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往事——初识书票

陈雅丹

<h3>八十年代是</h3></br><h3>雨后春笋</h3></br><h3>的日子</h3></br><h3>蒲公英种子</h3></br><h3>哼着歌<br></br></h3></br><h3>飞向远方</h3></br><h3>述说着</h3></br><h3>春的到来</h3></br><h3> 一、创会之初 </h3></br><h3>随着20世纪80年代读书、爱书热潮的到来,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会应运而生。</h3></br><h3>1984年3月16日,梁栋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画世界》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全国藏书票组织筹备会。与会的八位版画家、书籍装帧家李平凡、马克、莫测、郑叔方、郭振华、张守义、王春立一致推选梁栋、郭振华为筹备会召集人。仅半月后的1984年4月2日上午,我国第一个藏书票研究会——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在中央美院版画系正式成立。</h3></br><h3>在京30余位版画家一同在会上,听取了梁栋先生传达的李桦先生的书面发言《为什么要提倡藏书票》,并推选梁栋任理事长、郭振华任副理事长,李桦先生、李平凡先生任顾问,推举郁鹏、王东海、王叠泉、王春立、郑叔方为理事。12月9日研究会召开扩大理事会,商定聘请杨可扬先生为艺术顾问,增选马克、莫测、黄可、张守义、陈雅丹、张佩义为理事。由梁栋、郭振华、王东海、王叠泉、王春立、郁鹏、郑叔方、陈雅丹、张佩义组成常务理事会。有趣的是,我们这几次与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有关的“历史人物”,被热心的史料研究者董大可命名为:“筹备会八大金刚”和“创会十三太保”。</h3></br><h3>1986年学长谭权书担任了秘书长,我和王东海担任了副秘书长。从此我们在梁栋先生领导下努力工作。</h3></br><h3> <h3>这是我保留的1—3届全国展请柬和6—8届全国展图录、以及大连全国展图录和赴香港展请柬、各地的各种书票活动请柬。1985年中央美院陈列馆举办了“中日版画藏书票展览”。<br></br></h3></br><h3>上海的六届展第一次出版了图录,这种细长的袖珍开本设计颇具特色,我喜欢它朴素的感觉,所以七届和八届都延续了这一风格。</h3></br><h3>藏书票研究会的创建初期,受到广大版画家、书籍爱好者、知识界的热情关注与支持。发展了会员,组织了一二届全国书票展(首届展由杨可扬、邵黎阳牵头在上海举办、二届展由张家瑞牵头在大连举办)。并于成立当年组织了16位版画家的70余枚藏书票,参加了在民主德国举办的“第20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于1985年和1987年先后到香港、联邦德国办展交流;于1986年到日本、荷兰、美国举办了中国藏书票展。</h3></br><h3>1988年8月我们加入了国际藏书票联盟。<br></br></h3></br><h3> <h3>我收藏的1987年出版的原票书票历、及零散书票历、上图中有梁栋、郭振华、郁鹏、王东海、郑叔方、张跃君、王维新和我的作品,弥足珍贵。<br></br></h3></br><h3>初创阶段,藏书票研究会白手起家既无经费又无场地,有的只是激情与心气——大伙兴致勃勃地动手写文章介绍藏书票、创作藏书票;梁栋先生更是着了迷似地全情投入,组织用简易的办法先后出版了三套以上手工书票年历;并亲自用复写纸给各省的分会写信联络工作;一些分会的朋友王叠泉、山丹等来京办事,就住在他家里。张家瑞、王叠泉、王敢等则先后主动承担起编辑出版藏书票小册子的工作。我们呢,评选的时候就挤在版画系那20平米的系办公室小屋里,星期天一呆一整天。最辛苦的是梁栋先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藏书票的今天。</h3></br><h3> <h3>前后由多地承担编辑出版任务的《中国藏书票》、均为志愿承担。