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兵的故事（17）

淼森

　 从学生蜕变为战士

作者：水波纹

　 在我20年的军旅生涯中，有十年半时间是在新疆东部罗布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奉献在那里。回首那时的工作和生活，往事历历在目。

1969年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全国人民都在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中央直属机关的部分干部和老同志也分别向中原地区转移。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新疆从以前祖国的大后方变成了面对苏联的大前方，似乎战事一触即发，新疆地区也迅速增加了许多野战部队。1969年11月，我从下乡劳动的祖籍地广东肇庆农村赶回新疆，回到我从小生活的南疆军区大院，应征入伍。我们几十个新兵坐了四天大卡车，来到地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东部的解放军8023部队。当时苏联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式的外科手术”所针对的首要目标就是这支部队（马兰基地）。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在基地546医院小学校门前的土操场上(医院的家属和子女全部疏散去内地了，我们就住在学校）。院务处的徐管理员是六十年代初入伍的老兵，担任队长并身兼教员，他完全按照他以前在商丘步校受训的那套方法来训练我们这批女兵，一切立足于准备打仗。时至冬季，在最初的队列训练之后，就是让我们整天在地上摸爬滚打，包括低姿匍匐前进、高姿匍匐前进、甚至就地卧倒在堆雪初融的树坑旁……。我记忆最深的就是10米滚进，不但方向滚偏了，棉帽子也掉了，头发还上沾了许多干草和小刺球（以后才知道那叫苍耳子）。我们卧在学校附近的玉米地里练瞄准，收割后留下的玉米根部使地面凹凸不平，卧在上面难受极了，因为无法戴着又宽又大的羊皮手套抠枪机，右手食指冻得几乎弯不过来，但我最后还是是练到了身边战友事先放在刺刀根部上的羊粪蛋在扣枪机后都没掉下来的程度。夜里紧急集合是常态，最多时一个晚上紧急集合4次，甚至在凌晨5点钟我们都认为再不可能集合时又来一次紧急集合。一次在气温零下30多度的夜里把全队拉出去在荒郊野外的雪地里卧倒埋伏，只派出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前往侦察“敌军暗堡”（到坟场数坟堆）。三人回来报告后，队长说数目不对，又派另一战斗小组去数，当时卧在100米开外的雪地里的我们已经被冻的浑身冰凉快没知觉。还有一个晚上，我们手持着半自动步枪在医院外面杏树园附近齐胸深的交通堑壕里跑动，三个班的队员分别进了三个防空洞，队长派出传令兵外出传口令到另外两个防空洞，传到最后竟然变成了“土豆……”，队长呵斥们：“敌人”就在洞顶上，你们还敢笑!!！在训练跑动中横跨堑壕上面时，不慎有一个女兵持枪(上了刺刀的)掉下去，万幸没受伤。唯一的一次野营拉练，我们在野外雪地里全副武装走了一整天，一群14岁到17岁的女孩子，身穿棉衣棉裤内穿绒衣绒裤，背着行李（被子）挎包、水壶、枪，全身负重几十公斤，数条背带勒在身上，我只感到胸口憋闷的喘不上气，眼前发灰看不清周围，只是盯着前面战友在厚厚的雪地上踩出的两个脚印窝，麻木机械的吱、吱地踏下去……。到了休息地，双手十指肿的像紫红色的小胡萝卜都握不住，大家的裤脚鞋袜全都是湿的，脱掉鞋袜拧下水，围着火堆烤火。就在大家终于松弛下来，暗自叫苦不迭的时候，突听“哇”的一声我班的一个战友大哭起来，原来她碰巧赶上生理期，整个裤裆裤腿里都是血。疲劳、疼痛、忍耐和委屈终于在那一刻爆发了（她可是出生在北京，长大在上海，1966年才随父亲的调动来新疆和田）。那段时间我们大部分人手脚耳朵都生了冻疮，又疼又痒，甚至有的还感染化脓。夜间轮流站岗两个小时，步枪里只有一颗教练弹，偶尔被跑动的野狗吓得不轻。队长和三个班长们还要特别记清楚医院高音喇叭里每周一換的警报声（一长两短或是两短两长）所代表的意思。经过第一至第五射击训练后，我们在院外大山底下的打靶场，进行了步枪和手枪的多种姿势(包括行进间立姿、跪姿、卧姿连续射击、固定靶、移动靶)实弹射击,和真手榴弹投弹考核。我们这批兵全部合格，大家兴高采烈的戴上了配发的红帽徽和红领章，从学生蜕变为真正的战士。

