失。但能够留下一些回味或思念，未尝又不是幸事。

后面一段，作者引用王国维的话，议论写作者艺术表达能力和个人人格和认识能力的关系。现在读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从这样一种角度去理解作者及作品，也不无启迪的意义。

“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 • 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他提出必须“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又说：“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可见能言其言比能感所感要容易。言其言需要艺术的功力，感所感则需要人格的力量。在无法享有完整的人格时，是无法感自己所感的。”

宗璞是从这一段话，引申到如何阅读和理解冯友兰及其作品的。我们则可以用这两条标准，反观当今的“书”坛，不管是何种专业，何领域，能言其言者多矣，但具有屈子、东坡之人格者则鲜矣！更有甚者，不乏下笔千言万言，而行事则蝇营狗苟者。令人叹息！

“记得似乎是列宁说过，读书要有计划，不然不如不读。这和我们“开卷有益”的想法大不同。我想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也不必作太功利的打算，只要“书当快意”，便是了。”

这一句读书不必太功利，真是深得我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是“有用”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嘛。有一段时间，社会上专门批判过“读书无用论”。读书当然是有用的，但在相当多的时候、相当多的人眼里，读书之用，乃是实用、功用。至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修身养性之类的，则在所不计了。真是令人为之一叹。我想，总应该有一些人，或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读书时完全的放下功利心，读几本闲书，读一些无用之书。遗憾的是，年轻时不懂这个道理，也没有人教我们，在读书的路上走了太多的弯路。

四，作者笔下的钱钟书和冯友兰（一）

钱钟书和冯友兰分别是这两本书的主角。钱钟书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时候，在此之前一年，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一九三八年秋天，钱钟书留学归国时，被清华大学聘为外语系教授，直接从香港转道昆明，并短暂的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四十年代末期，他们又就职于清华大学。他们在西南联大及以后清华大学时，两人有何交集？不记得《南渡北归》中是否曾有记载？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去了北京大学，钱钟书去了社科院，两人的专业也不同，应该是交集不多吧。

在《我们仨》里面，钱钟书就是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一位慈祥温情的父亲，其他种种，如教授、作家等等，都是附加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就像其名扬天下的《围城》，也是匆匆几行文字帶过。有多少艰辛，就有多少欢乐，有多少磨难，就有多少收获。他们一生的相依相守，才是最浓稠的色彩。牛津书斋的宁静温馨，归国客轮的惊涛骇浪，孤岛上海的忍辱负重，文革岁月的狂风暴雨，劫后余生的老树新枝，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几十年的岁月浓缩在薄薄的一本小书里面。而我所惦记者，只是那本《围城》的作者。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也不记得是从何处借得一本没有封面，也没有结尾的残缺的《围城》，一目十行的读了一遍，从此记住了这本书，记住了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也记住了那一段关于“围城”的名言。这也是至今为止，我唯一读过的“钱作”。其实，少年难懂方鸿渐，世间无处不围城。岂止婚姻而已！如果失却了从容、平淡的处世之道，这人世间无时无处不是围城。

文革结束之后，钱钟书被高层指定担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钱钟书力辞不果，以不坐班、不画圈、不开会为条件，勉强就任。人际交往，或许并非文人所长，但无论何种围城，穿行其中的智慧应该是相通的。他们处世的智慧，即待人如待书。

杨绛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欣赏人、品评人，而不是使用人，更不是利用人！这是他们的智慧，更是他们本性中的善良。这种智慧和善良，发乎于本性，不是可以培养或发掘的。我们凡夫俗子，只能见贤思齐而已。

听说《管锥编》、《谈艺录》读来都颇有难度，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读。

五，作者笔下的钱钟书与冯友兰（二）

对冯友兰的著作似乎稍熟悉一点，读研究生时，有一门课程是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有些相关的，冯著《中国哲学史》是指定的参考书，但也是点到为止，课程结束，参考书也被束之高阁了。当年曾听到一些传言，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先生如何如何，当时感觉即意外，又颇不以为然，心想，怎会如此昵！对此，《旧事与新说》一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法。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谁能说自己的衣衫不曾被溅起的水花沾染？

