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先行者子产 ——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的形成

快乐的……

　　（子产不毁乡校）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左传》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对子产的敬重，“出涕”这一细节描写，言简而传神，而立之年的孔子对子产的去世，深感悲痛，因为子产是有古代仁人之风的君子，子产的品德是孔子追求的“中道”人格的榜样。

《 论语》中的文字，虽然没有交代就是针对子产而发，但表明了孔子对子产“以直报怨”的肯定和对“以直报怨”的推崇。“以德报德”容易做到，中国人都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以直报怨” 理解起来就有困难，做到就更难了。没有一定的胸怀、智慧、品德修养，要做到“以直报怨”是不可能的。孔夫子提倡、推崇“以直报怨”，我以为与子产有密切的关系。

子产，名侨，故又称公孙侨，生年不详，卒于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郑国大夫，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如果说春秋初期的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的成就超过了子产，那么，把齐国是大国和居于东方一角这两个条件除去，管仲就可能完成不了伟业；如果说晋文公手下众臣也不比子产差，那么，把晋国大国和表里山河的自然优势除去，晋文公和臣子们再能干，也难于成为诸侯共主；楚国的子文、孙叔敖也是鼎鼎有名的贤臣和伟大的政治家，但楚国地广人众，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的不可逾越，为他们建功立业提供了保障。而郑国是一个弹丸小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自春秋初期的“小霸”郑庄公去世后，郑国就成了各方诸侯蹂躏的对象。但在子产执政的几十年间，郑国屹立于诸侯之间，不论是晋、楚这样的大国还是齐、宋这样的强国，又或是周边的同等列国，都对郑国礼敬有加，这就是子产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伟大的体现。

根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记载及历代学者的考证，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鲁襄公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存疑），此时的子产已经是崭露头角的青年政治家了。子产去世时，孔子是刚刚到而立之年。由此可以说，子产和孔子是同一个年代的人物，而子产是孔子景仰的前辈。

子产第一次出现在《左传》是鲁襄公八年（即公元前565年），郑国侵伐蔡国，战果颇丰，举国欢腾，只有子产闷闷不乐，说：“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祸害将是很大的。”结果被他的父亲骂了一顿，说你一个小屁孩干涉国家重臣的事，那才叫招灾呢！事情的发展正如子产所言，年底楚国就来问罪了。

孔子认为，“以直报怨”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应该具备的修为，是“仁”的一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而这个观点应该是孔夫子在全面了解、概括子产的为政之道、立身处世原则后提出了的。

《左传》中记载子产治国理政的事迹很多，以下几件事，应该是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子产“以直报怨”的君子品德。

1.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郑国一些对执政不满的士大夫作乱，在朝堂上刺杀了执政大臣子驷（驷騑，驷氏之祖）、子国（公子发，子产的父亲，国氏之祖）、子耳（公孙辄，良氏）。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子驷的儿子子西（公孙夏）的做法是收敛父亲的尸骨后就去追杀凶手，当然没有追上，回家纠合家中的仆役，分发武器，准备再去追讨凶手，不料家中不少的仆役带上子西家里值钱的东西跑了。凶手没有追上，家里还损失了大批财物，子西有点不冷静。而子产就不同，虽然年纪还小，但他马上把家中的人手组织起来，安排人员守住大门，预防敌人进攻也预防有人逃跑；派人把守府库，预防有人偷盗，然后把其他人武装起来，列队乘战车出发，先在朝堂收敛父亲尸骨，再指挥攻打凶手盘踞的地方。在另一家大臣子蟜（公孙虿，印氏）的帮助下攻下凶手盘踞的地方，把主要凶手正了法。此时子产的 “直”就表现在做充分准备，不鲁莽行事，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子产这份冷静与成熟常人罕有，与年纪有点不匹配。

