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不了的中国情——读《司徒雷登回忆录》

萍晓

<p class="ql-block">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主席的大作。那个年代的人十分熟悉。我们这些读的似懂非懂的中学生,喜欢它的文采,总要高声地朗诵:“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犀利的文风、翔实的论证,强烈的现实意义,对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也广为人知。<span style="font-size: 18px;">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避暑期间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感受颇多。</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span>司徒雷登在中国成长、工作。国民党败退之际,他受命担任美驻华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在外交圈斡旋,执行的是“扶蒋反共”的政策。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别不了的是他的中国情。遗嘱希望埋葬在中国。2008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的灵骨安葬在杭州安贤陵园。</p><p class="ql-block"> 读者大都知道他创办了燕京大学,知道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读本书可知其当年创建这所大学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热心办教育,受到教育界和社会的普遍尊重。他在北京过六十岁生日时,盛况空前。</p><p class="ql-block"> 司徒雷登 (1876-1962)出生于浙江杭州市,父母是美国在华传教士。1887年他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1904年婚后携妻再回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三年有余,直至日本投降后才获释。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在美国度过余生。 </p><p class="ql-block"> 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写到: “在中国我经历了不少政权——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的早期民国政府,孙中山去世之后军阀混战贪官横行的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半壁江山、不可一世却短命的日伪政权,二战胜利后却饱受内战创伤的中国还有刚刚执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经历了这么多现代历史的变迁,目睹了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文明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中国努力去适应这个20世纪的世界,将来的某一天她必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p><p class="ql-block"> “回望过去的80年,我心中那个清晰而又神圣的上帝指引着我的人生之路。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是在外部的束缚和内心的勉强中做出的……无论如何,我能够在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关系中起到一些作用,我已经心怀感激了。”“我敏锐地感觉到我在这样一个时期来到中国担任大使是一种讽刺。”</p><p class="ql-block"> 如果司徒雷登在战后不与马歇尔一起调停国共内战,没有在中国的社会剧变之时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他仍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实际上,从担任驻华大使的那天起,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就注定要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之中。</p><p class="ql-block"> 美国国务卿、军事家马歇尔在书的序言说:我在想,有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那么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他做人的高度正直使他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品格和丰富而广泛的经历吸引了我。</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司徒雷登四处奔走,光是跑美国就连续跑了10次。他多方委托,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讲,甚至有时候还不得不陪富婆打牌聊天。他曾感慨地说,“有时候我看到北京街头的乞丐,其实我跟他们也差不太多了。”他为燕京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自己却一直保持着传教士的质朴生活。在燕京大学时他的薪水不高,还一直资助困难的师生。1949年被召回美国时几乎没什么家当。政治上又受气,结果不久便瘫痪,一瘫便是13年。临终前,他惦念着要把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明代花瓶交还给中国政府。</span></p><p class="ql-block"> 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支持燕京大学教授埃德加·斯诺到陕北延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斯诺后来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span style="font-size: 18px;">据资料介绍,司徒雷登和毛泽东曾见过面。那是</span>1945年,在重庆的司徒雷登在骑马时坠落受伤。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去慰问。后来毛泽东还设宴招待了司徒雷登并表达了对司徒雷登的敬意,感谢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和司徒雷登并无私人恩怨。只是双方所代表的不同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必然分歧。《别了,司徒雷登》更多地是影射的含义和作用,实际上是要抨击司徒雷登身后的美国帝国主义。</p><p class="ql-block"> 本书英文版1954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全书勾勒了人物命运为历史悄然推动的轨迹。前十二章是个人事业的抉择、在华传教的使命、参与燕京大学的创建、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以及二战后担任驻华大使等经历,较为具体地展示出在华五十年生活的重心。后三章是对人生经历的总结与体悟。</p><p class="ql-block"> 作为在中国近代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上的司徒雷登,其回忆录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span style="font-size: 18px;">历史学家林孟熹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作者的</span>身份角色,难免存在20世纪上半叶个人主观立场的局限性,我在阅读时特别留意并注意加以分辨。作为外交家的<span style="font-size: 18px;">司徒雷登是个失败者,而作为对中国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司徒雷登是成功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2022.09.12于恩施州谋道镇</span></p> <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与妻子。妻子葬在杭州。</p> <p class="ql-block">与燕京大学同仁在一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