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的出身、辈分及姓氏源流考证（上篇）

钱晓强

召公的出身、辈分及姓氏源流考证 作者/钱晓强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而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这样记周公：“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表明，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征之其它史书，多是相同说法。如《谷梁传·庄公三十年》记载：“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燕，周太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也。”《尚书》伪孔传：“奭，名。同姓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似为周之近族。” 文王时，召公已继太保之位，封邑在召（周王畿内地名）。召公又称召伯，按照周代宗法制，出身王室的封君之第二代可以称“某（国名或氏名）伯”。 近年发现的尧公簋，其铭文曰：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此唐伯即是第一位晋侯燮父，为唐叔虞之子。唐叔并未称“唐伯”，而是仍以其在王室的内的辈分“叔”为称，表示其个人尚尊从王室内宗法制度，持小宗身份，其家族尚未完全从王室中分立出来。而自其子燮父这一代起，其家族才正式从所出的王族中脱开独立为宗，故燮父可以“唐伯”为称。此应该即是《礼记·大传》中讲周代宗法制时所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由此簋可知，西周时出身王室的始封君之第二代可以称“某人（国名或氏名）伯”。召公可以称“召（氏名）伯”，显然也应是封于召（畿内地名）的封君的第二代。这说明，召公不会是武王的亲兄弟。（见朱凤瀚《大保鼎与召公家族铜器群》） 周武王灭商之后，“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这是太保召公担心周武王“玩物丧志”，就写了《旅獒》一文来教导劝谏周武王。他毫不客气地训诫武王要敬慎德行，不可轻乎侮慢，不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古《尚书·周书·旅獒》是唯一一篇由臣子向君王写的训。虽太师周公旦也未敢造次。由此可见召公当时确实位尊辈长，非同一般。 《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首纪实诗歌表明:古公亶父率其部落从祖地黄陵及铜川南下，来到岐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县），自此以周人自居。 《书·禹贡》:“漆沮既从”，意思漆水与沮水同源。因漆水在今陕西省铜川市境内，与沮水都是发源于子午岭。沮水流经黄陵，又称“姬水”。“黄帝以姬水成”，沮由水和且组成，“且”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意即祖先，所以，“沮”有祖水的意思。《水经注·沮水》谓沮、漆是一水，其实不是一水而是一源。《寰宇记·子午岭》云:“子午岭在(正宁)县东90里，一名横岭。沮水自坊州、升平县北子午岭出，即指此也。” 《大雅·公刘》，《诗序》说此诗是召康公戒周成王之作。叙述其祖公刘由邰（今陕西武功县境内）迁豳（今陕西旬邑县和彬县）开疆创业的故事。 《大雅·緜》表明:古公亶父部落“自土沮漆”，然后来到岐下；而《大雅·公刘》表明:召公的先祖公刘是从邰即武功迁移到豳即旬邑彬县一带。很明显，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部落，因为迁移而相遇相邻。 谯周在《燕召公世家》集解所说“周之支族”，应该是召公的部落与古公亶父部落相遇于岐下周原，而最早结盟归附。否则，难以理解受到犬戎的侵扰压力而东藏西躲的周族，何以迅速强大，夺取天下。 殷墟卜辞有商王屡伐召方的记载。据有关考证，召方在此军事压力下，西移到渭河和泾水之间，即今陕西凤翔东南。诗经“召南”所指也是这里。因此，召公是这支姬姓支族领袖的身份也就很明晰了。 武王伐纣之时，召公所以能“日辟国百里”，其所依仗的应该是召方这支屡经战事磨炼的劲旅。 召公奭为文王庶子，这一说法最早见著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邵公为文王庶子。”因为这一说法后出，所以受到怀疑也是必然的，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就指上述说法“考之史传，更无所出”。据《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共有十六庶子，但其中並無召公封地燕。据此，則召公恐非文王庶子。 何况，在周公推行《周礼》之前，嫡庶的观念还没确立，何来庶子之说？而且，那时的王位传承是“立贤制”。《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记述的是古公亶父欲传位第三子季历及其子姬昌，其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避让，迁居江苏，建国勾吴的故事。 至于召公在周王室的辈分，据《君奭》诰及《大诰》等，周公在召公面前多次自称“予小子旦”，这与《逸周书》记载的武王提到先父文王时自称“予小子”，成王与周公说话也自称“予小子”，都是表示自己低一辈的谦称。因此可以确证，召公比周公高一辈，庶子之说不成立。 特别是在《君奭》诰中，周公首先以“君”尊称召公。