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故事——摘自《李聚奎将军风采》一书

a太极拳爱好者

李聚奎将军历时近两个月，行乞千里，经历无数生死考验寻党的执着信念，感动过无数人;他战功卓绝，资历超过了好几位大将，在得知大将名额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向组织上提出“就低不就高”的高风亮节，广为流传；80岁时在自己平常使用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三个纵然”：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八十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他的坦荡无私，永远教育后人。然而，李聚奎将军被周恩来总理钦点为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展现了老一辈崇高的革命情怀。

周总理点将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成立石油工业部的决议，并任命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部长。从1926年当兵后，李聚奎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当总干部部长徐立清同志通知时，李将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到地方去工作，到一个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非常重要，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去工作，李将军真有点发怵。徐立清同志看出了心思，便直截了当地说：“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啊！”“总理说，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尽快地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做这件事，把我们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建设才行。这样，军委就推荐了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总理熟悉的老同志。名单送到总理那里，他考虑再三，圈定了你，要你去当新中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军委领导同志也都赞同周总理的决定，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总理找李将军去他那儿谈话。总理说：“聚奎呀，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油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是要拿出油来啊！”他忐忑不安地向周总理说：“搞石油我是外行，好多事情都不懂，怕干不好！”总理听了亲切的勉励：“没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石油部有很多的专家，你把他们好好地组织起来，努力干吧，能干好的。”

甘当小学生

195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大牌子，在首都北部六铺炕的一座六层大楼门前挂起来了。遵照总理的教诲，李聚奎将军一到石油工业部，就拜部长助理徐今强为师，请他给上课，从石油A BC讲起，每天讲两个小时。徐今强原来是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上海人，大学生，物理、化学、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讲起来都头头是道。他连续给讲了两个月，让李聚奎将军获益匪浅。接着，李将军又带着理论学习中的问题到玉门、独子山油田和抚顺、茂名页岩炼油厂，向在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请教，同时进行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尽可能地给下面的干部创造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每从一地回来、再就那儿的实际问题向李富春、薄一波同志或石油工业部党组写出调查报告，求得他们的指教。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慢慢地对情况熟悉起来了。

集思广益谋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贫油”论的影响下，我国石油工业究竟要走什么路还没有定下来。国家在勘探天然油的同时，不得不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试制造价很高的人造油。国民经济在飞速发展，国防建设亟待加强，急需大量石油，而当时的原油产量很少，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只有43.5万吨。那时，天然油的生产集中于西北，全国资源情况不明。要发现新油田，探明储量，勘探周期较长，投资大，况且谁也没有找到油田的绝对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石油工业的重点应该摆在哪里，从上到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把重点放在人造油的发展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地域辽阔，有很多地方都有生油的条件，天然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地质勘探工作，只有大量开发天然油，才能长远地、根本地解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石油问题。如何给中央的决策当好参谋，确定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道路，这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首长们的指示精神，李聚奎将军不断地与专家们一起探讨这个难题。由于我国众多专家提出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同志的精辟论述，人们逐渐从“中国贫油”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煤炭虽多，可用煤的地方也多。煤炼油要优质煤，化工、炼钢、炼焦炭都要优质煤。目前冶金部和煤炭部的供需问题还没有解决，哪有多余的优质煤来炼油。再说煤炼油投资大，产量又不高，我们国家这么大，要用油的地方很多，靠人造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是要下决心开发天然油。随着石油勘探的推进，尤其是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开发，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和启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加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就必须根据国家确定的方针，在抓紧人造油生产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把发展天然油放在首位，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1956年9月下旬，我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只要抓紧勘探，在两三年内找到两三个大的油田是可能的。可以确信：以我国的石油资源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我们应该以发展天然石油为主，大力加强勘探工作，尽快地开发已经探明的油田，相应地增加炼油能力，其次是适当地利用油母页岩和煤的资源，进行人造石油工厂的建设，作为今后发展石油工业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和批准，写进了“八大”通过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克拉玛依之歌

1955年1月，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决定在克拉玛依打两口井。10月29日，一号喷出了原油，11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在石油部内部，克拉玛依要不要上的争论激烈。一些同志，包括苏联驻石油部专家组组长安德列克夫都认为，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有油田，那里的那样大的沥青山没有几亿吨油是形不成的，既然形成了沥青山，就说明克拉玛依的油都跑光了，现在遗留的是一些残油，不值得大上。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准噶尔盆地中央有大量的多套生油岩系，沥青山起了覆盖封闭的作用，下面蕴藏量可观，应下决心大规模勘探。李聚奎将军深知，克拉玛依上不上，非同小可。于是他带领部里的司局长、专家一起飞往新疆调查论证。一到乌鲁木齐，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摆出了大量资料，说明克拉玛依是个大油田，应该抓紧勘探和开发。安德列克夫在严谨的资料论述面前，转而支持上克拉玛依。但驻新疆石油管理局的苏联专家和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切布拉克夫反对上克拉玛依，认为油在地下流到了苏联境内。第二天，经过长途汽车的颠簸，到达克拉玛依，在那里待了两天。天正下着大雪，白天，李将军冒着没膝的大雪，对照图纸资料，跑了许多地方，晚上就和工人挤在一起，二三十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再回到乌鲁木齐讨论时，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了。在此基础上，根据财力和设备情况，李将军下达了1956年在克拉玛依打40口探井的任务。

