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山水行

原 文 作 者：二哥

老三（山）：转载

　　我的母亲名叫李金钟，一九三零年八月生于河北省遵化县团瓢庄乡下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卒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终年六十岁。

母亲小时候没上过学，十四岁便参加革命工作，十五岁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十六岁被中共遵化县委特批为共产党员，一九五一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宁河县，先后任芦台二街付街长、街长.主任兼书记。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也是伟大的一生，做为母亲她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我们兄妹5个抚养成人，做为党员干部她呕心沥血，廉洁正直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早就想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以寄托我的思念。但也许是我太了解母亲，感情太深反而不知如何表达，抑或是我多年不在家后来工作又忙未能很好照顾她，始终对母亲有一种负罪感而羞于落笔，几次酝酿，也理不出头绪，即无法表观她的伟大，更无法写出她的平凡，最后只好以断断续续的回忆来完成我的心愿，以弥补我的罪行。一、抗战时期的青救会主任

美国学者弗美克.萨洛韦花了二十六年时间研究人物生活和出生序列，最后结论是排行靠后的人逆反精神比老大高15倍，从小就会向权势挑战，如达尔文、哥白尼、富兰克林等。这个结论也许有些道理。母亲在家排行第二，虽然在脾气、.人品上与老实的尽乎木讷.慈祥的类似菩萨的大姨极为相似，甚至长像都很相像，但在性格上却有一种潜在的不服输精神。

少年时期的母亲目睹日寇的烧杀抢掠。反抗意识极强，她积极投身到抗日的行列，十五岁就任村青救会主任，据当时的妇救会主住郝会珍后来和我讲"当时你母亲和我每天都秘密地做抗日工作，收公粮、派军鞋、做军装.给冀东作战部队送干粮、跑敌情、爬山沟，每次向区上交军鞋，都是夜间每人背上一大捆军鞋，从鬼子的炮楼底下偷偷地爬过去，鬼子的探照灯照来照去，那份危险，不亲临其境，谁也无法体会，真是心提到嗓子眼里、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由于抗战积极勇敢，任务完成的好，在母亲十六岁时(十五周岁,尚不足入党年令)被中共遵化县委特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和刘胡兰同样的年龄。听姥姥说："那时党员不公开、单线联系，我只知道你姥爷和你母亲经常不着家，搞抗日我也支持，就是一跑敌情就担心。但不知他们是党员，他们俩互相也不知道。抗战胜利后党员公开，召开第一个全体党员会,那天你姥爷回家说"快点做饭晚上有事”，你母亲回来也这么说，爷俩放下饭碗就走，到了会场爷俩都乐了，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平时竟不知道。”

对于母亲这一时期的经历，我只是听郝姨和姥姥讲过这么一点，母亲自己却从来没有说过。仅从母亲向来不标榜自己过去的光常经历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她的高贵品质。

