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七夕表达爱】，曾经沧海后 携手浴丹霞

我心飞翔 6503055

　　我与老伴儿周佑兰同岁。我们从相识到相恋，从结婚生子到有了孙子，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四十八年。一晃我俩都已经七十二岁啦！

　　回首往事，我与佑兰开始交往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是1968年8月26日去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的北京知青。1971年底选调到哲里木盟首府通辽市的标准件厂，当了一名钳工。

1974年的国庆节刚过，一天我正给机加车间的宗师傅检修他那台C120车床，宗师傅突然问我：“小李子你搞对像了没？”我说没搞，他就介绍了通辽肉联厂的天津知青周佑兰。第一次见面是在五百（第五百货商店）对过的肉联厂宿舍宗师傅家里。

我那天感冒刚好，穿着油渍麻花的劳动布工作服，手指甲缝里都是洗不净的油泥，一幅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原生态”样子。宗师傅的妹妹宗兰田在肉联厂与周佑兰是好朋友，她陪着周佑兰坐在炕沿边上。宗师傅告诉我左边的是他妹妹，右边那位就是周佑兰。我第一次被如此的“介绍对象”，感觉有点儿尴尬，只是我们还没聊上几句，宗师傅就让我俩到外面院子里单独聊聊。

外面黑乎乎的，只有家属宿舍透出的微弱灯光。我更加不知所措。聊什么呢？只好先介绍一下自己。她说她是1968年9月从天津插队的知青，第一批就被选调到工厂，现在在工会工作，是科室团支部书记。我告诉她我是北京知青，是工厂的钳工，团员。好像也没有其他可说的了。然后就是回到屋里。

宗师傅兄妹很会当红媒，这边宗师傅告诉我小周对我印象很好，那边宗兰田告诉佑兰小李感觉不错。不久双方就在宗师傅的撮合下在肉联厂见面。宗师傅还告诉我佑兰请我去她们厂吃牛肉馅饺子。

下班后我就沿着门前的马路往东走，肉联厂离我厂不算远，走着走也就20分钟的路。刚走了一半，前面迎着走过来两位女生，一看就都是知青。待走近，发现是周佑兰与另一位女生接我来了。她介绍这是她的同屋好友许稼嫱。

那天我们吃的是牛心馅的饺子。两次的接触我发现周佑兰是个非常诚实、非常质朴的人。她的家庭是一般的城市平民家庭，而就是这种一般，让我有了不一般的感受。我过去崇尚门当户对，崇尚爱情至上，但我没有得到。就在我无心插柳时，却碰见了这么淳朴的姑娘。她身上透着一股清新而真实的气息，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我们交往了些时日，需要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家庭情况时，我感觉自己家庭的特殊情况必须如实告诉佑兰了。一天晚上，我在她的宿舍将父亲被关押的实情告诉了她。她哭了，我看出来，就像我之前很少接触过她那样的家庭一样，她也没有接触过我这种家庭。但我更加感触到的，佑兰很同情我家的遭遇。

过了几天，她拿给我一封信，是她远在湖北襄樊的姐姐写给佑兰和我的信。给她的信说“李庚翔的家庭太复杂，他父亲要是问题很大，他也会翻不过身来，将来你会跟着他吃苦；他父亲要是将来平反了，那人家还会看上咱们这种家庭吗？两家的差别太大了，最好分手！”在给我的信中他姐姐表示了同情，又说她妹妹和我可能并不合适。周佑兰将这两封信都拿给我看，我问：“你怎么看？”她说：“你来决定吧！我对你家的情况挺同情的。主要看你的想法。”

我将此事向同厂的北京知青孙建国讲了，询问建国的看法。那时建国还没有搞对象，他父亲是老革命，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处长。他是认准了“门当户对”这个信条的，劝我干脆“就此罢手”，断了算了。我内心深处非常纠结，佑兰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于心不忍。建国就一直劝我“快刀斩乱麻”，最后我想到家庭既然正处于最低潮，父亲还关在狱中，不然就放弃吧，等家庭的事情有眉目了，再去考虑个人问题比较稳妥，现在的状况确实不适合搞对象。于是我就打电话告诉佑兰，要跟她分手，电话那边哭了。

这之后，我的业余时间就都投入在了工厂文艺宣传队的活动中，但内心其实没有真正放下，失去了佑兰我好像一下子空了许多，在宣传队里拉小提琴好像也提不起精神。

这天有人喊我：“李庚翔，有你的电话。”我心里预感到会是她，拿起电话，那边果然是周佑兰。她说：“庚翔，能不能我们见面再谈谈？”，那晚周佑兰解释说：“我将信给你看，绝不是听从姐姐的意见和你分手，而是希望你能给我勇气和你继续交往，请你不要误会。如果你愿意，我希望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你家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面对。”我由委屈、犹疑、放弃到坚定不移，经历了从痛苦到痛快的心路历程，尽情的大哭了一场。就这样，我们恢复了恋爱关系。

