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石沟的火镰和草鞋

张思齐

　　1968年末，我来到盖石沟当知青。那个时候，火柴、肥皂和煤油在各地都是计划供应物资，人们凭票去供销店购买。盖石沟的供销店却不一样，它由郑姓夫妇经营。他们待人很和气，巴望大家去购买计划物资。这是因为，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购买。在盖石沟，火柴很少人用，肥皂很少人用，煤油有人用但用得很少。

盖石沟人很少用煤油，乃是因为晚饭吃得很晚。当地人称晚饭为夜饭。在夏天，八点多钟才天黑，九点钟才吃夜饭。在冬天，围着火塘吃夜饭，借着火光，不需要灯。

盖石沟人很少用肥皂，乃是因为人们洗衣服用草灰水。稻草烧成灰，放在筲箕中，淋水下去，得到草灰水，澄清以后就可以洗涤衣服被褥了，环保又干净。女子洗头发，用皂荚，养头发，又清香。

盖石沟人几乎不用火柴，大家都使用火镰。火镰由四部分组成，它们是火石子，钢片，火绒筒和小布袋。火石子，燧石的俗称，在盖石沟的黄壤土里多有。黄泥巴夹火石子，这样的旱地，挖土须用鹤嘴锄，种粮食产量不高，却是栽培烟草的宝地。人们挖土遇到火石子，就把它丢到路旁，因而火石子随地可以捡拾。钢片，可以到铁匠铺里去讨取。我们生产队就有铁匠铺，铁匠叫胡永楼。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盖石沟的最高首长。胡书记没有上学读过书，不过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不是一般的贫农，他部分地具备工人阶级的品格。因为有铁匠手艺，所以他的生活一直不差。胡书记时常回忆解放前他结婚时的排场，那是他的骄傲。胡书记善于领会上级意图，能够揣摩时事走向。刚一解放他就担任村支书，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还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过。我对打铁好奇，不时去铁匠铺帮他打下手，抡二火锤。本来，抡二火锤是犬儿的活路。犬儿是胡书记的长子，十六七岁，身体单薄，抡二火锤，他很费力。我嘛搞起好耍，犬儿可得休息。胡书记对我不错，他曾悄悄对我说：先锻炼几年，以后设法把你用起来。听到这话，我觉得温暖。当地的年轻人，一般只上过一两年小学，上过四年小学的都不多。至于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使用。火绒筒，就是塞满了草纸的小竹筒，食指一般粗，一个指头长。讲究的火绒筒，用黄铜制作，有盖子，可旋紧，可拧开。黄铜火绒筒是大户人家的物件，有的在土改时散落到普通人的家里。小布袋，三指宽，一指长，袋口有一根绳子，用来收口，以便栓挂在腰带上。

火镰取火的方法如下。一，从小布袋里取出打火石和火绒筒。二，左手将它们捏着，打火石靠怀。三，右手持钢片敲击打火石，产生火星。火星飞溅到火绒上，火绒立刻变红，被点燃。四，口对着火绒筒轻轻一吹，火苗就燃烧起来了。火镰的好处是不怕潮湿。当然啰，火镰的最大好处是不花钱。一盒火柴两分钱。两分钱，还是钱。

小小火镰，它还另有大用场，那就是用来发号司令：“烧拗烟！” 烧拗烟，本指杵着锄头抽几口烟，转指田间休息，大约半小时。烧拗烟，那也是大姑娘和小媳妇们亮相的机会。大家借口抖沙子，脱下布鞋，显露做工精美的鞋垫，争奇斗巧。有时男青年们来抢着看，这时就会嘻哈打闹，滚成一片。盖石沟的旱地，大块的都在仰天窝一带。仰天窝，野雉多。男女打闹的欢愉场面，往往令四五十米开外的一群群野雉，瞪大了眼睛看热闹。有权利喊 “烧拗烟”的是生产队的干部或贫协主任。

我们生产队有两个贫协主任，余大爷和周银安。

余大爷是大队的贫协主任，五十多岁才来盖石沟当上门女婿。他的老婆原本叫胡大娘，生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一个十五岁。胡大娘的丈夫死后，余大爷来给胡大娘上门。既然上了门，就该改称余大娘了。不过，胡姓人多势众，大家还是叫她胡大娘。我问怎么称呼，她说都可以。在生产队里，叫她余大娘的，恐怕只有我一人。我想，还是按规矩来比较好。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唤作 “老幺班”，喜欢得不得了。我去当知青时，老幺班三岁。余大爷常去区里和镇里，为各中小学做忆苦思甜报告，有些见识。他劳动技能不强，嘴巴打人，有些人不喜欢他。不过，余大爷有个优点。他天天主动清扫院坝，将垃圾和青蒿堆在一起焚烧，既积肥，又驱蚊，也便利大家自带板凳来到院坝吃夜饭，喝老鹰茶，摆龙门阵。余大爷对我不错，他腾出一间屋，作为临时知青房，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余大爷总是说：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家对他要好一点啰。

