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栋 和 中 国 藏 书 票​

王宝平

2022年已经进入下半个年头，在议论纪念“中国藏书票四十年”这个话题时，我首先想到要记得许多名字，在这些名字当中，“梁栋”是应该最先想到的。因为，这个名字和中国藏书票组织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密切相关、这个名字相联着中国藏书票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1984年是中国藏书票开春之年。在这一年里，代表中国的藏书票组织诞生了。她像极了一颗深埋的种子，等来了滋润的条件，生根萌芽，钻出了厚重的大地。此前，最早有组织的藏书票活动，是1935年李桦在广州组织现代版画会，印行过一本手拓本，作为现代版画会会刊的第九期，标明为“藏书票特辑”，寄给过鲁迅，还寄给过日本的一个版画团体。这个活动影响深远，如把它比作我国藏书票群体活动的最早的种子，那么，这颗种子深埋了整50年！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起步改革开放，开启了百姓期待已久的历史新一页，倾心投入了新的生活。1983年，在北京的几位版画家梁栋、李平凡、郭振华、藏书票研究家郁鹏、四川的王叠泉、江苏的陶宝庆等，一起商量着要把他们个人对藏书票的爱好推介开来，成立一个艺术团体，使这个在发达国家已持续了数百年的艺术活动，在我国也能得到普及。这个设想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李桦先生的热情支持。第二年，一个名为“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的群体艺术组织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梁栋任会长，李桦为名誉会长，李平凡和上海的杨可扬任顾问。后经讨论，名称中的“版画”两字去掉，定名为“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梁栋先生还是个社会活动家，早几年他已创立了北京市水彩画研究会，并任会长，后来又受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主任。就水彩画这副担子想来已经不轻，当他把藏书票的担子再压到肩上之后，他的操劳忙碌可想而知。而我感受到的只是他在藏书票工作上投入的力度。全国各地的藏书票活动从无到有、到逐渐形成气候的初创时期，很具朝气，研究会掌控有度，众多省市响应积极，相关者都感受到了会长梁栋和他的班子的所付出的辛劳。而且大家都明白，这些付出都与索取毫无关联，留给全国各地的好印象至今难忘。在到了该庆祝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40周年的今天，回忆当时的亲身经历，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心情是美好的。

我有幸比较早就认识了梁栋先生，还同他一起共事过几年，分开后, 因为北京和上海相隔千里，联系少了，正是藏书票活动的兴起，使我和梁先生之间联系又热络了起来。

我认识梁先生在1970年，那时候的我是个军人，是驻石家庄野战军文化处分工美术的干事。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也充满着特殊气氛。当门卫士兵找到我，说是有三个老百姓找文化处的人。我赶快跑出去，迎面见到了楼前柏油路上的三个人，他们肩背手拎之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草帽，他们戴着那种农用的宽沿草帽。介绍过后，我知道了站着我面前的是著名的油画家艾中信、钟涵，我熟知他们的大作，心中非常钦佩，倒是梁栋的大名是从这天开始的，他们的到来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光彩。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互相打量对方，各自留下印象。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看对方年龄和自己年龄极为有关。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把眼前的三位画家都看老了。其实，那时就连大名鼎鼎的艾中信先生也才55岁，而梁栋还要小他整整十一岁！

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有四大文艺单位被逐出京城的记忆，中央美术学院正是四大之一，恰好为我所在的部队接受。我们一个下属师在邯郸有个农场，中央美术学院全体教职员工悉数被安排到了那里。年过花甲的院长吴作人首当其冲，直到最年轻的教师几乎一个不少。老师们的日常生活是劳动和学习，部队的任务是要为老师们作出政治结论。这个任务听起来匪夷所思，很具那个年代的特色。意外得到实惠的是我，一个名字叫作“军美术训练班”的团队应运而生。我游走师团选择学员，落实办班的方方面面的条件，老师们的到来是期待中的事。前面说到草帽，三位老师正是从从邯郸农场赶过来。自接到第一批老师起，开始了前后（搭着）三年的美训班生活，先后和近二十位老师朝夕相处。老师们因为各种原因进进出出，自始至终的老师很少，梁栋却是其中的一个。多年后梁先生回忆当年，说那时我们都心中无数，连以后还能不能做美术工作都不知道，能到军部办美训班、做相关美术的事，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那一片记忆里，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突出的。来自邯郸部队的学员说，梁老师为他们师部拍“五.七”画册照片，站在高台上指挥很大的场面。这个气派我没有亲见，我倒是在一个机会里，亲见了他熟练驾驭马匹的本领。只见他翻身上马俯身向前，双手平端缰绳，双目圆睁，使马匹很快进入了高速飞奔的状态。在场所有人的眼里，一时间里不见了画家、教授梁栋，还原出一个本色十足的东北汉子来。那时梁先生四十多岁，正当年！在美训班教学上他是老师中动手能力最强的一个，上水印木刻课从制作马连开始，到托裱宣纸很繁杂的全套技法，以他的心灵手巧，手把着手教，让学员一辈子受用。老师们授课都很用心，油画家孙滋溪亲自为教材刻蜡纸绘制精美例图；国画家刘勃舒老师在黑板上随手画出的马出神入化，学员们都不忍擦去；国画人物画家李琦老师一席创作谈给我印象深刻。这个美训班对于老师们是摆脱了困厄，对于学员们和我，可借用“天上掉馅饼”形容，那时有谁能这样置身课堂，有名师授课，静心学画，享受这种远优于今天研究生的待遇。好些战士的美术人生由此发端，成就了毕生的事业。

