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中国书法金银纪念币赏析(2018-2023)

武大天哥

前言

目录

一、中国书法发展简史

二、书法金银纪念币的发行背景

三、2018年篆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四、2019年隶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五、2021年楷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六、2022年行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七、2023年草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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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书法发展简史

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而发展，历经3000多年，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发源于汉字的萌生。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中国书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书法成为我国76个非遗项目之一。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划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由篆书演化来的隶书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隶书为后来的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奠定了基础。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华夏无穷智慧的结晶。

汉代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一期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进入北碑南帖时代，此时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

元代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纯是继承晋唐，没有自己风格。而到了明代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清代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

从魏晋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涌现了一批批书法大家。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法家。宋代书法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也有为后世所推崇者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大家。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元代赵孟，明代唐伯虎等都是为后人所熟知的书法大家。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经过历代文人墨客对书法的传承研究与创新，中国书法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资料均来源于网络)

二、中国书法金银纪念币发行背景

中国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历经三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中国书法是在汉字信息传播过程中，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和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发展而演变，最早的汉字可追溯至商代的甲骨文。在其后的朝代更迭中，汉字的书写记录功能发展成为具有审美功能的书法艺术，并依次演进形成了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中可谓独树一帜。2009年9月中国书法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化底蕴极为深厚，始终伴随在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成熟与兴盛的各个时期。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承至今经久不衰，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全人类民族文明的伟大见证。中国书法也是世界公认的历史最为悠久，并极具鲜明民族特征和深厚美学意蕴的艺术种类，是世界上唯一最具抽象意味、最具实用功能的视觉艺术。书法艺术将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被历朝历代高度重视和推崇，从而连绵不绝地发扬和传承。从古至今，我国涌现出无数的书法大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书法艺术具备理论深厚、书体完备、传承有序、风格众多、内涵深厚、影响深远等典型特征，是一座具有独立完整体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丰碑。

为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展现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国书法文化保护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18年开始首次以书法艺术为表现主题，发行中国书法艺术系列金银纪念币，该项目以中国书法演变进程：即篆、隶、楷、行、草等五种字体为表现内容，分五年连续发行，每组五个规格。全系列纪念币通过方寸币面所展现的不仅是单纯的书法造型艺术，而是深层的中国汉文化发展史，折射出中国古文字学、金石学、美学的博大与深厚。随着各组纪念币的逐年发行，中国古代经典书迹将得以精彩再现，中国金银币设计师将以此为载体，力求以点带面地不断呈现中华民族汉字演变与发展，使书法艺术爱好者和钱币收藏者感受不同书体的独特艺术魅力，在浮雕的起伏之间感知书法巨匠们的精神世界。

以中国古代书法为表现范围，设计单位制订了选取作品的原则如下：

一是能够充分代表中国书法字体演变过程的典型性作品。在重点展现最著名作品的基础上兼顾各时代的平衡。

二是尽量兼顾中国古代不同书家，遴选出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的经典作品。不重复选择同一书家的作品。

三是尽量涵盖不同的载体和种类，包括甲骨、铜器、竹简、纸本、碑版、石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力求较为全面地覆盖各个类型的作品，在有限的尺幅内尽可能展现中国书法艺术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四是在选取的作品中，能提取出字迹清晰、易于辨识，富有美好寓意且字形优美的字词，作为突出表现的文字。

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众多书法艺术作品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和取舍，经过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五年搭配方案。

三、2018年篆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在汉字书法领域中，有一种很复杂、样貌跟人的肢体相似的书法叫“篆书”。它作为篆、隶、草、行、楷五体书之首，是书法艺术特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一）8克圆形金币“众人协田”——商代卜骨刻辞

“众人协田”牛骨刻辞。商朝时期，传河南省安阳市出土，长14.8厘米，宽12.5厘米。 这块卜骨上面有刻文：“（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即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的记载。协田，一般认为是指在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

甲骨文在商朝多被用于宫廷祭祀及占卜问事，是中国现存可考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形式，为汉字字体的形成和演变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化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起源。

“众人协田卜” 这块甲骨上刻有“大王令众人曰协田”的字样，是商朝时期王令民众在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的政令。“协田”意为“共同在田间耕作”，是刻辞中的关键词，阐明了这条政令的主要用意。

协田耦耕是商周和西周时期的耕作方式。三人一起的耕作方法称为协田，两人一起的耕作方法称为耦耕。

表现甲骨文特有的艺术形式及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8克金币设计的根本理念。设计师着力表现币面主体图案“协田”二字。受到当时雕刻工具的限制，甲骨文笔触生涩爽利，笔划没有后来篆体的圆润优雅，却有其独特的古朴之美。在设计中，设计师着重突出字体笔划的质感，并通过对字体周围甲骨纹样的描绘，突出了甲骨的质感肌理，表现了甲骨这种材质作为文字载体的特别之处。

其次，通过对主体甲骨的细致描绘，展现了历史文明的沧桑与厚重。由于殷商文明与现代文明年代相去甚远，这枚珍贵甲骨的存世，得以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帷幕，管窥殷商时期的社会风貌。主体甲骨上参差斑驳的肌理、笔锋凛冽的字迹，似乎在向现代的人们诉说着远古时期的那段农耕岁月。

币面右上方“中国书法艺术”的篆体印章，像是对整体设计的总结和认证。主题文字、印章、面值、主体图案与甲骨和谐共存，在直径23毫米的币面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甲骨文的沧桑和韵味。

(二）150克银币“匍有四方”——西周礼器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在1951年潘达于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古人称铜为金，青铜器上雕刻的铭文被称为金文。周人尚礼，所以金文随着周朝礼制的倡导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盂鼎、毛公鼎铭文雄奇凝重，卫鼎、永盂铭文柔和圆润，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铭文粗放朴实，呈现了金文蔚为壮观的磅礴气象。

★大盂鼎铭文拓片

青铜器大盂鼎是西周的礼器，其上的铭文章法讲究，笔势圆润。铭文长达291字，大致意思是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匍有四方”铭文

150克银币背面图案以“匍有四方”四个大字作为核心元素，笔画描摹细致，尽力展现铭文的浑厚韵味。“匍有四方”意即“敷佑四方，佑助四方”，是全篇铭文的主旨所在，意为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同时，在币面上展现了全篇铭文，文字方整端正，结构宽博宏阔。

★150克银币背面图案过程稿

币面左侧青铜器型以及纹饰仅用作表现时代特征的装饰符号，以深沉、拙朴的神秘之美，来呼应金文书法的圆浑沉雄。整个币面风格古朴雄壮，疏密有致，气韵流贯。

(三）30克圆形银币“万年无疆”——西周虢（guó）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青铜器的代表作品。其上铭文是先秦书法的代表作。铭文结构严谨、布局和谐，字间行距上空阔有致、从容不迫。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

甲骨文在商朝多被用于宫廷祭祀及占卜问事，是中国现存可考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形式，为汉字字体的形成和演变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化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起源。

传世铜器虢季子白盘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虢季子白盘是西周青铜器的代表作品。其上铭文是先秦书法的代表作。铭文结构严谨、布局和谐，字间行距上空阔有致、从容不迫。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虢季子白盘甲骨文在商朝多被用于宫廷祭祀及占卜问事，是中国现存可考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形式，为汉字字体的形成和演变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化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起源。

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犬戎，杀敌五百，俘虏五十。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虢季子白专门铸造此盘来纪念此事。虢季子白盘及纹样素描稿这件西周重器出土于陕西宝鸡，几度易手，两次沦为马槽，直至清朝官员刘铭传得到它，于家乡建造盘亭安置国宝。清朝灭亡后，历史波诡云谲，刘氏后人为护国宝，煞费苦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家人将国宝献予国家，这件命运多舛的国之重器终于重见天日。

30克银币背面图案设计师设计上，将铭文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辅以器形轮廓、纹饰，以铭文最后一句“万年无疆”为主体图案。设计上，将铭文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辅以器形轮廓、纹饰，以铭文最后一句“万年无疆”为主体图案。此句原意是希望宝物为虢氏子孙永远享用。而今，此国宝珍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传世瑰宝，供世人观瞻赏鉴。

(四）30克圆形银币“吾车既好”——先秦“石鼓文”

石鼓又称陈仓石鼓，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627年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 《猎碣》 。

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创下中国文物史上的奇迹。

韩愈著有《石鼓歌》，其真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而石鼓发现地宝鸡有中华石鼓园、石鼓阁。

石鼓表现甲骨文特有的艺术形式及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8克金币设计的根本理念。 “吾车既好”的石鼓文来自十面石鼓之一“吾车”石。在30克银币币面上，以“吾车既好”为核心元素表现实际的石刻风貌。“吾车既好”取自石鼓文“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意思是“我的田车打造好了，我的架马聚集齐了，我的车已装备得漂漂亮亮，我的马也养得肥肥壮壮”。

“吾车既好” 背面图案左侧是用大篇幅展现的石鼓文，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上面的字很多已经消失，但石鼓文的气质依然，方正匀称、舒展大方、笔法圆润、笔意凝重，给人一种优雅端庄、自然古朴的感觉。

“吾车”石拓本（局部）青铜器上镌刻的金文和石刻的石鼓文，在模具铸造的冲击中，在凿刀的雕刻下，在火星与石屑之间，文字的笔画表现出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些是纪念币图案最用心着力之处，充满自然之力、金石之韵。

★石鼓流浪记——1948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飞机超重扔下几块大石头，竟是镇国之宝

1948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将大量的文物、珠宝、金条等空运至台湾，运输机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穿梭，让很多国之重器都流走了。

但是，在南京机场却有一家运输机迟迟没有起飞，现场空管询问遇到什么情况，飞行员直言飞机超重了。

为了减重，机组人员直接将飞机上的几个大石头卸下扔掉，而这没有被带走的“石头”名叫陈仓石鼓，乃是我国历朝历代九大镇国之宝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古物”，其价值不言而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石鼓的前世今生。

