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学时光

玉树金蝉

六岁的那年夏天，涛雒完小的郭主任到我们村里招生。记得招生会是在我邻居西屋姑奶奶的家里开的，她是东邻三哥的亲姑奶奶。她儿子叫王士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所以她家是抗属。每年除夕的晚上，房门外的左边墙上，会挂上一盏五角星形的、写有“光荣家属”字样的粉红色纸灯笼，那叫“光荣灯”。除夕晚上那灯笼里的蜡烛会被点亮，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是非常美丽漂亮神圣的。后来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跟随村子里有文化的哥哥姐姐们扎过送过那样子的光荣灯。但是童年西屋姑奶奶家的那盏“光荣灯”，却永远亮在我的心里，至今脑海常现历历在目。

我当时骑在屋外面的一堵小墙上面，别人吆喝我也不下来。屋里的郭主任出来看了看，又和母亲说了几句话，就把我的名字给写在本子上了。其实当时父母亲没打算给我报名上学，因为我年龄不够只有六岁多，在那个年代是不够学龄的，况且我自己也没有上学的念头。可是看到郭主任那和霭可亲，平易近人的样子，就很想做他的学生，于是不再反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郭主任的人格魅力吸引我报了那名。现在想想敬爱的郭主任应该是我的伯乐。如果那时他不收我，我就成不了小学到初中那十年当中，班里最小的学生，如果再拖上一两年，我文革前就上不了初中了。那也就不会有今日今时的我和这回忆录了。所以郭主任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那登记本上的名字是郭主任给起的，只是在乳名的前面加上了姓和辈。可能当时母亲也沒有让我上学的思想准备，所以那名字也就随便的写在报名册上了！

（一）、南店小学

当时报的是涛雒完小，可上学的时候却把我们分到了南店小学。我有点不开心，因为当时是冲郭主任才报的名，去南店就不能当他的学生了，所以很失望。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家住南店的庄老师走路不方便，为了照顾他上下班便利，涛雒小学特地在南店设了一个教学班。我村，大坨离南店近的几个村庄就被划分到了一起，所以我就只能去上南店小学了。

1、入校见同学

开学的那天早晨，我背上深蓝色的新书包，那是母亲用那年春节时，我给邻家大奶奶磕头挣得的五毛钱买来的，听母亲说那书包花了四毛五分钱。书包里装着一块从隔壁大娘家借来的石板；还有买书包余下的那五分钱买来的一盒石笔。那书包的背带比较长，装上石板后那书包就到膝盖以下了，在我走动的时候，那包里的石板不停地磕碰着我的小腿，甚至在我跑动的时候我的脚后跟也会碰到那石板的下沿。我抱着从三姑家借来，有三块板钉成的小凳子。跟在给我扛着方杌子，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送我上学的母亲身边，由于我太矮小，只能一路小跑。出了南门之后，我就有点气喘吁吁了。不知是第一天上学太激动太高兴，还是那大书包里石板不停地磕碰让我有点心烦，很少出汗的我额头上竟然渗出来细细的汗珠。母亲看着我吃力的样子，放下了扛着的方杌子，用袖子沾了沾我额头上的汗；拿下我斜背在身上的书包背在了自己的左肩上。

长长的书包带子到了母亲身上显然变的短了。母亲用左手提起方杌子扛在了肩上，右手牵起了我的小手，一起朝前走去。没有书包石板的磕绊，我自在了许多。不多会我们就来到了学校，学校里已经来了不少的人，他们看上去都长得很高大，好像也没看到有大人陪同。 母亲放下方杌子拿下肩上的书包，在书包的背带上打上两个结，又套在我身上让我背了一下，长及膝盖的书包神奇的挎到了我的小屁股上了。母亲点点头让我拿下书包放在方杌子上，然后把一张卷起的的红色的一元钱塞到我手里，走到老师面前说了两句话，就匆匆离去了。我坐在抱来的小凳子上，等待着老师的点名。

我们的教室是南店村中央的三间大瓦屋，好像过去是谁家的祠堂。但她和我家西边的“山房祠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她只是比当时一般的房子高一些，砖瓦结构的三间大一些房子而已。院子里有一棵很高大的白果树，有人说那白果树是公子，不结果，我信，因为我在那里上了两年学，从没捡到一个白果。还有人说：这树和远在上元那凤凰山顶上的那棵大白果树是两口子、一家人，我觉得有点牵强。我班的同学来源于三个地方：我村、南店、大坨。大坨的学生全姓庄，都长的人高马大，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庄见好、庄广提、还有庄见好的亲弟弟，外号叫小老黑，他们三人都是六指，看来六指是家族遗传的。我们的班长是个女生，人长得高大，也很漂亮，学习也不错，她叫庄光美，后来好像当了放环员（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那个时代大行其道，如今却已经基本绝迹的职业），也是大坨人。还有一个男生叫庄见路，他后来好像当了老师。南店的同学有我老师的儿子庄茂尊、杨怡凤（女生）、刘松升等。

记的第一堂课老师点我名的时侯，另一个比我长的高大的女孩也站起来答到，她好像是南店人，上了不到半年她就退学了。当时她好像是没带钱，所以老师叫她坐下后让我走到教桌边，收下了我手里攥着的那张钱，并在我名字的后面写上了一个字。当时我不识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小”字。由于我的名字是从乳名上起的，我不太满意且又与同学重名，于是母亲就给改叫孙树金了。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中，一共遇到四个叫孙树金的人，他们都是兄或弟。文革改名大潮的时候，我差点给自己改名叫“孙晓红”！我不知道母亲为啥给我起一个这样男性化的名字，可能是她希望我像男孩一样坚强平安的长大吧！其实我二十岁之前的性别取向真的是有点不准，我很讨厌女性第二性特征的出现和发育，甚至把那视为是丑恶和羞耻的。我不知道我极度的晚熟与母亲起的名字有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有没有关系，我都要感谢我美丽善良聪明能干的母亲。

我们村有十个人在南店上学：我、张传玉、庄建论、黄六昌、金立忠、赵子明、李宗云、李绪英、李绪美、金立云。我班同学年龄上下相差近十岁。最大的那个叫庄光芹，大概当时有十六七岁了，她是大坨人，第二年她就被下放回家了。我当时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年龄太大了。今年春节去给表姐拜年，看到九十岁的表姐夫和他的一个叫王文贞的学生二零一六年的合影，看上去他和姐夫差不了几岁，听姐夫说，那是他五零年在陆家庄子小学教过的首届毕业生，是他班里最小的学生，比姐夫小六岁。那时他们班里最大的一个叫王文翠的女生比姐夫大九岁。姐夫还说，五二年他调回涛雒小学后，还教过一个叫梁丽芳的女学生，她婆家是涛雒四村的，当时怀孕已经五六个月，挺着大肚子还在上小学。现在听来觉得是奇景，可是在五十年代初那却是大行其道的。因为旧社会的重男轻女，让很多聪明的女孩根本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新社会让那些聪敏有识的女儿有了学习的机会，所以她们便牢牢的抓住了这时机，拼命地读书识字，改变命运。我聪明善良的表姐就是她们那群人中的典型代表。