这是转年春节期间回京探亲时，我与佑兰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合影，时间1975年。

　　佑兰成了我在通辽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每周去她们肉联厂一次，肉联厂出牛肉、兔肉，所以我每次去都可以满足一下“口福”，如黄焖牛舌呀，牛尾汤呀什么的。

那时的恋爱规规矩矩，我到她的宿舍里只是“正襟危坐”在她床铺的边上，连身子都没有歪过。佑兰则更是“老古板”。

佑兰的工作还包括工厂的广播，一早一晚要放一段新闻联播。住在厂内宿舍的几百职工习惯了随播音喇叭作息，所以她风雨无阻。此外佑兰还要负责工会的图书、文体等等，有时我就跟她到图书室看书。一来二去的，我与他们厂的知青也都混熟了，常常与他们聊天。

建国看我没有听劝，还是和佑兰好上了，也改变初衷，接受了我们交朋友的现实。作为我的好友，建国也常常被我拉到肉联厂“解馋”。而且肉联厂的北京知青中，有他的中学同学，所以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常常聊到很嗨。此外，我也常叫佑兰给买些牛肉、兔肉出来，带给标件厂的同事们一起享受。

春节快到了，肉联厂按例给职工分牛肉、牛舌及兔肉。佑兰想的很周到，早早地就准备着回家时带的物品，除了肉外还从厂里买出了黄油和牛尾汤罐头。对于肉，佑兰用能够开合的铁箱子（工厂中用于冷冻便于运输的长方形铁箱）将肉装“瓷实”了，再合上铁箱子，放室外冻上。等春节前要回家时，再磕开铁箱，就是冻好的四四方方一块肉块。我们再将冻肉用塑料膜包好，分别带给我家与他家，两家对此非常欢迎。回到北京，我就给母亲和弟妹做熏兔肉，还分出一些牛肉给外公外婆。我的父亲在遭难，母亲从文革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真是“苦海无涯”。我一个漂流在外的长子，能够给母亲一点力所能及的安慰也略略心安了。佑兰也了解我的心思，所以每次春节回家都会给我家最大的一份，还外加黄油牛尾。看到家人吃着燉牛肉，在馒头片上打黄油时，我的心里很高兴，也很感激佑兰的用心！

这是佑兰与同室的许家嫱在通辽肉联厂院里。

　　1976年的9月初，我去长春出差，佑兰正好也在长春。她是去长春学习电影放映技术。9日，我找到她，我们在斯大林大街遛弯。享受着那宽阔大道与浓浓树荫带来的惬意。下午当我们进入一家百货大楼时，广播器突然响起了哀乐。那段时期，总理去世了，朱老总去世了，哀乐听得多了。但这次好像一遍又一遍地响着，有一种特殊的悲哀感觉。哀乐过去，播报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百货大楼的布匹柜台马上裁出一条条的黑纱，我们立即买了黑纱佩戴上。随后不久就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就在这一年的风起云涌中，我们厂的知青中有好几位结婚了，婚礼都办得热热闹闹。那时工厂的小青年要想结婚，基本条件是必须要有房子。本厂要是宿舍充足，则是由同住的伙伴们让出来腾给需要结婚的人用。 我们厂没有条件， 厂子小， 宿舍少，知青们要结婚只能上外面租房。佑兰厂比较大，宿舍多。佑兰住的宿舍较小，与佑兰同屋的许家嫱与小董结婚后已经搬到小董住的那间去了。佑兰告诉我，她旁边大屋的女生都是通辽职工，和她说：“你们赶快办事吧，不然我们快替你们占不住这间屋子了，你们结了婚，我们就搬走回家去住。”看来，要等父亲回家后再结婚的想法恐怕来不及了，我陷入矛盾之中。于是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理解我的苦衷，并为我高兴，说不用等他出来再办婚礼，既然现在能够有婚房住，就把事情办了吧！他在祝福我们幸福之外，还告诉我，家中唯一抄家后留下物件就是奶奶遗物，一块法国K金打簧怀表，父亲告诉母亲将这块怀表交给了我。我感受到了沉甸甸的一份家族的传承。

母亲给了我四百元钱结婚用，我知道那是家中仅有的积蓄，全在这里了。我的师傅请木匠给我打了三大件家具——大衣柜、平柜和写字台。家里给我做了四床被褥，买了四把椅子，那是铁管腿、多层板加贴面的椅子，还送给佑兰一件绿色开司米羊毛衫。

