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书生涯之一，一一城关中学任教

趙廣

　　1981年8月21日，我持诸暨县教育局人事调令到诸暨城关中学报到。当年城关中学的校长是寿瑞刚，书记罗贤灿。印象中是罗书记与我就任课安排进行了商谈，说让我当地理老师，我竟不经深思熟虑贸然答应担任高中文科班地理主课，并兼任初中二年级四个班地理课。一位民办教师时的数学教师，考上师专后读的是中文专业，刚刚毕业应该教语文却去做专职地理老师，不知当时怎么会稀里糊涂答应下来了的。

8月23日我就在城关中学开始正式上班了。城关中学校址在现浣纱南路和浣纱横路交叉口西南侧，当年学校大门就在这交界处，浣纱南路和浣纱横路还是埂堤的状态，埂堤边还有很多民居，跨进校门进入学校有一个下坡道，校门边传达室一起还有几间平房，安排我们几位新来老师的宿舍，狭小又简陋。城关中学所在地当年算是老城外面了，现称浣纱南路还比较冷清，跨出校门就是江堤，堤埂靠江边曾有水作坊店和饭店，现已开辟为亭台雕栏花木簇立的滨江花园。向北往城区方向记得有南门茧站、南货店、米店等一些老旧店铺，还有一座水闸，再过南屏路东头就是解放路（旧称上大街，现称浣纱中路），南屏路东头才是旧时的南门头，南屏路以南区域已是南门外了，我们暨阳南门赵氏有一支族派居住在那个区域，我们称之为“南门外支派”。过了南屏路东头才算正式进入城区了。向南是石塔头村、人民医院、西施亭……城关中学当时最主要的校舍就是那座四合院。这座建筑物其实是原国民党将领余重耀（余铁珊）的宅第，称余家大屋。余重耀，字铁珊，诸暨高湖沿人，民国初期曾任浙江建德、江西万载、乐平等地知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部中将参议。1950年代初余家大屋归为国有。1956年诸暨县城关镇中心小学迁入这座余家四合院。1968年改名为城关镇红卫五七学校并附设初中班，1971年改为单设初中，更名为城关镇五七中学。当时还设有二个分校，一个叫风雷中学在人民中路后拼入诸暨中学，还有一个分校设在现浣江桥西边的上庄路，后来停办。1978年秋改名为诸暨县城关中学，1979年开办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1996年以城关中学高中部为基础另建高中学校，称为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城关中学又成为单设初中。2002年改名诸暨市浣纱初级中学。2012年浣纱初中迁入文昌路1号的新校址。城关中学的原校址现成为浣纱小学的第二个校区。城关中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诸暨城关中学不复存在了。但城关中学在诸暨教育史上有一席位置，是诸暨二中、诸暨浣纱初中的母体，与诸暨中学、诸暨城关镇中心小学也有点历史渊源。

　　1981年8月我踏进了城关中学校门，开始了我正式的公办教师生涯。当时因办高中，除了那幢余家四合院做教室办公室外，在西北面还新建一幢三层教学楼，当时高中几个班级都在这新建的教学楼，余家四合院西边新开辟了一个较大的运动场，当年条件较差，跑道都是煤渣铺成的，地势低洼，雨天常常被淹。当年学校东北角的大门到余家四合院中间有一块场地，边上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梧桐树，我的赵氏本家才子赵智国老师曾写过一篇关于城关中学纪事的散文，题目就是《南门那幢四合院和一棵梧桐树》，我是早于赵智国老师到城关中学的，那幢四合院和那棵梧桐树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可是我写不出智国那样优美的散文，我只是叙述性的回忆录而已。场地中间建有篮球场，这块地方相对地势高一些，搞活动打篮球使用率较高。我作为地理老师，与学校的政治、历史、体育任课老师合编为同一个教研组，称政、史、地、体教研组，亦称为政史地体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四合院一楼北门右拐第一间。

