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理 解 万 岁 ！”——我第四次上战场的感悟，作者：张安福

雷达

　　“理 解 万 岁 ！”——我第四次上战场的感悟

张安福

原空军高炮第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86年4月30日，空军砚山机场。

第二天是“五一”节了。就是军务繁忙的战地也不例外，晚餐，各伙食单位都在节前加餐。

刚刚端起酒杯，突然与我们一墙之隔的空勤灶餐厅里传来“理解万岁！”“理解万岁！”的呼喊声。口号引起了我们这边地勤灶人员的共鸣，大家也应声呐喊起来。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理解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机场的上空。

这高亢的声音和热烈的场面，把我深深地震撼。

这次赴云南前线是我第四次上战场了。所不同的是，前三次是以战斗员的身份奔赴疆场的，这次却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沙场的。

1984年4月，老山、者阴山对越防御战打响，军委动用空军，使用飞机救护伤员。空运救护队由各军区空军抽组，采取轮换的形式进行。1986年上半年，在老山执行任务的空运救护队是由成都军区空军所属空军成都医院（现为解放军452医院）、空军重庆医院（1994年撤编）抽调人员组成的。

那年，我在百万裁军中新组建的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宣传科任科长。

4月27日，后勤部首长让我随军区空军后勤部慰问小分队一起去老山战地，除了参与慰问活动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访了解空运救护队的事迹，为深化当时部队正在进行的“得与失”大讨论提供鲜活的材料。出发前一天，我刚刚搬到新家，连家具的包装都没有来得及打开。我虽然离开了作战部队，但前方、前沿、前线，永远是军人的阵地，上前线，没有二话，我愉快答应下来。

4月28日，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民航班机飞抵昆明巫家坝机场。次日搭乘正在前线轮战的空军航空兵直升机团850机组的米-8型直升机前往砚山。飞机在蒙自短暂经停。

说来也巧，直升机起降、经停的巫家坝、蒙自、砚山这3个机场，正是1979年我师开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所属3个团分别驻守的机场。当时我所在的空军高炮四十四团驻防蒙自，那年我在这个团的八连任指导员。这个连队是一支战绩显著的连队。1971年-1972年参加援老抗美出国作战中，和兄弟连队共同击落美F-4等型歼击轰炸机5架，击伤2架。在1971年5月14日老挝丰沙里省孟夸防区的战斗中，连队遭到多批多架美机的攻击，17名官兵牺牲，41名负伤。全连官兵“头顶炸弹志不移，誓与阵地共存亡”，英勇顽强战斗，打出了国威、军威。战后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在这个连队任职，令我光荣自豪。1978年底，连队受命开赴云南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出发前在师机关召开的出征誓师大会上，我代表连队作了誓师发言。表示继续发扬援老抗美出国作战的精神，为了祖国的安全、尊严和利益，在惩罚越寇的战斗中，敢打善打再立新功。部队开拔前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即将开赴战场前夕，我不能把自己悲伤的情绪带给部队。于是内心含着极度的悲痛，悄悄地把电报收了起来，在士兵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他们紧张努力地进行着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9年1月1日，我们告别了山城重庆，昼夜兼程开赴了惩越的西线战场——云南。我连在蒙自大屯海附近展开部署。

在云南前线我师主要担负机场的对空安全任务。开战后，空军根据中央军委作战意图，施行“弯弓待发，先声夺人”的作战指导方针。要求参战所有空军部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敌机一旦入侵就能给予有力打击，军委一声令下，就能立即出动突击指示目标。同时，在我边境上空组织声势强大的持续空中巡逻，显示力量，威慑敌人，使越南空军不敢轻举妄动，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次参加对越作战，我师，乃至所有参战空军部队没有打一枪一炮，但按军委意图，从战略上圆满地完成了支援陆军作战之目的。叶剑英副主席说，这是巧妙地使用了空军。

1986年5月1日，空军砚山场站空运救护队驻地。

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伤病员从前线及时、迅速、安全地运回后方医院，大大降低伤员的伤亡率和伤残率。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展开的同时，我军就较大规模地开展了空运救护伤员工作，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此，组建了军区空军前方指挥所8405办公室，专门负责空运救护工作的组织协调。