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那里的沥青山早就远近闻名。沥青山维语叫“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地区是一片戈壁荒原，在这里搞建设，连水、土、木材都没有。基建用的木头要从300公里外的伊犁运，生产和生活用水要从60公里外的玛纳斯河运。为了保证一年完成40口探井的任务，毛主席下令，十九军五十七师改为石油师。为解决运输力量，李将军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他一口答应下来，从各单位抽调了500多辆汽车，动员了3500多名民工，组织了一支1000多峰骆驼的运输队，为克拉玛依运送生产和生活用品。1956年底，40口探井全部打成出油，1956年的石油产量从1955年的60万吨一跃为150万吨。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一曲壮歌，从实践上批判了“中国贫油”论。1956年《克拉玛依之歌》风靡全国，一股支援克拉玛依的热潮更加高涨。

发现大庆油田

在开发克拉玛依的同时，接到四川石油勘探管理局的报告。说在朱老总的家乡四川仪陇附近发现了一个大石油构造，横跨8个县，1000平方公里。但后来，又经过细致的探查和科学地分析，判定那儿的石油都顺着地下的裂缝流失，找不到了。1957年，四川的天然气产量就达到6000多万立方米，但毕竟没有拿到大油田。然而这件事，对李聚奎将军进行教育很大。

早在1956年，地质部经大量的勘探，初步查明松辽盆地确有石油构造，就把详查细测的工作交给石油工业部。1957年3月，石油工业部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师邱中建等7人组成116地质队到松辽盆地。1957年秋，石油工业部党组会议确定：三年内查明松辽盆地有没有开发价值的油田。会后，组织了300多人的勘探队伍进驻黑龙江的双城县。出发前，李聚奎将军给他们作了动员，要队员们艰苦奋斗，为人民、为祖国建功立业。后来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地质部和石油部都加强了对松辽盆地的勘探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勘探。1959年9月26日，终于在大同镇的松基三井获得了工业油流，发现了高台子油田。这一成果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

办不到的事不敢乱讲

1957年第四季度，在讨论第二年的生产指标时，经委希望石油工业部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20%。计委一位副主任却要在1957年投资5.3525亿元的基础上减少，只给5亿元，还说：“国家财力有限，要压缩经费，不砍石油部的砍谁的。”明知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还要大幅度减少石油工业的投资，石油部的同志们意见很大，李聚奎将军也十分不理解。找到计委主任李富春，很认真地说：“你们计委不要看我李聚奎老实，就欺负老实人。我个人事小，石油上不去，拖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腿事情就大了。”富春同志和蔼地对我说：“我们再研究研究，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条，实事求是，老实人不会吃亏的。”不久，经委开会研究石油部的1958年的生产指标时，薄一波同志征询李将军的意见：“1958年能不能搞到180万吨？”李将军问能不能在抚顺给增加300万吨油母页岩。薄一波说：“页岩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已经饱和了，给你们的页岩一两也增加不了了。”李将军也直率地说：“今年国家给我们的投资仅大体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明年还要减少到4个多亿，人造油的资源不能增加，新的油田又没发现，明年的计划能维持今年150万吨的水平还要作很大努力，增加到180万吨是不可能的。”散会后，一个与我很熟悉、平时关系很好的部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李大哥，大家都在跃进，他说180万吨，你就说200万吨嘛。他说200万吨，你就说220万吨，鼓足干劲嘛。”我说：“说了大话，到年底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会挫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向上也不好交账，影响国家的计划和全面安排。”他半真半假地说：“这还不好办，到年底一算账，就写个报告说由于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没有完成任务，不就完了。”“这个办法不行，办不到的事我不敢乱讲。能办到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会想方设法办成功；明知办不到的事情，就把情况讲清楚，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没过多少日子，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对我讲：“聚奎同志，你那个石油部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不是太小了一点。还是要加点劲，多搞一些吧。”我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薄一波同志就接上了：“石油部那个资源、投资就那么多，市场、局面就那么宽。这两年聚奎同志到石油部后，原油生产从60万吨增加到150万吨了，还搞出了个克拉玛依。聚奎同志的工作做得不错。他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开会的时候你要找他，往往不是在玉门、在克拉玛依，就是在东北的页岩油厂，总是在下面抓。”周总理听了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