陕西凤翔位于八百里秦川，陈仓历史悠久，曾在这里出土过数以万计的青铜器，这批石鼓雕刻于两千多年前，期间多次消失又不断现身，每次出现都伴随着沧海桑田的巨变，见证着流血牺牲的杀伐屠戮，它们伴随着一代代王朝的兴起和幻灭，最终一路伴随着中华文明走到今天。

公元627年，也就是唐代的贞观年间，一位老者正在山间放牧，在羊群吃草的地方，他看到十个圆滚滚的大石头，上面很明显有人为打磨的痕迹，经过仔细辨认，似乎还雕刻了许多文字。

于是老者叫来村里的读书人，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但是，纵然是这些读书人学富五车，也难以辨认上面的文字究竟写了什么。

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这个消息却一传十十传百，陈仓山上发现神秘石鼓的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大批学者前往一探究竟，老百姓甚至编出了很多奇妙的神话故事，更增添了这些石鼓的神秘色彩。

当时的官府甚至贴出告示，谁能辨认出石鼓上的文字，将有重金奖励，但是最终似乎也没有人确认出来。

公元775年，正在鼎盛时期的大唐王朝突然爆发安史之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唐肃宗在逃亡时得知陈仓石鼓，意识到这是国之重器，便派人将其掩埋，以防被敌人毁掉。

五十一年后，当战乱平息，国家慢慢恢复和平后，才想起那些掩埋的石鼓，于是安排韩愈等人发掘，宝物这才重见天日。

韩愈见到这些石鼓，第一个反应便是这些石鼓是宝物，于是给朝廷上书建议运往京城，但是这封奏折却石沉大海，陈仓石鼓只能在山间伴随着日月星辰一日又一日。

后来，陈仓令郑余庆上书朝廷，反复陈述陈仓石鼓的重要意义，才最终被朝廷重视，并安排人将陈仓石鼓运到孔庙陈列，在这个过程中，十个陈仓石鼓丢了一面，丢的那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原作鼓。

没几年，大唐王朝最终迎来了自己的末日，随着天下大乱，原存于孔庙中的陈仓石鼓再次销声匿迹。

时光飞逝，历史来到了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在阅读史书的时候了解了陈仓石鼓，他便让大臣在全国搜寻石鼓下落。

当时凤翔知县司马池，竟然真的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找到了陈仓石鼓，但是遗憾的是，这次他依然只找到了九面，剩下的一面石鼓还是不知所踪。

直到1057年，当时一位民间收藏家在一个山中猎户家中发现一块圆滚滚的磨刀石，虽然很多自己已经被磨刀磨掉了一部分，但是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便是丢失的那块陈仓石鼓，于是将此事上报朝廷，最终，第十块陈仓石鼓被运到东京汴梁，和原来的九兄弟再度相见。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最有学问的之一，他非常喜爱陈仓石鼓，于是命工匠将石鼓的文字进行镀金，陈仓石鼓便焕然一新。

后来的靖康之变，金人攻破汴梁，在掳走皇帝妃子等贵胄的同时，还一并拉走了陈仓石鼓，因为他们发现陈仓石鼓的字是金子。

但是金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些石鼓的价值，将上面的金子全部扣下来，而将最珍贵的石鼓扔掉了。

就这样，伴随着兴衰的石鼓再次销声匿迹。

1234年，燕京城破，一位中原大臣在遥远的塞外发现了这十面石鼓，欣喜若狂，抓紧派人拉回孔庙保存。

自此以后，陈仓石鼓稳稳的待在孔庙，见证了元朝、明朝、清朝等王朝的你来我往，看透了世间荣华富贵的兴盛衰败。

时间来到近代，中华民族迎来最黑暗最痛苦的一段时期，陈仓石鼓也再一次面临危机。

首先便是八国联军侵华，大肆搜刮珍奇异宝，无数国宝就是在这个时候流失海外。但是，这些蛮子根本意识不到陈仓石鼓的价值，将其弃之不看。

随后便是各路军阀为了赚钱倒卖文物，阎锡山曾经也打过陈仓石鼓的念头，但是最终因为石鼓不方便运输而放弃。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保护文物，专门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陈仓石鼓也作为国之重器入住博物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我国的东三省，大军直逼北平，风雨欲来，民族危亡。

为了保护我国的这些珍宝，民国政府进行了故宫文物南迁，当时的专家将各种文物打包发往南方。

可是面对着陈仓石鼓他们却犯了难，因为这些石鼓共计重量超过十吨，运输难度非常大，不知该如何转移。

但是文物专家们知道，这些石鼓上面的文字，已经经不起太多折腾，历经两千过年的沧桑岁月，这些先秦文字原本从700多个，现在只剩下200多个，而且变得非常单薄，非常容易脱落。

专家们用棉被将石鼓包括，雇佣大量工人将其抬上火车，抬得时候工人都抱怨里面的东西太重，他们不知道，他们抬起的，是2000年的璀璨文化。

此时，石鼓踏上了转运之路，没想到这一转运，便是漫长的十二年。

石鼓先后南下到达苏州、南京，后因为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又西进前往陕西宝鸡，而后又进入成都。

一直到了1947年，日本投降后，石鼓又踏上回家路，从成都被运往南京。

没想到，陈仓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依然没有停止，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历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解放军势如破竹，蒋家王朝也迎来覆灭。

1948年，自知将要逃亡的蒋介石开始将大量国宝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他安排的路线有两条，珍贵的文物走空运，其他文物走海运，而陈仓石鼓因其巨大的价值，被打包放在机场，等待着有一次旅途。

大战将至，南京机场的国民党飞行员行色匆匆，人心惶惶，

机场人员将石鼓抬着上了飞机，舱门关闭，飞机发动的时候，飞行员却迟迟没有起飞，原来机上装的文物太多，飞机根本没法起飞，要卸掉一部分才行。

既然超重，那就要减重，国民党士兵不是文物专家，一看这几块大石头那么重，占了那么多重量，于是决定将这些石头卸下，留在了机场。

就这样，陈仓石鼓最终没有前往台湾，也是由于其重量，最终被留在了人民的队伍里。

经过现代专家确认，十面石鼓上刻着的是十首诗，内容分别是秦王打猎、秦王创业等内容，陈仓石鼓最大的价值就是其文字的传承意义。

(五）30克圆形银币“泰山刻石”——秦朝李斯

秦泰山刻石位于岱庙东御座内，是泰山石刻中时代最早的作品。铭文为秦始皇功德铭和二世诏书，由丞相李斯篆书。刻石原文222字， 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秦泰山刻石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稀世珍宝。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 “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从此，在先秦大篆基础上演变的小篆就成了秦代的通行书体。

“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刻辞颂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德。“泰山刻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之一，线条圆畅均匀，结构统一定型，字形呈纵势长方，富有庄严典雅之美。

在“泰山刻石”30克银币的币面设计中，设计师把币面构图进行了分割，在形式上，突出了大与小、多与少、宽与窄、黑与白、古与今的对比与互补。从《秦泰山刻石》中，取其“金石”二字作为币面主要元素，突出刻石书法的特点及美感，背景嵌入碑文中的文字。

★“金石”30克银币背面图案过程稿

为了适形设计，在币面展现更多的文字，在保持原拓效果的基础上，对拓本文字进行了移位处理，将石刻书法的线条美、体积感、历史感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

四、2019年隶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中国书法艺术（隶书）金银纪念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为弘扬中国书法艺术，于2019年5月28日发行的一套贵金属纪念币。该套金银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4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书法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这套金银纪念币中精心选取的五件作品，基本代表了隶书发展最重要的几个时期的审美特征。这些作品对后世的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发展变化，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中国书法艺术（隶书）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金文“中国”字样衬以青铜器装饰纹样，并刊国名、年号。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东汉史晨碑局部文字及其“兴利”字样与汉代画像砖纹饰、“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15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东汉礼器碑局部文字及其“天雨降澍”字样与汉代画像砖纹饰、“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分别为战国末至秦睡虎地秦简局部文字及“惠以聚之”字样与“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唐代李隆基石台孝经局部文字及“至德要道”字样与唐代石刻缠枝花纹、“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清代邓石如书周易谦卦局部文字及“君子”字样与清代竹图案、“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

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最激烈的演化，也是最伟大的变革。隶书的产生、发展以及定型化的过程，称为“隶变”。篆书转变到隶书过程中，通过快写、省略、假借、合并部首等，改变和简化原有篆书结构和用笔方式，在变化中逐渐形成规律并为人们普遍运用，是中国文字由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系统演变的过程，也是汉字由象形图画逐渐转变为抽象符号的过程。

通过方寸币面所展现的不仅是单纯的书法造型艺术，而是深层的隶书发展演变史，折射出中国绘画、金石学、美学的博大厚重。中国金银币设计师以此为载体，力求以点带面，使书法艺术爱好者和钱币收藏者感受到隶书这种书法字体，波挑翩翻之美，显隐飞动之势，在浮雕的起伏之间感知书法巨匠们的精神世界。

　　(一）8克圆形金币“兴利”——“史晨碑”

★ 8克圆形精制金质纪念币的主题图案以《史晨碑》中“兴利”二字为突出表现的主体图案，将碑文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加入了同时期传统纹饰图案等进行组合设计，主题文字刊“中国书法艺术·东汉·史晨碑”。这枚金币，从构图经营上，是经典的T形构图异化而成的L形，币面被分成三个部分，作为整个画面骨架的反转L形上，“兴利”两个大字，不仅点出了《史晨碑》的文眼，也是将币面左右两部分联系起来的结构中介。币面左右两部分，左宽右窄、左疏右密，左轻右重，虽然在体积分配上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节奏上的参差、比例上的对比，形成了形式美感上的对称和谐统一。通过挖掘原作碑文蕴含在深处的形式内涵，来作为整个币面经营布局的思考点，将原作内在之势，化为币面外在之形，从而在欣赏时收获同出一源的审美体验。