.二、清贫的生活

我很小的时候，只是听说和依稀地记得父亲的工作调来调去，他从四三年当八路、四八年转业地方到八三年离休,经组织调动先后在六个地方八个单位工作过，全家随着他迁来迁去，家中什么家具也没有。直到五六年以后在芦台二街六村那间门房定居时，家中只有几只饭碗一口锅，连我们盖的被子还是父亲当八路时发的土布“豆腐块”，安家时邻居们借给了一口水缸(用到七一年）、借给一只旧木箱（用到六二年），父亲用砖头码了几个垛，买一捆竹杆扎个"竹筏子”往垛上一放就是床铺，一翻身嘎嘎响，母亲幽默地说：“发大水淹不死。”那时虽然家徒四壁，但依靠父亲每月六十多元工资和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基本生活也没问题。可是后来随着弟、妹们的出生，家庭人口增加，六一年以后母亲和爷爷相继患病，尤其是爷爷重病二年后去世，药费开支用去了大半收入，家庭一下子背上了债务，这笔债务直到我70年入伍时尚没还清。那些年父亲长年不在家(或是在外地工作，或是去农村蹲点.四清."文革"时去干校劳动、搞斗批改….）家庭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再加上工作繁忙她拖着病体坚持着。母亲的手巧，那时没钱买好吃的东西，国家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三年困难时期还以白薯面为主，母亲就粗粮细做尽量让我们吃饱吃好，她用白薯面熬"凉粉”全院的邻居都学着做，用高梁面蒸发糕.用玉米面熬的粥，香得让人恨不得连碗都舔进去。偶尔有一点好吃的东西，她从来不吃，都分给我们，除了过年可以吃肉，平时难得吃一次肉，有一次母亲下班路上.一位同事看见卖拆骨肉就劝母亲买了一斤，回家后分给我们每人一块儿，这可能是我平生吃肉最香的一次，可是没吃几口，我们哥几个看见母亲却一口也没有了，都停了下来把肉送给母亲吃，母亲却以不爱吃肉为由又让给了我们，每年她去县里开"三干”会或其它什么会：会议饭相对好一点，她从来不在大会吃，都是用饭盒打回家让我们吃，我很小的时候，经常纳闷，为什么好吃的东西母亲都"不爱吃”？可是当我们现在有能力让母亲吃得好一点，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时候虽然没有好衣服穿，但母亲总是想法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看过朱德同志《忆母亲》一文的人都会记得,朱德的母亲因为孩子多、生活困难，总是用厚布给老大做衣服，穿小了给老二，以此类推，一直到不能再补。我们哥几个的情况就与其类似，大哥和小妹还适当有新衣穿，我和两个弟弟就极少有新衣穿，一般都是大哥穿小了的衣服顺延下来。即是是大哥的衣服，有时也是父亲衣服改的，穿了又穿补了又补。大哥上初中时，母亲给他做了一件条绒学生装，我十分眼热，就盼着大哥明天就长高。我印象中穿的第一件新衣服是“文革”期间游行、集会、演出时必须要穿的绿军装，穿上的第一天正好赶上军训，在老师喊了卧倒口令之后，我犹豫了一会才趴下，为此还挨了批评。有时候我们晚上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望着母亲的背影和昏暗的灯光，我们慢慢的都懂得了要尽力为母亲分担点什么。在我们上小学时，哥四个都先后学会了：做饭、洗衣、缝补。为了减少家庭开支，大哥我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买煤、挑水的重活就自己干了。到后来大哥用缝纫机做的衣服、我贴的玉米饼子.三弟做的棉鞋以及后来四弟炒的菜都很让邻居们羡慕，常有人来寻求帮助呢。

由于母亲勤俭持家的品德感染了我们，成了我们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财富，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着这一优良作风。我入伍后发的第一双袜子、第一件衬衣、衬裤都整整穿了七年，三弟下乡当知青时的一身劳动布衣服，自己补了又补，到最后几乎看不到原来的布了，直到实在不能穿时,拆了一数竟有一百多个补丁。

一九六六年哥哥上初中后去住校，爸爸不在家，母亲工作又忙，13岁的我就成了家里的管家。母亲长期给我一些钱，留做买油盐酱醋，买菜、挑水等零用。有三件事我终生不会忘记。至今想起还觉得对不住弟弟妹妹们，一次是我领着两个弟弟去上学,那时候我们都在芦台一小上学，走到半路.四弟说："二哥，我有四分钱，你再拿五分，咱们一人买一棵冰棍吃。”（那时冰棍三分钱一根）我想了想没舍得，就让他买了一根，三弟、四弟分着吃了；另外一次，两岁的小妹让我给她买一根冰棍，我还是舍不得那三分钱，只好用纸叠了一只小船哄她玩，因为我知道家里缺钱以及母亲的艰难.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还有一次，我领着两个弟弟放学回家，路过集市，捡到两角钱，这在当时是很有诱惑力的两角钱，小弟弟看着卖煮玉米的不愿走，可母亲告诉过我们人家的东西不能要，我向弟弟们讲，“这两角钱应该交给老师”，弟弟们很懂事地跟我走了。也许是我对这几件事的感触太深，或是想把那时的遗憾补回来，在二十年后我买了冰箱，开机的第一天，我便自制了一盒冰淇淋和二十多根冰棍，请全家人品尝。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们哥几个都自己挣过学费，利用寒暑假先是捡废品，后来给汉沽农场挠秧、拔草，再大一点就去干建筑小工,属三弟干的最多，吃苦也最多。上四年级当我第一次用捡废品的钱(0.61元)买了支自动铅笔时，高兴极了，写起作业也觉得得心应手,学习成绩也相应提高了。那一年我被选为班干部和三好学生，这支笔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去当兵。小学六年级时我用到农场挠秧挣来的钱交了学费还买了一双球鞋，全校运动会上我穿着它跑400米拿了名次。这都是母亲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我们身上体现,我们即使对家庭对社会有过那了一点贡献，但和母亲比起来，也不过是万分之一。