表姐叫庄茂云，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生于涛雒西门里（现涛雒三村）自小聪明伶俐，记忆力超群，在我看来，她简直是个神童。我第一次去她家，她给我说起三七年日本鬼子轰炸涛雒街，和腊月进驻涛雒时的情景让我如见其景。我想回家后写下来，可是回家一算那时间，根本不敢相信她一岁半会记事并且记得那样清晰，我没敢写。隔了一些日子我第二次到了表姐家，表姐的讲述和确认，真是让我瞠目结舌，我的天，我真是遇到神人了！表姐说，那时的好多大龄女孩上学就是为了找个好对象。嫁个好人家，听说当时有的女生就是因为不识字而遭男方退亲。当然到我上学的时候，那些为改变命运而读书的女生，凡能坚持下来的都参加了工作，吃上了国库粮。

现在想来，大坨的同学之所以长的高大应该是他们年龄大，上学晚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太小，不光年龄小，个子更矮小，所以总觉得别人都很高大。我上学时，同龄的人还在上幼儿园，这幼儿园是大跃进时才办起的，小朋友们戴着白色带花边的护襟。她们排着队，一个捉着一个衣服的后襟玩儿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每次放学走到那里我就不想走了，在我眼里她们漂亮极了。心里羡慕得要命，心想我要是能上幼儿园该多好。干么这么早上学呢，连玩儿都耽误了。看来玩儿是每一个小孩都向往喜欢的，我也不例外，这是天性。可是现在看来还是早上学好，我在家里是老大，从没享受过小妹妹的待遇。可是上学后，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是班级里最小的学生。所以同学们都拿我当小妹妹待，直到现在，仍然受到这样的礼遇，今年进了老同学的微信群，重新听到了那久违的称呼，只觉的心里热呼呼的。小真好，可惜现在已经老了。无法，这是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吧。

2、老师、读书与写字

我的启蒙老师叫庄聿山，他脸上有麻子，走路用两只脚前掌。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黑色制服衣服，后来知道那叫“中山服”多数的时候戴一顶有盖的黑色帽子。庄老师是个很严肃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班的多数同学都怕他。那时课桌凳都是自己带，好多人家没有桌子，于是教室前两排就支上了两条长板，没桌子的同学就从家里抱凳子趴在板上学习。我娘给我扛来的方杌子此时就成了我们班里最好的课桌；那是我娘的嫁妆之一。“她” 就安在了自带课桌的“第一排”。自此以后，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我的座位从来没到过第三排！

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老师把横竖点撇捺写在了黑板上，他用教杆指着黑板上板书的“横、竖、点、撇、捺”让我们伸出食指跟随着他的教杆在空中画着。嘴里不停的念着：“这是横，横要平；这是竖，竖要直；这是点，点要圆；这是撇，撇向左；这是捺，捺向右。”每一个笔画说一遍要画四下，就好像是在打节奏，那笔画歌诀也就被我唱成了我的儿歌。不光在课堂上说，课下、在家里也说。我娘说我那是唱“唱”。这唱“唱”的爱好被老师发觉并且开发利用了，这开发和利用不但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同时也开发、启迪、强化了我的能力。我感恩我的启蒙老师！

我从小嗓子好，模仿力强，不知不觉的就会说普通话了，虽然不太标准，但在那时却是最好的，比老师都强。因为我的老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多数时候他讲过课之后就会叫我领读。前面板上那两排学生虽然个子高大，但学习都不太好，他们大多是大坨的同学，老师经常用教杆打人，他们也不反抗。因为那时老师打学生被认为是正常的教育方式。我娘常说：“不打不成才”。那个叫“小老黑”的就经常被打。他个高嘴笨，书念不好也不会读拼音，那“j、q、x，和zh、ch、sh”他老是读错混淆，他又在第一排的板上，老师的教杆一抬手就能打在他的脸上，所以他的腮上常会有红道道。他不哭、也不记恨老师。他人黑，但牙却很白还很整齐，整天笑嘻嘻的。他喜欢我领读对我很友好，因为我领读他就可以少挨或不挨打。不知这个六十多年前的“小老黑”同学如今在哪里，一切可都好吗？前几天，听曾与我老师同事的表姐夫说，我老师的绰号就叫“小教鞭”，想来他用教杆打学生的事是同行们都知道的。

我虽然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但是班里没人欺负我，因为我会读书，还会说普通话，所以不但老师喜欢我，同学们也都很爱护我。我老师是老私塾底子，要求读的多，对写字要求不太严格，我仗着会读书，老师喜欢，就不大象样的写字。听说老师毛笔字写的很好，但那时不知是何原因，老师不教我们写毛笔字。现在想来原因有二，一是那时刚刚进行汉语拼音改革，老师有点难以适应；二是那时物资紧张，继之而来的生活困难时期，让写毛笔字成了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老师的拿手活没有机会教给我们。

　　我的字写的不好，现在想来，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学习环境艰苦有一定关系。记得刚刚开始写字时，我用的是大娘家二姐的那块石板和娘给我买的石笔，我写的很有兴趣。可是没几天母亲用一块大瓦片代替了那快石板，因为大娘家的小姐姐也要用那石板，于是那石板就还了回去。那瓦片是那个年代盖房子，用来压屋脊的一种马鞍形大瓦的一部分，一块瓦片得有好几斤重，一些买不起石板的同学就找一块那样的瓦片来替代，还有的用大黑陶泥盆的盆底写字。前面板上的同学就有好几个捎瓦片的。沉重的瓦片不能放在书包里得用手抱着，每天来回走四五里路。那瓦片显然是个累赘了，于是没有几天我就把它打入“冷宫”，拒绝再带着“它”去上学。那时的纸张本子又特别紧张，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田字格本，更别说用了。所以每当老师叫练习写字的时候，我就成了袖手旁观者。有时别人写字，我就念书。由于书读得好老师并没有责备我不带瓦片不练字。我也就顺水推舟，从此不再用瓦片写字，更很少用本子写过字。现在回想起来，我低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是读的多却很少写。也可能是其他能力的掩盖，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因为写字不好而当回事。也很少因为写字不好而挨过批评或被人笑话过。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正经的练过字。以至于高中毕业后，教育组长让我去涛雒联中教学时我都不敢去，因为怕写不好字让学生笑话。后来写字不好一直成了我的遗憾，看来小时侯的读写训练是多么重要。各种技能的训练和形成都是有一定年龄段的，在相应的年龄段得到相应的训练和开发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事倍功半！

我在班里虽不受欺负，但在上学的路上有一个长的很难看，浑身上下都很脏的男孩，我们叫他“花蝴蝶”，他脸上鼻子两边有两块蝴蝶翅膀样的黑皴，那是用手擦鼻涕留下的后遗症。他总是等在他家门口，那是我们上学路上的必经之地，然后向我们收买路钱。几张或一张纸，铅笔头橡皮头什么都要。那时物资紧张极了，当时的纸又粗又黑又不结实，没有田字格，连方格本也没见过。于是我就从三姑家拿几张上边有格子，且有字的纸给他。我三姑夫曾经是日照县食品公司的会计，五八年被下放回家时，带回来一些空白的账本、账单之类的纸张，这些东西竟然成了我的“买路钱”，它们曾经给我换来好长时间上学路上的平安！我很感谢我的三姑夫，他是我的亲人。

 