★隶书到了汉代，由民间的“急就”文字发展成官方文书通用的字体。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字体的规范化、程式化，直至东汉时隶书碑刻发展达到鼎盛。即便是程式化的作品也各具特色，风格多样。有遒劲浑厚的《西狭颂》，方整劲挺的《张迁碑》，烂漫飘逸的《石门颂》，经典作品难以尽数。而在传世的170余种东汉碑版中，以端庄静穆者居多，代表作品有《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等，法度森严，立汉碑风范，历来人们认为这类碑刻是汉隶碑刻的典范。

★2021年2月24日，由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发行的中国书法艺术（隶书）8克金质纪念币获第38届世界硬币大奖“最佳金币奖”。

★隶书的特色和发展

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来看，隶书的出现，是汉字演变史上的巨大变革和重要的转折，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新境界。隶书是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它来源于篆书，但对篆书的书写风格和形态又进一步发展，是在篆书基础上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使书写更为便捷。隶书的形成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同时对草书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体，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在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扁宽，横画较长而直画较短，结体扁平、工整、精巧，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更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萌芽于战国，兴盛于汉代。秦汉隶书分“秦隶”和“汉隶”。秦隶属于早期隶书，指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初年以前）的隶书，又称为篆隶、古隶等。从字体产生、发展的角度看，隶书在战国中期已见端倪，战国晚期已经使用，西汉中后期发展为成熟的汉隶，东汉石刻隶书是隶书的艺术高峰。

“中国书法艺术（隶书）金银纪念币”项目选择的作品从书体上涵盖了秦隶和汉隶两种隶书形态；从时代上追溯到隶书萌芽的战国末期，到隶书艺术发展高峰的东汉、直至唐、清；从载体上看，包含了竹简、碑版、纸本多种形态。从风格上看，既有自由真率的简书，也有端庄静穆的碑文。整套金银纪念币以点带面地展现了隶书的发展历程和不同时期隶书艺术的风格面貌。

(二）150克长方形银币“天雨降澍”——礼器碑

150克长方形银币是石刻碑拓片，是隶书发展最为成熟立于顶峰的汉碑石刻，从书写风格来看，端庄肃穆有之，古朴厚重有之，秀丽飘逸亦有之。兼顾了隶书在不同环境、不同位置、不同载体上的形质特征，将形式与背景细化成多种组合方式，有解构也有建构，有再现也有创造，提供了隶书艺术在方寸之间的最大表现价值，既可以欣赏到隶书在笔画间关系的变化，也能欣赏隶书在不同表现下的空间形态，不但在内容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意境内蕴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

★礼器碑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高234厘米，宽105厘米。正文16行，行36字。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礼器碑被称为“隶之极则”，历代学者对其艺术价值多有赞誉。礼器碑堪称瘦硬美的典范，方正严谨、典雅雄健，笔道瘦劲且有变化。清王澍《虚舟题跋》云：“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我们选取字体优美，较为清晰的“天雨降澍”四字，作为突出表现的文字，有天降及时雨的美好含义。原文是：礼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举国蒙庆。意思是当新造的礼器摆进孔庙大堂，老天都感动地哭了，下起了及时雨。百姓们欢欣鼓舞，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喜庆之中。长方形银币衬以汉代画像砖纹饰，展现汉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浑朴风貌。碑石经过风雨侵蚀和时间的洗礼，展现出特殊的审美效果。碑刻文字经风化后，字形线条的缺损产生了微妙自然的美感，浑厚朴茂，含蓄而没有火气，质感更加丰富。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一作君墨，后更名尹默，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吴兴区）人。沈尹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型的书法家。他主张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入手：写字须将前人法则、个人特性和时代精神融合一体。他临写的《史晨碑》笔笔中锋，刚劲有力，一波三折，变化丰富。

★清代何绍基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他早年学习颜体，中年学南北朝书，后来致力于隶书，广泛学习汉魏名刻，尤其对《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衡方碑》等临摹多至百遍。他临碑不重形似，用笔方圆相济，凝练遒劲。

★金银纪念币设计的一个难点在于，要在方寸之间通过画面设计、浮雕和工艺等充分展现书法的艺术神韵。设计师在项目整体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不同规格纪念币的面积大小、不同作品的不同载体形式、质感、风格，以及主题文字、印章、面额等元素的组合搭配，并在众多纹饰中选择与作品风格、主题相匹配的纹饰图案作为衬托，力求展现最佳效果，重现书法经典。

★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为2018年第一组篆书金银纪念币篆刻一方“中国书法艺术”朱文印章，2019年又为第二组隶书金银纪念币篆刻一枚“中国书法艺术”白文印章，与第一组相呼应，使两组金银纪念币更为完善，富有变化。

(三）30克圆形银币“惠以聚之”——睡虎地秦墓竹简

★ “睡虎地秦墓竹简”30克银币，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惠以聚之”四字作为突出表现的主体图案，将竹简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币面中线偏右处刊主题文字“中国书法艺术·秦·睡虎地秦墓竹简”。仿佛一幅古朴的竹简，在面前徐徐展开。不见书者疾书，亦不闻墨香四溢，却传来了距今2000余年的笔墨天成丹青之音。币面文字“惠以聚之”选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为吏之道》中：“处如资（斋），言如盟，出则敬，毋施当，昭如有光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纵长横辅，点线平直，调锋裹笔，笔意敦厚，将由篆书向隶书阶段过渡的经典代表——秦隶的笔墨结构和字势笔意，通过浮雕的起伏、光影的深浅、喷砂的粗细、镜面的亮暗来自然呈现。方寸间的不过200余字，勾勒出一个秦朝官员从政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现了其时以法为本、综合为治的政治特色。除了竹简线条和币面自然区隔线，还用斑驳不规则的细短线条，在作为币面重心的“惠以聚之”大字周边，打造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整个画面层次分明，隔而不断，轻重错落，运用浮雕表现手法表达出接近三维效果的书法艺术语言形式。云梦秦简的章法布局，它的线条形成都呈现出现实立体的效果。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西郊的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简，出土的秦简数量达一千一百五十五枚，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秦简。每枚竹简长23-27.8cm，宽0.5-0.8cm。书写时间跨度较大，为秦昭王元年至始皇三十年（前 306-前 217 年），内容大部分为秦国史官喜等人抄的律令文书。由于出土数量较多，又是多人书写，因此风格多变，甚至在同一篇中，也会出现不同的笔法。它填补了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缺环，使大家认识了秦隶的面貌。

★秦简文字处于隶变的早期阶段，结体和用笔都带有明显的篆书特点，丰富多姿，活泼自由，有稚拙率真、自然朴拙之美。简牍文字因出于多人之手，其书法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睡虎地秦简内容丰富，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等。我们在睡虎地秦简的这枚30克银币中，选取的就是《为吏之道》的内容，画面中突出表现的“惠以聚之”四字，传达出“慈惠爱民使民众一心”的含义。《为吏之道》是当时官吏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原则，对官吏的品行、才能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要求，比如：“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由此可以窥见秦代的法律秩序以及治世的方法和思想。《为吏之道》书写于秦统一之前，共有 51枚，书体式样较为和谐统一，是睡虎地秦简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字形结构上还保留一些篆书的特征，但用笔上已有隶书的笔意。其线条圆润拙朴，笔画横势明显，用笔从容平稳，精神内敛。

★第一组篆书币中所表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基本上以刻、铸、凿的方式为主，但在秦简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毛笔进行书写的文字和铸凿的甲骨文、金文有着鲜明的不同。字形开始由竖长向扁方发展，毛笔的书写速度加快，表现力更为丰富，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较刻凿文字更体现了毛笔书写的丰富性。笔法的变化也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核心元素之一，这也是“书卷气”和“金石气”的区别。秦简牍书中已出现楷书与草书的笔法，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汉字的形体演变开辟了道路。

(四)30克圆形银币“至德要道”—— “石台孝经”

这枚银币以李隆基《石台孝经》中“至德要道”四字作为突出表现的主体图案，将碑文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加入了同时期传统纹饰图案等进行组合设计。币面偏右近币缘处刊主题文字“中国书法艺术·唐·李隆基·石台孝经”。这枚银币在币面的构图形式上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通过字形大小、块面体积，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疏密对比，来表现出方寸币面间深远的立体空间感。把视线入币，又从币间投射到更远处，包括空间深处和时间深处，从而产生非常深邃恢宏的艺术感觉。让这篇于石碑之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孝经》，以一种视觉冲击力强烈却又端庄温厚的艺术语言以表达。 利用铸币技艺，造成石碑一样的金石粗砾质感，画面左侧隶书书体的圆润丰盈感，画面右侧飘逸洒脱的祥云纹等等，既很好表现出石台孝经碑上顶天下顶地的雄伟气概，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唐隶的雍容恢宏气势。

★唐代到了玄宗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已经到来，文化艺术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就书法艺术而言，唐太宗为初唐时期的楷书、行书开拓新境界奠定了基础，到了玄宗时期，他力求在自魏晋以后被忽视的隶书中有所创造。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中的《石台孝经》，就是唐玄宗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书法丰茂遒劲，端庄浑厚，气势恢宏，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之一，历代书家多有称颂。唐窦泉《述书赋》赞云：“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壮凤，笔为海而吞鲸。”自唐玄宗李隆基之后，唐代的隶书产生了变革，以丰润为美，与汉代隶书所注重的瘦劲、刚健有所区别，推动了唐隶的中兴。在这枚30克银币中，我们选择了字形饱满的“至德要道”四字作为突出表现的内容，意为“至高的道德和精要的道理”，以唐代石刻缠枝花纹作为衬托，诠释出蓬勃繁盛的盛唐气象。

(五) 30克圆形银币“君子”——“周易谦卦”

