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中共百年党史》

魔都雄狮

1935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同一时期，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的召开，经历了一个酝酿过程。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

王稼祥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中坐着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和王稼祥同行。他们一边行军一边交谈，深入地讨论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虽然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但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长征开始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

在同毛泽东商议以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遵义会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中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这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北面主楼上有一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会场就设在这间客厅里。当天，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客厅里烧着一盆驱寒的炭火。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围剿”失败归结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与会人员认为，敌人的力量强大固然是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前四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同样悬殊，但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敌人虽然强大，但红军力量也增强了，有10多万人。另外，当时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介石作战，广东军阀不积极，这些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博古在报告中还强调白区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原因，都遭到大家的反对。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

毛泽东紧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将错误总结为四点：以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军事上没有利用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条件；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是仓促出击、行动无序。

在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会议上却很激动地发言，严厉地谴责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几万名战士。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也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

在会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地位，只有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他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知道些《孙子兵法》！”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去压制别人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李德却坐在会议室门口。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抽烟，神情沮丧。他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中共中央领导者身上。

会议一共开了3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对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

邓小平曾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开始了长征（也有认为红四方面军长征从5月开始）。

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坪）。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西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率领下不畏艰险，英勇奋战，并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红军团结北上的力量。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后，又面临国民党军130个团的重兵“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编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组织委员。

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军围困时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梅岭三章》，表现了以陈毅为代表的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战员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1.6万多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多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在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留在长江南北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以及其他许多干部、战士、为革命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在战斗中被俘，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把藏在夹衣里的一份秘密文件强咽入肚内，惨无人道的敌人为了取出文件，竟把她剖腹。

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 的报告。13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极艰苦都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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