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河流珠（二）

鸿

不负韶华

在初中念书时，我和高岩疯狂的做题，在上海646号信箱邮递了许多数理化课外辅导材料。我们几乎天天沉浸在做题的快乐中。一道题甚至像剥葱一样一直剥下去，一两页演算纸，结果只是一个一或一个零，让人有征服后的快乐刺激。简直把做题上瘾了。

然而到师范第一堂数学课就让我懵圈。高宏普老师是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地道的河南人，满口方言，讲课我一句也听不懂，加之说话又快。什么集合，对应函数之类，比如把“映射”叫“央射”，让我如云如雾。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全国各地都走，电视广播听的多，各处的方言都听过，基本上除了江折闽南一带的“鸟语”，其他的都能听的懂。高宏普老师的我大半学期听了个一塌糊涂。一步错步步跟不上，再加上也不交作业，不批改，更是又如泄了气的皮球。最初我还是按照初中时候认真写作业的习惯，作业作的非常整齐，图画的非常精致。现在不交作业了，可以做也可以不作，但我们还是认真的去做，不然觉得心里发虚。

几乎所有的课都不交作业，做的好坏只有你自己知道，完全打破了我们初中的观念，这让我最初特别反感，心里想“简直误人子弟！” 但我们在初中养成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不管是进城买东西，还是在洮河边散步，都手不离书，一有空就要瞅几眼，或两三个人讨论。特别是岷县师范的学生，在晴朗的早晨或夕阳下的洮河边三三两两背书的画面，成为岷县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才体会到，老师们给我们采取了“断奶”的方式，逼着我们学会自学，自立，而不是被动的接受。

孟希工老师的一篇《孔雀东南飞》孔讲了一学期。从作品到眼前，点点滴滴，从情到理，看似海阔天空，实则剖析现实，教育我们遵从人道。冯经国老师太实在了，连作业答案都给我们抄在黑板上。前一节课老师还没下课他就在门上候着，十分钟课间他已经抄了一黑板，下节课老师来了他还不下课，恨不得把一节课当两节用。我和高岩怕浪费时间，用复写纸拓上一式两份，一人一节课，一个抄，一个偷着看小说。尽管如此，对我们的语文基础知识还是有很大提高，眼睛虽然在看小说，耳朵还是在有选择的听讲。刘溥老师进教室只拿一支粉笔，内容成竹在胸，于语言恢谐幽默中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是黄河啸老师讲课，因为他是副校长，工作忙，常常把两个班的课拓在一起上，一次上两节课。八九十人，教室里人挤人，水泄不通，可全场静悄悄的，只听见黄老师声情并茂、轻声细语，手势表情引人入胜，听罢还觉余音绕梁，享受不已。虽然他的形象很邋遢，却一点也感觉不到，让我们只有敬佩和崇拜。还有政治老师刘健，不管春夏秋冬，进教室必须窗户全打开。风纪扣扣的整整齐齐，办公室里一尘不染。有一次我们几个去他办公室要几份报纸做参考，写辨论稿。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听了你说的内容，就从两个椅子上摞的二尺多高刀切似的报纸里随手一抽，就是你要的。那天还有一个尴尬的事，我没注意把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很自然的拿起畚箕，在炉子里掏了一撮灰，和唾沫一起扫了，还拿出去下楼一直倒到了很远的厕所里，我的脸上像巴掌搧似的。其他的老师也是各有特点，纸短话长，就不一一道来了。

原本想到师范遇到一个好美术老师学画画。岳智老师虽然只上了几节课，画了一个圆锥、一个圆柱、一个正方体，还算把素描的三大面五调子搞清了。他主要是画国画，画国画我觉得我的书法没有功底，不适宜。想画油画，没钱买材料，认为水彩画和水粉画相对简单些，胥肇平老师的油画画的非常好，是我很景仰的老师。然而他的性格很另类，在他眼中没有看起的人。他给我们代美术课，几乎不进教室，进了教室也不说话，最多也就是说一句“你们画”，然后就走了。有一次我画了一幅洮河边秋色中的白杨树水彩画，想让胥老师指导一下。我约了邱一龙怀着忐忑的心情轻轻敲开胥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很不情愿的开了门，胥老师面无表情的把我们迎进去。我让看了我的画，也许根本不值得一看，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色彩太甜”，我真不懂色彩还有味道？一句话直接把我拒之千里。我在大画家面前什么也不敢说，转过头看他墙上的画。湛蓝的洮河，秋色里的白杨树，尤其那清流中大大小小，有着非常漂亮花纹的鹅卵石简直俯身可拾，整个画面宁静祥和，美的让人窒息。也许这就是天人不可共语吧。

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史卫东老师。那时候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他给我们代《教育学》，课本上的内容几乎没讲过，全讲的是西方人如何自由，美国的叫化子每天牛奶面包。这让我们很生气，你是哪国人？美国你去过吗？美国叫化子牛奶面包你见了？他和胥老师特别突出，感觉自己很牛，目空一切，把全校师生视如草芥。从史老师的《你好青春》一文，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与众不同和叛逆心理。

现在想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东西方思想打架的时代，再回头看，我那时的愤怒都可以呵呵一笑了。虽然史老师和胥老师在知识方面对我们没有多少收获，但他们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还是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不仅只是顺从，也需要抗争。与自己抗争，与命运抗争！