这枚银币以邓石如《周易谦卦》中“君子”二字作为突出表现的主体图案，将作品的精彩局部作为背景，加入了同时期传统纹饰图案等进行组合设计。币面中线偏右处刊主题文字“中国书法艺术·清·邓石如·周易谦卦”。以书法的形式美来表现绘画的意境，以绘画的构图美来凸显书法里的诗意。这枚银币里， “君子”既为隔断，又为贯通，币面右侧是谦卦的文字，其为《易经》第十五卦，象征谦虚，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是六爻皆吉的卦。币面左侧绘雨后生发新竹一枝，疏朗多姿，斜伸向币面外。中国人爱竹，不仅爱竹子的劲节英姿，也是勉励自己如竹般有傲然风骨。君子如竹，劳谦而不坠气节不损风骨，方是吾辈真君子。

★隶书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特色，对众多书体的发展和众多书法家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清代作为汉隶之后的又一高峰，是隶书发展史上又一重要节点，涌现出一大批书法大家和大量优秀的书法作品，其中邓石如就是清代书法变革的有力推动者之一。

★邓石如，初名琰，号完白山人。清代篆隶两种书体能够盛行，与邓石如有很大关系。刘镛评价他的篆隶书说：“千数百年无此书矣。”清代在帖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下，邓石如的出现将这种现状打破，他以碑碣入手，取其精髓并推陈出新，成为篆、隶、楷、行、草五体具备的书法家。他广泛学习汉魏、六朝的碑刻，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在隶书扁方的体势中融入篆书的圆润之笔，又汲取魏楷的严整浑厚，兼具刚劲与柔润，形成古茂浑朴的风格。在结体上追求端庄典雅、圆润流畅的效果，而不以新奇的外形结构取巧。可见邓石如五体皆备，而以隶书为中心贯穿其中。赵之谦非常推崇邓石如的隶书：“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谦卦是周易中每个爻都是吉的卦，有谦德的君子万事皆能亨通。我们选取其中字形舒展、寓意美好的“君子”二字作为突出表现的文字，并衬以郑板桥《竹石图轴》中所绘竹子局部图案。竹子中空、有节、挺拔，正象征着虚怀若谷的君子品格。

五、2021年楷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书法体系的形成，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展现出不同的风采。正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一个清晰的侧写。

楷书，顾名思义，是可作楷模的书体。楷书产生于汉代，由隶书演变而成，但在字形和笔法上又与隶书有很大的区别：隶书以汉隶为代表，其字形扁阔，间架结构匀称协调，转折处如折刀头，磔法如燕尾；楷书的字形则平直正方，去除了隶书笔划尾部的挑法及蚕头燕尾的笔法。两者从外观上很容易区分：楷书作为标准字体沿用至今。隶楷、晋楷、魏楷、唐楷各有特色，这离不开书法家对楷书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书法艺术（楷书）金银纪念币已于7月26日发行，这套纪念币的背面图案设计选用了五位书法名家郑道昭、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的经典楷书作品，展现了楷书不同的风貌。

书法金银币，绘书形、刻书神、铸书魂，以书看人，以币观史，畅谈古今。

清代周星莲《临池管见》云：“余谓笔、墨之间，本足觇人气象，书法亦然。”中国书法之魅力，不只局限在书体本身的风格特点，还在于铺毫行笔间可展现书写者的内在精神，正所谓“字如其人”。那么，此次出现在纪念币上的楷书作品有哪些特点？字又怎样“如其人”？下面略作解读。

(一）8克圆形金币“家”——“神策军碑”，瘦硬通神

该枚金币正面图案以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为背景，结合集蔡侯申钟铭文“中国”二字组合成玺印图案，构成了一个圆形。圆环中间上的留白处理，是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的体现，并体现了各种层次的交错变化。上下刊国名与年号。

背面图案为唐代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局部碑文及“家”字样。《神策军碑》的全称是《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于皇宫禁地。碑文记录了“回纥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

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的背面图案的“家”字和“局部碑文”出自《神策军碑》碑文：“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我国家诞受天命……舟车之所通，日月之所照……”币面整体图案主要有五个部分，分别是左侧“家”字样和捶拓背景；中部书脊刊“中国书法艺术·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字样；右侧是《神策军碑》局部碑文；下中部为“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下部是面额和唐代装饰纹样。

币面上的“家”字，精练劲健、端庄秀美、神完气爽，柳骨之气息跃然币上。黄金平面中凹陷表示的“家”字，瘦硬通神，刚柔相济，筋骨并存，其刚劲挺拔之姿，森严锋利之势呼之欲出；冲宫紧聚，四面开张，结构之严谨着实令人叹服；峻峭险劲，静中求动，以方为主，兼施圆笔，再加上其出锋之撇、捺、钩，爽健之锋芒势随而出。整体上将楷书之美“书穷写尽”。

“颜筋柳骨”，其中“柳骨”指的是柳体用笔骨力遒劲。柳公权的楷书得益于欧阳询和颜真卿，但在结体上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神策军碑》笔法转锋有力，点画棱角分明，外观呈现“瘦劲”的特点。

柳公权其人，历仕七帝，为官五十余年，但为人正如其书风一般严正刚直。《旧唐书》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试问，又有几人敢和自己的上司说“心正则事成”呢？

(二）30克圆形银币“和平”——《郑文公碑》，隶楷之极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北魏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局部碑文及“和平”字样与“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书法艺术·北魏·郑道昭·郑文公碑”字样及面额。

相传该碑由北魏书法家郑道昭所写。碑文内容记述了荥阳郑氏家族的历史及郑羲（郑道昭之父）的生前事略。

《郑文公碑》是摩崖石刻，楷书是这类作品题刻常用书体。因为楷书“妙相庄严”，可与天然风景“和谐共处”。而《郑文公碑》在笔法上又借鉴了篆书和隶书，用笔沉涩坚实，方圆兼备，字体雄浑凝重，点画直中见曲。康有为称其为“魏碑圆笔之极轨”。

历史记载，郑道昭生平“才学优赡”，且有“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的名望，曾劝谏宣武帝重视教育，培植人才。可见，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从政者。《郑文公碑》用笔多采用中锋，缺乏“仙风道骨”的气质，但却体现出作者其人正派、崇尚正统的特质。

(三）150克长方形银币“润生万物”——《九成宫醴泉铭》，“天下第一楷书”

15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唐代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局部碑文及“润生万物”字样与碑额、“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书法艺术·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字样及面额。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奉唐太宗之命撰写的记事碑文，被北宋《宣和书谱》誉为“翰墨之冠”，被明代赵崡誉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笔力遒劲挺拔，结构内紧外松，章法收放自如，气韵生动活泼，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一体。更难得的是，全文一丝不苟，全无懈怠。要知道，欧阳询奉敕执笔时已过七旬，要做到书写毫无破绽，是很不容易的。

观看《九成宫醴泉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欧体”内敛含蓄的特点，其笔画虽细，但秀气中却透露出硬朗的气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贞观气象”。

(四）30克圆形银币“依仁服义”——《颜勤礼碑》，见字如面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唐代颜真卿书《颜勤礼碑》局部碑文及“依仁服义”字样与“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书法艺术·唐·颜真卿·颜勤礼碑”字样及面额。

该碑是颜真卿为纪念自己的曾祖父颜勤礼所书写的神道碑。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晚年书法艺术集大成之作。范仲淹的《祭石学士文》中，称“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所谓“颜筋”是指颜体书法丰满端正，用笔肥厚粗拙，显得筋健洒脱。这在《颜勤礼碑》上有极为明显的体现。《颜勤礼碑》笔力沉着内涵，结体“外紧内松”，排列疏密有致，拙重之中又具有挺拔雄肆之气概，开创了楷书的新格局。总的来说，颜体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横轻竖重，气象博大而不纷乱。练习颜体，欣赏颜体都会令人心胸开阔。

正所谓“字如其人，见字如面”。颜真卿一生光明磊落，为官刚正不阿，奉命于危难之间，最终以身殉国。宋代书法大家黄庭坚就曾说过：“余观颜尚书死李希烈时壁间所题字，泫然流涕。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

(五）30克圆形银币“壮丽奇伟”——《胆巴碑》，古劲绝伦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元代赵孟頫书《胆巴碑》局部文字及“壮丽奇伟”字样与“中国书法艺术”篆刻钤印等组合设计，并刊“中国书法艺术·元·赵孟頫·胆巴碑”字样及面额。

《胆巴碑》是赵孟頫奉敕为元朝国师胆巴书写的名帖，该帖为纪念币上五件楷书中唯一留存纸本至今的作品。

《胆巴碑》用笔遒美峻拔，结体醇和典雅，点画顾盼有致，字形开张舒展，偶间行书写法。清代杨岘评价此帖：“用笔犹饶风致而神力老健，如挽强者矫矫然，令人见之气增一倍。”

《松雪斋全集》记载了赵孟頫为官期间正直清廉，善于劝谏的历史。赵孟頫曾留下《自警》一诗，道出了内心所想：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此诗也道出了他内心的苦楚，说明只有艺术上的进取才能使精神上得到慰藉，并且预感到了身后之谤。赵孟頫通过自己辛勤的笔墨耕耘和不懈的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个历史的作用应当说是巨大的、不朽的。

　(六)《胆巴碑》背后的故事

在楷书金银币中，30克“壮丽奇伟”银币别有韵味，赵孟頫的《胆巴碑》被赞誉“古劲绝伦，品属第一”。下面我们就到《胆巴碑》所描写之地走走看看，了解此传世之作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座小城，是河北省会石家庄下辖的一个小县，但其历史悠久，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面积不大却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个，它就是——正定。

图中正定广慧寺“花塔”，远远望去犹如一束盛开的花，近看塔顶布满了天王力士和各种神兽，此塔被梁思成称作“也许是海内孤例”，是国宝中的国宝。而与这座花塔遥望的便是奇绝的隆兴寺。

寺院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初名龙藏寺，唐代改名为龙兴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奉宋太祖赵匡胤旨，于寺内铸造一尊巨大的四十二臂铜质千手观音菩萨像，并盖大悲宝阁，此后，寺内大兴土木进行扩建，以大悲阁为主体的宋代建筑群便相继告成。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赐额“隆兴寺”并沿用至今。