还有一位相处也久的版画家老师宋源文，他在北京的住处和梁栋先生相邻，和李桦先生同在一个楼。1994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五届藏书票展览活动时，宋先生策动聚会，在他家里请了梁先生，又说李桦先生喜欢热闹，爱和年轻人在一起，也请了过来。其时正是我热衷于摄像机，饶有兴趣地把聚会整个地拍了下来，重温了军美术训练班结下的深厚感情。意想不到的是一周后李桦先生逝世，我拍摄的大段李桦先生情绪甚好的镜头，直拍到他因早走一步，在门口招手说“你们忙着，我先走了”。这竟成了他一生最后的影像，也使这盘带子顿显珍贵。

我结缘藏书票却是应杨可扬先生的要求。1985年杨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做上海的藏书票工作要我帮手。那时我转业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不久，可扬先生是我的领导。我始料不及的是，一经帮上竟再没下来。2008年戊子鼠年，我刻藏书票“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自嘲，心情良好。应该说，我的“下不来”和梁栋先生在掌管全国藏书票活动也有关系。从全国第一届展筹备开始，便和梁栋先生有了密切的接触。起首的全国藏书票展览计划在十三个城市巡回，是一个有着开拓意义的大活动。接的是梁先生的通知，这个为期经年的大活动要从上海开始。

在解决“万事开头难”期间，梁先生的重视程度令我感动。那时联系方法很古旧，只有写信贴邮票寄，连通一次长途电话都显得太过奢侈。我现在自己打字“写”文章，毫不稀罕，但那时会打字的人少，以每百字计费，为节省计，只能动手写。每次收到梁先生的指令，都是他老人家（那时梁先生已进花甲）亲手复写的。那时如收到字迹模糊不清的复写信，我会判断这一定是4或5层以后的了。面对这么多省市，这是怎样的工作量啊！我还保存着不少这样信函，认为它们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状态、一种精神。到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它们成了叙说历史的实物、成了中国藏书票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物。

上面提到中国藏书票起始阶段的朝气蓬勃景象，的确是这样。“在版画不是很景气的时候，藏书票能为版画提气”，这是杨可扬先生语；“藏书票在中国的振兴，必将伴随着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发展，在世界艺苑中展放光彩”，这是梁栋先生语。郁鹏先生也以简洁生动的文字翻译了许多国外藏书票信息，深化了人们对藏书票的了解和兴趣，他在梁栋先生身边起到了国际沟通和相关的文字工作，至关重要，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初期梁栋先生还有两个重要的支持者，王叠泉和陶宝庆，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藏书票工作的重大损失，也使两个版画大省的这项工作失去了重要的组织者。作为会长，梁栋先生就是通过和各省市的热心的组织者保持密切联系，协调任务，与至今仍在为藏书票作贡献的张家瑞、沈延祥、陈雅丹等，紧密联系，上下一心做好一件件事情，籍此做好研究会的工作。这在当时条件下，实在是最为朴实的组织工作方法。

待到上海承办第六届全国藏书票展时，条件已有不少改善。积累前五届经验，梁先生指导各地办展已得心应手，但他事无巨细亲自关注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当听说可扬先生争取到了能进上海美术馆办展时，梁先生大为感慨，他把此看作是我们社会对藏书票的重视和认可。他这样的反应让好多人感动，明白到他是把这些当作切身的事业在做。他和赵志方先生率全体评委在上海工作期间，情绪高涨。对六届展能出图录极尽赞扬。一届届全国展的推出，都凝结着梁先生的心血。我因为经手了一、六届展，有具体的体会，印象较深。保存着的一些当时资料，如今翻出来看，回味那时的一情一节，格外亲切，对那个时期甚是怀念。