（二）、大跃进见闻

1、人民公社大食堂

我上学的时候，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了，高旺庄建起了小高炉，人民公社建起了大食堂。每个家庭把粮食、生活用品都送到食堂里，各家的锅、鏊子也被收走；饭桌子也被抬到了食堂里去了。凡是铁的东西都被收走了，连箱子上的抓手都砸下来拿去炼钢铁了。我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有人挑着或抬着几块砖往南走，据说是送到高旺庄建小高炉用的，我好羡慕的想，要是我能挑动我也去送砖。南门口建起了一个收购点，专门收木头、废铁，为高旺庄的小高炉做原料。那些木棒、木板、木块堆成一大堆。铁锅、熬子、门挂鼻什么的破铜烂铁也堆了一堆。

每天放学走到这里，我都会在此逗留一会，在母亲的眼里这叫“打外柺”。没想到这“打外柺”竟然让我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场景：有一天，一个从南边来的人，肩上挑了两个大木箱子，到收购点要卖，收购点的人说不要这个，让他拿回家去用。可是那人不听劝，顺便从南门口一户姓傅的人家借了一把镢头，三两下就把箱子砸碎了。然后抱着破板子放到磅秤上，收购人员无奈，只好给他过称，然后给了他一毛五分钱。这件事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想了好多年也一直想不明白，他一个不潮不傻的壮年男人，为什么把好好的箱子砸碎了当成废品卖，难道就为了那一毛五分钱？肯定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六十年来我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只能用“洗脑”来解释了，人被洗了脑是多么可怕，他们的行事做人会偏离常规，失去底线而成为另类，那年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记得有天晚上，村里在食堂开大会，会场桌子上，摞着从日子过的比较好的人家抱来的花被子、毯子什么的，我三姑家的两床被子就在上面；我家那床黑红小格子的被子也摞在被垛里；那花花绿绿的被子在我眼里漂亮极了，我还为了我家那床被子能入选那被垛，而感到有点小小的自豪。我个子小在后面什么也看不到，于是便从大人的腿空里拱进去，想看的更清楚听得更明白。只听主讲人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建成了，到那时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个鸡子，两个苹果；还可以每个人都能盖上一床这样的花被子。”那时我很少见到苹果，好像也没记的吃过。苹果对那时的我来说是非常稀罕珍贵的东西，我心想那得多少苹果，到哪里去弄？还有，那鸡子又是什么呢？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原来鸡子就是鸡蛋。那鸡蛋虽然常见，但吃却是过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得上的，因为鸡蛋是用来换“洋油”、“洋火”、铅笔、本子的，有时父亲也用它换酒喝。所以一天一个鸡蛋，两个苹果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要是一天有一个鸡蛋吃那该有多好，我喜欢盼望共产主义！

散会后大家都在盼望、等待着那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可是共产主义没等来，却等来大食堂开不出饭来了。我这人从小好逞能，越是大人不让干的事偏要抢着干，那时每次去食堂吃饭时，母亲都会把碗、筷、罐子放在篮子里挎到食堂去。因为我奶奶是小脚走路不便，我大爷反对大食堂绝对不到食堂去吃饭，所以就得用罐子给他们打回来。记得那时候正是我三姑夫在管理食堂，所以奶奶和大伯的饭才有可能打回家来吃。如果不是这层关系，恐怕奶奶和大伯就要饿肚子了。有一天的午饭前，我非要帮母亲挎篮子，可能是母亲怕我挎不动，于是从篮子里拿出了两个碗让我抱着，可是好逞能的我说母亲那是哄小孩，非要把蓝子里的碗全拿着。母亲拗不过我，只好把篮子里的碗全部放在了我的手里。我抱着那几个碗好像是三个还是四个已经记不清了，那时的碗很大，我抱的很吃力，但是我硬撑着。我不好意思说，怕被母亲笑话，只好硬撑着！从我家到食堂的路得有近三百多米远，当快走到半路的时侯，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朝前扑倒，手里的碗摔了出去。碗碎了腿也磕破了，可是我不敢哭。母亲赶忙把我拉起来，捡起唯一一个没摔碎的饭碗，快步的往食堂赶去，因为去晚了饭就没有了。那时的饭虽说是定人定量，但是去晚了肯定没的吃。我们娘几个轮流用那一个碗吃饭，所以轮到我吃的时侯饭就不太多了，当我快速的吃完，把碗递给母亲的时候，饭没了。其实那是大食堂开出的最后一顿饭，因为我的原因，母亲却没有吃上那顿饭。所以这件事成了我终生抹不去的愧疚记忆。再后来大食堂就散伙了，各家又回归到了小家庭。我家被抬到食堂里的饭桌子抬了回来，好像还拿回来一个做饭的锅。因为我家人口多，三姑夫好歹给我们留住了一个锅。

二零一九年“五一”期间去看望我的单天河老师，老师讲了两个他经历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写在这里以印证我的记忆。那是五九年的春天，老师在碑廓中学任教，听说附近的坪上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感到既奇怪又纳闷。以老师聪明正常的头脑，他怎么也想像不出那是啥样子的共产主义。于是好奇心的驱使让老师骑上他的那辆“曙光”牌脚踏车，到那已跑进共产主义的莒南县坪上街里去看新鲜。进街门路南房屋的后墙上，贴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黑字红纸的大标语。老师推车前行，进到一个大院，这里就是他们进入共产主义的标志——人民公社大食堂。院里、屋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桌子上的大笸箩里盛着好多煎饼。吃完的人走了，新来的人接着吃，不管是不是他们村里的人。来看风景的老师也拿碗舀上菠菜熬豆腐，卷上煎饼在桌子上吃了起来。吃饱饭老师问旁边的人：“这样能行么，你们能承受得了吗？”那人说：“我们到别的村吃饭也不交钱，就吃回来了，到哪里吃饭都不用花钱，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么！”

第二个星期老师又去了一趟，又吃了一顿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当第三个星期天老师再去的时候，食堂就不让外来人吃饭了。原来他们到别村的食堂人家不给他们饭吃，看来那“跑步进共产主义”的美景，只是他们村里，或者只是那些个异想天开的人，想象憧憬的美好理想罢了，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认同。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要张口接着就行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说一个人得到一个宝贝小瓢，只要把小瓢轻轻一磕，再说一句：“小瓢一歪，酒饭齐来”，那就会有酒有饭，有吃有喝，并且还能吃香的喝辣的。看来共产主义就像那宝贝小瓢一样，人只要躺在那里，动动手指张张嘴就行了。所以“美”梦中的人们在为此努力着、奋斗着、宣传着、期盼着，共产主义就要来到了。现在想想那时的人好像都中了邪一样，根本不想怎么好好干活过日子，而是一心想着进共产主义。很多人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以不遗余力的标榜宣传；好些人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受形势的裹挟，也不得不顺势而动。好多人觉得，粮食的高产量不再是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换来的，“粒粒皆辛苦”的老话过时了！而高产量好日子是凭脑子想出来，靠嘴吹出来的！

听老师说，五九年秋徦的一天，他去日照城到大礼堂（戏院）找朋友玩。正巧碰上了一个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的“鼓干劲、争上游、放卫星、扛红旗”的誓师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还有青年书记、民兵连长、识字班队长等。礼堂里坐满了人，老师也坐在会场一边长条凳子的一头，等待着看看能放出啥样的卫星，谁能扛走红旗？