隆兴寺内有座摩尼殿，平面成十字型，不懂建筑的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它的特点，为什么被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誉为“罕见珍例”的建筑孤例。简单来说它保持了宋朝的规制，平面“十”字型，并在各面出一歇山式抱厦，曾经只能在宋代绘画作品中见到的建筑形式活生生的就在大师的眼前。中国古建以木为主要受力部件，砖石维护，所以被称作“墙倒屋不塌”，但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也备受火灾、虫害等严重危害，又多经朝代更迭，战乱纷扰，能够保存至今实属珍贵。

鲁迅先生曾经购买一张摩尼殿内的佛像照片放置家中，并将她称作“东方美神”。这尊佛像就是五彩悬塑自在观音像。自在观音头轻轻倾斜，面带微笑，身体微微前倾，左手轻垂，右手自然搭在左手手腕，左足踏莲，右腿踞起，两手抱膝。她那双柳眉之下的深邃眼神，那种静谧的笑容亲切而有力，直入人心，是与礼佛者最自然的交流，像长者和我们在对话，没有畏惧之心，而是尊敬的倾听。

隆兴寺中不仅有建筑、佛像、壁画等珍宝，还保存有隋代碑刻《龙藏寺碑》。《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文主要记述了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皇帝之命劝奖恒州境内一万多名庶民百姓共建龙藏寺的情况，是研究隆兴寺历史的重要遗存。《龙藏寺碑》乃南北书风融合之代表，已开启初唐书法之风范，具有承上启下之重要地位。在隋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隋碑第一”之称，也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以上简单介绍了隆兴寺，那么中国书法艺术（楷书）30克“壮丽奇伟”银币所出的《胆巴碑》又在哪里呢？

让我们先看看《胆巴碑》的首段：

皇帝即位之元年，有诏金刚上师胆巴，赐谥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敕臣孟頫为文并书，刻石大都寺。五年，真定路龙兴寺僧迭凡八奏，师本住其寺，乞刻石寺中。复敕臣孟頫为文并书。

胆巴是谁？胆巴，出生在今青海玉树，年幼丧父，随叔叔一起生活，自幼研习佛学，十五六岁就已有建树。成年后经发明过八思巴文的帝师八思巴推荐，做过元朝的国师。

将上述原文转化成白话，即：“仁宗皇帝登基后的皇庆元年（1312），下诏赐金刚上师胆巴谥号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当时曾敕命臣赵孟頫撰文并书碑，刻石于大都寺中。过了五年，真定路龙兴寺僧人接连八次上奏，说帝师胆巴本住在龙兴寺，请求在龙兴寺中也立一碑。皇帝于是又敕命臣赵孟頫撰文并书此碑。”

原来，赵孟頫曾经为胆巴撰文书碑，并将碑立在了“北京”的寺中，但是龙兴寺的僧人在五年间八次上奏请皇帝为长住龙兴寺的胆巴在寺中再立一块碑。八次了，皇帝不能再拒绝，就让年过六旬的赵孟頫再撰写一通碑文。那北京的原碑今天还在吗？很遗憾，不知道此碑还在不在，又或在哪里，如果有一天真能发现，一定会震动书法界的。

“胆巴碑”不在，那这楷书银币上说的《胆巴碑》是啥呢？其实，这个《胆巴碑》虽然叫“碑”，但其实这通碑文还停留在纸上，是墨版，并非真实的刻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不过纸质更难保存，这样说来，是不是更觉得其珍贵无比呢？

　龙兴寺建于隋世，寺有金铜大悲菩萨像。五代时契丹入镇州，纵火焚寺，像毁于火，周人取其铜以铸钱。宋太祖伐河东，像已毁，为之叹息。僧可传言，寺有复兴之谶。于是为降诏复造其像，高七十三尺，建大阁三重以覆之。旁翼之以两楼，壮丽奇伟，世未有也。”

碑文中讲到，寺中原有一尊铜制大佛，被周人化了铜水铸了钱币，现在寺中僧人说龙兴寺开始复兴了，便重新铸造了一尊高七十三尺的大佛，并建了三层大阁罩住大佛，可称得上是“壮丽奇伟”，那么的壮观雄伟，世间未见啊！

《胆巴碑》是赵孟頫晚年奉皇命为帝师胆巴功德所书的，经过一生的书法锤炼，又有对皇帝的敬畏，对国师的尊重，此时赵孟頫所书的字，端庄持稳，气力丰足，充满血气，书法点画顾盼有致，用笔遒美峻拔，精严厚重，其变化不在于大起大落，而是平淡中称奇见伟。或许只有我们亲身感受文字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的精髓。

这枚30克“壮丽奇伟”银币背面展示了《胆巴碑》局部，以金石之美给我们另一种近距离欣赏文字的机会，去以书见人，知史。只有我们了解了金银币发行背后的故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欣赏这枚银币，去感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源远流长，更能激发我们的文化自信，体会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

六、2022年行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于7月12日发行中国书法艺术（行书）金银纪念币。这是2018年开始发行的中国书法艺术系列的第四个项目。行书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夫行书者，非草，非真，离方，进圆，在乎季孟，兼行草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行草。”行书相传始于汉末，流行至今。中国书法艺术（行书）金银纪念币背面图案所选书法作品皆为行书传世经典之作。

中国书法艺术金银币成系列规划与发行，按照书体发展的时间脉络，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书法艺术属碑帖学范畴，除了还原经典书迹之外，更展示了与之相适的器物，在此前发行的篆书、隶书和楷书金银币中展示了甲骨、铜器、石刻、摩崖、碑版、竹简、纸本等，而在行书中除了纸本，30克银币《蜀素帖》是写在名绢之上的，非常难得。

除了书写承载器物的丰富，这套金银币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还在于加入了配合主题词的设计图案。如上面这枚《蜀素帖》银币背面图案中加入了松树元素，而在下面这么150克长方形银币《兰亭序》背面图案加入了竹林与亭子。30克银币《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配合主题词“阶庭兰玉”与“卧闻海棠花”，分别加入了兰花与海棠花设计。8克金币取材的《伯远帖》也非比寻常，这幅王珣的作品是东晋书法唯一传世真迹，非常珍贵。

　　(一）8克圆形金币“优游”——王珣真迹《伯远帖》，东晋书法尚韵风

行书8克金币背面图案取自东晋王珣书《伯远帖》。《伯远帖》正文仅有47个字，8克金币直径也只有22毫米，主题词“优游”二字占据币面绝大部分位置，清晰可见，且高度还原了真迹。

王珣出身琅玡王氏，为丞相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家族地位显赫。他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从平和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洞窥到东晋一代的“尚韵”书风，在王氏家族书风的基础上自具面目，是行书早期典范之作。东晋之后的书法家无受“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书法风格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每一位成名的书法家都是从“二王”的笔法体系当中汲取营养而卓然成家的，王羲之家族几乎人人擅书，王珣是最得家族笔法真传的一个人。更难得的是，这幅作品还是东晋流传下来的唯一名家真迹。

《伯远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但此帖流传至今却历经波折。在北宋时期，这件作品流入了宋徽宗的内府当中，在“靖康之变”后流落民间。满清入关之后，这件作品流入了内府，乾隆皇帝大为钟爱，将其列为了“三希堂法帖”之一。

上世纪中叶，这件作品流落至香港，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此作被重金购回，交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这件作品是北京故宫博物馆馆藏文物中被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

(二）150克长方形银币“兰亭”——书圣醉书《兰亭序》，传世临本“神龙”绝

行书150克银币背面图案取自东晋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之名可谓家喻户晓。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抒写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序》。

《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虽为酒醉之作，但却融书圣多年所学之精髓，一气呵成，洒脱自如，真情流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中的20个“之”字，每一个都写出了不同的风格，不得不令人惊叹。

《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并进行临摹。其中以虞世南、褚遂良和冯承素临摹本最为出名。

《兰亭序》真迹至今下落成谜，那么中国书法艺术（行书）150克长方形银币背面的《兰亭序》参考的是哪一摹本呢？通过与币面图案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币面选用的是冯承素临本。此卷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自然生动，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此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同时，此本开篇有四方印，内容从上到下依次是：“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和“寿”。

虽然币面没有完整的呈现《兰亭序》原文，但这何尝不是给大家留以更多的想象空间呢？

(三）30克圆形银币“阶庭兰玉”——颜真卿携《祭侄文稿》，二度登上书法币

行书30克银币（阶庭兰玉）取自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此书是颜真卿在乾元元年（755年）为纪念因安史之乱而壮烈殉国的侄子颜季明及颜氏一门忠烈而作。

颜真卿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不顾笔墨之工拙，自然流露的是书者内在的精神和平时笔法功力，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故《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出自琅琊颜氏，家学渊博，颜真卿在家风熏陶下，自小勤奋笃学，研习书法。成年后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踏上仕途。他在为官期间秉公办案，勤政为民，但也因为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而得罪权贵，以至于多次被贬。最终遇害。

正是受颜真卿忠烈正义的事迹影响，人们赋予颜真卿书法人格化的象征，体现他刚毅的气质和率真的性情。其楷书作品《颜勤礼碑》登上了楷书30克银币。该碑是颜真卿为纪念自己的曾祖父颜勤礼所书写的神道碑，是“颜体”代表作，标志着颜真卿楷书风格的完全成熟。

两登书法币，颜真卿还是第一人。

　(四）30克圆形银币“卧闻海棠花”——苏轼《黄州寒食诗》，逆境中寻找人生的希望

行书30克银币背面图案取自北宋文豪苏轼《黄州寒食诗》。

提到苏东坡，那绝对是中国文坛千古风流人物的杰出代表。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和水利专家等，都是苏轼的标签。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在四方漂泊中享受人生。

当年他无奈离开京城后，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后在湖州时因当时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练副使，开始了真正颠沛流离的生活。《黄州寒食诗》就是他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作的两首五言诗。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表达了苏轼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气势奔放，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在黄州期间，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后赤壁赋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金银纪念币（第5组），其中22克银币背面图案之一是苏轼，币面展现的正是苏轼写《赤壁怀古》时的情景。

