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王相群

十九年前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带着不舍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十九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勤劳的一生，吃苦的一生，等儿女们成家立业了，又把外孙、孙子照顾到能上学了，要拿退休工资了 (母亲是2003年去世的，2004年农场农工开始拿退休工资)，苦日子过完了，要过上好日子了，母亲却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家住在中洲农场牛角队时的情景，那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鱼儿，队里有一个叫堂和一个叫娥的小朋友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当时我只有三岁多。后来才知道我们家是1964年7月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和另外14家从北大荒军垦农场一起搬过来的。搬来时，姐姐三岁多，我二岁多，弟弟还未满月。来时经过北京，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留下了合影，甚是珍贵。

七月份我们全家来到了湖北汉川中洲农场，被分到了偏远的牛角队，父亲担任该队书记，当时正值盛夏，这里芦苇丛生，荒野遍地，到了天黑成堆的蚊子直往身上扑，天亮了满身都是红盘。那时住的是毛草棚，又没有蚊帐，真是天黑盼天明，条件异常艰苦。在牛角队母亲既要照顾3个幼小的孩子，又要外出割芦苇种庄稼。她为了支持父亲到内地垦荒，辞掉了在黑龙江工厂的工作，千里迢迢奔扑湖北和泥巴打上了交道，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把青春连同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农场的建设和发展。

后来我长大一点听母亲说，我一出生就体弱多病，没过几天就住进了医院。和我同病室的人都说我病太重，不愿和我住在一起，纷纷搬了出去，由于医生的精湛医术和母亲的精心照顾，我顽强地活了下来。母亲说我用的钱比我都重，虽然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我用去了家里的许多钱财，母亲还要看着别人的异样眼光照料我，真是为我操碎了心。

等我们家从牛角队搬到赤西队后，我的记忆才逐浙清晰起来。赤西队在农场的西北角，是农场的西北里亚。我们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搬到赤西队的，父亲任赤西队书记，母亲不仅要照顾我们，还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起早贪黑，忙了家里忙队里。当时队里是工分制，在女农工中她经常拿最高的工分，也经常被评为生产标兵。母亲每到一个地方把邻里关系都处理得非常融洽，把队里的人当亲人一样对待。人们都是左一个王嫂右一个王嫂的叫个不停。

在赤西队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原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可慢慢地发现小弟弟与别的小朋友不同，发育迟缓，小便常引来蚂蚁聚集。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他患有软骨病和严重的糖尿病，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那个缺医少药交通又不方便的年代，有一个患病的小弟弟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母亲就更加辛苦和劳累了，既要照顾患病的小弟弟，又要到田里劳作，常常是天未亮就要起床，到半夜才能睡下，超负荷的劳作给母亲的身体带来了隐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从赤西队乘马车搬到了王公队。到王公队后母亲仍每天在田里劳作，父亲已不在队里任书记了，而是调到别的单位工作去了。此时小弟弟的病情未见好转，这个时候的母亲更辛苦了。一个人要照顾4个孩子的吃穿，再加上其中有一个生病的孩子，还要在田里劳作，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可偏在这个时候小弟弟的糖尿病又加重了，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可想而知母亲当时是多么地不舍和痛苦啊！

后来我家搬到了医院，因父亲此时已在医院血防工作多年。母亲有机会到医院食堂做临工，工作虽然轻松了许多，但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慢慢地母亲也不在食堂工作了，她老人家在家做饭带外甥和孙子。

这期间母亲患上了三叉神经痛和高血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三叉神经痛被治好了，但母亲因为血压高不幸中了风，说话口角有点歪。那时我在粮食科上班，由于国家放开了粮食收购政策，我所在的单位一天不如一天，于是我和爱人买来莲藕卤熟了卖，赚一点小钱维持生计。这期间母亲在家卤好莲藕，我们拿到街上去卖，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又患有多种疾病，有时卤出的藕不好看，我们会说母亲，可母亲从未计较过。

再后来母亲走路越来越困难了，由于我爱人在街上做鞋子针织生意，我很少有时间照顾母亲了，母亲的病情一天天严重，最后双腿都不能走路了，只有坐到床上，再后来母亲连坐的力量都没有了，只能躺在床上，随着中风的加重出现了吞咽困难，最后只能吃流食，并经常伴有呛咳。

我永远忘不了2003年10月3日，我和爱人正在街上做生意，突然接到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迅速奔到母亲身边，看到的是母亲已双目紧闭，凭我怎样呼叫，母亲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喊了，母亲的身体在我跟前慢慢由热变凉了。

母亲，您一生只想着别人而唯独没有自己 ; 您一生节俭舍不得花一分钱，而用在亲人身上从不缩手缩脚 ; 母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美德我们永记心中，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202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