大会开始，主讲人首先讲了形势，做了动员报告，最后要求各生产大队预报自己的亩产量。只见一个中年大队书记站起来走到主席台上，好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我们大队保证亩产五千斤”；接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大队长站起来说“我们大队保证亩产一万斤”；坐在一边的老师听到他们报的数字有点瞠目结舌。还没等老师回过神来，一个二十来岁的识字班队长腾地站起来，风风火火的跑上了主席台，扯着嗓子大声坚定的说：“我们大队保证亩产二十万斤”。这一嗓子喊出来，确实有了 “一鸟进林，百鸟哑音”的感觉，全场没有一个人再敢发言，人们在大眼瞪小眼，不知是该起哄还是该鼓掌。老师有点晕了，觉得他好像是在梦游，游到了说大话的“吹牛王国”里了！思维正常的老师正在怀疑自己是否正常的恍惚之中，红旗被那“识字班”队长洋洋得意的扛走了！老师糊涂了傻眼了。

后来那些参加“放卫星，扛红旗”大会的人们，为了那五千、一万、二十万斤的亩产量，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出了种种能够圆谎的手段和措施，以期把他们的谎言变为现实。精耕细作园田化的深翻土地，亩使百斤的麦种，几寸厚的土杂肥，一切优厚的不能再优厚的条件，让来年春天的麦苗疯长成了拥挤在田地里的韭菜；拔节的小麦得了软骨病。为了挽救它们，人们在麦地里打上桩，扯上绳子以求扶起那患了病的小麦杆。随着小麦的抽穗灌浆，麦穗重量的增加，没有骨气不堪负重的麦秆又一次倒下了！这次的倒伏令人们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麦收时节，那些期望亩产过万斤的试验田基本全部绝产。不知道那些虚报产量，争扛红旗的人们看到那费尽千辛万苦而颗粒无收的试验田是欲哭无泪，还是麻木不仁。 由于这违背自然规律的无端折腾，全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饥饿难耐的极端生活困难时期来到了。现在想来，这应该也是老天爷对人们不敬畏的惩罚。

2、 “小妖魔”看“大戏”

小的时侯，我脑子好用，一般不太复杂的东西听几次就会。我邻家大姐，她就是我羡慕的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也是我同学黄六昌的“小姑”，大姐可能觉得我是可塑之材吧，就教我唱《我的祖国》，并且教我表演。每次唱到“姑娘好象花儿一样时”，她就让我拿一个毛线球用右手斜高举，两腿分开，眼睛看右手的毛线球，还要面带笑容。这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表演和歌唱。那时我就叫那歌为“一条大河”！母亲和姑姑们有时会哼唱几句京剧，我很小的时候就拿着小手帕跟着伊咿呀呀的学，所以邻家的老嫂子（她比我母亲还大）给我起了一个“小妖魔”的外号，现在时髦的说法应该叫“昵称”，这“昵称”一直叫到我近三十岁。随着我的长大，“小”字去掉，变成“妖魔”，我在涛雒联中教学时就变成了“妖魔大妹妹”了。我去涛雒联中的路必经她家门前，每次看见我她就会说：“俺那妖魔大妹妹，你又待去教学”？现在想来，老嫂子给我起的外号确实是“爱的昵称”，在她心里，我是她一辈子的“妖魔”。是她喜欢了一辈子的小妹妹！其实我已有近四十年没见过她，她也早已离世，但现在想起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心里充满了暖暖的情意和思念。二零一九年正月十九日，为了我的回忆录，为了萦绕脑海的那条后街，为了我儿时的那些记忆，我回到了几十年没到过的出生地，写了《涛雒记行》现摘录如下：

九点四十分，车到涛雒站。下车四处望，到处是生脸。我的出生地，

多年沒顾看。至今算起来，三十好几年。小弟搬街外，街里不再看。

若从北街进，路怕找不见。幸亏丁老师，骑车来接俺。北街变化大，

原样看不见；街里和街外，早已连成片；镇政府搬来，促进大发展，

记忆中样子，丁点找不见；不知该高兴，还是该黯然！饭后来道别，

去把四街探。东街四百六，二百八是南。一百五十步，街西到水产。

山房围墙外，一百三十三。糠巷梁坊子，同上的长短。后街到西街，

一百三十三，二百八十步，走到西门边。小叔李申绪，大哥李宗岩，

还有丁立昌，都在街边玩，要不遇他们，还要费时间。他们是故人，

想找都困难，我真好运气，街边能碰见。他们这些人，几十年未见，

喊哥叫小叔，抬头把俺看。笑问你是谁，树金就是俺。记得后街长，

如今咋变短，这街变化大，原貌找不见。过我出生地，我都沒看见。

小弟卖祖宅，我曾来阻拦，执意非要卖，卖得两千元。心内很郁闷，

多年不来看，今日从此过，心里有点酸。本来已走过，祖屋没想看。

幸遇庄跃富，才得拍照片。看那破房子，院里很凌乱，卖给啥人家，

弄得这凄惨！心里不舒服，表情不自然。当年祠堂处，瓦房连成片；

大巷子水沟，已埋路下边；本想看大汪，填汪房屋建，年轻时梦想，

再不可实现。想去看炮楼，又嫌有点远。回头看南门，三孔桥在焉，

只是变矮了，不找看不见，涛雒五门桥，唯一剩这边。五六十年前，

垂钓桥头边；水清鱼虾肥，岸边捡鸭蛋；螃蟹到处爬，蒲苇连成片。

夏天可游泳，冬天滑冰玩。想想那美景，历历在眼前。如今看海子，

垃圾连成片，犹如臭水沟，叫人不忍看，对比原来样，心特不安然。

处处在变好，此地叫人烦。多次有人来，看过就算完，但愿待来日，

有人管一管！出南门向南，往西国道边，大片芦苇荡，摇摆春风间，

如果在过去，早被割拾完。如今都烧气，苇蒲不待见。拍照南门桥，

准备往回返。看到一故人，站在家门边。喊一声陈平，她问谁喊俺。

定睛看一会，拍手把话言：我的老天爷，是我大姑喊，快快进来坐，

不见几十年。屋里和院子，连成一大片，窗明又几净，宽敞好光线，

如今新农村，生活很安然。她夫李宗鹤，从小一起玩；为争玉米粒，

把头打破焉；因是通家好，根本没纠缠。今天沒在家，可惜沒见面。

陈平拿手机，留影做纪念，说等丈夫来，让他看一看。她婆我老嫂，

把俺妖魔喊，早已作古去，想起泪湿眼，音容与笑貌，永记我心间。

重游祖居地，感慨多万千。有得也有失，喜忧亦参半。争取找时间，

再来看一看。

涛雒是个大镇，每年都有一些大的剧团和马戏团来演出，记得那时他们用布围成一个大场子，舞台就扎在布围子里。当时的票价好象是一毛到两毛，最多不超过三毛钱。戏票有整票有半票，大人的整票可以带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个子小，每次我都能找大人带进去，我的笑脸我的问候，让认识我的人非常愿意带我进去，我很感谢他们。如果找不到认识的人我就等在检票口，看到有不领小孩的单个大人，就跑过去牵着他的手或衣服就混进去了，这种办法屡试不爽。 涛雒街这个大码头，在清末民初就曾经是日照县最兴盛的城镇。从旧社会，涛雒街财主，商号、富人，懂戏、爱戏、喜欢看戏的人就多，所以好多大的戏班、剧团都会带着他们全部的戏码和戏厢来涛雒演出。并且每次都会住好多天，要演好多场次。新中国成立后那些戏班好像就来的不多了，可是这里仍受到一些大的专业剧团的青睐，并且他们仍然延续了原来的老习惯。一般头几场戏票查的不严，越到后来的那几场，票查的反而比前几场更严。