新兵训练结束后， 我们这批兵有的分配到后勤部门诊部、司令部门诊部，多数都留在了医院，分别被分配到炊事班，洗衣班和临床科室。我被分配到医院（有500张床位）政治处俱乐部任电影放映员兼广播员。上任之前还派我先跟医院生产班(兼警卫班)的几个1968年入伍的山西老兵，在医院周边的18亩菜地里劳动两周，时值土地开始化冻，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浇地，每天拿着铁锹在地里跟着渠水不停的跑，在这块地埂上挖开个口，或者堵上那块地埂上的口子，长时间穿着解放鞋踩着带冰碴的水，十个脚趾间的皮肤都泡烂了，只能每晚睡前涂些龙胆紫药水。那时战备形势非常紧张，医院干部的家属子女全部都疏散到内地去投亲靠友了。全院干部战士除了临床科值班人员以外，每天早、晚的业余时间，甚至上班时间都在周边杏树林子里挖防空洞，准备建一个小型“地下医院”，几乎天天晚上挑灯夜战干到11点多钟（新疆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大家搬石头抬木头筛石灰担水泥浆……随时准备把部份病人和药品转入地下。后来终因难度太大，基地派了工程兵124团一个排的战士驻扎在医院来施工。那时因经常搬砖头，我的第一套冬季棉罩衣的前襟和袖口都磨烂缝补过。

1971年国际形势好转不再备战了，基地其他单位在1969年抽调去内地建立“后方基地”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了，医院的业余劳动主要就是春夏季在医院周围的18亩地里种菜。还有在医院养猪场以科室为单位包干，每周五的下午清理猪圈积肥料。而冬季的早晨干部和战士，都要在篮球场进行队列训练。在女兵宿舍楼里，干部住楼下三人一间屋。战士住楼上六个人一间，双层架子床，平时坐在小马扎凳上，拿床铺当桌子用。每年一次的个人物品点验，必须全部拿到篮球场铺开来，包括个人的洗脸盆、小马扎凳和书籍都要过磅称重，超过规定的单兵物资重量的东西，必须全部扔掉。时不时会有对宿舍内务的抽查，甚至检查铺底和被子里有无所谓封资修的书籍。其实那时的战士个人物品特简单，每人发一张包袱皮包着几件换洗衣服就当枕头用，每个人的床底下有从医院小卖部找来的装洗衣粉的空纸箱，装着冬季才用的羊皮大衣和棉衣裤。（哪像现在部队条件这么好，给每个士兵配发一个大提包。）

俱乐部除了放电影、广播，还负责医院的宣传工作和文体工作，制作布置放在各处的政治宣传标语横幅、大幅的毛主席语录牌；负责拍摄院里的好人好事，用透明相纸冲晒后上水彩色，制做成幻灯片并放映宣传；组织蓝、排球比赛和节日文艺演出等等。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只要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我们要立即写字、剪字制作大型横额挂在门诊楼前，并通过广播在院区播放毛主席最新指示。,印象最深的就是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一次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集中在门诊大楼前欢呼。大家笑称我们俱乐部的工作是“敲锣打鼓迎来送往，领导上台带头鼓掌，广播放映幻灯宣传，排练节目打球照相…”。俱乐部的仓库里，有整箱的广告色颜料、整箱的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器材，在几个大“货架”上有各色彩旗，各种演出服装，有数十架32贝斯的捷克产小手风琴，和数把小提琴，甚至还有十几双皮面滑冰鞋……，给每个科室都配发了一套锣鼓箱。

广播室的工作除了每天5次广播(播放作息军号、转播中央台节目、播放本院的好人好事表扬稿件)以外，还有每天下午对临床科室病房的内线广播。我们也经常带着工具箱到病房去修理病人床头的耳机设备（儿科、妇产科没有内线收听设备）。医院的六个高音喇叭，分别设在高高的水塔上、医疗区与生活区之间的电线杆上、门诊大楼的三层楼顶、宿舍区周围的楼顶、篮球场等六个地方。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学会了戴着脚扣爬电线杆子，在电杆上面更换坏了的喇叭音圈。有一次在服务社小卖部附近的电杆上，因一只脚扣松动跌落，我在上面只好抱着电线杆子干等，直到一名路过的干部去俱乐部叫人，电影组长带了一副脚扣上来救急。