一次登门拜访，梁栋先生赠送我一套藏书票研究会会刊，成了我喜出望外的收获。回来后我细细翻看，发现最为难得的创刊号上署的不是他的签名，显然是觅来之物。我不由疑惑起梁先生自己是否还有，要是仅此完整一套，这个相赠太过珍重。

对于一个团体，刊物是沟通上下、扩大影响不可缺少的媒介。办刊有经费和人手双重困难，中国藏书票研究会面临的难题也不外这样。梁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亲自做，同时寻求各省市的支持，面对各种不测，作出随机应变，千方百计保证刊物出版。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北京的声音传到各地、国内外和各省市的信息得到传播、藏书票的事业得到发展。在这件大事上，梁先生投入的注意力历来没有太少。会刊为顺应条件，在各个时期里不得不把开本和厚薄作相应改变；为了保证出版，刻写版、孔版都可以引用。这样积累起的26本会刊显得参差不齐，但正是这些大小异趣、厚薄差远的册子，在各个时期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还记录着梁先生和各地参与者的辛苦和努力。是两年一届的展览和不时推出的会刊使梁栋先生和各地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也定格了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组织工作的基本模式。

我也曾拜访过著名版画家莫测先生，意外地看到了他早在研究会成立之前发表的有关藏书票的文章，我当然也熟知他独具特色的版画和藏书票作品。莫测先生显然热衷于创作和研究，兴趣不在组织工作。所以他就事论事地告诉我，他是梁栋他们最早搭建的班子成员之一，“后来边缘化了”。我没有从他的言谈中听出牢骚之意，想必莫测先生明白，就一个艺术群体而言，创作和组织工作理所当然是缺一不可的。

梁栋先生在做组织工作的同时，也省出时间用在藏书票创作，这和可扬先生相似。我把梁栋先生的作品看作是他对藏书票事业的另一个贡献。我还认为，随着岁月远去，他作为中国藏书票领导人的概念会逐渐淡化，而他作品的价值会愈见明显，这些饱含东方艺术气息、有“中国味”的藏书票作品一定会受到更多的重视，我对此很自信。

梁先生的藏书票很规范。在美术众多门类中，藏书票是独具个性的。如务必标有 特定的拉丁字、要有票主、要铅笔签署作者的名字以及印数年月等。这些是长期以来由于藏书票的实用性和收藏家的追宠，两下合力形成的约定，成了国际范围里大家遵守的规范。在我国，曾为通用票的合理性上有过讨论。梁先生观点清晰，他以他的文字和语言、更用他的作品在表述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过印刷品作大面积普及时，要方便使用者补入名号，就不应带票主，这就是通用书票；手制作品一定要有票主。他的这一说法被大家接受。他参加过多届国际大会，和国际藏联在位很久的主席巴特勒相熟，接触国外藏书票画家、收藏家很多。他考虑更多是中国藏书票如何融入世界、摆在国际大展台上能受到应有重视的大主题。

规范只是前提，规范和本身的艺术水准才是藏书票的生命。梁栋先生的刻作技法和整体处理的技巧，十分优秀。在我看来，除此之外梁先生至少还拥有三个方面特色值得我们重视，这三个方面特色是：精彩的构思、注重书卷气和精致的印制。这些是藏书票创作进入到高境界时必要的追求。

梁栋先生的印制好效果首先取决于他的技巧，与他重视在材料上下功夫也极有关系。比如用纸，他选择温州皮纸，但这种纸太薄，他就不嫌其烦裱托加厚，保留了这种纸细腻的特质，又增加了厚度，裱后的纸质地挺拔，弹之声脆。外国朋友往往对我国作品用纸不以为然而小看了作品，而对梁栋先生的这种结实的中国纸很有好感。另外在用色和印法上，也很讲究，同一件作品有干印又有湿印，有的色纯，有的要加粉，还要从效果出发，选择加皮胶或加矾，这些都是他琢磨研究的经验积累，好效果来自于不懈探索和不计付出的努力，“小作品，大功夫”是梁先生在印制上的特色。这种对自己作品极尽讲究的精神就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发扬。

1996年，梁栋先生为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刻了一枚纪念票，画面左右两行文字表明了主题之外，主画面是蓬勃的五对叶子，顺枝而上，枝顶还有一对小芽。这些内容舒展地安排在一本打开的书本上，一切都非常简洁，包括用色。然而要说的内容在了、版画的表现力在了、属于他个人的风格在了。其中五对叶子和一对顶芽表示五届十年和继续向上发展，隐喻贴切明了。一个不容易讨好的命题，在巧妙构思和艺术处理之下，成功了一件令人信服还好看的佳作。

