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百岁，我的百年，军队干休所还有八路军健在，永放光芒

我从战场走来

我去军队干休所，看到父亲的功劳簿上怎么盖有中华民国字样？

中华民国那是国民党的部队，而我爸爸打鬼子时就在八路军战场，跟中华民国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爸爸，您功劳簿上怎么有中华民国字样呢？

爸爸告诉我：“八路军”属于我军，但我军不只有“八路军”，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外还有东北抗联、琼崖纵队、各地游击队等武装军队。

“八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2日，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爸爸是八路军

这种偶然翻看了爸爸的功劳本，看了功劳簿公章有中华民国字样打头？八路军”番号和编制的出处是怎么来的呢？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原是粤系军阀的部队番号，是北伐战争时期，留守广东的粤系部队整编而成的部队，先后由李济深、陈济棠担任总指挥。

在我党土地革命时期，陈济棠曾率领粤系第八路军，组成国民党所谓的“讨逆军”，参与“围剿”我中央苏区的红军，可谓是有“不解之缘”啊！

1936年，为抵制蒋介石进入两广，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等联合组成反蒋抗日同盟，发动“两广事变”。

没过几天，粤系军长余汉谋投蒋，粤系四分五裂，陈济棠逃亡香港，桂系与蒋介石达成合作。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撤销了粤系第八路军的番号。与八路军一样，“新四军”的番号也出自粤系，前身为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将军曾是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有“铁军”之称。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事变，迫害共产党人，我党发动南昌起义，第四军大部分参加起义。

随着南昌起义的发生，原第四军分化为张发奎率领的一部分和李济深率领的一部分，蒋介石将李济深部改为“新编第四军”，张发奎部仍为第四军。

后来，李济深部的“新编第四军”逐渐扩编为我们上面所说的第八路军。因此可以说，我军的两支主力部队的番号都来自于曾经的“铁军”第四军，这不知道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传承。

据说当时新四军组建的时候，叶挺军长主动要求部队番号为“新编第四军”，这可能就是“铁军”的传承吧！

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的番号是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的番号都来自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

这三个师的番号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报复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编，裁撤掉了7个师的编制，这三个师就在其中。

对红军进行改编时，国民党高层何应钦建议蒋介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安排给八路军，蒋介石同意了何应钦的建议，这就是八路军的三个师级番号的来历。

据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比较迷信，选择“八路军”和115师、120师、129师为我军部队番号时，认为这些番号的部队曾经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所以授予我军，希望一直压制我党领导的军队，但是最终没能如他们的愿啊！

为什么“八路军”广为人知，而第十八集团军却很少提起呢？

1937年8月22日，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原有的“路军”战斗序列改为“集团军”，因此八路军又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

9月14日，朱、彭两位老总通电全军，改名第十八集团军。但此后，我军在很大范围内仍旧沿用“八路军”的番号，人民群众仍然习惯用“八路军”称呼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八路军”番号的延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的解释是称呼习惯了，其实这是比较牵强的，毕竟“八路军”官方番号存在的时间还不到20天，还没养成习惯，哪来的习惯了。

第一个原因：作为一支军队的番号，尤其是我军正处于宣传期，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宣传番号。

像国民党这样三番五次修改，成何体统，老百姓谁能记得住呢，我军走的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三天两头改名，老百姓怎么能认识。

因此对于国民政府的改名，个人揣测，从我党高层上来说，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依然通电全军改名，原则上是要改番号的，对于叫习惯了的，就随他去吧！

第二个原因：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以及领导的军队，都处在缺衣少粮，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一个番号确定后，整个部队的军服、军旗等装备都是按“八路军”制作的。

没两天又改了番号，对环境艰苦的我党我军来说，哪里还有富裕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根据新番号制作军服装备了，只能按原来的军服装备来了。

自然而然，八路军的番号就广为流传了，此后新扩编的军队，都是在各自的根据地进行装备训练，都是按照老的样式来，大家就只知道八路军，而不知第十八集团军了。

最后，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受到过巨大的伤害的，即使是抗战统一战线时期，也有“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

因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对我党的一个警示，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