</h3></br><h3>国内的多种刊物竞相发表有关藏书票的图文介绍,安徽、四川、南京等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介绍中国藏书票作品的画集,各省涌现了不少书票事业的积极分子,并成立分会。一时间,藏书票就像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并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全国、飞向世界。</h3></br><h3>中国的藏书票作品进入以铜版画与黑白木刻为主的欧洲,获得了那里收藏家的青睐,被评价为艺术风格多样、色彩明丽、非常有趣、比日本的藏书票有意思。尤其是中国的木刻水印深受西方收藏家的喜爱。记得国际书票联盟主席巴特勒亲自来到北京,和我们进行了交流,德国古腾堡印刷术博物馆也收藏了我们一批水印木刻藏书票。</h3></br><h3> 二、为作家创作藏书票 </h3></br><h3> <h3>丁立松为鲁迅纪念馆创作的藏书票。</h3></br><h3>为了拓展藏书票的影响力,我向梁栋先生建议为作家做藏书票,并聘请原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等同志做我们的顾问,那时他已退居二线,任文化部顾问、艺术委员会主任。他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次对我建议,要我们以鲁迅为主题创作藏书票,还亲自打电话给草明、刘白羽、臧克家、姚雪垠、阮章竞等作家,把他们介绍给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去拜访他们、和他们交谈,并为他们创作了他们心仪的藏书票。</h3></br><h3> <h3>1994年与林默涵同志合影于他家。<br></br></h3></br><h3> <h3>我应林默涵同志要求,以他的一幅喜欢的藏画为基础创作的丝网版画藏书票。</h3></br><h3> <h3>为阮章竞创作的油印木刻藏书票。</h3></br><h3>第一次拜访阮章竞,是和篆刻家阮中华一同去的。知道我要去,且是默涵同志介绍的,他特意挂出了他的许多绘画作品,很热情地和我们谈了许多,他是南方人,待人真诚,有着热烈的诗的情怀。我的这枚书票以浓郁的色彩表现南方墨绿色浓荫中橙黄色成熟的水果——是我对这位诗人热烈美好的印象。我喜欢他的著名长诗“漳河水”,喜欢那里面洋溢着民间的淳朴与甜美。他也喜欢我的小小藏书票,来信给予了由衷的赞美。</h3></br><h3>之后,我与梁栋先生一起拜访了诗人臧克家,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记得去藏老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臧老正在为众多粉丝来信的侵扰而不胜忧烦,他指着噼啪作响的火炉,说了一段极富诗意的赞美火的话,要我们以火为题为他制作藏书票。</h3></br><h3> <h3>梁栋先生为臧克家做的:“火的颂歌“。</h3></br><h3> <h3>我为刘白羽创作的“诗神”。</h3></br><h3> <h3>我为刘白羽创作的“威尼斯金船”。</h3></br><h3>去刘白羽家也是我和梁栋先生一起去的,梁栋先生以甲骨文的日月山川为素材,我以白羽先生家的威尼斯金船为主题为他制作了藏书票,之后我们成为朋友,白羽先生送我他的书,我的画展则邀请他来。</h3></br><h3> <h3>梁栋先生为刘白羽做的:“日月山川“书票。</h3></br><h3> <h3>草明喜欢小毛驴和骆驼默默奉献的精神,我为她做了摒弃写实方式、吸收民间艺术的浪漫”红色的小骆驼“。</h3></br><h3>拜访女作家草明、姚雪垠是我和王东海一起去的。当我们来到作家姚雪垠先生家,便惊喜地发现了他珍藏的《海上述林》一书上,竟然贴有一枚1938年王寄舟先生为他刻制的藏书票。当时我请求姚老允许我拿到楼下去复印,他死活不肯,他说这本书是鲁迅拿到日本去印的、只印了500本,于他来说十二万分的珍贵,恕不外借。于是我们只得后来专程去用相机翻拍了进行保留。</h3></br><h3>黑白木刻“雪垠读书” 方寸之间展现出茫茫无垠雪的原野,令人过目难忘。它的发现丰富了这一阶段藏书票的历史。