为诗人臧克家制作藏书票，梁先生事先做足了“功课”，他放弃了许多也靠谱的主题元素，只在一朵火焰上下功夫。这是他研究诗人诗作后作出的选择。这朵火造型生动活泼、很有传统味。看着这朵燃烧的火炎，可以联想到票主人热情似火的诗作。诗人对这件作品的喜欢之情，感染到他的后代，当诗人去世以后，家人把图案用作坟饰，永伴诗人。这又一次证明了梁先生注重创作构思，是深思熟虑使他获得成功。

书卷气比较微妙，是一种文化感觉，书卷气取决于作者的修养。并非画书本就有书卷气。梁先生刻于1987年的示意夜读的《浅水文库》和画小时在家乡看戏的《古戏台》两枚藏书票，是我学习创作藏书票时很借重的范本。这两幅主题和形式都很不同的作品都蕴涵有浓郁的书卷气。他以后刻的荷花、帆船题材的一系列作品，主题和形式又完全不同，但仍然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文化气息。1998年的《晶子珍藏》画面稍大，而画中的艺术语汇和表现手法以一贯之，属于一脉相承的个人风格。充彻着技法娴熟、耐看的东方神韵。

其实大家都明白，做这件工作最需要奉献精神。当然，首先是喜欢，爱藏书票，然后是去做，默默地去做，不要想钻营获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会是靠仅有的会员会费在开支。梁先生他们把钱用在会刊这样必须的开支上，过的是节俭日子。记得办六届展时，上海兴致勃勃地要请外省市参会来宾吃顿饭，在南京路一家饭店里，大家围坐一个个大圆桌，上的却是一些小吃，主食是烩饼。我很记得赵志方先生在接着的研讨会发言，特为对这顿饭作评，说是这样最好，实在。很体谅我们量入为出的拮据。梁先生、赵先生管理这笔会费时就是量入为出，兢兢业业。如拿这笔钱游山玩水，那就会很快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与索取无关”，研究会曾一度向下沟通少，空讲不干实事，开支增大，各地意见较多。我也当面向梁先生提这个问题，梁先生沉入我所指的那个时期，默默地摇头，只是低声说了句“人在变”。他目无所视，久久地只说了这三个字，十分无奈的样子，让我感觉到他对那个时期显然也非常不满意。他不愿多谈。

早在2004年11月，首届“梅园杯”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开幕，梁栋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在“东方明珠”零米大厅的开幕式上致词，热情寄望上海“要不负众望，办出成绩来”。热切有力的言语，让支持和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切记。这个两年一届的邀请展，每届（展）出一本画册，至今已积累到十五册之多。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路，可以肯定地说，是梁栋先生和他班子的关心指导、国内外藏书票人的热心参与，为“梅园杯”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5年梁先生七十又九，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人见消瘦。我见过他策马飞奔的壮年景象，对这样的变化特别难过。前一年，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在奥地利联盟大会上，申报举办2008年32届国际大会获得通过。想象由梁先生在那个开幕式上致辞，定是众望所归的。希望他保重身体，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等候这一历史使命到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梁先生，希望他把健康提到第一位上来加以重视。他笑笑，点点头。

2007年梁栋会长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启动了第32届国际双年展筹备工作。第二年的10月14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隆重的“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开幕，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会长梁栋（按惯例他又是本届国际双年展的主席）致词，欢迎世界各地的藏书票人聚会北京。他精神矍铄、声音宏亮，让每一个关心他的人放心和满意。仪式过后我得着机会，挤在热情的人群中和梁先生合了一个影，现场气氛热烈，我在一些礼貌应酬中不知道梁先生的离开。他悄然走出了大家的视线。

是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换届会议暨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梁栋先生改任名誉主席，这年他82岁。离开主席岗位，是大家对他的关爱，梁先生忙碌一辈子，他应该有时间颐养天年。

此外，我还想说， 08年的那次大聚会真是适时，梁先生在藏书票最高级别的国际活动中既代表主办国中国讲话，也事实上是自己的高调谢幕。这不是谁能作出的安排，中国藏书票活动从起步到能主办国际大会，迈出的是多大的一步！是历史加予梁栋先生以酬谢和褒奖。

2013年9月，陆家嘴“梅园杯”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作品截稿前夕，我去北京见了梁栋先生，当面接过他的参展作品（是他以前几年的所作），对于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心存感激。交谈中，他已经没有了洪亮的声音，弱弱的对话，让我心疼。

2014年12月31日梁栋先生去世，我一夜火车赶去八宝山，参加了梁栋先生追悼会，送别这位忙碌一生、打造了中国藏书票团队、并为之奉献了后半辈子的可敬的先生。中国藏书票要记得的名字很多，梁栋的确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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