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

富满莒沂边

我的曾祖父

文/王学富

我没有见过曾祖父，因为我出生的时候他早已故去了多年。我所知道的曾祖父，都是奶奶和父亲给我留下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以及后来从族人或者亲戚那里听到的一些零散的信息。

曾祖父当了一辈子羊倌，家谱上记载的名字叫王孝中，这是我从父亲那里最早听到的曾祖父。

父亲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放过几年羊，这是否与曾祖父的影响有关，已无从得知。曾祖父为什么放了一辈子羊，父亲没有细讲，年幼的我也没往深里去问。我想，羊倌一年四季游牧于田野荒山，顶烈日冒严寒，风里来雨里去，饿了啃上几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俯下身子喝上一顿山泉水，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挣来一点微薄的收入，倘若家境殷实的话，怎么可能当一辈子羊倌呢？

曾祖父的出嗣经历，使几代人受尽了近族的欺辱。曾祖父近族的一个叔辈，前后两任夫人生下了几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已到暮年的老夫妇，跟前没有儿子，香火延续就成了老两口的头等大事。但如何继承，两人意见难以达成一致，以至于把官司打到了莒州府。府衙大堂之上，老先生坚持续娶，期望生下自己的儿子，而老夫人执意过继，二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州官大人好言相劝，恩威并施，仍不奏效，无奈之下做出了遵从夫妇二人各自意愿地裁定。之后，老先生迎娶了新夫人，几年之后，接连添了四个儿子，天遂人愿。老夫人过继我的曾祖父当儿子，自立门户，过起了自己的日子。曾经的纷争一时归于平静。但是，随着老先生四个儿子日渐长大，老一辈的恩怨又被翻了出来，并把历史旧账算到了曾祖父头上。

老夫人与老先生分居，另立门户，得到了属于她的房屋、土地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出嗣以后的曾祖父，担当起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尽赡养老夫人的义务，继承老夫人的财产是合理合法的，也是毫无争议的。可是，老先生的儿子却以曾祖父的出嗣‘争夺’了他们家的财产为由，开始变着法地与曾祖父一家过不去。老实巴交，甚至懦弱的曾祖父，一次次地逆来顺受，使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

给老先生以及祖上立碑，是他们的一大“狠招”。老先生父辈兄弟四人，除一人出嗣外，其余三兄弟只有他一个男丁，所以三支香火由他兼祧。老夫人与老先生分居，其婚姻关系不再存续，而且也得到了官府认可，况且曾祖父是老夫人的嗣子，而不是老先生与老夫人共同的嗣子。可是，以老三为代表的小兄弟却罔顾事实，强迫曾祖父以老先生、老夫人嗣子的身份为其祖上立碑。在那个讲究厚葬的年代，一通墓碑是要耗费不少资财的，何况他们要立的不是一通，而是包括老先生承嗣的三位父辈和祖父在内的五通。深知立碑只是由头，眼红财产才是他们真正目的曾祖父坚决不从。明知曾祖父没有一点积蓄，他们却仗着人多势众，强行变卖了曾祖父家的四五大亩土地，支付了立碑的费用。他们一文钱不出，但名字却一个不落地刻在立碑人之下。到后来，其后辈仍对曾祖父出嗣一事仍记恨于心，用石块把曾祖父的名字凿去，企图泯灭曾祖父立碑这一史实。

这样做还不算，强行与曾祖父家换地，而且不允许讲任何条件。此时的老三，仗着甲长之权势，用一亩薄地换一亩好地，并把上等地块的赋税摊派给曾祖父，实在是欺人太甚。更可恨的是，一直觊觎老夫人留下的那几间低矮老宅，他们不择手段地夺了去，曾祖父一家只好搬到了叫‘西园’的地方，搭了三间草房住了下来。将人欺负到了这个份上，应该可以了吧，可他们仍不罢手，随即撺掇他人把‘西园’的宅基以及三间草房指卖给他人。这次，几个近族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出面制止了他们的恶劣行径。

时代变迁，斗转星移。历经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老一辈人结下的恩怨也应该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湮灭了吧，可是到了1969年，因为林产问题当年的历史旧账又被他们翻了出来。

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少地方兴起了平坟造地运动，也成了破除‘四旧’的具体行动。我们那一大支不知辟于何时、始于哪代的祖林，因地处潍河岸边的平原地块，土地比较肥沃，大队研究确定平掉所有的坟头，用以整地造田。在当时的形势下，迁移坟无需做很多的工作，也没有人敢提什么异议，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在林产分配的时候，他们又以曾祖父带产回嗣为由，剥夺我家分享林产的权利。祖母深信，已经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多年的天下，总会有讲理的地方。在她的坚决支持下，父亲向大队领导反映，找近族有威望之人协调，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最终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虽然得到的林产不多，但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了曾祖父曾经出嗣的历史实事。