记得《南渡北归》一书中，给了冯先生不少的篇幅，但那本书中汇聚了学界一时的风云人物，匆匆读过，如同夏夜仰望星空，可见群星璀璨，莫辨银汉明灭。直到读完这本《旧事与新说》，冯先生的形象才清晰了起来。“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我的父亲冯友兰》）

哲学家和教育家

按宗璞的说法， “冯先生不只是为哲学而生，也是为教育而生。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可以算做是他的“事功”。有人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领导决策层的重要成员，学问研究层的显赫教授，社会交往中的活跃人物”。应该说这不只概括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大学工作的写照。他自赴美深造归国以后，直到告别这个世界，从未离开大学教育岗位；除了某个特定阶段，也从未离开过讲台。”

冯先生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 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冯友兰关于大学的目的，也可以看作是整个教育的目的，在今天读来，也是大有教益的。只是不知现在学校的管理者们，特别是大学的管理者，会不会有闲暇、有兴趣去读冯书呢？

关于哲学的功用

宗璞写道，哲学是一个冷门，父亲的子女没有一个学哲学。人家问，这是为什么？父亲自嘲地答：因为他们知道学哲学无用。这是一句玩笑话。其实父亲认为，哲学似无用而有大用，它是关系到人生的。有人说，读了冯先生的书，知道人不仅有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宇宙中的地位；……父亲的“哲学史”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传递给读者；他的哲学创作“接着”中国哲学的精神，又吸收西方哲学，再抟、再炼、再调和，给人新的精神食粮。（《冯友兰集》序）

“人不仅有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宇宙中的地位”，读到这句话，有一种被开悟的感觉。前些时读《最简七节物理课》，读到宇宙大爆炸、黑洞理论，就感到读者讲的不是物理，而是哲学，归根结底还是讲的人在宇宙的位置。以我的无知，总觉得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在苍茫的大地之上，在万物生灵之丛，人是何其的渺小！人生是何其短暂，人事是何其虚幻。夫复何争？何求？ 

旧邦与新命

尽管所研究的学问是冷门的，冯先生的人生态度却是积极的，入世的。比较之下钱钟书似乎不是那么积极，他即使不是出世的，大概也可以算是避世的吧？

宗璞说：父亲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蜡炬成灰泪始干》）

三史六书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友兰对自己工作的总结。三史者，三部哲学史也。

一九二八年到清华，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个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它不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一九八 ○ 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国哲学史新编》约一百五十万字，写作用时十二年。各卷的内容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不只较两卷本详尽，且时有新意。实在是一部大文化史。作者在第四册自序中说，因为抓住了主题，对玄学和佛学的分析比以前加深了。第六册中提出大胆的看法；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不是长处，而是中世纪神权政治。推而论之，对曾国藩的评价也一反时贤，认为他阻止了中国的倒退。作者曾说写此书愈到后来愈感自由。可谓“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了。第七册中更有许多新论，惜乎此卷迄今尚未在中国大陆出版。”

“贞元六书”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新理学》以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新事论》（ 1940 ）、《新世训》（ 1940 ）、《新原人》（ 1943 ）、《新原道》（ 1944 ）、《新知言》（ 1946 ）而言。这六部书实际上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篇章。《新理学》是全书的总纲。《新事论》讲社会问题，《新世训》讲处世之道，《新原人》是讲人生的，《新原道》附题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新知言》是讲哲学的方法论。

“贞元六书”构建了冯友兰完整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是程朱理学与新实在论结合的产物，是融贯中西，中西文化结合的新创造。用冯先生的话说，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附录《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钟肇鹏》）

“贞元”出自《周易》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时令来讲，元亨利贞可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贞下起元，意谓严寒的冬季即将过去，明媚的春天即将到来。

晚年

“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三松堂断忆》）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能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但是应该重视自由的思想。哲学家是爱智者，每个人最好都能爱思想，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使人减少些物欲，减少些浅薄。（《向历史诉说》）

“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如今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儿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己背诗文，尤爱韩文杜诗。”（《九十华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