想来看“抹戏”的不止我一个人，好像是看门人也发现了这个漏洞。于是他们便不让大人随便带小孩子了，我们这些“戏抹子”实在进不去，就只好在外面瞪着眼看着等着盼着期待着他们放门。那时剧团演出时，检票口处有一盏挂着的油灯，那是用来查票的，想来那灯里的油每晚添多少是有一定数量的，当戏接近尾声时灯里的油燃尽熄灭，看门人会提灯离开不再守门，我们称这叫“摽干灯”。当看门人一走，我们这些意志坚强的人便会迫不及待的蜂拥而入。即是进去看一眼也高兴，也算过了戏瘾，了了心愿。那期待向往想象坚守的感觉至今想来都令人念念不忘十分怀念。

记得有一次，听说是尚小云来唱戏，现在想来应该是尚长春或尚长麟，我又故技重演，牵着一个不认识人的后衣襟进去了。我快步跑到乐队那边趴在舞台的边上。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坐满了大人，外圈的人还站在高板凳上。中场休息时乐队师傅问我是怎么进去的，我就大言不惭的把我的伎俩告诉了他，语气中大有显摆的意思。那慈祥的琴师竞然没生气，还对我笑了笑，并叫我好好看戏。我非常喜欢看旦角戏，看到她们那亮丽美艳的戏装；再看看她们那美若天仙的面庞，晶亮闪烁的头面首饰；继而再听听那咿咿呀呀的动听演唱，我的心里会被浓浓的幸福感充满，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愉悦心境，至今想来仍然幸福满满的感觉。我不太爱看生净戏，有时老生唱的时间长了我就不看，到出来花旦的时候再看。实际上那时不懂戏，之所以那么痴迷上瘾，更多的原由是为了去那个场合玩耍凑热闹感受那个氛围，看戏必竟是那时代最好玩的事情。时至今日想起那时的场景仍很激动。

其实童年的看戏，也为我后来对文艺的爱好，埋下了向往热爱的种子。我小时侯，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会跟着说，跟着唱跟着比划。大跃进除四害的时候，来了一个剧团，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剧团。他们不卖票，只要两条麻雀腿，或一条老鼠尾巴就可以进去。他们演了好几场，这次不是打围子，而是在大礼堂演的。我没能混进去，因为他们不许带小孩。可能是小孩与这些事关系不大吧？虽然这次戏没看成，可是演戏的瘾却过足了。他们在里面演，我就在外面自己胡乱比划瞎唱乱跳，丝毫也没有害羞或怕人笑话的感觉，我心想：你们不让进去看，我在外边自演自看自己过瘾。后来才听说，这是当时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推动措施之一，所以不准小孩进。

想想那被“放养”的童年，虽然生活清苦，娱乐贫乏。但是那偶尔的文化盛宴——看戏却让人牢记心怀，时常回想。童年真好，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想干啥就干啥，自由自在、简单快乐，幸福满满。

看看现在的孩子，十几岁也离不开大人的看管，童年更是有多个长辈们的呵护。每天出了这个班，走进哪个班；车接车送，大人陪伴；沉重的书包，大大的画板；满口的“虫牙”，早早佩戴的眼镜；各色的乐器，数不清的学习班、补习班辅导班。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不自由”的感觉？不知道将来他们长大后，对其童年的生活经历是觉得幸福还是留有遗憾！

下面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收到高中同学秦玉环发来的微信：“一个周日萝莉（玉环刚刚五周岁的孙女）上午上乐高课，下午学游泳，晚上上跆拳道课。周六上午上杨梅红艺术课，下午上舞蹈课！”用来解释我们头天晚上群聊时她没能参加的原因。看了这微信我无语了，我真不知道该为现在孩子感到庆幸还是无奈？是该为现在的教育导向和教育方式方法鼓掌还是侧目。

（三）、我的涛雒小学

1、学校旧址与老师

升入三年级后，我们从南店小学搬回了涛雒小学。六零年一个秋日的早饭后，八岁半的我，背着母亲给我改好了背带的那个蓝色书包，（已用过两年的书包有点旧，但没有破，还能用）；抱着我家的那个宽板凳，来到了那个我心仪已久的涛雒小学。那时涛雒小学分在两个地方，初小在“天后宫”，高小在“三官廟”。我是三年级当然在“天后宫”。

“天后宫”坐落在涛雒北门东北不足二百米的地方，西边是二零四国道；东面是一片盐田，沿路东去就是马家村。北面地势较高，好像是五村的菜园；南面是个操场，去马家村的路就从操场上经过；广场南面有路与涛雒小学高小部相连。“天后宫”是一座建于清朝，历史悠久宏伟壮观的庙宇，历经近两百年的风霜雪雨；逃过战乱，躲过了破除迷信的“砸庙运动”，他们只把神们的塑像砸坏，并没有殃及到那恢弘的古建筑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从而让后来者还能一睹她旧日的格局，想象那盛时的风采。 一九五二年这里成为了涛雒小学初小部的校院。听五十年代初在此任教的丁梓原老师说，那时，前面戏楼及两边的平房有三个班；东面的厢房有四个班；后殿西耳屋有一个班；共四个年级，八个教学班。中大殿是学校集会的大礼堂；后大殿则是教师们的办公室；东耳屋则是当时的级部长办公室。

我们的教室在天后宫的东厢房北头，那是近两百年前的老房子，屋顶是小瓦起陇，屋脊上有半圆小瓦对扣成镂空花型装饰的高屋脊。屋门朝西，得走好多几级台阶才能进教室。教室的北墙上泥了一块黑板，边上没有镶木框；地面上有一个高于地面的不很大的讲台；讲台前放着一张四条腿稍微外撇的，带有一个桌洞的小讲桌。教室里安着五排方杌子，我被老师安排在第一排的边上第二个座位。 在这里给我上课的老师，语文老师好像姓申，具体上课情形已不记得，十几年后我到安岚中学工作的时候，沈老师在那里当教务员。数学谁教已经记不清楚。

至今还记得的是一位教地理的老师。那是上四年级的一天早饭后，上课铃声响过，一位个子不高，微胖秃顶，眼睛有点鼓看上去年龄很大的老师，拿着一个地球仪走进了教室。想来至今记得那堂课，应该与那地球仪和老师的相貌及授课有密切的关系。那首次见到的地球仪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老师把它放到教桌上，就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的坐位离讲桌很近，伸手就能模到地球仪，我能看到上面的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除了语文、算术、还有地理这门课程，并且还有这么好玩的教具；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是自西向东绕地轴转动的，并且首次听到了“地轴”这个名词；第一次听说白天黑夜的交替、太阳的东升西落、都是地球的自转引起的，而不是太阳在走。虽然听得清楚、记得牢固，也曾拿这些知识与一起拾草、剜菜的小伙伴，甚至是大人们炫耀过，但是心里的疑问却是很多的。随着老师的教授我还知道了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名词；知道了地球上五带的划分，我们在北半球、北温带；还朦朦胧胧的知道有经纬线、经纬网，但是经纬度的的划分老师没讲也就一窍不通了，想来那些知识也不是小学生能理解的。后来听说那老师是地主出身，再后来可能就下放回家了，我再没见过他。一直到现在，老师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依然很清晰。我后来教地理，也许与那老师的启蒙熏陶有一定关系吧，我不知道，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吧。今年春节，我去表姐家拜年，问起那老师的名子，表姐夫说他叫秦子刚。