曾祖父带产回嗣一事，好像奶奶和父亲曾经说过，前几年一个本家大哥也说起过。

已经出嗣的曾祖父，为什么带产回嗣了呢？奶奶和父亲没有详细说过，那位大哥也没说清楚，我只好妄加猜想：当年官府的裁判，乍看起来是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可是多年以后问题就来了。老先生续娶生子，香火延续，名正言顺；老夫人过继儿子，另立门户，也并非有悖常理。但是，在父系社会的大背景，老夫人过继儿子的作用就只有养老送终，没有延续香火的义务了。因此，老夫人百年之后，尽完了一个儿子责任义务的曾祖父，又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名下。“归宗”，符合当时社会伦理，况且曾祖父的唯一的一个兄弟，多年前去了江南，已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当下他就是家族的唯一传承者了。当然，屡受欺凌的曾祖父，也有可能想通过“归宗”，借以摆脱多年来受人欺凌的阴影，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呢？

曾祖父兄弟姊妹四人，二男二女，两姊妹分别嫁到了当时莒县东北的杨家庄子、程家庄子，今已隶属诸城市贾悦镇。二弟王顺中，外出江南闯荡，是近些年修谱时从一亲戚那里才听说的，而在一本抄录于民国年间王氏族谱中，在高祖父名下只留下了“二（次子）、外出”三个字，再也没有留下一点别的信息。

江南，我原来以为就是长江之南，后来才知道，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今天的上海、江西、湖南、浙江全境，以及江苏、安徽、湖北、上海三省一市长江以南地区。狭义的江南，就是明清时期的江南省，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江南省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清初江南一省的赋税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就占了全国的近一半，于是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一说。

我想，清末民初外出闯荡的二曾祖父，所去的地方应该就是江南省了，但是他为何去了江南，是家中遭遇大的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偌大的江南省，他又去了哪里？是投亲，还是靠友？他是携家带口、与他人结伴同往，还是只身一人闯荡江湖？是务农，是经商，还是从军，或者干了什么别的行当？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从得知。2011年，我曾在《中华王氏宗亲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清朝末期迁居江南的山东莒北垛庄王顺中之后裔》之启示，全文如下：王顺中，出生于清朝末期，山东沂州府莒州北部垛庄人，即今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富官庄镇垛庄村，清朝末期去江南闯荡谋生，与家乡失去联系多年……其祖父王六行，生二子：九福、九重；九重，生二子：孝中、顺中。希望与其后人取得联系，以叙同宗共祖之情。后面还附有我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几年时间过去了，没有得到半点的反馈，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消息，但是家谱中“王顺中，王二公九重次子，清末民初出居江南”的记载，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曾祖父第一位夫人是东莞河西蒲氏，生育了一个女儿，嫁到东莞镇东南的发牛山王家。第二位夫人是黄泥沟村常氏，生育了四女二子。二女儿嫁孟家庄子孟贤良，三女儿嫁小黄崖王同修，四女儿嫁朱留刘增，五女儿嫁柳沟嫁高世昌。我的祖父男丁排行老二，也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

1928年5月，曾祖父的长子因病去世，年仅21岁，撇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岁多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年多后的1930年2月，曾祖父也一病不起，不久就忧郁而去，只有50多岁。去世后的曾祖父葬在西洼老林里，那里有他的父母，有他侍奉终老的嗣母，有他为他们立碑的祖辈，还有近族故去的宗亲们。躺在墓地的一隅的曾祖父，倘若地下有知，在他耗费不菲家财所立的墓碑毁在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在他辈旧账几十年以后还在“清算”的时候，他在那里躺了快40年的时候又要迁徙他处，会作何感想呢？

父亲把曾祖父母的遗骨从西洼迁到了西岭的家林里，一起迁来的还有曾祖父的父母。此前，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埋在了那里，我的父亲去世后也在那里安葬。时间飞逝，斯人已去。祖辈们的恩恩怨怨也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兹时的曾祖父，守在自己的父母旁边，又有子孙们的陪伴，应该一定会感到慰藉的。

现在，母亲还在用着的一个菜橱，那是曾祖母的嫁妆。橱柜有齐胸高，最上面两个抽屉，下面的柜子是双开门的，分为上下两层。橱门镂空雕刻，侧面有雕刻镶板，抽屉正面也刻有花纹，做工比较精致，只是年岁久了，右侧的镶板少了一块，右后腿由于腐朽得厉害，已经开始瘸了起来。虽然它不是什么名贵木材，做工也不很精细，但却是曾祖辈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个物件，算起来已经有120多年了。每每看见它，总会情不自禁地地想起我的曾祖父，勾起一些与他们有关的故事，也承载着祖辈以及我们家很多的过往。

2019年1月12日于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