我们这个电影组三个人，组长姓周，是1968年入伍的男兵，老高中生，对我们两个女兵要求很严，为了彻底弄懂放映机的机械系统和光源系统，甚至有一次几乎把放映机拆了重装。我个头较矮，为了能按要求只用左手提起25公斤的放映机架在齐胸高的三脚架上，我找来一副重磅的铁哑铃，每天坚持练习，从最初单臂勉强只能举15个，练到双臂同时轻松举40个，从而做到了仅用左手就能轻松提起放映机。在组长的带教下，我们很快掌握了放映机的原理和操作，每个电影拷贝在我们手里要放四场，除了在医院的两个场次外，还要分别负责邻近的防化部队和基地联合仓库的两场放映工作。当年条件有限，这两个单位都只能在露天放电影。那时的放影机和扩音机都是电子管的，放映设备特别笨重，全部的机器分装在五六个大木箱里，再加上内装十几个胶片盒的两三个铁皮片桶箱，装车时搬上搬下挺费劲的。经常外出时院里派出的是大卡车(有时也用苏式救护车），驾驶室只能再坐一个人，特别是冬季有时零下30多度，我们都抢着吃苦，争着坐在车外厢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硬挺着。外出去邻近部队放映，我们要提前到场地搭银幕、架机器，布置音箱线。夏季蚊子特别多，有时一巴掌能拍死五、六个，若被毒蚊子咬了更糟糕，会肿起像硬币大小的包块，必须提前擦好防蚊油，否则影响装片速度。六、七月份夜短白天长，到晚上10时左右天黑后才能放电影。有时架好两部放影机用布盖好后，周组长便带着我们两个女兵拿着麻袋，在营区周围的树底下、菜地边上去拔猪草，（每逢夏季医院各部门都有采中药和打猪草的定量任务）。最让人恶心的是放映结束后用线拐收音箱线，那粗粗的电线上经常除了沙土还粘着鼻涕痰液！收拾完毕回到医院后已近夜里一点多钟，第二天早晨还要按时播放起床号。每放完一次电影第二天都要去机器房常规擦拭保养放映机、倒片子或修补接片。那时候防化团和联合仓库都没有大礼堂，冬季最冷时零下30多度也要在操场放电影，放映机收片盒齿轮的润滑油因冻结根本转不动，我们只好打开收片盒盖，用右手指插在挡片孔里助转，一盒胶片十几分钟放完，手指已冻的麻木不听使唤。好在两部放映机轮流放片，待机时我们还可以把双手插进棉衣袖子里暖和一会儿。所以那时候我的衬衣袖子因为经常沾了润滑油一直洗不干净。一次冬季在防化团放电影，我坐在放影机后面装机器的大木箱上，隐隐约约听见背后有抽泣的声音，转身问这个坐在背包上的十几岁的小战士，才知道原来是一批新兵坐了几天几夜的焖罐火车、又换乘大卡车走了一天，刚到驻地，就参加了部队的欢迎大会，紧接着吃过晚饭就在篮球场看电影，但他们感觉又累又困又冷，只想好好睡一觉，哪有心思看电影！

我在俱乐部放映组的那两年，正是文革中期，以前的国产影片大部分被批为毒草，经常放映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放映最多的就是《列宁在1918》，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有一次画面放到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瓦西里搂着哭泣的妻子安慰道“别难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周组长突然把机器镜头后面的片门放下来，银幕上立刻一片漆黑，他估计这个镜头快完时又挑起了片门，可荧幕上的瓦西里夫妇仍然拥抱着，结果下面的观众一阵哄笑！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是不允许有爱情、接吻、拥抱这样的所谓资产阶级的镜头和描写的。那时每场放映前都必须放新闻简报，经常有西哈努克亲王在全国各地参观游览的镜头。人们给那个年代的银幕总结了几句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少有的几部外国片子就是罗马尼亚的《爆炸》，阿尔巴尼亚的《女游击队员》，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两年后我带教出新的放映员，告别了俱乐部电影组，很遗憾没机会放映后来新拍的彩色影片《创业》、《金光大道》《海岛女民兵》等。

在医院卫生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医院传染科工作。

 2013年初稿2017年定稿

新兵训练队后排左三是本人。

　　新兵训练队二班合影。其中有南疆军区大院子女6人，前排左一是本人。

难忘的军旅生涯记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