晚上我同学从文章中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回信说：“秦子刚，我们村有一位，个不高，微胖秃顶，金鱼眼，上嘴唇微凸，很小时候他们一家住在我家的碾屋里。大概是六十年代某个时间回来的，我还纳闷他从哪儿回？来的呢。他父亲是地主，叫“老白毛”，会给人治病；他的弟弟叫十爷。子刚喜欢唱戏，经常哼哼不断，我没见他有妻室，但有一子，其子是唯唯喏喏之人，没有结婚。”后来听表姐说：秦老师还有一个女儿，秦老师在涛雒教学时就带着她，因为她的母亲已去世。那女孩分不清称呼和名字的关系，认为叫谁什么那人的名字就叫什么，叫姐姐的人名字就叫姐姐；叫姑的人名字就叫姑。这傻姑娘后来结婚生孩子时竟然把孩子生到尿罐里淹死了。由于秦老师的秃顶，我竟把三十多岁的秦老师当成了五十多岁的老头，我小时候的眼光实在是太差劲了。秦老师是我的老师中经历最坎坷下场最凄惨的一位。

▽ 涛雒小学东院复原图，北边为拆了"三官庙"大殿建成的小红楼，一楼西头第一间就是我五六年级所在的教室。

2、“小红楼”和她的新生

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涛雒小学南院的高小部，也就是“三官廟”。她在“天后宫”南面，相距有一里地，之间有一条魚脊形的小路相连，两边是水沟和盐碱地，水沟里生长着蒲子和芦苇，路边还长着一丛丛的红柳。我们的教室是一幢红色的二层小楼，听说那红楼是拆了“三官庙”的大殿盖的。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涛雒的进步人士丁钧石，人称丁八老，八老的的五哥叫丁维鲁，是青朝末期的第二十六名进士，在济南做过五品官。丁大老的铺号叫“庆和”；丁二老的铺号叫“裕源”，日照闻名全国的“京冬菜”就是丁二老家的独创特产。 丁八老是他们那辈年龄最小，也是最早接受革命思想并为之奋斗的人。他带领进步人士掀起了反封建、破迷信、拆庙堂建学堂的新文化运动，于是涛雒除海龙庙以外，所有庙宇的神像都被砸碎了，好像听母亲说，当时有些没砸碎的神像就被扔到大汪或者海子里去了。那应该是二零到三零年前后的事情。“三官庙”里那天官、地官、水官的神像被砸碎了。供奉他们的大殿被拆除，“三官庙”变成了涛雒小学。一九三六年，在大殿的废墟上盖起了二层小楼的六口教室，人们也称他为“小红楼”。可是 "小红楼”刚建成，涛雒小学的学子们还没来得及搬进去。“七七”事变发生了，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中华大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日本鬼子的飞机多次飞临日照的上空，对涛雒和南湖进行了残酷的轰炸。听表姐夫说：鬼子对南湖的轰炸也被日照县志称为“南湖惨案”，鬼子罪恶的炸弹正好投在了南湖大集上，直接炸死炸伤三百多人。所以当时的人们对鬼子恨之入骨。据说，鬼子的飞机不光撩下每颗近千斤的炸弹，还用机关枪进行了疯狂的扫射，表姐夫家老宅的影壁墙上就留下了一排弹孔。最近，看了张传玺老先生写的《难忘童年少年时》写到了敌机对涛雒的四次轰炸：从三七年六月到三八年六月日寇对涛雒共进行了四次轰炸，造成了平民的极大伤亡和房屋财产的损失。

关于日本鬼子轰炸涛雒街和进驻涛雒的事情，八十五岁记忆力超群的表姐是这样讲述的："麦收后，收割到场里的麦子已经摔完，涮完场的凌乱带穗麦秸在等待“揽场”。“揽场”是把那些摔不干净的麦子，铺在场里用牛驴或者是人拉着碌碡绕圈滚压，以期把所有的麦粒碾下来，做到颗粒归仓。

那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早饭后，父亲领着两个哥哥，牵着驴到西门外的场里去打麦场。亚月村大舅家的大表哥，已经牵着牛等在了场边的路上；他是受大舅委派来帮我家打场的。那条路出西门向北走，是西门里人们挑甜水一条路。我家的麦场在路东；路西边是当时的一个“工夫市”，就类似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力市场，那里撑着几个白色的大棚。每天早上打短工的人就会聚在这里等待被人雇佣。我在家跟随母亲玩耍，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那时还不到二十个月，母亲不敢让我离开眼前。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似火的骄阳灸烤着大地，那可真是个打场的好天气。可是对于干活的人们来说却是炎热难熬的。快近中午的时候，做好了饭的母亲看到天气太热、阳光太毒。就把本来要送到场里去吃的饭放在了锅里，背着我提上水去叫打场的父亲哥哥和大表哥回家吃午饭。场刚打了两遍，父亲想中午晒一晒，下午回去再打一遍，于是就领着哥哥们回家了。牛和驴都留在场里，拴在碌碡上，这样它们可以吃些麦草充饥。

回到家的人们坐在桌子边等着，母亲刚刚拾掇好了饭，众人还没来得及拿起筷子，接连几次巨大沉闷的爆炸声，震得屋顶上的土簌簌落下，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跑到了大街上，只听有人喊：“鬼子炸西门了，鬼子飞机撩炸弹了”！我吓得紧紧的搂着母亲的腿不敢撒手，也不敢出去看。飞机的轰鸣声过去了，打场的人们赶紧向场里跑去。回过神来的母亲则抱起我在后面紧紧追赶。来到那刚刚离开不久的打麦场上，映入我眼帘并深深烙印在脑海里的是一个深深的大坑，驴连影子也没有了，大概是被炸碎了？大黄牛倒在大坑的一边死去了。来帮助打场的大表哥看到死去的大黄牛放声大哭，边哭边向亚月庄跑去，跑到亚月的东岭上，正碰到了要来涛雒打探消息的大舅。焦急紧张的大舅听表哥说没伤着人，深深的松了一口气。并且安慰表哥：“人没伤到就好了，牛没了不相干，等挣了钱咱再买。”

我庆幸母亲那不送饭到场里吃的英明决定，否则我的家人们就成了鬼子炸弹下的冤魂了，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了！二十多年以后，我嫁到二村才听说，当时二村张继泽的父亲到菜园里浇尿，正好走到那里就被炸死了。现在我想，日本鬼子很可能是把那“工夫市”的白色大棚当成投弹目标了，老人们曾经说，乾隆皇爷下江南时曾经御封日照：“大灾不灾，大战不战，大乱不乱”！可是日本鬼子进来了，日照乱套了，涛雒街更乱套了。鬼子的炸弹不但炸死伤了涛雒街的人，更让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受到了惊吓和摧残，人们的心天天提到嗓子眼上，整日担心天上会不会再掉下炸弹来。

在鬼子的轰炸前，刘黑七那穿着黑裤黑褂的土匪黑队就已经来过了，他们洗劫了涛雒街，这是支汉奸队伍，是为鬼子打前站的。被洗劫的大户人家，铺面，商号关门的关门，歇业的歇业，有地方投奔的都投亲奔友的离开了，涛雒街这个曾经的繁华兴盛之地枯萎了、衰落了！