在组建人民军队的时候，尤其是八路军的发展和扩编的时候，特别重视和强调，党的领导性和我军的独立性，要独立于国民党军等友军。

而在名称上的独立称呼，更容易深入人心，对比“八路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前者更有独立的感觉，也更加朗朗上口，所以“八路军”也就成为我军的代名。

在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院内，松柏林立。入口处的卧石上，“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几个字格外醒目。

纪念馆前，副馆长王芳凝视着一组抗战雕像介绍：“晋察冀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这座纪念馆浓缩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民的丰功伟绩。”她在这里工作多年，讲起历史时常思绪万千。

这组雕像庄严、肃穆，人物既有八路军、民兵，也有妇女和儿童，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抗战的主题。

后面的墙体上，由地道战、地雷战、万里长城等构成的8块浮雕图案，寓意在全民族抗战中，边区军民运用无穷智慧、创造独特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山西宣告成立。11天之后，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

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7年冬，日军纠集了两万多兵力对边区进行首次围攻，晋察冀军区部队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地形生疏的特点，利用伏击、夜袭等方法，取得了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

1938年，日军又调集5万兵力对边区围攻。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在前线指挥作战，在阜平的东西庄进行战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1940年8月，晋察冀军区部队、晋西北的一二〇师、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等部队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组织兵力，发动了以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为目标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阜平县志》主编高明乡说：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边区军民仍以高昂的斗志积极投身于晋察冀的各项建设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用思想和智慧构筑了抗战的坚强堡垒。

共产党员、八路军以崇高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感染和激励着边区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赢得了边区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父亲着八路军服，八路军可不象电影上说的每人一套衣服，一个班有一套就算好的了，混合穿戴。

但换装一事在部队中引起很大抵触。在此之前，红军有自己的服装。

1929年3月，红军在福建长汀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看到，红军战士中有穿缴获的白军军服，有穿工人和农民服装的，还有穿长袍马褂的。

为便于作战和管理，他决定统一服装，借助当时接收的当地军阀的一个军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在式样设计上，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深灰色）布质。

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衣前和衣侧有4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

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红军战士都对这款服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一声令下，要换上之前死对头的制服，很多人想不通，情感上无法接受。

甚至认为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就是叛变革命。有些老同志回忆，当时跟战士做动员时，被战士用枪指着，逼问是不是要叛变投敌。

有的干部向组织申请到地方工作，宁肯不扛枪也不换国民党的军服。

为此，朱德、贺龙、刘伯承、左权等很多中共高级将领都带头做起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贺龙在120师誓师大会上说。

“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刘伯承也129师的官兵说：

“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说罢，带头脱下头上的红军帽。

1939年，贺龙（左）、聂荣臻（右）在阜平城合影。

就这样，尽管情感上依旧别扭，八路军将士们还是先后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

供需矛盾突出，红军将士换上的军服，是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放。抗战初期以实物形式发放。

1938年改为货币化，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到经费后自行找裁缝店制作。数量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到1940年11月则几乎完全停供。

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断供，对八路军影响并不算大，一来他们所发物资本来数量就不多，1937年，他们发来的军服约4.5万套，只够当时八路军8万兵力的一半用。

二来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对方有多大方，他们发扬自身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靠自力更生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

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完成平型关战役阻击任务后，人数很快从1700人增加到6000余人。另一支部队344旅689团进驻冀南威县后，仅在一两个月里就招收新兵两千多人。

到1938年，在一年时间里，八路军兵力就较前一年增长了近一倍，达到156700人，这还不包括一些游击队、武工队、县大队等地方武装。所有入伍的新战士，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

需要军服的人数越来越多，供给和产能却暂时跟不上，供需矛盾一下子凸显出来。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好点的，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条件比较好，部队每人每年发2套单衣，1至2年发1套棉衣。

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供给比较差，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2-3年才能发一套。据抗日老兵宋述分（当时是冀中军区二十三团二营战士）回忆。