空运救护队男女队员分住在场站的一排红砖平房里的两间屋子里。

在寝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我逐个找救护队员“采访”。

护士吕嘉琳说，3个月前，她是怀着对战争的好奇踏上征程的，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的南疆生活，却使她走出狭小的自我天地，重新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她在砚山的第一天，第一个场景令她惊心动魄。那天，她们乘坐的飞机刚一打开舱门，逼近她眼帘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十几个残缺不全的身躯！当时她惊恐极了，大叫一声：“我不要看！”可就在捂住双眼，扭转身躯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旁若无人地哭泣，她循着哭声望去，看见一位失去了双腿的年青战士。开始她以为他是在为自己失去了双腿难过，就走上前安慰他说：“别难过，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最先进的技术给你治疗的。”可他对我们的关心不以为然，大声吼道：“我的战友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让我回去，我要报仇！”“随着这落地有声的话一起滑落的是我的眼泪。”她继续说，“我的心沉沉的，脑子里翻腾起许多不常有的思绪：这位年青的战友，还有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哪一位不正值青春妙龄？他们就不想上大学、当工程师、做万元户吗？他们就不想享受五彩缤纷的生活吗？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奔赴了保卫祖国的战场，把一腔青春的鲜血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们身负重伤却毫无怨言，他们献出生命，却含笑九泉，把生命中的所有幸福与欢乐建筑在对祖国的奉献之中。前线将士的言行，不断地净化着我的心灵。我崇敬他们，热爱他们，并把这种爱溶入到一点一滴的工作之中。在噪音高达95分贝的机舱里，我把晕机反应带来的不适和飞机穿山越岭带来的危险，以及姑娘的羞涩统统抛之脑后。站不稳我就跪在地上为伤员护理，手抬不动担架我就用肩扛，伤员行走不便，我就用全身的劲背他们搀扶他们，即使血污、脓液溅在身上也全然不顾。当时我只有一个非常朴素而又真实的心愿：要为祖国保全这些卫士，要为母亲留下这些赤子！”

当时，《凯旋在子夜》正在前线拍摄。导演尤小刚被空运救护队的事迹所感动，将空运救护纳入剧中，吕嘉琳出镜，她的队友、护士祝聪玲在剧里还担任了一个有台词的角色。

当时前线广泛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少的士兵受重伤命悬一线，最后的心愿——希望救护他的护士能给他一个吻，护士当然满足了这个士兵最后的心愿。故事感动了军区文工团的编导们，他们将故事写成电视剧本，期望拍成一部感天动地电视剧。编导选中了空运救护队的祝聪玲出演剧中护士一角。但“接吻”在当年还是禁区，救护队领导强烈反对让祝护士去亲吻剧中士兵。于是那部名为《最后的心愿》的电视剧，被迫修改了士兵最后的心愿——见一面曾经教导过他做人的小学老师。

1986年5月2日，直升机上穿梭于砚山-麻栗坡、砚山-马关三地。

空运救护队奉命去前线接运伤员。我随机和他们一道飞赴老山阵地。

他们告诉我，滇南高原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天气时常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变化无常；地形和气象条件极为复杂。超地形，超低空，超气象，超强度的出征，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加之前线机降点设在距离边境线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地方，随时可能遭到越军炮火的袭击。这对于空运救护队来说，无疑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但是，为了前线受伤的战友，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为前线将士开辟一条空中生命线，千方百计把伤病员运回后方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直升机沿着南盘江的河谷向东南方向飞去。从舷窗外看，高山阻挡了两侧的视线，但能看清楚山坡上掠过的树木枝叶。机上噪音很大，两人靠近说话也要使劲吼叫。飞机抖动得特别厉害，护士们的脸上泛起起伏着的波纹。为了打发寂寞，机上人员只好透过舷窗，上看“一线天”，下瞅一条江。为什么飞这么低？机组给出的答案是，飞机去前线执行任务必须隐蔽出航，前方机降点在越军火炮的射程之内，怕越军发现，遭遇不测。

40分钟后，飞机在位于麻栗坡县天保乡南温河村的机降点降落。据说南温河机降点是越军炮射距离最近的机降点。飞机停在直径约10余米的圆形机坪上。直升机落地后发动机没有关闭，它头顶的大螺旋桨和后部的尾桨还在旋转。