一九三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我坐在前屋的炕上，街上闹闹嚷嚷的声音，把我吸引到了窗户的那块可以看见街景的玻璃上。我看到了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停在了我家窗户的外面。我看到了奇景，非要下炕出去看看。可是母亲不但制止了我，还赶快把门关上了。并且不让我大声说话，嘴里不停地的说：“鬼子来了，鬼子真的来了”。母亲张皇失措的样子，一下子让我想起了鬼子的飞机和炸弹，吓坏了的我赶紧扑到娘的怀里搂住她的脖子哇哇大哭起来。母亲立刻用手捂住我的嘴，我好难受，不敢再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到街上有人喊：“所有的人都听着，都到西门外去集合，皇军要训话了”连喊了好几遍，那声音渐渐远去了。外面的闹嚷声没有了，我松开了搂着母亲的手，又回到了炕上那块可以看到外面事情的玻璃前。街上的大男人们陆续的朝西走去，疲劳的我也趴在窗台上渐渐的睡去。后来两天，我一直没有见到父亲和哥哥回来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啥不回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有天晚上，邻家的三大爷来了，他悄悄地从母亲手里拿走了一个包着饽饽的包袱，母亲说那是送给父亲和哥哥过年吃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被集中到西门外听“皇军”训话的人，统统被关在街门外了，涛雒街的围墙没挡住日本鬼子的长驱直入，反而却让鬼子把涛雒街的老少爷们关到了城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对涛雒街人来说是个的有家不能归，有饭吃不着，有衣不敢穿的新年。我放声大哭，哭母亲不给我穿那已经做好的新衣服新鞋。长大后，看到电影里演的，跑鬼子的妇女把脸上抹上锅底灰我才知道原因。春节过去了好长时间，好像西门上有站岗的了，父亲和哥哥才回到家里来。可恨的日本鬼子住在了汇昌银号旧址那平顶的小楼里，老百姓称那里为“西南狱”。”

▽ 当年的汇昌银号复原图。鬼子进涛雒街后就居住在这里，老百姓叫他"西南狱"。记忆中，我们小伙伴都叫他"炮楼“。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西南狱”是日本鬼子住过的“炮楼”，是杀害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方。那个叫岩瞻的鬼子小队长带着十个人（有一个人住下元村）驻扎涛雒这个地方，（这里曾经是民国初期涛雒最早的“汇昌银号”所在地）他们养着咬人的大狼狗。被鬼子抓来的“八路”和无辜平民会遭到狼狗的凶残撕咬，那被撕咬的人发出的凄厉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所以“西南狱”是个不祥之地。每当拾草剜菜从那里经过的时候，远远的望见它，心里总会产生一种忐忑不安，惊慌恐惧的感觉。总认为那里是鬼魅纵横，鬼火点点令人生厌的地方。所以从来也没有起过走近它，或是进去看看的想法，用母亲的话说那真叫“隔三尺，躲四尺”。时至今日六十多年了，我从来没近前看过这个年幼时就望而生畏的“西南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用说进去看了。听说那“炮楼”还在，抽时间一定去看看。

日本鬼子的轰炸和进驻，让涛雒街人们在洋学堂新楼教室里上学的美梦化为泡影。敌伪时期，涛雒街的人们不敢让孩子到围墙外的小红楼去上学了。只好在街里找地方当校舍将就办学。如西门里的“真武庙头小学”（北大历史系著名教授张传玺老先生，就是在这里上的一年级，他是涛雒小学的骄傲也是涛雒人的骄傲，我为有这样的校友前辈深感骄傲和自豪）；五村与四村接界处的“西小园”学屋，都曾经给涛雒小学当过教室。三官庙里的涛雒小学本部只能招收街外的学生。那盖好的新楼却被荒废闲置，成了盐民们盛盐的仓库。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九五零年，小红楼才找回了她建设的初衷，恢复了她教室的身份，迎来了她第一批满员的学生。

可是十几年食盐仓库的经历，让新楼房的墙壁受到了盐渍无情的侵蚀，“小红楼”的墙壁大片的脱落，有些砖甚至成了坑洼、空洞，到五十年代末，不堪负重的墙壁让红楼变成了“危楼”。于是红楼的学生们搬回了街里，经过能工巧匠们的精心修缮，“小红楼”重获新生，那被盐渍腐蚀坏的墙壁，被从外面垒上的三个高高宽宽的梯形石柱加固了。从外观上看那些柱子好像是设计建筑者的独出心裁，是有意为之。六二年我从"天后宫搬"来上学时，看到小楼后墙的样子，我还赞赏有加的想，学校的楼真漂亮，后墙处也有可以玩耍的地方。我一直认为那楼是五十年代建的新式楼房！2019年2月13日下午，打电话给九十岁的表姐夫祝寿。才获取了这些信息，纠正了我这近六十年谬误，了解了我母校教室的前世今生。感谢高龄的表姐表姐夫有如此清晰的记忆，有那样准确、简洁、明白的表达；感谢他们把我当知音般的真情流露侃侃而谈！

关于砸庙建学堂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三官庙“的被砸涛雒街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领头砸庙丁八老有四个儿子，在丁家叔伯兄弟排行中，分别是九、十、十二和十六，不知是啥原因，他们的排行后面都有一个“朝”子。据说十二朝曾经当过涛雒商会会长，娶大店庄家的姑娘为妻；后去青岛弃妻重娶一小学校长。九朝、十一朝抗战时了去重庆。只有十六朝在青岛的大学读书，因女朋友与其分手而疯傻，十六朝真的是“潮”了。听表姐夫说十六朝五十年代初死于某村的草垛里。于是就有人说，那是因为丁八老带头领人砸庙，遭到了神灵的报应。我不相信这说法，这应该是那些封建迷信腐朽没落势力的牵强附会吧。

“小红楼”每层有三个教室，五年级三个班在一楼，六年级三个班在二楼。我们五年级一班在一楼西头的教室。向东依次是五二班、五三班。红楼的前面有一排房子，中间三间高大一些，两边的三间小一些。中间当中的那间屋子是个两连门，平时前后院的老师、同学可从此门穿过比较便捷，东间是教导处，西间是李伟校长的办公室。当老师开会的时候北边的门就被关上。东边的三间是办公室，西边的三间是老师宿舍。过前院就是大门，大门的东西两边各有三间房子，也是老师宿舍。院子的东边有一排六间东厢房，是两口教室。出大门向西有一侯姓人家，他家的三儿子侯元强就在我班上学。路边那长势旺盛的芦苇塘就是他们家的，每年端午节的时候，便会有些女人到他们的苇塘里采芦苇叶包粽子。所以那几天我同学就会请假在家里看护芦苇塘，记得有一年他还送给我一叠芦苇叶，因为母亲不用芦苇叶包粽子，所以我也没要。

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申永汉，给我们教语文。申老师喜欢我，上课经常提问我，课后还去我家家访过。我东邻大娘家的二哥结婚时他去喝喜酒，我却藏在新媳妇的床底下，没敢出来见他。现在想起这事真觉的对不起申老师。二十年前，小妹去北京办事，碰巧和申老师同乘一辆车，可敬的申老师竟然凭声音把小妹认成了我，后来小妹告诉我这事，我很感动。一个老师，凭声音能认出三十多年没见面，且只教过两年的学生，看来老师对我的印像该是多么深刻。我在退休前去看望他，可他好像不太认识我了。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事，老师见小妹时，小妹才三十岁，我去看他时我已经五十多岁，看来老师把我定格在了三十岁之前。对五十岁的我好像是比较生疏的样子