“1939年快入冬时，我们才换上了棉衣，都是灰色军装，军装布都是手纺线织的，线很粗，布厚，但不结实。

每个人一顶棉帽子，一套军装，还有棉大衣。这棉大衣没有全发，一个班里头只有三五个人有。

没有棉大衣的，给发一条被子，这被子上有个领子，站岗放哨时把被子打开，系上带子披在身上防寒。

不管怎样，这防寒的东西也能挺它一阵子。”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惨。如120师兼晋绥军区1941年每10个人发1件大衣，1943年条件稍好，改为每5人发1件。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图为妇女参议员，有时为了节省，还得延长服装使用期。

129师1943年曾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 ，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新四军也好不到哪去，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回忆，1939年12月，冬衣还没着落。张云逸指挥知道我们无钱做棉衣，要我到胡服(即刘少奇)处去取钱。我从他那里拿来600元做了棉衣。

1940年4、5月份还发不了单衣，干部战士撕去棉衣里的棉花当夹衣，直到端午节才发了第一套单衣，到了中秋节才发第二套单衣。衬衣还是没有办法发下去。战士只有一套衣服，没有替换的。夏天战士到河里洗澡，洗了衣服晒在河滩上，等衣服干了才能上岸。

不光是一线官兵，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补了又补的军装。后来警卫员数了数，大大小小补丁一共有18块。

正因为这样，八路军在敌人那里获得了“穷八路”“土八路”的称号。不过，穷也有穷的好处。

1944年，山东东平的日伪军企图假扮成八路军搞偷袭。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八路灰军装，装具齐全地出发了。

结果被“土八路”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么整齐的衣服，八路军哪这么富有啊。

电视剧《雷霆战将》剧照，所以这种打扮十有八九是“假八路”了，军服的来源：

除了国民党政府供给外，各根据地解决军装短缺的问题，主要有下面几种途径。一种是立足当地，自行筹措。

1937年底，为解决部队过冬问题，120师由政委关向应亲自带队到山西临县，找当地商会帮助，借到棉衣1万套、棉被7000条、棉鞋2000双。

115师独立团通过则自行购买棉花、布匹，再找当地裁缝店突击制作，解决棉衣问题。

戴棉帽的八路军被服厂女战士，第二种是军队被服厂生产。各根据地基本都建有自己的被服厂、纺织厂和鞋厂，承担被服装具的生产任务。

在国民党政府减少乃至断绝装备供应后，八路军被服厂得到较快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军需工厂已经从1939年的不到80个，增长到400多个，职工有4万多人。

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为前线八路军战士赶制军衣，第三是根据地政府支持。以军鞋为例，军服大多能靠被服厂生产，军鞋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靠纯手工制作。这项工作，主要靠广大妇女来承担。

当时各根据地的广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在这个组织的动员下，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为一线部队制作军鞋。

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就是当时的优秀代表。1939年，晋察冀边区供给生产军鞋的女工们。

第四是海外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路军经由香港、南洋等地获得一定的物资供应，如棉背心、皮大衣、毛毯等。

1938年，新四军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回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募得国币6万元，部分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最后是战场缴获。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缴获了大批被装和其他军用物资。

此后不久，115师师长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高头大马，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是日军高官打了一枪。这一枪所造成的肉体伤害，让林彪的后半生都不太好过。

八路军官兵穿上了缴获自日军的呢子大衣，只有一样东西相对充裕，那就是军帽。事实上，很多战士在进入部队时，一开始只发给一个军帽和一个臂章，主要原因大概是军帽所需布料最少，而且最为醒目。

当时不少根据地的八路军在奖励配合作战有功劳的地方部队时，就是以军帽为奖品。所以，头戴八路帽，腰间系皮带，敞开衣襟，腰里插着驳壳枪，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八路军地方干部形象。

各地军服的差别，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军服在样式上基本相同。

大多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样式，所不同的在色彩和用料等方面。在日军分割封锁下，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八路军总部以及边区政府之间来往交通并不便利，只能各自为战。

区域上看，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为灰、蓝色。

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有时部队集中起来开会，会场上看起来就有点奇怪。

1944年9月5日，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召开了支队成立暨挺进豫西出征誓师大会。参加誓师的几支部队，没有统一颜色的军装，灰色、杏黄色、黄中带绿几种颜色都有，全是土法染制而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延安的一支八路军部队在训练，整装待发的新四军战士，可以看出他们身上服装并不统一。

