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师从兹逝，万般思念梦中来

古 乐

作者：王丛

2月11日上午，在家写论文《教育生理学——亟待填补的空白》，又在网上听邓丽君歌曲，读琼瑶小说，感慨丛生，遂给胡老师发一短信：人到老年即恋旧：爱忆旧事，怀旧人，读旧书，听老歌曲。此可凑成一联：怀春乃少艾，恋旧已老年。问他“如何？”发出之后，才惊觉没有问候他的病情。下午，看金厂沟梁金矿秧歌队秧歌，极佳。想，再给他发短信，告诉他，兼致问候。谁知未及发出，却收到胡老师不幸逝世的噩耗。

那一刻，是我生命中的空白，不能说什么，也不再想什么，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虽知道他有病，虽知道他的病很严重，但从未想到会有这一刻。

2月12日下午，我和几个同志打车去北京参加胡老师的追悼会，13日凌晨到宾馆。司机问我与胡老师是什么关系，这个简单的问题竟然把我问住了。我与胡老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当然不是亲戚；我没有走进胡老师的课堂聆听胡老师讲课的幸运，不是胡老师严格意义上的学生；我也没有与胡老师在同一学校共事的幸运，也不是胡老师的同事；说是朋友？其实也不妥，那就对胡老师少了一份应有的敬重。想了一会儿，我对他说，我很尊崇他，他很器重我。

我对胡老师的尊崇早在认识胡老师之前。

首先，是他在敖汉语文教育界的地位。

胡老师在敖汉语文教育界的地位，可说是至高无上，他的经历，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

文革前，敖汉的名师有“二胡一刁於”之称，胡新老师是排在第一的。他自己只是毕业于承德师范，后参加东北师大函授学习，也是“后导致学历”，在今天，要入另册，填表时是别有一格的；但分配来的大学生是否合格，毕业证不算，要胡老师认可大家才认可。据说，他曾说叶沐耕老师是“合格的大学生”，说张伯昌老师“绝顶聪明”，在大家看来，这就是定论。这使人想起汉时的许劭，他有高名，每月评论时人贤否，谓之月旦评；又让人想起孔子作《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这样的地位当然是其来有自。

胡老师天分极高，手不释卷，而又能过目不忘，融会贯通。他读师范时，师范是分科的，他读的是中文专业，毕业考试，六门课程全是满分。其中，《现代文学史》试题是论文《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上敌我主从之间的斗争》，要求在四个小时之内完成，且是闭卷，不能翻看资料。这么难的题目，这么苛刻的要求，不要说是师范生，就是本科生，研究生，也不容易吧？但是，他顺利地完成了。大概，老师也为有这样出色的弟子而骄傲吧，评卷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批了两个大字：“传阅”。在东北师大进修时，《语言学概论》考试，一千多考生仅有两人得满分，他是其中之一。他对逻辑学、语法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他竟然通过自学掌握了音韵学。

他发展全面，不但是中文，对理科，尤其数学的学习，也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刚分配到新惠中学时，教的是数学，是新惠中学第一任数学组组长，直到晚年，他仍能阅读《数学通讯》之类的数学专业刊物，并能从美学的角度去鉴赏数学题的论证——即使是数学教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他在读师范时自学了俄语，高考开始考俄语的那一年，新惠中学没有俄语老师，他除语文外，还兼毕业班的俄语，有一个学生的俄语竟然考了96分（满分100）。那真是“岁月峥嵘”，“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年轻真好，有才真好，年轻而又有才，那就好上加好了。文革时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去喂猪，他又利用了这个机会自学了英语，在课堂上，他能用英语同学生会话，讲汉语，能够自如地同英语结合起来。退休后，他辅导孙子孙女的数学英语等课程，成就斐然，通过他的辅导，如他的孙女，“数学考试像节日一样快乐”，在强手如林的全国朗文杯英语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我以未能听胡老师的课为终生之憾，但听他的学生说起，无不是感叹的语气。如说他讲语法，就如说评书，信口举例，随机征引，娓娓道来，循循以诱，下课铃响，课也正好讲完，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徜徉而去，听来真是令人神往。

我看过胡老师仅有的一节课堂教学录像。他讲的是“用类比法检查病句”，但开始是从英语讲起，使我一度怀疑他是在讲英语。我曾对英语老师说，讲英语时要结合汉语，定会收事半功倍之效；但讲语文结合英语，我未敢想。盖存在决定意识，我不懂英语，自很难想到将英语用到语文课上。他以深厚的学养，打破了学科界限，居高临下，成竹在胸，挥洒自如，有如传说中武林的绝顶高手，摘花飞叶，皆可育人。知识的表述，能力的培养，课堂进程的掌控，均如行云流水，朴实自然，行其当行，止其当止，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这看似平淡，但实难企及——尝一脔而知全鼎，从胡老师这节课，我看到了胡老师一代的名师的风采。治大国若烹小鲜，名师讲课，其实也如名厨掌勺，真到了自由境界，自会随心所欲，举重若轻，百炼钢化绕指柔。教学也如文学创作，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只有那些学养不足的三流教师，才会在形式上耍花枪，真正的名家大家，不屑如此。