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在自我反省中寻找人生的真谛，仿若脱胎换骨般的重生。正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所写：“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旷达超脱的胸襟，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离开黄州之后，苏轼还第二次到了杭州，故地重游，彻底整治了杭州的水利问题，带领当地百姓，疏浚西湖，成就了如今的西湖美景“苏堤春晓”。

这苏堤春景，不又恰与那海棠相呼应吗？

(五）30克圆形银币“轻松劲挺姿”——米芾《蜀素帖》，字美绢贵帖更珍

行书30克银币背面图案取自北宋米芾《蜀素帖》。

《蜀素帖》是北宋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米芾的作品。此帖内容包括他自作的各体诗八首，内容是书者当时的游记和送行之作。其艺术风格则以和谐变化为准则，天真自然为旨归，通体笔法跳荡精致、结体变化多端、笔势沉着痛快。更为难得的是，此卷所用蜀素是十分珍贵的绢，为神宗庆历时在四川所造。米芾的字受王献之影响最深，有一种俊逸疏爽之气，在“宋四家”中，米字的笔法和速度最灵活而有变化。此卷虽书于乌丝界栏内，但行笔飞扬恣肆、神采生动，丝毫不为格式所拘。

从已经发行的书法系列四个项目来看，除了经典的书法字体之外，币面还涵盖了不同的载体和种类，包括甲骨、铜器、竹简、碑版、石刻、纸本、绢本等多种艺术形式，力求较为全面地覆盖各个类型的作品，在有限的尺幅内尽可能展现中国书法艺术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行书金银币字体承载为纸本、绢本，相对单一，但币面上的纹饰和图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如8克金币背面图案中有古代云纹图案，其他4枚银币背面则根据作品内容，分别添加了竹林与亭子、兰花、海棠花和松树图案。行云水流之间，更能通过外在形象来烘托书法作品的意境，这也侧面体现了行书的魅力。

七、2023年草书金银纪念币赏析

2023年中国书法艺术（草书）金银纪念币收录了“书圣”王羲之的《十七帖》、“草圣”张旭的《古诗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还有被称为“小草范本”的孙过庭的《书谱》，以及宋代“草书极品”，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可以说，每一枚币蕴藏的内涵价值都不可估量。

　　(一)8克圆形金币《缘》——王曦之草书代表作《十七帖》，清晰流畅，草书教科书

古人所谓法帖者，无非是一些尺牍、诗稿、便条、文论等，初意不在书，故能天机自动，情驰神纵，而出于自然，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也，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便是最具这种特色的代表作品。王羲之善小楷、行书、草书诸体，《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品，此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通，装裱成一卷，长一丈二尺，计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因起首一通有《十七日》三字，故名之曰《十七帖》。《王羲之十七帖》是其精华所在！

《十七帖》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此帖为一组书信，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公元347-361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

《十七帖》单独成“帖”，编排顺序上也是大有讲究，从开始的从容点画、字字清晰流畅，到中间的恣意奔放，到《青李来禽帖》以楷书稍事休整，再入《虞安吉帖》的狂放奔洒，纵贯起来犹如一整篇交响巨制。此帖收入各家法帖，是为千古以来，可谓草书教科书。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非常独特。因为经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确认为古代书法艺术的典范。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地位一直非常牢固，人们将他尊为“书圣”和中国书法文化的代表。

羲之少时学卫夫人书法，后来得到叔父王虞的指导。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很多，伯父王导、王敦都精于书法。王导还将有“江东法帖之祖”之谓的《宣示表》传给王羲之，可见对 王羲之书法才能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终于“备精诸体”，创造了全新的书法艺术境界。

王羲之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有人要问，一千多年前的王羲之书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后来很多 书法家都有很高的成就，为什么不能取王羲之而代之呢?这个问题要放到书法史中来看。首先，要从汉字的发展演变上看。 中国文字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的变化，从篆书系统向隶书系统转变是—次关键性的变化。我们现在汉字应该都属于隶书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表意文字。隶书系统的文字在以后的岁月里繁衍出很多变体，如行书、草书等，这个过程都发生在汉代，隶书本身也最终演化成为今天常见的楷书。在王羲之之前，这些书体都有一定的规模，但还是不够成熟。比如钟繇的楷书，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张芝的草书也属于质朴一路。王羲之书法在他们的基础上取代了前人，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字范式。王羲之之后的书法家当然也不可能停留在模仿王羲之的书法上，比如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他们将楷书推向了更为标准化的境界。但是，宋朝的文人书法家大多认为，他们的楷书有刻意安排的痕迹，虽然在实用方面是够标准的，但与王羲之相比，却显得有些不自然。正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境界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字形姿态丰富但不过分张扬，气息冲和，刚柔相济，既有法度，又有极高的审美境界，所以在他之后的很多朝代的书法家都愿意接受他。人们把羲之尊为“书圣”，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十七帖》是一部汇帖，以第一帖首二字“十七”名之。凡27帖，134行，1166字。其中的一些帖尚有摹本墨迹传世，如《远宦帖》、《游目帖》等。据载：唐太宗好右军书，搜集王书凡三千纸，率皆以一丈二尺为一卷，《十七帖》即其中的一卷。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云：“《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煊赫著名帖也。”此载略与今传本异。摹刻本甚多，传世拓本最著名的有明邢侗藏本、文徵明朱释本、吴宽本、姜宸英藏本等。唐蔡希综《法书论》说：“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唐宋以来，《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它在草书中的地位可以相当于行书中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 张之习，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南宋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全帖行行分明，但左右之间字势相顾；字与字之间偶有牵带，但以断为主，形断神续，行气贯通；字形大小、疏密错落有致，真所谓“状若断还连，势如斜而反直”。

《十七帖》用笔方圆并用，寓方于圆，藏折于转，而圆转处，含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外标冲融而内含清刚，简洁练达而动静得宜，这些可以说是习草者必须领略的境界与法门。

　　十七帖中王羲之有一段对妹妹的表达，胡母氏从妹平安，故在永兴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诸理极差。顷以复匆匆。来示云与其婢问。来信不得也。意思是嫁给胡毋氏的堂妹一切安好。她原来住在永兴，离这里（会稽）大约七十里地。我在目前的官职上，诸事极不顺利，近来又非常忙碌、匆忙。（胡毋氏堂妹）来信说，有信交给其家婢女，但问此来信，并没有得到。

　　王羲之的“妹至帖”，纸本，二行十七字，纵25.3厘米、横5.3厘米，为唐模本，现藏于日本私人处。

　　“妹至帖”的纸张与现藏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等一样，大约也是在唐时即流入日本。帖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首次公开展示。原本为日本某大名家之手鉴，“所谓手鉴，是将历史著名书迹分割成数行，收于册页，作为鉴定家鉴定古代墨迹时的比较资料，”即我们所说的标准参照物。此帖模写亦很精，无呆滞之弊，行笔灵动，字势连贯，一气呵成，虽仅存两行，亦弥足珍贵。

　　「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营视之」十七个字（原文没有标点）便是《妹至帖》的释文，意思是妹妹要到山东，舍不得让她去，担忧的心可想而知，一定要早晚关注。游世勋说，通常这些片言只字，都没有上文下理，很难知道整篇内容。他介绍王羲之书法时说，由于得到唐太宗的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已极受欢迎，定为一尊，千多二千年来中国书法都在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下加以发挥，因此影响深远。《妹至帖》的字体用笔流畅，却结构安稳，没有失去重心。游世勋又表示，一般称为临，是照著字体模仿书写，而摹，则是放另外一张纸在真迹上，用细线勾捺，然后描摹出来。

　　(二)150克方形银币《性灵豁畅》——圆转遒逸，极富动感，《唐怀素自叙帖》中华第一草书

唐代僧人怀素晚年的代表作。真迹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唐怀素自叙帖》为怀素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及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而以狂草写成的书法作品，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该帖用细笔劲毫写大字，笔画圆转遒逸，全卷强调连绵草势，极富动感。

共126行，698字。书於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藏台湾故宫博物院。首六行早损，为宋苏舜钦补书。帖前有明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序”四字，后有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邵周。钤有“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乡之印”、“赵氏藏书”、“秋壑图书”、“项元汴印”、“安岐之印”、“乾隆”、“宣统鉴赏”等鉴藏印。

　　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明文徵明题：“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本卷用细笔劲毫写大字，笔画圆转遒逸，如曲折盘绕的钢索，收笔出锋，锐利如钩斫，所谓「铁画银钩」也。全卷强调连绵草势，运笔上下翻转，忽左忽右，起伏摆荡，其中有疾有速，有轻有重，像是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极富动感。此外也有点画分散者，则强调笔断意连，生生不息的笔势，笔锋回护钩挑，一字、一行，以至数行之间，点画互相呼应。通幅於规矩法度中，奇踪变化，神采动荡，实为草书艺术的极致表现。

怀素（约活动于八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本姓钱，字藏真，僧名怀素。生於湖南零陵县，後来移居长沙。幼年好佛，出家为僧，并热衷草书艺术。约大历七年（772）北赴长安及洛阳，寻求进一步发展。由於他个性洒脱，草书绝妙，受到颜真卿等书家、诗人及名流贵卿的激赏，纷纷赠以诗文。大历十二年（777），他摘录部分赠诗和序，以狂草写成此卷。

　《自叙帖》 曾经南唐内府、宋苏舜钦、邵叶、吕辩、明徐谦斋、吴宽、文征明、项元汴、清徐玉峰、安岐、清内府等收藏。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曾行公题，旧有米元章、薛道祖及刘巨济诸名家题识，今佚。宋米芾《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馀论》、清安岐《墨缘汇观》等著录。上海延光室、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