大家说师范就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学那么深奥有意义吗？小学教师就是“万金油”，音美体才是学习的重点。

我们经过了四个体育老师，郝崇明、王永茂、王映兆和曾益群。四个体育老师工作都很认真，反正球类、田径的要领，裁判手势以及场地绘制都教了。曾老师还给我们教了一套初级长拳，在三九严寒时，岷县晚上的天气特别冷，城里看一场电影回来脸上都冻麻木了。被子里冷铁似的，我们在门口打一套长拳，身子立马热乎了，钻进被窝丝毫感觉不到冰冷。体育活动让我们师范生活很活跃，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同学们在操场上打球、跑步、翻单杠双杠、打乒乓球等等。每个教室都有一个蓝球，一个排球，一个足球，课间时间都要练几下。我喜欢的是荡秋千，一两丈高的秋千我能荡到和横杆齐平，学校和洮河在我的眼前翻飞，特别刺激。因为个子小，对其他的体育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可我居然在全校田径运动会中取得了一百米二百米的冠军，岷县中小学生运动会中获得了季军，着实还意外的火了一把。也许这就是天赋吧？只不过发现太迟了，也没有土壤培养。如果从小培养，也许能成为中国的卡尔.刘易斯，哈哈，又做梦了。

音乐老师蒋志仁教的也认真。他高个瘦峭，大背头，白净的皮肤显得干练文雅。一曲手风琴《我为祖国守大桥》手法熟练，技法高超，感情投入，令人振撼。我们都从来没有接触过简谱、五线谱，对音乐两眼一抹黑。记得刚开始上音乐课，很简单的简谱，老师一边教一边让打节拍。说了你们都不信，一打节拍噼呖啪啦满教室乱七八糟的响。面对这么一群“音盲”我们没有感觉蒋老师不耐烦，嫌弃我们。给蒋老师挣气的是三年下来，这些“音盲”们居然也能识谱了，甚至提琴、笛子、二胡、风琴、口琴等乐器都来几样。每个教室都有一个脚踏风琴，只要不上课，校园里到处都是嗡嗡呜呜哇哇的练琴声。我的歌曲抄了两三本，能不看歌谱演奏的歌曲也有上百首，没见过的曲目看着谱子也能哼出来。

美术本来是我的最爱，小时候经常画课本插图。渴望遇到一个好老师为我指导，可遇到胥老师画画的虽然特别好，但性格古怪，寡言少语，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无法靠近。所以画画也就胡乱画，根本不懂画的原理。艺术的东西必须要老师指导，看书看不出所以然来。比如色彩的前进与后退，色彩的冷暖，原色、复色等等。一两句话的事，书上写一大堆，看的云山雾罩的。面对眼前的景物，只会刻意的描摹。不知道取舍、概括，不懂得统一色调，恨不得有一百种颜色。后来才知道画画有三原色就可以了，通过红黄蓝三原色进行调制各种颜色。色彩效果是对比出来的，不是用原色堆成的。当初胥老师说我的色彩“甜了”，不是香甜的甜，而是用了原色，没用复色，色彩不沉着，太浮，太跳。

我小的时候是“小说迷“，那时候书特别少，能见到的几乎都是战争题材的，《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雁翎山游击队》《烈火金钢》等等，那还要用馍馍作交换才能借到。只要借到，我往阳婆旯旮里一坐，头也不抬，吃饭都忘了，恨不得一天看完。以前想看没条件，现在学校有大量的图书借阅，我也是如鱼得水。只可惜闲时间极其有限，看的书还是很少很少。每天下午到阅览室浏览报刊杂志也是我们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非常景仰图书馆的王桂芳老师，文质彬彬，态度和蔼。每次借书我都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不仅借了书，更是把她那温文尔雅的气质融入我的血液和生命。

后来当了老师，在中小学我代过语文数学历史音美体课，校长排啥我代啥，从没有讲过条件。反而认为没带过的课更具有挑战性，也是学习的机会。我也在学校墙上写过大字标语，高空作业，自己的一身衣服都让油漆染坏了，真成了“万金油”。

干了一辈子，转眼就要退休了，面对过去的生活，可以说五味杂陈。人绝大多数都是平凡人，学到的文化知识除了当老师，能用到的也就百分之几。差不多三十年离开讲台，音乐、体育早就荒芜了。主要是书画占据了我的所有闲余时间，也就没有精力去弄了。

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有机会上了师范，师范就像一只降落伞，把我们从初中的高速运行中降落在培养“孩子王”的平台上，注定了我们只能做一个平凡人。有人说我们没划来，学习那么好，应该上高中，考大学，出路比现在好多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能供起孩子在县城上高中的家庭很少。能够考上师范，为家里减轻负担就非常好了。况且上了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还是个未知数。

在八九十年代中师生成为全县教育的顶梁柱，他们用自己虽然瘦弱，但很坚强的肩膀撑起成千上万的大中专生，工作干的风生水起，独领风骚。由于工作能力强，吃苦耐劳，以后相继有的提拨成校长，还有很多成为县委政府和各大局的笔杆子，后来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所有的同学为母校增光添彩，岷县师范因为她优秀的儿女们，也成为一个时代的丰碑！

无论如何，生于时代，不负韶华，也就不存在划来划不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