三、廉洁正直，不怒自威

接触过母亲的人都说她人老实、脾气好，我们也从未见她发过火，也从没和父亲吵过架.生气的时候唯一表现是默默无语，可是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没有人不尊敬她。因为她在家中不仅是一个慈母，更是一个导师，在单经不仅是一个领导，更是一个公仆。

记得是五八年，五九年，当时除了妹妹外。我们哥四个都赶上了大跃进年代，全民吃食堂。母亲做为街道干部，负责两个大食堂的工作，管理上千口人吃饭，可她从来不许我们多吃一口。到食堂后期，情况非常糟。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开始吃不饱。母亲总是先让别人打饭，给我们最后一个打饭。有一次我们从幼儿园回来，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打饭、吃饭，等最后轮到我们，锅里只剩下一碗多菜稀粥，母亲给我们每人分了小半碗，她自己却一口也没有了。我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没吃饱，就舔碗，一个麻脸阿姨（她当时是炊事员，恕我记不得这个阿姨姓什么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碗里的粥全倒给了我，并埋怨母亲说："一个食堂几百人吃饭，就少你家孩子这几口？为啥不给孩子留一点？”母亲摇了摇头，没说话。回家以后母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掉眼泪。做为母亲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可她的肩头担着上千人的温饱，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啊，我们兄弟们也很懂事，从来不向母亲喊饿，当时不到两岁的四弟到路边停放的马车边去捡牲口拱出槽子的高粱粒，让我烧爆米花吃，被牲口踢了一下，幸亏不很重，但至今他头上还留有疤痕。后来母亲为了专心工作，就狠了狠心把我送回遵化老家和爷爷一起生活，把三弟也送到了姥姥家，以减经一下她肩头家庭、工作两付重担，当时我还小，不懂得国家的情况，这在当时是多么重的两付担子啊！也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母亲才把千万个家庭挑出了贫穷的泥潭；也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把我们的国家挑过了艰难、崎岖的险途。

当时的街道干部手中有着很多权力，辖区全体居民由生到死无事不管，子女上学、分配住房、招工、上户口等都需街道批准,可母亲做为街道的主要负责人，从没有为自己开过一点方便之门。自我懂事那天起，我们全家六口后来是七口人就挤住在一间又潮湿又黑暗的门房里，（在此之前我们随父亲调动，搬来搬去，也始终是住一间房。)前后院十几户人家，我家人口最多，(还有七口人的但没有再多的）但是住房是全院最少的一家，每天晚上都用菜板、面板和饭桌在地下搭一个临时床铺，先是大哥住，后来是我住，这样一直维持到我入伍之时，连爷爷从老家来时，都要每天跑四里路到父亲的单位去住。当时许多人包括街道干部都劝母亲找房搬家，她就是不肯。记得对门有一家搬走了，空出两间房，街道其他干部们连搬家的人都找好了，要帮我们搬过去，被母亲制止了，她说：“缺房的人很多，都在看着这两间房，我要是搬了以后就无法做他们的工作”。结果硬是把房分给了一个退休工人家庭。六五年初，又有一处空出来的两间房，母亲又把它分给了一户军队转业干部。这一间门房我们全家整整住了十七年，直到我入伍以后，镇政府出面照顾军属，我们才搬了一次家，也不过比原来多了七、八平方米，一直住到地震。