时间上看，前期的军服以灰色居多。但部队很快就发现，灰色军服在北方的地理背景下不利于隐蔽，于是之后各根据地就逐渐改换成草黄色或草绿色。

所用染料也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时任晋察冀被服厂厂长的张峰云回忆，染色过程是这样的：弄一口大锅，把布放到里面煮，用木棍子来回翻，染好后把一卷布的一端缠绕在一个木桩上，另一端插上木棍，然后用力拧干。

布经过一拧，晒干后皱褶很多。开始时染的都是灰布，部队穿这种灰衣服行动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改染草绿色。一开始是先用橡丸子把布染成灰色，再用槐花或大黄使布变成黄色，最后用火碱水泡，使它变成绿色。

据说，这套染色的方法，是聂荣臻在行军途中获得的。1937年11月，他率部来到阜平县南街大槐树下找到几位染布的妇女，向她们请教染布着色问题。

妇女们听后主动献出祖传秘方：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和染料拌在一起调匀，这样染出的布色调鲜艳，永不退色。

1940年春，他率南下支队赴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朱德、彭德怀以及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都对他的部队身上的黄绿色军装赞不绝口，随后129师特意派人去晋察冀部队取经。

不过，受制于当时织布、印染等技术的限制，这种军服一出汗，衣服就出现花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夏天的时候，脱了军装身上黄一块，红一块的，就是衣服掉色造成的。

后来经过请教专业技术人员，对整套工艺流程进行改进，调整了染色中的酸碱度，总算是勉强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抗战后期，有条件的部队已经注意根据作战情境来穿着军服了。

1944年，山东军区后勤部《关于被服装具制度的规定》提到，“军服颜色统一，要求保护色，夏季草绿色，冬季土黄色或灰色，要看平原地、山地来分别。”

其次是布料不同。大部分部队都以粗布为主，少数为细布，毛呢料、皮料则更为少见。

陕甘宁边区在1943年之后，由于大生产运动，物资相对充裕，军服用料就比较统一了，单衣为“半洋布”，衬衣为“纯洋布”，冬衣为“纯土布”。不过其他根据地则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冀中军区由于开展“打狗”运动，冀中军区供给部一次就收购了60万张狗皮，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发给部队。战士们穿上后唱道 “狗皮好，狗肉香，吃饱穿暖打东洋，浑身上下有力量！”

第三是军帽不同。1941年皖南事变后，随着国民党推行积极反共政策，一些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只留下两个扣子。这对很多战士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更多的是部队的自觉行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似乎并没有下过行政指令。因为直到抗战胜利前，仍然有不少官兵还带有青天白日徽的帽子。

陈毅在黄花塘军部，第四是臂章不同。臂章是八路军区别于国民党其他部队的主要标志，佩戴在左臂上半部分，均为长方形。

根据部队和身份不同，有多种版式。八路军的臂章，标准尺寸为8.5cm×6.5cm，白底蓝字，中间有“八路”字样。稍后在“八路”字样上加了个椭圆形框。

1938年之后的臂章，下方增加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佩用”的字样，背面加盖所属部队的印章。1939年又有变化，尺寸改为8.6cm×5.8cm，除了上述字样外，背面改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十六个字。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曾制作中文数字“十八集团军”臂章。

其规格大小及图案设计与之前相同，仅将“八路”改为“十八集团军”。在抗战中后期，有一部分八路军部队佩戴了这一臂章。

除了这种统一制作的臂章，各敌后战场的八路军部队也制发了很多种臂章。

比如，1938年12月，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曾制作了“山纵”臂章。

1939年11月，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改成“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制作了“平纵”臂章。

不过，这类臂章多用于当时的八路军地方部队，一旦进入八路军正式编制，还是要换戴“八路”臂章。

不同时期的八路臂章，相较于八路军的相对统一，新四军先后换过6种臂章。

1938年，新四军从武汉迁到南昌，根据军长叶挺指示，美术工作者吕蒙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

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展示，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标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

父亲是八路军

爸爸在鲁南军区转解放战役时拍的一张照片，爸爸告诉我，他在抗战时还有一张照片很珍贵，最早的一张是被鬼子赶去拍良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