9月1号，学校正式开学了，给我安排的课程是初二年级四个班每星期每班两节地理课共8节课，高中二年级文科班一个班每星期6节地理课，总共14节课。当年初中刚要开始三年制了，高中还是二年制。当年初中的教室大部分在四合院的一楼，四合院两楼主要是教师宿舍。四合院规模不小，四合院各边有十多间楼房，楼上楼下四周走廊相通，有三座木楼梯，但终究是砖木结构，上下走动往往声响不小，楼板和板墙隔音不好，往往稍有声响影响上下左右。我们办公室的楼上是带家小的老师宿舍，夜办公时，楼上小孩的打闹声声声入耳，楼板缝中震落的灰尘会落在办公桌上，说不定还会撒入了你的茶杯。我们政史地体办公室具体有哪几位老师已经记不全了，记得教政治是赵忠烈老师，他也是办公室负责人。历史是王鼎楚老师，体育是姚志祥老师，姚老师篮球打得非常好，当年已经是城关比较著名的篮球教练了。还有年长高个子的何以校老师，也是当年很有名的乒乓球教练，他培养出来的许多乒乓球选手在县级省级乃至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任地理课的我和任政治课的徐秀丽老师是刚分配来新老师。徐秀丽老师后来考上研究生，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成为著名文史专家。

当年城关中学的师资水平是比较高的。我印象中，数学有陈成伟老师、孔文娟老师、蒋承瑞老师等。物理有桑福润老师、赵本善老师。化学方绍松老师。语文石宝素老师、周多恩老师、童合善老师。这些老师大都是学科的教学权威和名师。当年年轻的教师有钟光明、周国才、袁颂新、赵解刚、吕铁雄……都很有才华。

　　初中二年级4个班地理课每星期每个班有两节，因为是副课，教学质量教学效果方面压力不大，但是当年学习风气还不大好，特别是城关中学城郊一带学生比例较大，上课维持课堂纪律的精力化得较多。总有些同学会想点花点挑战一下任课老师，特别是新分配的老师。女教师被气哭的事亦有发现，好是我当年不是一位稚嫩的第一次走上讲台的小老师，当年既年轻气盛又比较老成，是当过民办教师的老教师了，所以学生还是震得住的。只是副课老师不是班主任老师，与学生少有交集，只凭职责完成教学任务。高中文科班的地理科是主课，每星期6节课，可能城关中学当年是第一次文理分班，高二两个班，一班文科，一班理科。戴帽高中学生的生源和学业水平可想而知，但是学校比较重视的，任课老师也很认真。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地理课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学内容等如何部署安排，因为这一切对于我一个中文专业毕业生来说都要从零开始。初中地理备一节课上四个班，备两节课一星期可以上下来了，高中文科班每天都有一节地理课，每天都必须备好课，而且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两本教材的内容一个多学期里面要全部讲授一遍，再用大半学期时间进行复习模考，这样高考时才能有点成绩出来。好是学校领导对我们新老师教学上指导支持不少，记得寿瑞江校长让我多去请教外校有经验老师，还带领文科老师去杭一中、诸暨中学、浬浦中学、陈蔡中学等学校听课学习。记得杭州与我一起去听课有周国才、徐秀丽、袁颂新、吕铁雄等当时都还很年轻的老师，我们还趁空余时间游览了西湖边的几个景点，我和徐秀丽老师还乘船去湖心亭观三潭印月。杭一中听课的收获很大，对我来说最值得学习的是杭一中地理老师上课时的板书，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在黑板上用粉笔随手画成，中国的雄鸡形地图先用细线列出由大小正方形长方形组成的大致框架，再用曲线一气呵成连成中国地图，画台湾岛也是从先画小长方形，海南岛先画小正方形再用曲线画成的，南海部分用虚线标出。一节课的教学要点、重点也讲得清清楚楚，受益匪浅。后来我教学实践中也进行了运用并取得也较好的效果。当年浬浦中学的文科班全县很有名，孙文相老师是地理学科的权威老师，我去听过两次课。当年县教育局教研政治教研员是寿中煦老师，他还兼管全县地理历史教研活动，他对我这个新地理老师很关心很支持，常给我提供地理教学资料和试题，让我参加县地理教研大组的教学研讨会。他也常让我去帮他整理复印一些资料并协助他做一些工作。记得有一次全县地理老师去浬浦中学、陈蔡中学搞教研究活动，人员登记及城关到浬浦的汽车票都是我帮助搞好的。在教学上我还是上心的，虽然没有做出多少出色的成绩，但基本上能胜任这门学课的教学工作。那届高二年级文科班虽然上线的人没几个，但地理学科成绩并不差，记得宣业靖同学还得了高分。