　　一九六八年底各学校都已复课，我也要从滞留了一年多的小学七年级升初中了，虽然那个年代知识并不受重视，但人人都想上一中，那是河此省立中学，教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求其次也要上县立二中,谁也不愿上新成立的镇办芦台一小附设初中班（人们蔑称"带帽初中”）而我们街道决定学生们上哪所学校的人，恰恰是我的母亲（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升学办法)。临近公布的一天中午，一个在"文革中整过母亲的人，找到我家，当时母亲不在家，这个人和邻居张大娘说："不用说我也知道，李金钟让自己的儿子去一中，让我儿子上“带帽”，非打击报复不可”母亲回来，张大娘告诉了她，母亲叹了一口气，又看了我一眼，说："其实已经定了正好相反，他儿子上一中，我儿子去“戴帽’，要冲他的为人不应该照顾他，可是不能影响到孩子们”，张大娘很有些忿忿不平，直说母亲傻。第二天公布学生去向，那个人来我家流着泪道歉，母亲没说什么，我却给他来了个怒目而视。如果不是母亲管分配，凭我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上一中是十拿十稳的，为此事我好长时间回不过脖来，委屈极了。但是那一年其它几个街道为了上学的事，都有学生家长找街道打的不可开交，独独二街平安无事，招生工作受到上级表扬。为此我也慢慢理解了母亲。把委屈变成为发奋学习的动力，我的学习成绩不会比任何一个一中学生差，在70届全县初中毕业生中，我第一批加入共青团毕业时，被学校以“学习优秀，品德良好”的评语送进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如果我现在处在母亲当时的地位，我会以母亲为榜样，同样会把一中让给别人，让我的孩子去"带帽”因为这样做对社会、对别人甚王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益的，这就是母亲这个"小人物"的宽大胸怀，是平凡中的高尚！

象这类事情，在母亲的一生中数也数不清，信手再拾几例：一九六九年底，高中毕业生里有分配名额，可以不再下乡，由学校和街道研究分配去向。学生们一批接一批的分配了，大哥为此急的团团转，一直等到当年高中毕业生全部分配完毕，而大哥是最后一批，而且分到了外地野外作业搞备战工程；在学生连续分配几年以后，1974年又恢复了上山下乡，当年高中毕业生都在观望不去报名，而母亲带着三弟全县第一批报了名，而且几年后几乎是最后一批选调。恰恰在这些事情上，街道当时都有决定权和建议权，三弟下乡时，她完全可以按军属照顾把孩子留在身边的。二街六村有一户居民,孩子多,生活困难，为了给大儿子找一份工作，一天晚上趁母亲不在家，送去几斤油，我们死活不收，他放下就走，母亲回来说，这是有为难之事要找我，马上把油送回他家,问明了情况,并在招工时把他的孩子分配到一家效益很好的国营工厂，这个孩子现在已这个厂的厂长了。

人们只知道周公治国，日理万机，一饭三吐哺，但他是国君是大人物，可谁又知道母亲这个小人物，这个干婆婆妈妈工作的基层干部也是经常一饭三吐哺啊。母亲工作忙，早出晚归，有时我们几天见不到她，早晨我们还没醒，母亲已经走了，中午我们去上学，她还没回来吃饭，晚上我们都睡了，她才回家。有时回来刚端饭碗，对门婆媳为做饭的事吵了起来，找母亲评理，刚劝好了，隔壁王叔酗酒打了王婶，王婶披头散发哭哭啼啼也找来了(经母亲调解，从此以后他们老俩口再没发生过这种事），你说都是吃饭的事，赶的就是这个钟点，好容易回来了，家里早有人等着呢，说街道来了外调的，要赶火车，让快去，没办法，只好拿块饽饽就走了。

在母亲病危弥留之时，我们守护在她身旁。过去的事就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演过，我曾想，不知那个分我饭的麻脸阿姨、那优先分了房的退休工人、那个上一中的人，那个当了厂长的人、那个王婶、那个多年瘫痪在床的童大娘……，他(她)们还记不记得母亲这个最基层的公仆。但我从母亲临终时安详的脸上看到了她的胸襟：只要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人民群众、无愧于家庭和社会，人们记不记得她又有什么关系！没料到，在送母亲走的那一天，我看到了那个退休工人的儿子、看到了那个当厂长的母亲、看到了痛哭失声的王婶和童大娘的女儿，我还看到了"两兰”旧属、五街少长、六迁众邻、十里群乡……我明白了，虽然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国家官职、不发怒，但由于她廉洁正直。不怒自威，人们尊重她、怀念她，正所谓：人不畏我严畏我廉，人不服我威服我德”。我也明白了，何以父亲脾气大，对我们兄弟的过错通常是严厉斥责，有时还抡上两巴掌，我们却不怕他，而母亲虽然不打也不骂，且无高声，可一个责怪的眼神，就会使我无地自容，再也不敢重犯错误。我更明白了，什么是丰碑——真正的丰碑是建立在人们心中的。直到现在，遇到二街老邻居中的长辈们，打了招呼，不知我是谁，我说姓阎，仍旧漠然，若说我母亲是李金钟，那热情就像一团火。苏家大姨.刘家大哥始终叫我小李子，几十年不改，我也始终以是李金钟的儿子而骄傲！