说胡老师批评学生能把学生批评笑了，因为他思想深刻，语汇丰富，表达生动，一次批评等于给学生上了一堂语文课，有的学生就故意犯点小错，以求得到胡老师的批评。这又令人想起 “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所谓“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1979年12月，我考内师大（那时还是内蒙古师范学院）附设函大，也许是缘分，给我们考场监堂的就有胡老师。我那时还不认识他，但那通身儒雅的书卷气告诉我，他一定就是胡老师。我原来虽只是小学毕业，但所幸养成了阅读和涂抹的习惯，读书不算少，写作的水平也还说得过去。胡老师巡视考场时，在我的身后驻足良久。我交卷后，他问我“你是在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答是在房身（当时丰收公社的一个大队）小学，他又说“我问你最后是在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最后就是在那个学校毕业的。他说：“你答得不错。”那一刻，我真是心花怒放。因为起点太低（考生中小学毕业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亲戚们多认为我考上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心里却想，胡老师都说我不错了，可见我在这个考场是站得住脚的。那年一共十一个考场，一个考场录取一个，我也有希望吧？回到学校（那时还在村小），同事们问我答得怎样，我说胡新老师说我答得不错呢，校长就作大惊奇状，说：“那你的终身就定下来了。”分数来了，我果然如胡老师所说——“答得不错”，得了80.5分（满分100），而录取线是57分。

1987年（？），我教的职业高中班参加“5.20”模拟考试，我认为试卷中某题的答案有误，写信向胡老师请教，他先回信说答案是对的（我疑他并未判卷，因信中说“我们高三的老师也是这么判的。”），后又发现答案确有错误，就赶紧写信，详做疏解，自己跑到车站，托人捎给我，反复叮嘱，一定要捎到。捎信的人跟我说，我心里感动莫名——为他的严谨，为他的认真，更为他的谦逊。

1989年，我写了第一篇论文《语文教改的反思》，先交张伯昌老师，他又让我拿给胡老师看一看。几天后，我到胡老师那里征求意见，他给了我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走时，他送我到新惠中学的大门外，问我有没有读过系统论方面的书，建议我读一读。

1990年，我也来到新惠街里，

胡老师退休到北京定居前，将他多年坚持订阅的《中国语文》杂志给了我，说，自己也没有好好看，想将来退休总会有时间看，谁知退休也同样没有时间看，看看周围，没有人需要它，只有送给你也许还有用。那么厚的一大摞啊！胡老师是爱书如命的，这些书他是视如拱璧的，给我时的心情什么样？一定有难以割舍的依恋吧？也许有一些所托得人的欣慰？但胡老师不知道，那些书在我手里，与在他手里，其发挥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我对语言学及语言的研究深度与他有天壤之别（譬如，我不懂音韵），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我读不懂，真是愧对胡老师的殷殷情谊。

胡老师到北京后，我们的联系反更密切，电话问讯，书信往来，迄未中断。

刚到北京时，他身体还好，常逛书店，也去市场？他知我喜欢书法篆刻，曾为我买一套锦盒装的文房四宝。因看到我有一套影印的《全唐诗》，在书市上看到有《全唐诗大辞典》（一），也买了给我捎回来，还说，若发现其他分册，再给我买。那时，他因心脏病已不良于行，提着沉重的书，歇了几次，才从书市走到家。

那套文房四宝我一直没有舍得用，那本《全唐诗大辞典》则静静地站在我书橱里《全唐诗》的旁边。

2001年，我去林东参加职业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比赛，他打电话，关照参赛要注意的事项，甚至嘱咐，衣服也要尽可能地好一点，真是关怀倍至。所幸，那次乃至后来的自治区学科带头人的比赛，我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顺利通过，总算没有辜负胡老师的期望。

书信，原来是笔写，后来是用打印机输出再后来是发电子邮件。仅2003年以来利用电脑往来的书信已各100多封，在此之前笔写的信件已难以统计。这些书信中我们无所不谈，关于时政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关于语文学科的，多有所见略同的欣喜，也有争执不下的快意。从通信中，我了解了胡老师的为学、为师、为文，更了解了他的为人，无论哪个方面，对我而言，所得的都是无穷的教益。

