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外长巧遇戈尔巴乔夫

华山穹剑

戈尔巴乔夫去世了。讲真，这个消息实在谈不上有多震惊。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但戈氏没有盖棺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早已有了定论。

01

2004年6月，美国政府为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科尔，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都去了。

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时任外长李肇星同志。

葬礼结束后返程的航班上，李外长意外地发现，戈尔巴乔夫就坐在他的前排。

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89年5月。

当时，戈氏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李肇星作为新闻司的司长，两人的级别差了一大截。

如今时殊事异。

李外长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走到戈氏身边，问这位“失去了国家的总统”：

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

为了避免尴尬，他还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李外长回忆说，听到这个问题，戈氏的面色变得有些凝重。

但是，他还是回答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

言毕，戈尔巴乔夫没有再往下说什么。

02

苏联确实没有邓小平。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十月革命”以前出生的领导人，死的死，衰的衰。

戈氏之前的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岗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年，双双死在了任上。

算上1982年去世的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三年搞了三次国葬。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他们年龄很大吗？

也并没有，都比邓小平年轻，去世时都没超过80岁，属于天不假年。

苏联实在经不起再来一个“中道崩殂”的领导人了。时年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被大家研究决定当总书记。

不过，在资历深厚的元老面前，在众多的加盟共和国面前，戈氏实在是太年轻了。

太年轻，就可能压不住阵脚。

对比中国。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复出时，已经具备了无可比拟的威望。这种威望来自于三点。

第一，他漫长的革命资历。

早在1927年12月，邓小平就是中央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如果说那时就算进入核心团队的话，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核心成员的资历，已经有半个世纪。

第二，他带过兵打过仗。

尽管没有授军衔，但邓小平几乎经历过武装斗争的全过程。从1929年百色起义到1949年进军西南。在讲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带过兵的人威望不一样。

第三，他有业绩，得人心。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大力整顿混乱的经济，还跟“那四个人”狠狠斗了一番，赢得了民心。

拥有这三个巨大优势，并且还相当长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邓小平凭借极高威望推动改革时，不仅一切会顺利得多，而且保障了国家的稳定。

03

戈尔巴乔夫也搞改革。

中国的改革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来就给出宏大的计划，还没整出什么名堂，就开始出书。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邓小平。

那阵子，他号称“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基本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面对邓小平，戈氏是抱着“朝见”的心情来的。行前，他在内部说，在邓的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自己都是个小字辈。

邓小平一生跟苏联的关系很深。

1926年，他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1960年代，邓小平率领代表团跟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吵架”时，戈氏也只是苏联一个农场的职员。

但是，邓公对这位苏联来的小字辈，却表现得相当“克制”。通常对细枝末节不太在意的他，在会见前却专门跟工作人员打招呼说：

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

这个不寻常的举动，既表明了对中苏关系的定位，或许也表明了对这位苏联客人的态度。

当时中国内部，也鲜有人看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耀邦同志就说过，“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会晤戈尔巴乔夫。

04

后来，也是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的采访，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些。他说：

“邓小平的贡献是：他创造了改革的气氛和条件，他没有在改革前就制定一整套改革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正确的......

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这时的戈尔巴乔夫，说的应该是真心话吧。

参考资料：

《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是20世纪的伟人》，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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