四、我的终生遗憾

正当全国饥馑的年代，我上学了。记得了一次期中考试，我得两个红五分（当时学习成绩以.五分为最高成绩，且用红笔写，四分以下用蓝笔）满怀高兴的我，蹦蹦跳跳地回了家，也许是模仿英雄凯旋人们用鼓声欢迎的情景吧，我到了家门口抑制不住虚荣心，在门外咚咚地用力跺着脚，自己用"鼓声”欢迎自己"凯旋”，没想到，门帘一挑，露出了父亲怒气冲冲的脸，并随着高高举起的饭勺扔出了一句"我拍死你”的怒喝。我的热情一下降到了冰点，像避猫鼠一样溜进了屋。黑暗和小屋中五岁的三弟坐在门边小板凳上，三岁的四弟坐在床角，都老老实实的一脸惊恐地观察着父亲的脸，父亲正在熬白菜面糊糊。母亲头发蓬乱，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眼中露出负疚而又无耐的神色。原来母亲病了，不但很重，而且病了好几天了（后来知道是邻居们和街道的人通知了在外地的父亲，难怪父亲心情不好），在这一刻我懂事了，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我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糊涂让母亲拖着病体为我们操劳，而没帮她干点什么。可是，也正是在那一刻，我却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把我得了双五分儿的事，告诉母亲。也许是负疚感压住了我，亦或是父亲的愤怒吓住了我，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以至近三十年后母亲病故也一直没能告诉他。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学习成绩在母亲的天平上占有多大比重，父亲和母亲都是抗战时参加革命的，没有上过学，都是解放后在党校脱的盲。她把文化看成神圣的东西。在大哥和我相继上学以后，乃至后来弟弟妹妹们都上学后，她始终关注我们的学习。常因文化低不能辅导我们而焦虑，为凑足我们的学费而省吃俭用，多少个夜晚陪伴我们写作业，多少个清晨呼唤我们起床上学，当我们学习成绩不理想时，她会默默的掉泪，使我们无地自容，因为那流出的分明是母亲的心血，记得一次我因贪玩儿而误了课，母亲无声的泪砸得我的心到现在还觉得沉甸甸地。而当我们取得好成绩时，她由衷地高兴，仿佛沉浸在收获者的喜悦之中。如果当初在她病重的时候，把我得了双五分的事告诉她，那将会是多么有效的一剂良药.会减轻他多少病痛啊！现在想起来我又悔又恨，这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今年清明将至，当我在母亲灵前烧的第一张纸，那将是我以及母亲的所有儿孙们的成绩单！

五、母亲的病.

