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党的那一年

秋水长天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征文

《我入党的那一年》

霖雨洗炎炎，喜鹊传笺。光荣在党五十年。绶带金章光闪闪，佩挂胸前。

回首雨风酣，军旅开篇。南疆炮火铸魂坚。再踏新程初心壮，共创明天。

这是今年“七一”前夕，我从社区党组织领导手里接过了 “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后，有感而发的一首《浪淘沙》。

说来也巧，刚过了“七一”不几天，应原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黄河王酒业驻淄博办事处主任张丽丽之约，我与几位老战友一起去了一趟原济南军区孤岛军马场。

由黄河入海处的河叉分割而成的孤岛荒原，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参军入伍的第一年（1971年），就是在孤岛上度过并加入党组织的。

我进入军旅的第一站是陆军第六十七军独立工兵营舟桥连。七一年三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与同年入伍的近三十名同乡战友在排长张振国的带领下，乘坐解放牌卡车从淄川营房出发一路北上，来到了当时被人称为“山东北大荒”的孤岛草原。由于孤岛自然条件艰苦，不适合人类生存，连队驻地周边几十里荒无人烟，连队的通信地址只能“挂靠”进驻时间早于我们且位于我们南面十几里路的“军马场”。全称“山东利津刁口军马场二连”。因我们舟桥连在工兵营内部序列中排行第二连。

我们连当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搞生产。就在前一年，我们连的老同志就已经在这里奋斗了一年。他们靠机械化加苦干巧干，开垦了一万多亩良田，全部种植大豆，当年就收获了二百多万斤大豆，受到了军里的表彰。我们是第二批加入生产行列的新兵。军里称我们为“刁口农场”。那时的地图上就有“刁口”的字样，但我们附近几十里地荒无人烟哪来的村庄？估计在军马场附近有个叫“刁口”的居民点或方位物。

这次在军马场活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主任带我们参观的原军马场场史馆。我在墙上的一张当年手绘的地图前驻足了好一会，因为我看到了上面一个方框内标有“9644部队耕地”的字样。9644！就是当年我们六十七军军部的代号。看着那熟悉而又遥远的“9644”几个阿拉伯数字，我脑海中油然浮现出五十年前的景象：广袤无垠的荒原上，十几栋简易钢架房各自坐落在约一米多高的土台上，几台播种机、收割机整齐停放在营区车场里，十几台东方红拖拉机缓缓行驶在远方的田野上；站在高高的豆秸垛上，可以隐约望见东方地平线上，缓缓移动着白色的风帆——那时黄河主河道上机帆船来往如梭，航运很繁忙，如今早就见不到了。

作为初来乍到的新兵，眼前的一切，我们都感到很新鲜，一切都是那么生动的诗情画意。谁知没过几天，这“诗情画意”就给了我们一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

由于黄河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每到初春季节，上游河南省河段温度回升早，黄河先开冻。大量的碎冰块顺着河道出河南、进山东，一路畅行无阻来到位于孤岛的河口段。由于河口段尚未开冻，上游下来的碎冰被阻塞，形成一段独特的冰坝，无路可走的黄河水只有向两侧河滩漫流，向北的水流就这样直接冲到了我们脚下。记得那天一早起床后准备出早操。出门一看我被惊呆了：黄河水已经漫到了我们班门口的台阶下。早操肯定是没法出了，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各班排距炊事班超过上百米的距离，如今已完全被没膝深的黄水阻断！好在我们是舟桥兵，关键时刻，连队装备的橡皮舟发挥了作用：连长安排了几只橡皮舟，由各班派出值日生乘橡皮舟往返炊事班打饭打水，解决了早饭问题。

吃完早饭，我依然和几位新兵聚集在屋前“观水”。忽然我班新兵张仲先（一位河北籍的新兵，是从别的新兵连分来的，据说跟军里某首长是亲戚）跑到我跟前，急促地说：“东边的汽油桶垛被水冲垮了，一些空油桶都被冲走了！”。