　　(三)30克银币《翰逸神飞》——潇洒挥毫，神采飞扬，唐朝孙过庭《书谱》

孙过庭，字虔礼，生于六四八年，卒于七零三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或作富阳(今浙江富阳)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草书名家。 孙过庭《书谱》，草书墨迹纸本，孙氏撰并书。作于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纵二十七点二厘米，横八百九十八点二四厘米。共三百五十一行，三千六百余字。衍文七十余字，“汉末伯英”下缺三十字，“心不厌精”下缺三十字。孙过庭撰写《书谱》一卷，于运笔详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运笔论》。《书谱》流传有绪，真迹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二印，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安岐、清内府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宣和和书谱》、米芾《书史》、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皆有著录。 《书谱》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还是草书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书法艺术与书学理论俱隆的合璧之作。就其理论而言，他主要阐述了正、草二体书法，提出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著名书法观，见解精辟、言简意赅，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就其书法艺术而言，《书谱》直接继承了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遗风，而又不乏他的演绎变化，字里行间轻松潇洒，不失孙氏风采，别开一新境界，为唐人草书风范确立作出了很大贡献，历代皆给以很高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

《书谱》一书概括了篆、隶、今草、章草等多种书体的基本特点，及其具体要求：“

篆尚婉而通，

隶欲精而密，

草贵流而畅，

章务检而便。”

并揭示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

真不通草，殊非翰札。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

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

认为学习楷、草也应从其它各体中吸取营养，以致“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

涵泳飞白”。

其次，以“执、使、转、用”四字概述了书法技巧原理上的核心问题：“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

所谓执，即执笔，有执得深、浅、长短之分；

所谓使，即运笔，有左、右、提、按之类。

所谓转，即运笔中的萦纡回绕，曲折呼应；

所谓用，即用点画来结字，有向背相让等。揭示了书法入门的要领。

再者，分析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和谐与变化、守法与创新的关系，又提出了“

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

和之以闲雅”

“凛”与“温”相济，“鼓”与“和”互补，以取得刚柔结合，枯润并举的艺术效果。凡此种种，都充满了艺术辩证法。

《书谱》还提出：“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以及“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过程，道出了学习书法“由平至险，再由险至平”的三个阶段。此外，孙过庭认识到：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故撰是书，“窥其根源，析其枝派”。于运笔之道详加阐述，因此，后人亦有称之为“运笔论”的。可见，《书谱》也是一部关于书法技巧理论的专著。

　　孙过庭《书谱卷》，纸本，纵26.5 公分，横900.8 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孙过庭（活动于七世纪后期），一说名虔礼，字过庭，河南陈留人，一说名过庭，字虔礼，浙江富阳人。根据本卷自题，为吴郡人，名过庭。出身寒微，迟至不惑之年始出任率府录事参军之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之後，遂专注於书法研究。

本卷卷首题：“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卷尾题：“垂拱三年写记”。内容主要为书学体验、书谱撰写要旨及学习书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本（上）卷为“序”，宋元明时分为两卷，入严嵩之手时，装为一卷。下卷为“谱”，作者生前未能完成。

　　孙过庭专习王羲之草书，笔法精熟，唐代无人能与他相比。本卷纸墨精好，神彩焕发，不仅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书学理论，也是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

卷中融合质朴与妍美书风，运笔中锋侧锋并用，笔锋或藏或露，忽起忽倒，随时都在变化，令人目不暇给。笔势纵横洒脱，达到心手相忘之境。

墨迹本，《书谱》，唐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薛绍彭有刻本，可补今墨迹本所缺之文。

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

　　(四)30克银币《贤哲》——浪漫自由，荡气回肠，唐朝张旭《古诗四帖》

张旭《古诗四帖》， 狂草，墨迹本，高二十九点五厘米，宽一百九十五点二厘米，五色笺，共四十行，凡一百八十八字。此帖传为张旭所书南朝诗四首，前两首为庚信《道士步虚词十首》中的二首，后两首为谢灵运《王子晋赞》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该帖曾经宋宣和内府、明华夏、 项元汴、清宋荦、清内府等收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从《张旭古诗四帖》通篇来看：古意蓬勃、篆意迭出、字势纵横、激荡挥洒，有着长江、黄河的浩荡之势，有着壶口瀑布般的奔涌，有着〔气吞万里如虎〕的威慑，有着〔囊括万殊〕的包容。〔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真可谓〔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唐司空图《诗品》〕；章法大开大合，聚散有度，相生相克，对立统一，寓〔公孙大娘〕的通神剑意，合〔担夫争道〕之自然和谐，难怪唐人有〔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书断》〕的说法。其点画弹性十足，提按有度，奇幻百出，〔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书林藻鉴》〕，也如《诗品》所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总之，该帖有着〔行神如空〕、〔吞吐大荒〕的浪漫自由精神，有着荡气回肠、藐视天地、笑傲王侯的气魄，是盛唐最辉煌一面的真实写照。

张旭，吴（今江苏苏州）人，字伯高，又字季明。初为常熟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因其嗜酒和性情奇逸，书法艺术有狂放不羁的风格，故被谑称为“张颠”、“颠旭”。因其在草书上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有“草圣”的美誉。有关张旭的生卒年月，正史中未见准确记载。鉴于其与李白、贺知章等交往密切，可以推断张旭应是玄宗时代的人。张旭的母亲陆氏，出生于江南大族，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陆柬之之子陆彦远，即张旭的堂舅，秉承家学，精于书法，见称于时，有“小陆”之称，张旭的笔法就是由陆彦远传授的。

　　张旭的书法艺术创造主要成绩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狂草。张旭狂草的意义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张旭的狂草实践以及他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开辟了一个新的、与其他书体迥然不同的狂草世界。从此，狂草作为一个成熟而且是重要的书体得以在后世流传并发扬光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的表现空间。二是张旭创造了历史上的狂草巅峰，同时为狂草这种书体确立了最为根本性的指标体系。张旭是使狂草走向成熟的人，同时又是把狂草推向高峰的人。作为影响巨大的狂草书家，其流传的作品开始时肯定是大量的。但由于其生活的年代距今历史久远，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属于张旭名下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张旭草书有24帖，目前常见的其草书作品仅有《古诗四帖》、《千字文断碑》、《肚疼帖》等几种。其次，张旭的楷书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两件作品传世，一件是《郎官石记》，另一件是《严仁志》。

《古诗四帖》录文为四首诗赋。前两首分别是南北朝庾信的《道士步虚词》之六和之八，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此贴从笔法、字法、章法和艺术风格四个方面分析介绍其艺术特点。

　　张旭，吴（今江苏苏州）人，字伯高，又字季明。初为常熟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因其嗜酒和性情奇逸，书法艺术有狂放不羁的风格，故被谑称为“张颠”、“颠旭”。因其在草书上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有“草圣”的美誉。有关张旭的生卒年月，正史中未见准确记载。鉴于其与李白、贺知章等交往密切，可以推断张旭应是玄宗时代的人。张旭的母亲陆氏，出生于江南大族，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陆柬之之子陆彦远，即张旭的堂舅，秉承家学，精于书法，见称于时，有“小陆”之称，张旭的笔法就是由陆彦远传授的。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字法特点】

字法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结字的方法。自古以来，字法有规范也有变化。规范之处有两点：一是从文字产生开始，每个字因笔画多少，象形、写意而形成的原始字形，这是此后两千多年字法的基础。二是字体演变过程中，受书写习惯、审美追求的影响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字形变化。这些往往是需要死记硬背的。

变化是书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在规范的基础上产生变化，比如说有人以写扁字为主，有人以写长字为主；有人喜欢写得紧凑，有人喜欢写得开张；有人习惯于右上取势，有人偏重于右下宽博。对于字法的研究，作为狂草作品的《古诗四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 草法精熟：草法精熟是狂草书家的共同特点，然而张旭草法的精熟又在古今众多狂草书家之上。以《古诗四帖》为例，首先，作品中所有文字均为纯正的草书，没有一个行书。清一色的草书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作品创作的难度，这一点古今草书家很少有人能做到。第二，此帖草法和书写的熟练程度以及表现上的写意程度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沈鹏先生常说，写草书的人要进入狂草。什么是进入狂草？就是一定要写出纯正的草书的感觉。张旭的《古诗四帖》之所以感人，之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写出了纯正的与所有今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狂草气息。

2. 结字高古：对于结字方面，张旭的成绩是惊人的。尽管他在书写之中任情挥洒，但我们仔细分析《古诗四帖》中的每一个字，无不合于古人结字之法。

3. 字体宽博：宽博才会大气，宽博才能雄浑。古人把高境界的书法作品称为“逸品”，象征魏晋风度的词叫“晋世清韵”，晋世清韵的核心内容是“雅逸”。什么是逸？逸是自由、散淡，是潇洒、随意。没有宽博就无所谓“逸”。张旭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根本。

4. 因势成形：在《古诗四帖》中，严格按照古法造字是张旭结字的基础，因势成形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狂草书写上的随机性和章法上的丰富性，增加了书写环境的复杂性，为结字提出了难题。在构字上既有创造矛盾、任情恣肆的自由，又有解决矛盾、填补均衡的无奈。因此，因势成形成为《古诗四帖》重要的结字特点。

然而，谈到因势成形，有一点一定要明确，那就是因势成形所成的“形”必须是美的，必须是字法上合乎规范的。长要长得合理，短要短得合法；正要正得出新，歪要歪得规范。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书者都有误区，认为草书创作是看大效果，单个字没写好是因为环境使然。这是大错特错的。任何章法环境都不能成为我们写不好一个字的理由。整体上看既变化丰富又和谐完整，单剪下每一个字又都要经得住推敲，经典耐看，甚至都能放到《草书大字典》中供专家研究，供后人摹写。这一点我们从《古诗四帖》中得到了深刻的体验。

【章法特点】

1. 自然疏密，没有刻意雕琢。这是张旭书法的特点，也是几乎所有古代书家共同的特点。张旭不在章法上刻意地经营空间，而是讲究自然书写，自然疏密，浑然天成。我认为最好的狂草作品不应该是设计出来的，而应该是“碰”出来的。没有设计、没有经营，只想表现一种感觉、一种思想。沿着这种感觉任情恣肆，完全靠下意识去写（平时的规范都化作了下意识），而写出的结果却“嬉笑怒骂皆文章”。一切奇情迭出，又一切合理合法。对于这一点，《古诗四帖》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证。