正如黄显功先生所说:姚雪垠与《海上述林》以及“雪垠读书”藏书票相伴珍藏数十年,体现了藏书票与藏书相得益彰的原始功能和实用价值,两者皆为珍贵的文献实物。这是中国作家早期使用藏书票的可贵例证。</h3></br><h3> <h3>1938年王寄舟为姚雪垠作的藏书票。</h3></br><h3> <h3>1985年,姚雪垠指着他门楣上挂着的书斋号“无止境斋”书法对我们说:“生活无止境、知识无止境、艺术追求无止境,你们就以它为题为我做一枚藏书票吧!”,这是我吸收汉代图案为他做的藏书票。</h3></br><h3> <h3>在姚老家,他为我题写了“茫茫雪海南极行”,之后欣赏我为她做的书票。</h3></br><h3> <h3>1988年在一次聚会上很偶然地结识了作家严文井与邓友梅,邓友梅寄来了他的书《烟壶》并画了许多鼻烟壶的样子~这是为他们做的藏书票。</h3></br><h3> <h3> 三、书票远赴南极 </h3></br><h3> <h3>1987在南极。<br></br></h3></br><h3> <h3>企鹅、冰山与我。</h3></br><h3> <h3>1986年12月——1987年2月,在我有机会去南极长城站体验生活时,我想应当将书票带去那里的图书馆,表达书票艺术家对远赴万里之外辛苦劳作的南极考察者们的问候,动议得到22位藏书票艺术家的支持,有的还专门创作了南极题材的作品,共计29种,100枚,在乔治王岛,我将书票亲自送给长城站图书馆馆长佟锋,并得到他真诚的感谢,和考察队长郭琨的签名。</h3></br><h3> <h3>这是1991年,十家出版社赴香港书展,带去的中国藏书票,只留有褶子。</h3></br><h3>记得郭振华曾请我和梁先生等为香港一个活动专门创作了书票,并印制许多枚,但不是这次活动。</h3></br><h3> <h3>1987年在北京图书馆装帧界著名装帧家邱陵、张守义、郭振华、王卓倩、秦龙与我,和美院版画系李桦、伍必端、高荣生,以及美术理论家李树声合影,参加的人都是大佬级人物,不知是何活动?</h3></br><h3>这使我想起,八十年代国家图书馆西文善本部曾请我和梁栋先生去看了他们翻找出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带有藏书票的书,其中有外国传教士以中国印章风格制作的藏书票,时间当属19、20世纪之交,可惜不允许翻拍。后来他们在本部陈列室举办了展览。</h3></br><h3> <h3>图为默涵同志来观看我先生李宝林的画展,之所以写这些看似题外的话,实则是说明小小书票可以传情,使有缘人结缘。</h3></br><h3>默涵同志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之一,他的生前身后,不少人评价时用到同一个词:光明磊落。一位著名作家和文艺界领袖的评价则更加意味深长:“我或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钦佩他的为人。”</h3></br><h3>书票初创、轰轰烈烈,使我懂得——要办成一件事必须有一些人、必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中国藏书票事业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h3></br><h3>感谢所有因书票结缘、给我启迪和帮助的人。</h3></br><h3>作家和诗人使我看到什么是睿智与纯真、默涵同志使我感受到人品、先生李桦让我如沐春风、梁栋先生对书票的痴迷使我感动‍。</h3></br><h3>38年来,我这个十三太保中唯一的女太保,深得老师厚爱。</h3></br><h3>感谢邀请喜欢读书的我并委以重任——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直至副会长。</h3></br><h3>让我有机会作为<br></br></h3></br><h3>小辈<br></br></h3></br><h3>为书票事业效力</h3></br><h3>深感荣幸</h3></br><h3>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94CeYH0OA7IqRbn9GVQJBQ"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