　　当年在城关中学教书，不当班主任，又是副课老师，与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交集交流较少。最多的课余活动是打打篮球，同办公室的姚志祥老师是篮球高手，记得当年钟光明老师、毛汉成老师、袁颂新老师个子高球艺好，还有县教育局教研室的何鼎潮老师，因夫人陈成伟老师在城关中学，何老师是篮球爱好者，傍晚时分篮球场总见他的身影，我的宿舍跨出就可到篮球场，打篮球也是我所喜欢的，师范读书时我与陈建明就是校学生篮球队队员，毕业分配到同一所学校教书了，我俩顺理成章成为城关中学教工篮球队队员。城关中学教工篮球队当年水平相当不错的，诸暨中学教工篮球队和多家单位的篮球队都打不过我们城关中学。记得有一次特地去诸暨中学与他们的教工篮球队比赛，那时潘国权还不是校长，还是普通老师普通篮球队员，我们赢了十来分，因为我们有姚志祥老师，还有编外指导何鼎潮老师。我去诸暨中学参加过高考监考和多次学科教研活动。

不当班主任，学校领导会让我担任学校组织的广播操比赛、运动会的裁判等工作。其他份外事不多，但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记得是1982年元月的一天早上，我一走进四合院教学区，见一楼东边中间一个房间前聚着好多人，原来是代课的许国英老师夜里突发急病死在房间里，说是人已爬到门口但没能打开房门，多么令人震惊和悲痛！印象中许老师个子不高，人比较瘦弱，40多岁，街亭方向新胜许村人。被人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至于死因及死亡鉴定可能当时没有好好查验和认证，只是通知家属来城区收尸回去，好象许老师的家属亲戚也没有做出哭哭啼啼责问吵闹一点举动。至于学校领导如何处理好此事的善后，我们不甚了了。可是我们办公室赵忠烈老师与我被领导分派代表学校去许村慰问许老师家属，并让我们买上花圈去为许老师送葬。花圈自行车不好带，许老师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带着花圈从诸暨乘汽车过璜山到化泉齐村，夜里住在相当低档肮脏的小旅馆里，次日我们早早起来，我与赵忠烈老师两人扛着花圈步行向许村出发，走山路爬山越岭过石角村、青顶山村…到许村。许村村风淳厚，许老师的亲属还是比较客气接待了我们，我们也代表城关中学表达悼念和慰问之情，具体安排了多少慰问金不清楚了，当时不会多的。看到许老师的家境比较贫苦，孩子还小，我们深为同情。我们俩抬着花圈跟着送葬队伍送许老师山上安葬，送了许老师最后一程。学校领导不出面，我和赵忠烈老师也算为学校做了一点善后工作，当然也表达了我们对许老师深深同情、痛惜、悼念之情。

教学上与学校的教导处的交集交往较多，印象中教导处的孟主任工作十分认真又比较死板，蒋副主任比较和善厚道。象我这样的新老师，当年在孟主任心目中应该是任劳任怨安安稳稳任凭调遣的听话老师。可是我的个性及当年家庭的现实情况，往往会向孟主任提些要求并想获得一些照顾。开始时孟主任给我安排的课程是很随意的，有几天一天四、五节，有时一节课，星期一上午排第一节课，星期六下午排最后一节课（文科班周六下午也上课），没有考虑你是否方便，不会顾及你家庭路途遥远事情较多。

师专毕业就能分配到城关教书大家都觉得挺幸运的，但是对我来说当时并没有特别庆幸，因为觉得离我牌头老家远，家庭照顾不着。我们已有家庭的这批老三届生再次读大学毕业后，希望工作离家近一些的。当时又遇到最现实的问题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分田到户了，妻子女儿儿子两个孩子要带，田地要种，还要去刚兴办的社办企业上班，我又在离家几十里路的学校工作，正是心挂两头，工作不甚安心。星期六骑自行车到家已晚，星期天周前会议夜办公要赶到，家庭真的帮不了多少忙。有时星期天傍晚赶不回学校，或请假或缺席，星期一早上得很早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来学校。若是上第一节课时间更来不及。但教导处的领导还以为我这个新老师工作不上心，有时要迟到早退。记得学校罗书记、孟主任还找我谈过话，叫我工作上应更卖力些，说年轻人应以校为家，不用每星期回家去的。有一次我用自行车带6岁儿子来校，老师们问这是谁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儿子，有老师竟说怎么你儿子这么大了，他们还以为我这个新老师还没结婚呢。后来我把实际情况与学校教导处说了，但孟主任只是给我稍稍调整了一下课时。教学上对我这样的新教师还是加压力，唯恐我们太空闲。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初中地理历史副课也安排了期中考试。一个年级好几个班几百张试卷要出卷要批改要登记分数，工作量非常大。初中副课安排期中考试，这样的教导处这样的的学校也是不多见的。本来期中考试期间副课老师相对宽松一些，城关中学教导处如此安排让我们副课老师更忙。我后来找了高中文科班几位同学帮助改选择题登记分数，这样总算如期批改完成。记得高中文科班的徐伟、宣业靖、宣锋、赵华等几位同学来帮助过我，而且工作认真又仔细。