大概是担心尾桨旋转打到人，飞机停下后机组的几名士兵迅速打开舱门跳下飞机，站到了飞机尾部的安全地带。我因为要拍照片，也跟着这几名士兵先行一步跳下了飞机。这时我看到，机降点周边搭满了帐篷，驻扎着密密麻麻的部队。靠近机降点最近的地方停着的救护车车厢门已经打开，几个上穿白大褂下着黄军裤的医护人员正从车上往下抬伤员。大概是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士兵们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张望着车上抬下来的伤员。担架上躺着的战友也许在昨晚抑或是今晨还和他们在一起嬉戏打闹，谝天侃地，刚刚一天或半天的工夫他们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交接伤员、伤票，内容包括伤员姓名，年龄，血型，受伤战斗地点，伤情（受伤部位，贯通伤，火器伤，神志，血压，脉搏等，地面的“黄裤子”医护人员和飞机上下来的“蓝裤子”医护人员精准对接，天衣无缝，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事先演练过一样。大约五六分钟5名伤员交接完毕。飞机拉了起来，调过头几乎是贴着地沿着来时的路线返了回去。

机上的伤员，全部是火器伤。有的是触雷炸了腿，有的是被炮击或枪击伤了身。躺在我座位旁的一位伤员伤情稳定，神智清醒。我大声问他，怎么伤的？他说，他在猫耳洞待久了逼屈得慌，总想出洞透透气，伸伸腰。昨天清晨，大雾笼罩阵地，能见度不足5米，他估计有浓雾掩护，对面的越军人员看不到他，于是钻出猫耳洞小解，也顺便伸伸懒腰透透气。说到这，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护士，略显羞涩地继续说：“我刚一出洞，‘水'还没有完全放完，‘突、突、突’对面一梭子子弹对着我打了过来，正好打在‘水龙头'上，于是.......”。说到这里，他右手顺便指了指下身。我看到他裸露着的“根”上缠裹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还渗着淡淡的血迹。

要是在平时听了这么风趣的话，我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但此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们才十八九岁，下身被打坏，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下午，我随医护人员又乘机去了位于马关县的都龙机降点，接回了另外5名伤员。

晚饭后，我看到队长、空军成都医院副院长王同德爬在床边写东西。我凑上去一看，他除写当天空运伤员的情况，还有空中伤员发生空晕症的分析情况。他说，晕机是空运伤员占机上各种症状发生率的首位。因此，预防和降低空晕症的发生率，对保障空运救护安全，提高空运救护的质量有重要意义。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机上临床实验。取得成果后，他准备撰写一篇相关文章，指导空晕症防治工作。1988年我在《人民军医》第8期上看到了他和队友陆国平等署名写的题为《防晕贴片在空运救护中应用效果观察》一文。

我们的空运救护队员为了伤员，白天在机上奔忙，晚上在床沿笔耕，他们在默默奉献着青春。

5月4日，我国首次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天。我只身从砚山平远街搭乘长途汽车去了80公里外的空军开远军械仓库，了解该单位整党情况。错过了与被誉为“军中百灵”的一等功臣徐良在飞机上见面的机会。徐良是5月2日晚负的伤，5月4被转往后方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5月中旬，我在云南成空后勤部所属部队的仓库、医院、修理厂等单位转了一大圈后回到了成都。我马不停蹄地撰写了一期通报，把我在前线收集到的空运救护队事迹通报军区空军后勤部所属部队。紧接着把在前线拍摄的空运救护队转运、救治伤员的照片选出若干，制作了一期墙报，在军区空军后勤部大院宣传橱窗展出一个月后，连同展板又空运到砚山8405办公室，永久陈展。在撰写本文时，我从网上搜集资料，偶然搜到30多年前在前线执行空运救护任务的机组人员以展板为背景照的照片。看来承载他们芳华的空运救护经历，永远是他们值得“炫耀”和骄傲的过往。1986年7-8月间，空运救护队归建。我领队，带着空运救护队的王同德、陆国平、吕嘉琳、刘晓蓉等在军区空军后勤部机关、空军灌县疗养院（现为空军都江堰疗养院）等单位巡回作事迹报告。通报、墙报、巡回报告，在机关和部队引起反响。这些身边人的身边事，是“得与失”大讨论中的鲜活教材，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7年3月，空军昆明医院。

晚饭后，我和空军昆明医院政治处主任李殿华在院内散步。一位拄着双拐的军人走在前面。眼前一条随风飘动着的裤管，告诉我他失去了一条腿。伴随着行进时拐杖杵地和一只脚着地时的“咚、嚓、咚、嚓”的节拍声，这名战士放喉高歌：“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李主任告诉我，这是医院接收的康复治疗的老山伤员。

那天晚上，我难以成眠。《血染的风采》的旋律和“理解万岁！”“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口号声一直在我耳畔交织回响。被打坏“根”的战士、失去一条腿的战士、希望得到一个吻的战士、包括空运救护人员在内的无数逆行战友......,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终于明白了“理解万岁”呐喊的全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