周银安是生产队的贫协主任，个子人（孤老人），五十多岁。他的任务是每天出工的时候举一面红旗，插到地里，收工时再扛回来。周银安瘦骨嶙峋，永远穿一身阴丹士林蓝布衣裤。他的裤子，刚刚过膝，长度类似于今日的五分裤，也许是为了节省布料才这样剪裁的吧。周银安，两根光脚杆，引人注目。周银安，肩荷锄头，双膝外翻，双眸远举，从来不大看路，出工时总是走在大家的前头。周银安，走路时丁丁拐拐的，活像电影《李时珍》中的老药农。

草鞋，本该是盖石沟的多产之物，因为那里原材料充足。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盖石沟居然没有人会打（编织）草鞋！人们要穿草鞋，都到供销店去买。估计是距离集镇太远，往返几十里路去卖几双草鞋划不来。草鞋，这是周银安一年到头穿的鞋子。他穿的是八分钱一双的劣质草鞋。就是这样的鞋子，也用棕绳、草绳或破布条捆过去拴过来，以求多穿些时日。有一天，我们去乌苞垭口薅苞谷。我贪恋乌苞那酸酸甜甜的木莓美味，故而下班后最后下山。来到半山腰，我看见周银安坐在地上伤伤心心地大哭。周银安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在盖石沟五年，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麦地湾居住，从未见他笑过。按理来说，不笑的人也不轻易哭。见到周银安大哭，我极其惊愕。同时，我很困惑：贫协主任，不是一般人，怎么能够哭呢？我问：周大爷，你怎么啦？他说：痛啊，痛得要命！我一看，地上有一滩殷红的血。原来，尖利的火石子刺破了他的脚。我什么也没说，掏出一张新手巾递了过去，不知道他使用了没有。周银安在家里休息了十来天。从此以后，队里出工的时候，再没人举红旗了，也没有人过问他这件事情。

草鞋，这是我的爱物。我穿的草鞋都是自己打的。初二时，我在县城北郊的三潮水村，学会了打草鞋。盖石沟竹子多，好扯竹麻，稻草多，随便取用。它们正好供我打草鞋。手艺好的人，即使没有以马靠为主的那一套专用的工具，也能够打草鞋。1972年5月中旬，附近山里铺设国防光缆。大队号召青年们踊跃参加。只干大半天，就给计全勤，十个工分！这简直太划得来啦，我报名参加了。铺设光缆，须在山上奔跑。那天我是穿着草鞋去的。在奔跑时，我听见“肉”的一声，知道出状况了。我一看，一根小指头粗的竹尖桩刺进了我的右脚板心。我以为刺穿脚背了，其实没有。我轻轻提起右脚，从竹尖桩上的血迹看，大约刺进了脚板心一寸半。或许那里是脚掌上的某个空档或者穴位罢，我的右脚并没有流多少血。我忍着，坚持干完了铺设国防电缆的活路。那天夜里，脚开始疼，好不容易捱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挪着脚步，慢慢走到殷家坝煤井的医务室。医生对知青抱有极大的同情，他仔细地为我清洗了伤口。他说，已经尽可能处理了。他又嘱咐我，如果剧痛，就必须到木渡煤矿医院去治疗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医务室。一周后，我的右脚板心居然神奇般地好了。不过，那里的疤痕存在了许多年。

这件事情，当年只有我的二弟念宽知道。他在南川县水江区水江公社梨坝大队当知青。那里驻扎有冶金部603地质队。念宽弟为我从地质队分了一双反毛的皮鞋，那是勘探队员穿的专用鞋。那双鞋，我当了中学教师以后还穿了好多年。后来掉底了，我才知道，鞋底中间嵌有一张薄钢板。

现在，也还有草鞋卖，也还有人穿草鞋。不过，当代人穿草鞋，多半是一种怀古情结所引发的思念。草鞋，不能对付地上的尖利物。时代在变化在发展。我们的服装鞋履，应当与时俱进。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火石子，学名燧石。

小竹筒，食指般粗细，用来装火绒。火绒，即紧紧塞在小竹筒里的草纸。

钢片和小布袋。

普通草鞋，盖石沟的农民在劳动时穿用的主要履具。

夹板草鞋，价格贵一些，当时一毛八分钱一双。城里人也穿，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

线耳草鞋，最贵，二毛五一双。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倡革命化，在我的家乡四川省南川县绝大多数机关干部都剃光头，穿草鞋。机关干部和教师们都穿线耳草鞋。

打草鞋用的主要工具马靠，可以用长凳钉上两根长钉子代替。

这是一位老妪送我的鞋垫，她制作这双鞋垫的时候八十五周岁。我们不难设想她十七八岁时的女工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