当年到城关中学上班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原家里有一辆父亲给我的红旗牌自行车已经老旧，新上班特借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年的永久、凤凰自行车如同现在奥迪、本田汽车，也算是一件大家私。天气好，从家里（现牌头镇山下周行政村埂大自然村）出发向北过长潭街、前山、王家井、会议桥、杨蔡、红桥、西施亭、三踏步、石塔头到南门外城关中学，一般顺风七八十分钟，逆风得一个半小时以上，遇上雨天路不好骑更费时间。有一次星期一早上赶着去上上午第二节课，匆匆骑车出发，到王家井附近，路湿打滑一不小心连车带人冲入路边渠道中，整部车整个人没入水中，好是天气不是很冷，渠道不是很深，浑身湿透爬上渠道捞起自行车，只得回家换衣服后再去学校。换上衣服后，自行车又不大好骑，人也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只得到牌头先给学校打电话请假上午上课来不及了，火车班次也没有了，就去金杭公路上的王家宅停靠站乘汽车赴城关上班。星期天本来是上班族休息放松游玩的好时光，当年对我这样家庭负担这么重的老师来说，是最辛苦的时间段。来回几十公里的路程，当年都是乡间泥路，踏自行车也是很费力的，加上家里田地分下，尽量要去做一些农活，当时田地刚分下来时，大家干农活都是很卖力的，家里有一丘田我们还安排早晚稻再种上大麦，一年三熟，让土地发挥最大的效力。家里没有务农主劳力的家庭，即使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相帮，所遇的困难还很多，很艰辛。

　　当年学校的生活设施是很简陋的，虽然给我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单间房子，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我后来寻得一旧课桌，购一煤油炉，偶尔可以烧一碗清水面。墙上贴有一副上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条幅，以慰自心，这房间里的东西算是我在城关中学时的全部家当。早餐我一般是去县政府招待所（现南屏路的西子宾馆）吃的。一碗薄粥，两个刀切馒头配点什锦菜咸菜，每餐不超过一毛钱。学校食堂给教工提供的菜也只有一样菜一碗菜，少有变化，当然也是几毛钱的菜肴。好是食堂的工友是同村人，是我同村发小的姐姐，不管迟早她都会给我蒸好饭留好菜的。

在城关中学教书期间，教学以外与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少有交流，数学老师陈建明我同校毕业同时分配到城关中学的，同年分配到城关还有诸暨中学的翁锡表，任诸暨中学团委书记，后进政府机关部门工作，诸暨市委宣传部的寿龙信，诸暨师范函授部的边信茂等，有空余时间常常相会。寿龙信当年没有分到宿舍，就安排住在县府招待所，我的早餐票也是他帮助买的。有时有亲戚朋友来城关要过夜，我让出我的房间到寿龙信招待所的房间里去住，他的房间往往有空床位。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学儿子得急病，送人民医院还要住院，他两夫妻就住在我的房间，有亲朋好友来县城办事或转乘火车都会来我这里坐一坐、转一转，时间来不及会在我这里过夜。

一个人在城关课余生活是很单调的，傍晚散步向南走到西施亭算是远了，那时西施殿未重建。向北到解放街，那时还有老城墙、上水门、中水门，老城墙外是蔬菜市场和一些食品商铺，早上非常热闹，晚上空荡荡的，但地面脏湿，卫生状况不佳。沿解放街行走，那时新剧院刚建成，虽当年西施大桥、西施大街还没有建，但万寿街东边到新剧院到大桥路算是当年最热闹最繁华之处。大桥路上的电影院有新的片子来一定会约几位同学好友去看的。那时电视是稀罕物，城关中学会议室里有一台，主要用于上电视大学课程所用，平时少有开放观看。当年喜欢看足球、篮球、体育类节目，我到新结识的好朋友俞敏那里去看，俞敏是上海知青下放到诸暨，后被诸暨县计量所招工，计量所当年在人民中路，他家在上海，城关也是一个人，计量所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晚上我常去他那里看电视。他的家庭身世我逐渐了解了，后来他给了我一些资料看，包括他母亲（他的母亲本名叫盛世同）写的文章，我较早就知道他的家庭非常不简单，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革命先烈俞秀松烈士的嫡侄，也是继子。他后来回了上海，担任过上海市共青团组织的一些职务，在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现已是中共党史界的名人。他对诸暨对家乡对老朋友很有感情。几十年了我们还常有交往联系。