从通信中我看到了他对学生的热爱。在极左的年代，胡老师受过诸多不公正地待遇，在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曾在信中告诉我，晚年梦中多出现文革中批斗的场面，但这些他并不怎么对人说，对我也不怎么说，倒是对学生受到的迫害耿耿于怀，忍不住一吐为快。如张晓光，其姊张晓环“聪明且用功，考入内大中文系”，他“比张晓环还聪明”，“很会唱歌”，“会说相声”，在高考前夕，竟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是关于西藏的故事”，“足有半尺厚”。（我曾在《内蒙古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看到他的作文，是全书中最好的，胡老师告诉我那是一篇小说，并非真人真事），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高考落榜了，不是成绩不好，而是因为（据说）——政审材料上被盖上了“不宜录取”的章。再如曹化真（是我的小学老师曹化鹏的姐姐），“非常聪明”，是语文、俄语两科的科代表，“考得非常好”，“虽不一定是100分，但95分以上是绝无问题的，但落了榜。我让她再来复习，她坚决不肯，看来是她已明白了何以落榜，而我尚在糊涂中。”冷静的叙述中，还可察见胡老师内心那云飞涛卷的愤慨。

从通信中还看到他生活中的那一面，作为丈夫、父亲、祖父、外祖父，而热爱家人的一面。在一次信中，他这样痛惜地提到妻子的病，说：“她是一个数学老师，现在连简单的加法都不能计算了。”他总觉得自己的病拖累了子女，第一次做手术，写信给我，说自己的胸中装了一台“捷达王”，我回信同他开玩笑，说能装“捷达王”是你的福气，换作是我，想装一台手扶拖拉机都不易呢。晓惠转业，晓专移居加拿大，他都表示了一个父亲的关注。宇宙飞船的上天，更是牵动着他的心，因为他的大儿媳是飞船的设计师之一。提到子女，他还有一点矜持，提到孙儿辈，他的喜爱的心情就毫不掩饰了。他曾夸他的大孙子是“数学天才”，中考作文分数不高，他把那篇作文寄给我看，隐隐地为自己的孙子不平。对孙女胡泊的英语、数学也很赞赏，把胡泊参加朗文英语竞赛的照片发给我，还说她“考数学就像过节一样快乐”。我见到过他的大外孙，以为与他的面貌很相似，写信跟他说“见到他就仿佛看到了您年轻时的风采。”他回信非常自信地说“他不如我！”并给我附寄一张在东北师大拍的神采飞扬的彩照。他一生低调，但在这时、这事上却突然高调起来，显出一种孩子似的快乐，令人忍俊不禁。我想，他自己写到这里时，嘴角上也一定漾满了笑意。大孙子和孙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一名胡可，一名胡泊，极有文化品位，他又想给小孙子取名“胡杨”，是想让他这个孙子像胡杨一样坚韧吧？但儿子没采纳，而给孩子取名“胡亿”，他似有点怏怏——“大概是想让孩子成为亿万富翁吧？”我回信为他排解：“杨”字敖汉读为“rang(阳平)”，“胡rang(阳平)”就有点儿不过日子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名字不叫也罢。“胡亿”也是有来历的，《诗经》不有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乎？现在高科技，确乎是“不稼不啬”而“取禾三百亿”，不，是千百亿了。

通信中最多的，是他给我的指导。我后来在一封信中这样回忆：“记得我向您请教，您总是不假思索，信口道来或信笔写来。小扣小鸣，大扣大鸣，有根有据，有源有流。那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蕴藉风流？再想到某些人如我，似乞丐行路拾元宝般，得一二教学能手、带头人之类头衔顶在额上，便欣欣然施施然，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真的了不得起来，如河伯如井蛙，如朝菌如蟪蛄，真真是可悲可叹。”

如我曾向他请教“男、女”“一定、必定”的词性，他就总结了关于词性的讨论的变迁：

“汉语词类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记得1952年—1955年《中国语文》曾有大讨论。先是汉语有无词类。高名凯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学’，因此没有词类。1920年黎锦熙《国语文法》就曾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但他还是认为汉语有九品（类）词的。到了高名凯，完全否定汉语词可以分类。他指的‘形态’是：汉语‘教师’和《教师报》里的‘教师’毫无区别，不像俄语，‘教师’是УЧИТЕЛЬ，而《教师报》是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这里的СКАЯ是形容词词尾。有了它，就可以知道前一个‘教师’是名词，后一个是形容词。汉语没有这种‘形态’，就没法给词分类。许多语法学家和他辩论。苏联汉学家德拉贡诺夫也写来文章，指出：汉语虽无‘狭义的形态学’，但有广义的，如：名词前不可加‘不’。高大概是欺他汉语不精深，写文章说：‘名词前是可以加“不”的，如：‘看他，人不人，鬼不鬼的。’吕叔湘说：‘习惯用语是不容援例的。’又说：‘我们不管“形态”的有无，只要看看某些词是否有共同的特点，另一些词是否有另一些特点。我们不可以根据这些特点给词分分类吗？’汉语有词类问题就算有了一致的看法”