2.在郑国，有七个权力氏族，他们是郑穆公众多儿子中的七个及他们的后代，世称“七穆”。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罕氏。此时罕氏的当家人叫罕虎，字子皮，他行使着郑国摄政的权力，就是他把治国的大权交给子产，并且对子产保证：一定做子产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持子产治国理政。于是子产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制定各种制度，违者将受到惩处。但问题也就来了：七穆之一的丰卷（字子张，公孙段之子，丰氏）想去打猎，给祖先准备祭品，子产依据制度阻止了他。丰卷不高兴了，准备教训一下子产。子产出奔到了晋国。子皮驱逐了丰卷，迎回子产。这样，丰卷就对子产有了怨恨。但子产也检验了子皮对自己的支持，此后他就更踏实地行政了。

子产并没有报复丰卷，而是帮他打理好田地、宅舍，每年的收入登记造册，整理收藏好。三年后，让丰卷回国，然后分文不少地把财产全部交到丰卷手上。从此，丰卷对子产俯首帖耳，不敢再有违制之举。

这就是子产的“直”，使丰卷的怨化为乌有。

3.丰卷的父亲公孙段是个贪婪的人，所以子产要他做一件事，就先送给他一座城邑，让他死心塌地地办好事情；子产知道公孙段也是个虚伪的人，就把他提拔到仅次于自己的地位，时刻监控他，使他无法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如果把公孙段的贪婪、虚伪看作“怨”，子产的作为就是应对他的“直”。

4.子产执政第一年，改革了赋税制度，暂时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对子产非常不满，编了歌曲吟唱：“谁能杀了子产，我一定和他一起去。”子产利用赋税改革增加的收入，建立学校，普及教育；修筑城池，巩固国防，于是子产执政三年后，国人又编了歌曲吟唱：“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导；我有田地，子产让我们丰收。如果子产去世了，谁能接他的班啊！”子产的“直”消除了国人之“怨”。

5.在邦交上，子产也践行他的“以直报怨”。 ①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子产在晋国毁坏晋国馆舍的围墙，借机劝谏晋国善待诸侯，才能保住霸主地位；②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9年），子产辅相郑简公到楚国聘问，席间楚灵王赋《吉日》，子产知道楚灵王想要和郑简公一起田猎，席后立即着手准备打猎的用具，让骄横的楚灵王挑不出毛病；③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中原诸侯在平丘盟会，子产据理力争，从中午一直争到太阳下山，最终使晋国减轻了郑国的贡赋负担。子产就这样以他的“直”周旋于南北二霸之间，使他们不敢对郑国存有觊觎之心。从子产对付晋、楚的方法态度也可以体会到子产的智慧：楚人骄横，用“柔”；晋人奉行中原礼教文化，用“刚”。

6.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为了报复上一年陈国联合楚国讨伐自己，六月，由子展（公孙舍之，子皮之父）、子产帅师讨伐陈国，攻入了陈国的都城。但他们并没有灭掉陈国，而是下令不准进入陈侯的宫殿，子产亲自守在门口，以防兵士入宫劫掠。但是战胜了，自然要摆摆胜利者的威风：清点俘获的人数。摆了架势后，并没有把俘虏带回国来分给贵族们充当奴隶，而是把清点好的土地、人民还给了陈国国君。这样的“以直报怨”为后来应对晋国的责难留下了足够的合理合规的说辞，让晋国君臣不得不承认郑国讨伐陈国是合于礼数的，因而没有组织诸侯对郑国兴师问罪。

什么是“直”，不好定义，正如“仁”，也不能下局限性的定义，时、地、人、事不同，其所指也不同，这也是后人一直探讨的问题。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由此我们可知，前圣周文武、周武王所建立的理想社会，周公所创制的礼乐制度，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恢复的；管仲、臧文仲、子文、孙叔敖、子产等先贤的实践，一直是孔子学习、研究探索的。正因为孜孜不倦的求索，孔子才能把他们的思想加以升华，最终形成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思想内容的儒家学派。勤勉的探索，使孔子成为前人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用毕生精力推广、发扬光大儒家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治国的正统理论，而他本人也成了后人膜拜的“万世师表”。

子产对孔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以直报怨”的行为准则，千百年来，儒家弟子也把它当做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尺。

如何践行“以直报怨”，是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