我跟着张仲先急步赶到营区最东头的一个土台上。只见平日里堆放空油料 桶的桶垛已被河水冲垮，几十个空油桶在无涯的黄水中时起时伏、随波逐流。“油桶是连队的军用财产，不能让它们被河水冲走！”这是我第一时间里脑海中蹦出的想法。随即我对身边的张仲先喊了一声：“下水，咱去把油桶抢回来！”我弯腰脱掉棉鞋，又把棉裤腿向上挽了几道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紧接着张仲先、相培波、孙守典、张典正等几位新兵也先后跳进水里。

人们常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赞美年轻人的敢闯敢干，但老虎吃人的本性却是客观存在的。初春时节的黄河水冰凉刺骨，水面上还结着一层薄冰，每迈出一步，都听到“咔嚓、咔嚓”的破冰声，没走出几步，我就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迅速传遍全身，随即双腿就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水寒刺骨的滋味。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顽强地抬起腿，一步一步向漂浮的空油桶赶过去... ... 。我接连抢回了两个油桶，转身又向前面的油桶走去。忽然间听到身后远远传来一阵呼喊声：“别向前走了，赶快回来——”。我回头一看，是排长张振国独自划着橡皮舟正朝我们这边赶来。排长把我们几个接回到连部旁边的一座钢架房内，他一边给我们递毛巾搓腿，一边大声地训斥我们：“谁让你们去抢油桶的？你们还想不想活了？前面不远就是黄河的一条河叉，水这么急，你们进去了还想回来吗？”这是我进入军营后第一次受到排长这么严厉的训斥。但我没有感到委屈：人命关天的事，我们擅自行动， 排长能不发火吗？ 飘走的空油桶陆续被战友们乘橡皮舟拖了回来。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全连集合点名时，连长赵德武表扬了我们几个，张仲先还受到了一次连嘉奖。革命战士就需要有关键时刻冲得上的勇气和精神。这是我对连长表扬的理解。但排长严厉的批评对我也是刻骨铭心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安全规定擅自盲动！ 从场史馆的侧门出来，映入眼帘的是大院里一排停放整齐的农用机械：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推土机、履带式拖拉机、胶轮式拖拉机... .....这都是当年创业者们用过的机械设备。几十年过去了，它们都光荣地退出了战斗序列，静静地停放在这里供后来者参观瞻仰。我的思路自然被它们又一次带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刁口农场”——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军农生产”，但我所在的一排三班却是例外：任务是烧砖窑！因为部队要长期扎根孤岛搞生产，不可能一直住简易钢架房，必须要有坚固实用的的营房。但在这荒无人烟的的孤岛荒原上，唯一的建筑材料就是黄泥。别说建筑用砖，就连一个石子一粒沙子都没有。安排我们班烧砖还有一个缘由，就是跟我一起入伍的一位同乡战友孙玉富在家时就烧过砖，懂得从建窑体到青砖出窑的整个流程。尽管是新兵，但却是全班的“技术总管”。在建窑烧窑的技术细节上，连长对他都是言听计从。

五十年前烧砖窑跟现在的机械化烧砖大不一样，尤其在制砖坯的工序上，完全是手工操作的体力活。我和另外几名新兵担任的是磕制砖坯的任务：模具里填满泥土料，我们端着模具光着脚，一溜小跑从砖场的北端跑到南端，弯腰扣下模具倒出成型的砖坯，然后再跑回砖场北端，周而复始，不得丝毫松懈。我清楚地记得，在弯腰扣下模具的一瞬间，额头上的汗珠同时落到地上，“啪”的一下散开，随即被火热的阳光蒸发，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一颗汗珠摔八瓣”是什么感觉。

近两亩地的砖场被初出模具的湿砖坯占满后（大约够装一窑的用量），需要几天时间晒干方可装窑烧制。这期间我们就忙着整理窑体，翻晒砖坯。这期间最怕的是天下雨。因为一旦被雨淋了，砖坯就要变形，后果则是前功尽弃。所以遇到天要下雨的迹象时，其他班的人都是往宿舍里跑，我们却是反方向朝约三华里外窑场跑——尽快去把砖坯收拢好码放起来，再盖上防雨的草帘子。回到宿舍后自然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即使是半夜，只要预感到天要下雨，不用班长招呼，大家都会自觉地穿上衣服冲向砖场抢救砖坯。