当然我们也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关于文字改革。胡老师参加工作之初，亦是文字改革工作之始，他是热烈的拥护者，积极的参与者，有着颇深的“文改”情结，不但赞成汉字简化，甚而支持拼音道路，并对声调的标注方式，提出过自己的建议。我则是汉字文化的铁杆“粉丝”，不但反对拼音化，对汉字的简化也有保留。我与胡老师之间信件往来反复辩难几达半年之久，结果是我写出了一篇近2万字的长文《汉字与汉语》，因为太长，未能发表，但这篇论文在我的心中分量极重，将其视为自己论文中学术含量较高的篇什之一，因为这是我和胡老师共同探讨的结果，胡老师赠我的《中国语文》杂志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篇论文，我还要找机会发表，以将其献给胡老师的在天之灵。

与胡老师的邮件往来，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打开电脑，我先要查看信箱有无胡老师的邮件，若有，必先读之，速复之，若无，则怅然若有所失。给胡老师复信，更是我思维的体操。现在，胡老师走了，每次打开邮箱，都是“0封邮件”，我的邮箱为谁而设？没有了胡老师邮件的信箱，即使有邮件，也只剩下事务了，很少再有思想，再有感情。没有了胡老师的邮件，我生活中的快乐少了许多，我生活的中的色彩阴暗了许多。

我没能走进胡老师的课堂，这是我的不幸；但我却亲聆到胡老师的教诲，这是我的大幸。我曾在信中对他说，我做您的学生，纵不算优秀，总还是合格的吧？能说，且敢说这句话，是我的大骄傲。

最后一次收到胡老师的邮件，是1月17日。是他在阜外医院住院部写的，由一个亲属打字并发给我。在信中，他告诉我他的病情：“……下一步只能逼上梁山做搭桥了。按规定：心梗后搭桥须在心梗后一个月的恢复期。因此手术大约要到正月十五之后。从现在到做手术，我必须静卧在这里至少３０天。春节也都在这里过了。”他还告诉我，“又在脑海里把诗词翻腾了一遍。”问我“‘病入新春感物华……野芳虽晚不须嗟’中间两句是什么？‘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是谁的诗？”

这两首诗都是诗人病中的感慨，且病的时间都在新春，胡老师是触景生情，随口而出，可见他的胸藏锦绣。我查到这两首诗后，发邮件给他，由衷赞叹，“胡老师就是胡老师，在病床上也是如此地与众不同。”并安慰他：“在医院过春节，当然不如在家。但我想来，您在家也不过是读书上网，在医院，至少读书不碍。所以在您而言，暂把病房做书房，家与医院实也无大区别。毛泽东于疾病，曾引论语云：“既来之，则安之。”您安心静养就是……”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我，问明世宗《送毛伯温》诗的诗题、作者及中间的两句，我用短信告诉了他。

春节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还和我讨论了前两次通讯中涉及的问题。指出，“既来之，则安之”是使动，与毛引用之意不同。明世宗《送毛伯温》诗“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一句，他原记成“朕与将军解战袍”，他说，还是“先生”好，有多重含义，说明毛是儒将，说明皇帝对他尊重——平等称之，而非高高在上。即使在七十高龄，即使重病在床，胡老师的思想仍在语文和语文教学的海洋里游弋，且思维仍然如此敏捷，如此深刻。

而这一次通话，竟成为胡老师留给我的绝响。

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却不都是高贵的。胡老师的生命就是高贵的生命。追悼会结束，我到院子里，仰首望蓝天白云，想，这么宝贵的生命，一会儿也要化作缕缕轻烟，随风而逝了么？真是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成功一靠天分一靠功夫，天分比功夫更重要，功夫可学天分不可学。胡老师是敖汉语文教育的一个顶峰，这个顶峰以前没有人能够达到，今后也没有人能够逾越。胡老师走了，这个空白，已没有了填补的可能。还有谁能有胡老师这么高的天分?还有谁肯像胡老师那样下功夫？

余秋雨有一个观点：文化领域里的低层和高层，并不像官场和商界那样可以一级级自然攀缘。(《借我一生》)胡老师来敖汉，是敖汉的大幸——敖汉的语文教学因为有了胡老师而可以自立于至少是自治区的语文教育之林；却是他本人的不幸——倘他能在北大、北师大这样的大学工作（在他不是不可能的），以他的学识才气，一定会成为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

他的大学学历虽是函授所得，但他比之全日制的学生却不知高出凡几，全日制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有几个是懂音韵的？但是他懂；全日制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有几个是掌握了两门外语的？但是他掌握了。这不但是因为他有极高的天分，也因为他有超出一般人的勤奋。有天分的人不难遇到，勤奋的人也不难遇到，有天分而又肯下苦功夫，这样的人就可遇而不可求了。

（此文王丛老师发表于《内蒙古教育》2006年第8期）

2005年10月3日胡新老师再回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