我小时候很顽皮，和男孩子一样，爱和人反着干，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戴花要戴大红花》我就把它的歌词变成反义词，于是就变成了“戴花要戴小白花，骑马要骑一里马，唱歌要唱落后歌，听话要听毛主席的话。当时只觉得好玩，也沒考虑其他，也幸亏最后一句把党改成了毛主席，虽然挨了老师一顿批评，但并沒有造成很大影响。

3、“尖尖小荷”看电影

六十年代涛雒有了驻军，每隔一段时间解放军就会放电影，那可是节日啊！电影就在学校附近的操场上放。每到那时，太阳还老高，操场上就早早的挂上了银幕，摆上安放影机的桌子，很多人就开始占座位，有的拿来凳子，有用石头砖头的，也有用什么东西划圈、划方框的，总之我放了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所有的地方都已名花有主了。天黑我们来看电影的时候就只有反面了。露天电影的银幕后面也是有空间的，放影机投放到银幕上的影像透过银幕在其背面也可成像。只是左右翻转罢了。但那对我来说那不会造成困惑，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内容和故事上，所以那时觉得看反面也挺幸福的，只要能看到银幕能看明白内容就行。现在还记得的片名有；《鸡毛信》、《董存瑞》、《奇袭》、《青春之歌》、《金环银环》等等这些是战斗片。还有《天仙配》、《追鱼》、《马兰花》等神话戏剧片。还有《小铃铛》、《今天我休息》等生活片。《追鱼》是我看过的记忆较深刻的第一部彩色影片 那是一部古装、神话片。故事讲，一家道败落的公子，借住在有婚约的未婚妻家中的花园里读书，可小姐嫌贫爱富，厌恶嫌弃公子，公子难过又无可奈何，荷花池里的鲤鱼精非常同情公子，于是变成小姐的模样，经常到公子读书的地方与公子玩耍。真假小姐由一人扮演，她们穿着同样红地，带金色麟片闪闪发亮的衣服，那美艳的服装永远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脑海里，时至今日，那服装依然闪光发亮在我的眼前。不管后来见过多么漂亮华美的服装，永远再不会盖过那衣服的闪光。我有时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童年的印象会那么深刻？有天晚上看“朗读者”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著名导演贾樟柯、著名作家余村的朗读深深的撞击了我的心灵，震憾了我的心扉，引起了我的共鸣。是呀每个人都有故乡，那山那水那人，那情那景那童年乱记忆是永远割舍不断的，是每个人越老越浓的乡愁。这也是现在很多成功人士返回故乡寻根，甚至定居的原因。我想这也可以解了我的困惑吧，感谢“朗读者”感谢董卿，感恩时代。

六十年代，是军民鱼水情的年代，军地关系特别融恰，涛雒驻军部队的营房就在我上学走的路上。也就是十字街口以北的路东和路西，东院是营房，西面是家属院。东院里有沙坑、双杠、单杠什么的。那时的营房大院不关门，好像也没有门，记不清了，只记得门外边有一个独门尖顶的岗楼子，有时会有背枪的战士站岗。我和二妹经常到大院里去玩耍。那时也没见过机动军车，只记得他们有辆马车，经常看到他们赶着马车出去拉东西，这时我们就会顺便爬上马车，那时的解放军叔叔不但不吵，还会笑嘻嘻拉我一把，我们坐在马车的后面，享受一下那难得的“乘车”的感觉，那感觉好爽好满足。比现在坐豪华骄车享受多了。

每逢过年过节学校都要拥军，念贺信的任务非我莫属，因我的声音和普通话都是当时学校里最好的，当时的涛雒小学，二十多个教学班千余名学生，选我念贺信那的确是千里挑一。但当时丝毫没觉得多么骄傲，只觉得那是老师交给的任务，要尽力完好。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选我也是老师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时会说普通话的人极少，声音好又会说普通话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虽然那时的我高不到一米三重不足半百貌不惊人，但老师还是选择了我。少年时的经历让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自己做的足够好。

　　贺信是老师用毛笔抄在两张大红纸上的，记得抄写贺信的老师叫郑振民，他是我在涛雒小学里，第二个印象深刻的老师，他是六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人长得不太高，但白净儒雅，和霭可亲，毛笔字写的特好。当然如果不好，就不会让他抄写贺信了。那贺信是要送給解放军贴在墙上的，就如现在的书法作品一样。郑老师的爱人叫马桂馨，是涛雒小学的音乐教师，郑老师还会拉二胡、吹口琴，好像还会拉小提琴，只是那时我不认识那洋玩意，只觉得老师拉的好听，自己感到好奇。他们两口子是我们好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记得六三年国庆节前夕的一天早饭后，班主任申老师叫我到办公室找郑老师，办公室里已经有好几个男生在等侯，办公桌上有两张写着毛笔字的大红纸。那就是贺信，郑老师先让我看了一遍，又让我读了一遍，然后指出了几个该重读或轻读的字句，还有朗读的语气，句逗的停顿时间等，然后又让我大声朗读了一遍。读完后老师卷起贺信，让男同学拿起锣鼓家什，一起向解放军的营地走去。走到离营房五六十米远的地方，大家停了下来，老师把贺信展开，让两个同学擎着贺信的两边，其他同学则敲起了锣鼓。大红的贺信，热闹的锣鼓声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浩荡的人群行进到大院里，解放军叔叔已经面朝南列队迎接，抬贺信的同学面朝西南，我先面朝解放军行了一个队礼，然后面对贺信大声朗读起来：“敬爱的解放军叔叔您好！”……伴随着朗读贺信的进程，不时会有掌声响起，我也越读越有劲，越读越有感情，真有点声情并茂激动人心感觉。贺信读完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包括看热闹的人也在热烈鼓掌。出乎预料的效果让我有点沾沾自喜，和小小的满足，这次经历让我以后学说普通话的劲头更大了。感谢郑老师的栽培知遇之恩，是老师的教授和指导才有了我后来长足的进步，从而让我成为那个年代不多见的会说普通话的人。

那几年，有时地方与部队联欢，要读“感谢信”，当然这事也是我的“专利”，读“贺信”的事让我出了一点小名，读“感谢信”这事让我在涛雒街可出了大名，因为军地联欢晚会，就是电影联欢会。解放军放电影的时侯，镇党委领导讲完话后，就让我朗读党委写给解放军的感谢信。那信是写在信纸上的，是敬爱的郑老师交给我的，现在想来那信稿也应该是镇委授意郑老师拟写的。我在放影机前，就着电灯光，照稿大声朗读起来。当那声音从银幕旁边的喇叭里传出的时侯，全场包括我自己都有点震惊。电影场里坐满了大人和孩子，当然也有很多同学，我那动听且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让在等待看电影的人们，听到了电影片子以外的普通话。这件事尤其是在同学当中影响更大，班里的同学开始叫我“小博士”。其实那时也不知他们叫这名子是什么意思，因为只是会讲普通话是够不上这称号的，所以就武断的认为，是有的同学在给我起外号骂我，因“博士”与“薄屎”同音。再加上儿话韵，像极了骂人，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汗颜。想来，我那时的认知水平应该连现在小学二年级孩子的也不如，看来我的发育真的是太迟缓了。

 

▽ 郑老师和马老师五十年代未于涛雒照相馆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