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于干部

龙的传人

我是一九五零年生人，从我记事时起，我们村里就有下乡干部。村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幼，都称呼他们为某干部，比如他姓王，就称呼他王干部，姓张则称呼他张干部……

　　在那个时代，公社里的干部几乎不在机关里呆着，不是＂三秋＂季节下村指导农业生产，就是春冬两闲时到各村开展政治运动，有的甚至直接下去包村，一住就是两三年。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放学回家，看到有个中年男人，在村支书的引领下走进了我们家的院门。只见那人推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大金鹿自行车，头戴一顶苇子编的席帽子，上身穿一件圆领白色老头衫，一把吐噜了边的蒲扇插在后腰间，撑起后背的衬衫，裤腿高高的挽起，脚穿一双黑色塑料凉鞋，面部暗黄瘦削，但两眼却炯炯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吃过大苦，出过大力的庄稼人。

　　我紧跟在他们后边进了家门儿，听到村支书对我母亲说： “老嫂子，这位是咱公社的于干部，他到咱们村来蹲点儿，考虑到你们家的房子比较宽绰，就安排在你们家里吃、住，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村里说。＂

　　看来早有勾通，我母亲简单的寒喧了几句这事儿就算定下了。之后，于干部支下了车子，解下自带的铺盖卷，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帮他抻好了床铺，母亲本想帮他再打扫一下卫生，但于干部死活不依，一边道谢，一边对我母亲说： “大娘，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家里有什么活你就指使我干，千万不要客气，不然就见外了。＂

　　一会儿，于干部出门拿东西见我站在门外，就腑下身子问我：“你几岁了，上学没有？＂说着，从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的黑色皮革兜里掏出几块糖给我，说是朋友的孩子结婚送给他的喜糖。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于干部，并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几年之后，他成了我和我的另一半的＂红娘“，继而又成了我侄女的老公公。

　　于干部身材单薄，但精力充沛，尤其是记忆力好的惊人。在我们家一住几年，他白天和社员们一块下地，晚上还要召开社员大会。每次开会，他都是唯一的主讲人，某某队哪块地里的棒子该施肥了，哪块地里的棉花该打药了，哪块地里的地瓜该翻蔓了……，社员们都夸他是个好庄稼把式，坷垃地里那点事谁也胡弄不了他。

于干部也是穷苦家庭出身，他几乎没有上过学。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他15岁给人家当短工的事儿。解放前在商河与惠民交界的展家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短工市。方圆几十里地以内，那些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庄稼人，都必须起早赶到那里，不然就找不到雇主。为了养家糊口，于干部总是半夜三更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急忙往短工市赶，多少年从来没有扑过空。这样的日子一直坚持到土地改革，他自己分到了土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大老粗，他讲起话来却是一套一套的，而且有板有眼。在住村期间，他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凡是要求社员们做到的事情，大小队干部必须首先做到。他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头头抓，抓头头，头头不抓是挡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

　　1968年我体检合格准备当兵走了，他几次来家看我，说：“去吧，兄弟，部队是个煅练人的地方，你有文化，也很聪明，一定能提个干部回来，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临走的那一天，我们43个新兵先到公社集合，当天晚上，于干部专门买了酒和烧鸡为我饯行。他陪我喝了一晚上酒。期间，他一个劲儿的让我吃鸡肉，而他自已却只啃鸡爪，并再三向我表白，他就喜这一口儿。当时我竟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我是多么傻呀！

我入伍半年后，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单，取出后一看是于干部寄给我的一件圆领白汗衫和一双条绒棉鞋。礼物虽算不上多么贵重，但足以让我感动和记了一辈子。我当兵期间，曾收到过两个人寄给我的东西，一位是于干部，另一位就是我相濡以沫的老伴儿。

当兵后的第三年，借于干部的吉言，我如愿以偿的被提拔为干部。当年回家休探亲假，于干部对我说，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女方也是我以前住过的房东。他们家成分好，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兵，就一个女儿在医院工作。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张写有女方姓名、地址的纸条递给我，并反复对我说，这个家庭我知根知底，差不了事儿。后来我们经过鸿雁传书，终于修成正果，于干部又成了我们的“月下老人”。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叔伯二哥的长女在徐太院村上学时，寄住在于干部家里，他们老两口儿对我侄女视如己出，后来长大了，经人撮合嫁给了他的大儿子。我和于干部又做了亲家。从此，我正式改口称他为＂于大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我们是“换号“的兄弟！

十几年前于大哥因患胃癌晚期不治辞世，享年71岁。于大哥的离世，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心里感到无比悲痛！

愿于大哥安息！

2022年9月10日于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