母亲从一九六一年就患了较重的病,当时医生诊都是"过度疲劳，严重营养不良”这无疑是繁忙的工作、过重的家庭负担和三年困难时造成的。一九六四年父亲去霸县"四清”，母亲又病了，这次是在前两种病上又加上了肝大和贫血，母亲终于支持不住而躺倒了。有一天傍晚，我刚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突然地震了，邻居们都喊着往外跑，母亲怎么挣扎也没起来，就让我带四弟快跑。当时哥哥和三弟还没回来，我又背不动母亲，只好把四弟领出去，就又回来陪母亲，我当时并不知道害怕，只是想绝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屋里.母亲当时急的直掉泪，虽然震的时间较长，幸亏震级不大，房子没有倒塌，才使我们躲过了一劫。后来街道的阿姨和父亲单位的叔叔们把母亲送到县医院住院，病才慢慢地好起来，可她没等身体复元，就又去上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母亲的处境更为艰难，父亲当时是县印刷厂厂长，首当其冲的"当权派”，被造反派从“四清”工作队叫回受审查，母亲每天为他担着心.幸好父亲一生清廉敬业、梗直坦荡，工人们对他感情也深，终于没有被彻底打倒，而是"靠边站”，但这就已经让父亲气愤不已，得了高血压动脉硬化症.一病至今。母亲是二街街长，但多年所做所为有目共睹，“造反派”无把柄可抓，只好定为可留用干部，但只发生活费。看着动乱的年代，母亲为国家担忧，为父亲担心、又怕几个孩子出事加上家庭负担，使她又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她一直咬牙坚持上班。我的战发们都知道，我入伍后一直不放心母亲的病，经常买一些牛黄清心丸、罗布麻等药品寄回家。每次探亲回来，给父亲带的是酒.给母亲带的是药，给妹妹带的是糖。由于我不在父母身边，好像只有药才能聊补我对母亲的关心。1976年地震前，我本来已经提升为队机要参谋，因为父母亲、四弟和妹妹都在地震中砸伤，我只好坚决要求回地方了。这时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常常是上班去了，下班却回不了家，到了1980年夏天，雪上加霜，母亲患了中晚期乳腺癌，在天津住院四个月动了大手术，体质弱到了极点，再也无法去工作，出院后即退职（当时的街道干部不在国家行政编制，没有退休待遇）。可是这以后母亲却没有清闲下来，她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即将出生的长孙买童毯、做小被和衣服，以后看孙子、买菜做饭、操持家务，全家人都不让她干，把孩子们先后送进幼儿园，可每次下班回家，一大家人的饭又做好了，没有办法，为了减轻她的家务强度，我们只好各自起伙。1989年10月，母亲的病已发展心衰肾衰，到了危急之际了，可她在医院中想到的还是我们—“不要再给我输白蛋白和血浆了会加重你们的负担”、"你妹妹快生小孩了，可小被我还没做好，嫂子们帮着做吧”、"嘱咐孩子们不要总来看我，耽误功课"……母亲，您的一生想到的是革命事业、想到的的是二街几千口居民、想到的是儿孙们，为什么唯独没有想到您自己！您的病是工作和家庭累的呀！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12时14分母亲去了。她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但她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宝贵的生命,她留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是教会我们怎样做人！

往事往矣，过去的事留给了我深深的回忆,也留给了我极大的遗憾，但它仅仅是留给我回忆和遗憾吗?难道我们不是终身在受益吗?难道全家现在的幸福和众多被母亲帮助过的家庭的幸福不是在和母亲共享吗？母亲您可以瞑目了，母亲安息吧！

附

萱堂诔

呜呼慈母，月冷萱堂，哀哉儿孙，痛断肝肠。云暗暗将滞，日昏昏无光，家摇摇欲坠、亲哀衷凄惶。

母若有知。听儿衷诉，母若有灵、享儿蘋桑，吊母少壮、十六在党，燕山烽火、浓血成浆。吊母英年、颠波流离，家徒四壁、默默从邦。吊母天命、奉公忘疾，抚孙戒子、虽病犹康。吊母持家、劳勤用俭，邻睦亲和。凡事有方，吊母为人、守正无私，屈已待人、侠骨柔肠。吊母为公、吐哺握发，积劳成疾、无争辉煌。众恶“带帽”驱之已子，知青畏难、送儿下乡。执选学府、五子无缘，狼烟骤起.，两儿戍疆。人无栖身、让他新房，邻有急难。唯此是帮，利权些许、私未稍沾，亏苦何多、无不先尝。全玉其质、不足喻贵，冰雪其身、不足喻洁，两袖清风、不足喻廉，恩此河汉、不足喻长。德及子孙、泽布四方，闻母仙逝，吊者翔；"两兰”旧属、五街少长，六迁众邻、十里群乡，情溢珠峰、泪满长江。一世平凡、万代流芳，呜呼慈母、生死永别，孝迟为恨、孟筍谁尝？欲效曼倩、反成杜宇，青鸟不来、慈鸦何当？恸母早逝，六十有一，苦尽甘来，儿忍独享？音容不杳、唏嘘惆怅，叩血如注、涕泗彷徨。志哀是祷、成礼期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注：1、‘两兰”：原二街有"五兰”、“木兰”两个缝纫厂；

2、孟筍：古孟宗母病思食鲜筍，冬季不生，宗守竹而哭当筍、

3、曼倩：神偷，曾三偷王母蟠桃奉至亲；(东方曼倩)

4、青鸟：传为王母使者；吾母入瑶池，盼青鸟送信；

5、慈鸦：慈鸦能反哺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