2. 分区域、分段落有不同的风格韵律。《古诗四帖》虽然没有从空间上进行人为的设计，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在章法上的丰富性。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作品内容和作者创作情绪的延伸变化，而表现出成片的、丰富的风格韵律变化。这些由于线条质感、书写速度等因素形成的变化，是自然递变、浑然天成的。

3. 拉近行距，实现“隔行通气”。大草作品更强调章法上的整体性，虽然仍以行为书写单位，但行与行之间没有联系的草书作品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如何使行与行之间相互关联，成为相互作用的整体，这是古今狂草书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一幅狂草作品，如果说第一行可以随意写，第二行就不行了；第二行要观照着第一行来写，要努力做到两行之间既变化又和谐；而第三行不仅要看第二行，还要观照第一行；第四行要观照前三行。这就是为什么纵幅的书法作品大家多愿写三行、两行的，而不愿意写多行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古诗四帖》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方法，那就是拉近距离，有些段落几乎到了横无行、竖无列的程度。

4. 上下错落，活跃氛围。在书法学习上，自古就有“五年上齐，十年下齐”之说。说的是写一篇字，要做到上边线齐和下边线齐是很不容易的。而过去人们写字多为小字楷书、行书，一页纸要写很多行，上下不齐就不能做到端庄精美。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我们书写章法的基本准则。然而，在《古诗四帖》中，张旭打破了这一规范。在这样一幅不算太长的手卷中，出现了多处上下不齐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狂草这种书体具有不同个性。在狂草作品中，字形灵活多变，字体时大时小，字势欹正相间，动荡多变的章法局势使上下不齐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必然。有了这几处错落，章法气势在规整之中便多了几分活跃。反之，没有这几处错落，整件作品会立即显得生硬刻板。

【风格特点】

“正大气象”是《古诗四帖》风格上的最大特点。

“正”是什么？“正”的重要含意是法度严谨。过去我们形容“正大气象”还有一个词语，叫做“庙堂气象”。“庙堂”代表皇家，代表国家。能够代表国家或者说具备国家级水平的东西，必须有严格的规范性，法度严谨才能传之四海。例如学习篆书，篆书碑帖就有皇家和民间之别，学习时必须有所区分。如果上手就写《散氏盘》等民间作品，写出的篆书就很难有规范性。

“大”的含意一是指气势雄壮，这一点很好理解；二是指占主流、走大路，风格上不偏不怪，符合审美的普遍性。艺术欣赏有一个概念，叫做“雅俗共赏”。什么是雅俗共赏？就是一个人的作品受众面很宽，大多数人都认为好，都能接受。这说明审美上存在共性，也就是有些东西大家都认为好。书法家必须找到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并写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壮阔的美、典雅的美、充实的美，都属于普遍性的美；枯槁的美、纤弱的美、残缺的美、荒诞的美、怪异的美，则都属于特殊性的美。

《古诗四帖》虽属狂草作品，但它严格遵守了传统成法，从笔法到字法都与魏晋正统的草书一脉相承。而且从风格上它狂而不野、狂而不怪，坚持正中求变，从而创造出了自身艺术上以正大气象为特征的崇高品质。

对于书法有着深入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坚持风格上的正大气象，同时还能写出作品的味道来是最难的，写歪一点、写怪一点，写出些趣味则要容易得多。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走正路、走大路，坚持正大气象的作品才更加被人们所看重。在历代草书碑帖中，《古诗四帖》是高难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技法的高超，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坚持的正大气象。

《古诗四贴》是否为张旭真迹尚未得知，值得一提的就是启功、谢稚柳、杨仁恺三家对张旭《古诗四帖》的鉴定，以及从而引发的一场真伪辨别的争论。

谢稚柳认为《古诗四帖》为唐张旭真迹，并为此著文《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和《宋黄山谷<诸上座帖>与张旭<古诗四帖>》，论证了他的判断。他所凭借的论据是笔法、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谢稚柳以历来对张旭草书的叙说，如杜甫的《张旭草书歌》：“锵锵鸣玉动，落落长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等对张旭笔法的形容与《古诗四帖》笔势相印证;并从对《古诗四帖》与怀素狂草《自序帖》和颜真卿《刘中使帖》笔势结体的具体比较分析中，证明《古诗四帖》确为张旭所书。谢稚柳反复提到的就是笔法、风格、形式，这非常具体地体现了他以笔墨形式风格分析为主的鉴定方法。

杨仁恺也认定《古诗四帖》是张旭的真迹，他对草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时代背景作了综合分析考察，从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苦笋帖》、《自叙帖》到五代杨凝式的《神仙起居帖》、北宋人黄庭坚《诸上座》等直接或间接受张旭影响的后代草书家作品真迹进行对照和分析，论证了张旭此卷的特点。他认为：“(颜真卿《祭侄稿》等)所有这些真迹，都与《古诗四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用笔。……盛唐以后书法之风为之一变，草书始于张旭，正楷定于颜真卿，不仅是风貌有别，而且运笔方法都具有划时代的标志。从盛唐上溯到东晋，运笔有一个普遍的法则，无论是真、行、草、隶的横笔竖画，基本上是方头侧入，自然形成横笔笔锋在上，竖画笔锋在左的状态，以此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字迹，不致有多大的差误。到了盛唐以后，运笔改用圆头逆入，笔锋居于横竖画的正中，近于篆书笔法。《古诗四帖》是这样，《苦笋帖》、《自叙帖》、《祭侄稿》也莫不是如此。如果硬是不承认这种运笔法则始于张旭，那么颜真卿、怀素新的运笔法又是从何而来?再说《古诗四帖》用圆笔运笔是那样的明显，如锥画沙，无往不收，内擫的笔势，又处处与右军相默契，是亚栖、彦修之辈无从想象的!” (杨仁恺著《杨仁恺书画鉴定集·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4月)在此，杨仁恺也提到主要以用笔、风格的特征来判断此卷的真伪，根据经验对某个时代的笔法特征加以概括，多方比较之后得出结论。

启功的鉴定方法同样是旗帜鲜明的——文史考证法，只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和谢、杨两家截然不同。他对作品的跋文和关于此卷记载的疑点作了详细考证，包括项元汴、丰坊、董其昌等人的跋文，还有《宣和书谱》和王世贞《王弇州四部稿》中所记，启功还特别对董其昌的鉴定提出了质疑。最后他阐述了自己对此帖的一番见解：“这卷字迹本身究竟是什么时候人所写的?算不算张旭真迹?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启功著《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79、80页)

虽然启功根据“玄水”改“丹水” 所得出的结论遭到了杨仁恺等人的质疑，但对于他的依据，却并没有来自正面的辩驳，它表明启功的立论是不轻率的，有分量的。这样的例子一多，启功的文史考证鉴定方法逐渐得到了许多鉴定家和学者的认可，从而成为当今鉴定学界的一个典型代表。

辽宁省博物馆所编《辽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介绍《古诗四帖》墨迹说：“目前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此帖出自张旭之笔，并有详细论叙。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非张旭所书，书写的时间不能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这一不同看法，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和讨论了。”

　(五）30克银币《诸上座》——笔意纵横，无所拘束，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

黄庭坚，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在文学方面，黄庭坚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与秦观、张耒、晁补之、都曾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在书法方面，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合称“苏黄米蔡”，为宋朝书法四大家之一。

黄庭坚以草书名世，其草书水平在“宋四家”中排在首位。黄庭坚对于草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曾经在《山谷自论》中谈到了自己学习书法的经历：“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而后，他凭借自己超凡的领悟，在舟中悟出了“荡桨笔法”，将草书中线条的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草书的字形体势，变得丰富多彩。

而黄庭坚生平草书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便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诸上座帖》了。

《诸上座帖》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所录写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全文系佛家禅语。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理性中亦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此书为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是其晚年的艺术杰作，也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

他凭借自己超凡的领悟，在舟中悟出了“荡桨笔法”，将草书中线条的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草书的字形体势，变得丰富多彩。

这枚银币背面背景图案中的山形笔架造型，恰与黄庭坚别号“山谷老人”相呼应。

黄庭坚这个别称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与位于安徽省天柱山的一处山谷有关。在长500米的山谷溪流之中，保存有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的摩崖石刻300余方，涉及的文人墨客有唐代李翱，宋代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明代胡缵宗、余珊，清代张楷等。字体涵盖行、楷、隶、篆、草多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堪称石壁上的书法博物馆。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此地为舒州，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在此任职。次年，黄庭坚改官江西太和，从开封赴江西任职途中，经过舒州，来舅舅家拜访，并同游天柱山。当时天气不佳，风雨中黄庭坚在此停留10天，登潜峰，游山谷寺、石牛古洞，此后写了《青牛篇》《书石牛溪大石上》等诗文。他钟爱此地山水，因此自称“山谷道人”，晚年称“山谷老人”。

黄庭坚从小聪颖，好学上进。14岁时，父亲黄庶在康州病逝，全家靠官俸的经济来源断绝了。由于家况急转直下，黄庭坚便跟随舅父李常到淮南一带游学。期间，黄庭坚日夜牵挂着远在家乡的母亲，他在诗词《初望淮山》中真切地写道：“三釜古人干禄意，一年慈母望归心”，展露出自小就拥有的仁爱与孝心。

背井离乡四年后，黄庭坚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边。也就是从那时起，黄庭坚每天亲自照顾母亲，数十年如一日，未曾停歇。即使后来身为朝廷命官，家有仆从，也丝毫没有忽略照顾母亲。黄庭坚认为侍奉父母是为人子女应该亲自做的，不可烦劳他人之手。尽心侍亲跟自己当不当官没有关系。

正因为有了黄庭坚自始至终践行“涤亲溺器”的孝道亲情，才有了日后亲民爱民、孝行天下的博大情怀。黄庭的孝行爱心，感人至深。被载入中国古代二十四孝，成为中华儿女的典范而世代传颂，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画轴增添了温润莹彩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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