　　当年身在城关最让我安心踏实欣慰的是：我在城关有一个可以让享受家庭温暖的“家”一一姑妈家。我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初就去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工作了，我从小由祖母抚养长大。我姑姑赵珠琴50年代初开始就在乡政府后来公社工作，我在老家时我家里一直是姑姑照顾下来了，60年代我在牌头中学读书，我姑姑在牌头公社当公社干部，文革前我姑姑调县文卫局工作，任文卫局副局长，正因为是管教育的副局长，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我姑夫阮云波1950年代初到上海，在上海市财税局工作后调北京，是税务方面专家。为一家团聚，1965年从北京中央财政部调回诸暨县财税局工作。当时姑姑家的宿舍是县财税局的房子。当年在人民路与红旗路交叉口西北处有一幢规模不大两层四合院，后改建为三层楼房，现已是十多层的财税大楼。姑姑家的钥匙早就给我配了一个，上世纪70年代我姑父、姑姑常常被勒令参加学习班、被下放、被派为工作队下乡。我去城关时，自己从抽屉里拿机关食堂的菜饭票自己去县政府机关食堂吃饭，那时的机关食堂在县政府对面文化公园西边的几间老房子里，记得要走过一座水泥板小桥，食堂的建筑陈旧又简陋，不过人气很旺，买菜排队很长。1980年代我到城关后，我的姑父、姑姑的工作稳定下来了，姑父仍在县财税局，姑姑到县卫生局工作，他们的三个女儿也带到身边了，三姐妹原在我们老家与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成长的。所以我的表妹与我也特别亲，我姑夫更是热情，我一到，他一定要拿点东西让你吃，一直把我当贪嘴的孩子看，姑夫将到九十高龄时，我一踏进门，他还站起来颤颤巍巍去里间找好吃的食品塞到你手里，让你吃下去。几年前，姑夫不幸突然离世，虽已九十高龄，我们是多么的不舍！我们悲痛不已！姑夫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记忆犹新。姑姑的家在我的心目中与自己的家一样。在城关期间，傍晚了我常常不由自主往“家”里去，去吃晚饭的次数特别多。如今，我还是会常想着去，当我依偎在93岁高龄的老姑姑身边时，一如以往的亲切亲热，姑姑和姑姑一家对我的亲情滴滴在心头。

　　在城关工作，教学工作慢慢顺手起来了，同事和师生关系渐渐融洽了，生活上也慢慢适应了，八二届高中班的同学都很优秀，而且重情重义，那时读高中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城区城郊高中招生是红旗路为界，以北录取在诸暨中学，以南录取在城关中学。高中毕业或大中专毕业算是高学历了。2017年这一届学生组织了一次城关中学八二届高中毕业35周年同学会，我被邀请参加。虽然他们那里只任一年课，35年后还记得我这位曾经的任课老师，甚是欣慰。这批学生大都事业有成，印象比较深的有徐伟、宣业靖、宣锋、桑华、张丽娟、 朱幼丽 、何其萍 、汪梅花 、郑丽娟 、李育庭 、郭金文等同学，记得朱幼丽是班长。徐伟颇有才能，在铁路部门工作，先后担任铁路诸暨火车站、义乌火车站站长。宣业靖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到城区工作生活，不要说现在就是过去都是年轻人向往和要争取的。但是当年我所遇到的家庭实际困难，让我不得不考虑调回离家较近的学校任教，并向学校和教育局人事部门提出了申请，当时许多人不太理解，我曾经的老师方绍达校长特地找我谈，他希望我继续留在城关工作，他后被任命城关中学书记更希望我不要走，但为了家庭我还是决定调离城关中学，离开县城去家里近的地方教书。1982年8月，我办好一切离校手续，离开了城关中学，不见了，城关中学，果真城关中学最终不存在。再见了，城关。可不曾想到世事轮回，时光流转，十来年后，兜兜转转我又回到城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