烧砖窑最苦最累的是“烧”的环节。孤岛上没有煤炭，也没有木柴，我们的方法是就地取材：上年连队大豆丰收后留下的几大垛豆秸。我们车拉人背把豆秸运到砖窑前，只等孙玉富一声令下：加柴点火！我和另一位战友在窑口两边迅速用钢叉挑起豆秸送进窑膛。窑火霎时间熊熊燃起来。如果是烧煤炭或木柴的话，添煤续柴都可不紧不慢的，因为它们耐烧。不必连续添加。烧豆秸则不然，豆秸的火势很旺，温度够用，但它的致命弱点是不耐烧，进入窑膛后很快就化为灰烬。为保持温度，必须接连不断地向窑膛里添加豆秸，这就大大增加了烧火工的劳动强度。一个班次下来，腰酸胳膊疼不说，眼睛都被窑火烤的生疼。手臂上还留下了被可恶的牛虻叮咬过的出血点。

我们全班人在困难面前没有丝毫的退缩。经过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逐渐掌握了烧砖的诀窍，最终成功烧制出了孤岛荒原上有史以来的第一窑青砖！

张主任陪其他战友边参观边聊着。我却在一台油漆斑驳的东方红拖拉机前徘徊着，沉思着——就在我们烧砖取得初步胜利后，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位老兵口中听到一个消息：军直准备成立文艺宣传队，已派人到营里考察了，可能调你参加军直宣传队。这一消息对我的冲击非同小可。入伍大半年了，我的文艺“才能”全连都了解：笛子二胡我都能来两下，连队学唱新歌曲或样板戏选段，我是第一教员。按说上级挑选宣传队员，在舟桥连我应该是不二人选。但因我在入伍前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来刁口农场后的第一时间里我就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的决心是：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在执行艰苦的烧砖任务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但在执行烧砖任务的关键时刻，别的战友都在孤岛上出大力、流大汗，让我离开连队去搞吹啦弹唱那一套，我感情上受不了，思想上想不通。尽管当时还处于“小道消息”阶段，但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思来想去，还是先向排长汇报一下思想，让排长帮忙，阻止事情的发生。

一天晚饭后，我约了排长谈心汇报思想。怕别人看见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把排长约到了距营区还有一段距离的连队停车场。我选好了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我俩踏着链轨履带进到驾驶室。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跟排长张振国的特殊关系：我报名入伍时张排长是驻淄博的六十七军派到烟台地区的接兵干部，山东高密人，六九年高中毕业后入伍的。是他把我从胶东半岛老家带到部队的。在新兵连时，他是排长兼一班长。安排我这个新兵担任了副班长。下连队后，他又担任了我们一排的排长。入伍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最直接的“首长”，不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都对我关爱有加。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天的思想顾虑后，恳求他如果连里开会研究调我去军直宣传队的事，尽量提出反对意见，阻止连首长批准。

这件事张排长是否帮了忙，他也没回话，我也没再问。反正我没受到意外干扰，还继续奋战在孤岛砖窑第一线。

连续几窑砖成功出窑，我们班名声大振。连里安排我代表我们班、我们连，回淄川向全营汇报我们班在孤岛荒原战天斗地的先进事迹。返回刁口后，恰逢老文书王子元提干，连里安排我到连部担任了军械员兼文书一职。这个职务负责管理连队武器装备和战士档案，责任不小，一般是党员担任。而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大约在十一月上旬，因连队接受了新装备：六三式轻型舟桥，急需抓紧训练形成战斗力，军里指示我们全连撤离刁口农场，返回淄川驻地投入训练。我和战友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刁口农场”，告别了巍然耸立在孤岛荒原上的砖窑。我也告别了那台为我排解顾虑提供温馨场所的鲜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

十一月下旬，连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成为本连入伍当年就加入党组织的第二名新兵。

那一年，我十九岁。

———2022.08.17.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