据《尚书正义》曰：“周公呼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 以“君” 尊称他人，这在西周各种典籍中是及其罕见的，也是在古文辞中对人最敬重的写法和口气。周公对召公说：“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从这句话中的“耇”字可知，召公当时的年纪已经在九十岁以上。周公在召公面前自称“予小子旦”，确实是晚辈的自谦。 《君奭》诰中的这个“耇”字，读作：gǒu。耇在金文中是会意字，由老（省略匕）和句（即勾）两部分组成，表示老人已经驼背了。在小篆中，耇是形声字，老（省略匕）为形，句（勾）为声。本义指年龄很大的老人，老人脸上已经有了一块块的老年斑。《尔雅·释诂》：“黄发、齯齿、鲐背、耇、老，寿也。《说文》：耇，老人面冻黎若垢也。当训老人背伛偻也。《诗经·大雅·行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台背：谓背有老斑如鲐鱼，或谓背驼，总之都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台，同“鲐”。鲐背之年：古人九十岁的别称，泛指长寿老人。这一用法在中国古代四大训诂著作《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中均有解释，且广泛运用于诗文当中。 召公以长寿著称，也是有出土文物可证。春秋者减钟铭：“用祈眉寿繁釐于其皇祖考，若召公寿，若叁寿。”时人以三寿比召公寿，意或召公寿高于三寿，知召公之寿必高。《文选》卷二十李善《注》引《养生经》：“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是谓三寿。 另据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的堇鼎铭文：“匽（燕）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仲。”“饴大保于宗周”，意即于宗周奉养大保。时大保居宗周，燕侯命堇奉养之。堇鼎铭文之“饴”读为“颐”，训为养。意即养器。《礼记·曲礼下》：“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孔颖达《正义》：“养器，供养人之饮食器也。”“饴”与“颐”相通，古人以“颐”言养老，习指百岁之寿。堇鼎铭文言颐养大保召公，则明召公之寿其时已在百岁以上。 据《竹书纪年》所记，周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君奭》诰发布于成王初年，其时召公年届九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王在位二十二年，康王在位二十五年，以此推算，召公寿一百三十五岁（公元前1132～997年），是比较可信的。 《大戴礼记》记载：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在位四年，于公元前1043年去世，当时年龄为四十四岁（公元前1087～1043年）。召公其时已经年届九十岁。如此算来，武王出生于公元前1087年，其时文王15岁。则文王得寿55岁（公元前1101～1046年）。这样算来，召公已经年长于文王三十一岁。 《竹书纪年》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其时姬昌10岁。古人早婚早育，季历生子早于其兄泰伯和仲雍，古公亶父才欲传位于季历。以此推算，召公应该年长于文王的父亲季历。因此，文王又岂能做比他年长31岁，而且比他的父亲还年长的已有“召伯”之称者的父亲？一些专家所谓召公是“文王庶子”的断语，难道不是不顾史实的亵渎！？ 当姬昌在其父季历被害之后，以10岁之幼继位，确实需要有年长的尊者保护。而召伯其时已经41岁，司职“太保”本身就含有“保护”幼主之意。从召公去世之后，太保之位不再设立来看，“太保”确实是召公的专属尊称，这也表明他与文王的特殊关系。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商武乙由前1147年至前1113年，在位35年。按照《竹书纪年》记载，商武乙元年，古公亶父“邠迁于歧周”，这一年的公元纪年是公元前1147年。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这里的周是周国，公是尊称，从此，“岐邑”即岐山下周原就正式封给古公亶父了。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即作为一方诸侯的古公亶父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26年。 按《竹书纪年》：周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这一年是公元前997年。由此向上推算，召公应该出生于公元前1132年。即商王武乙十六年。这时，岐周正是古公亶父当政，季历还没有继位，文王姬昌还没有出生。这符合周宣王对召公的后代召穆公召虎所言:“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文武受命，召伯维翰。”（见《诗·大雅·江汉》）。《宋书符瑞志》记，“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 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结合《竹书纪年》，可知：从古公亶父立国，到周武王去世，经四代传承，历时102年，文王的在位时间不可能超出一半。所以，太史公在《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应该是比较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