结婚的前几天，按规矩给每个同事发喜糖、发烟。程序是前面有个人带着我去各个车间、班组，告诉大家我要结婚啦！然后我在后面给每一位师傅糖果，并点上一支烟，大家抽上烟后，我再到下一站，而我后面的人就来敛钱。凡是吃到糖、抽上烟的人就会“随份子”。非常一般的关系就随一元，谈得来的、看着顺眼的就随三到五元，朋友关系的或本部门的就会多凑点份子或单送。单送的物品离不开枕巾、暖瓶、脸盆、蒸锅、毛巾等。合着送的就高级了。佑兰那边还收到了毛毯。结果，我收到了现金180元，佑兰收到了300元，还收到了不少的枕巾暖瓶蒸锅等家庭物品。

我们是1976年11月5日登的记，6日肉联厂的“大嘎斯”卡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车上站满了我们俩个厂的同事。他们到车站送行，算是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吧。

我与佑兰先分别回到天津、北京。佑兰在家准备了两天，我则给自己买了一身涤卡的中山装，五姨送我一套用餐的小食碟，非常雅致。9日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婚礼。

所谓的婚礼极其简单，那天一早佑兰嫂子与妹妹陪她从天津来北京，还下着细雨。中午我的l表哥李学治夫妇来，并带来了一只云南特色的火锅鸡。中午的餐桌上除我母亲和我俩，女方就是佑兰嫂子与妹妹，男方有我的表哥李学治夫妇，两个表妹李学芬、李学纯，我的好朋友吴德凯。吴德凯他们兄妹送我一只英雄金笔。父亲还没有回来，所以婚礼是压抑的，没什么气氛。

这是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佑兰拍摄的照片。

　　母亲嘱咐佑兰去王府井大街的四联理发馆剪发。佑兰从此剪了大辫子。这是剪发后我们的合影。

　　1977年初，我去看望父亲不久，父亲平反回家了，并立即由组织上安排了工作，职称副译审（副教授级别），并担任了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教育处副处长。

这是父亲回家后我们拍照的全家福照片。

　　我和佑兰婚后不久就又被迫分开，原因是肉联厂要求她参加本厂职工子女下乡插队的“带队”工作，时间为一年。另一位是蒙族干部刘锁。他们工作的地点在晢盟后旗的金宝屯附近，那是一片极其荒漠的地区。我曾经因冬修去过那里，那里设有劳改农场，周围全是沙漠。佑兰和刘锁就凭两只脚，在布顿公社的各个大队间跋涉前进，照顾好本厂职工的知青子女，带给他们温暖，传递家人的信息。那里的环境和我选调前担任牧业保管的他拉干水库周围的环境差不多，同样的沙丘、同样的人际罕见。营子之间相隔几十里地，又是纯蒙族地区，所以佑兰他们的工作相当艰苦。所幸刘锁是蒙族，语言相通，不然都无法和当地老乡沟通。

每次佑兰要回来之前，都会通过工厂工会通知我，我就骑着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去火车站接她。如果是冬天，我将她接回家后，就先将她的双脚放到我的胸前给她暖脚，她那双脚早已被冻得冰凉冰凉。后来她告诉我说，每到那时她都会很感动。有时佑兰也会给我带来蒙族人吃的“奶豆腐”、“炒米”等食物。佑兰从布顿公社百货店买来的豆绿色茶杯，我家至今都还在用。

婚后大部分时间佑兰不在家，我下班回家后，有大把的时间，有时就会请建国来家中吃牛肉，当然还会有“交换条件”，就是他要教我学习英文。有时还会找来标件厂的同事，郑承义、马同生等，一起吃红烧牛肉、熏兔肉开荤。我非常喜欢在家招待这些知青同事。我不会喝白酒，但也不能亏待朋友，就折衷请大家一起喝通化红葡萄酒，那时的价格一元一瓶，还倍儿好喝。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海阔天空的聊天。

比起标件厂的知青，肉联厂的知青更多。由于佑兰人缘好，她在工会工作人脉也广，所以肉联厂无论汉人、蒙族人，还是北京知青、天津知青，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作为肉联厂的“姑爷”自然不敢怠慢，尤其是肉联厂的知青，更是我的座上客。这期间我比较热衷于交朋友。尤其婚后佑兰带青离家，朋友间的聚会弥补了枯坐家中的寂寞。

这是我与肉联厂知青在冷库前的留影。

　　佑兰要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也使得我们暂时不敢要孩子，所以佑兰从结婚第一个月就吃避孕药。后来有肉联厂的同事劝佑兰：“你们怎么还不要孩子呀？你怀了孕，就能得到照顾回家了。”但佑兰认为既然组织上派自己做了这项工作，就要坚持到底。她咬牙按期完成了带青任务。

1978年的春节过后，我们从北京家里带回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谁见谁爱。只是没过多久突然不见，再也找不着了。就在我们非常惋惜它的丢失时，一个喜讯来临——佑兰怀孕了！

这是佑兰在我们第一个家，肉联厂职工宿舍前的留影。后面就是我家的窗户。在当时的哲里木盟能够住上砖瓦房还真是凤毛麟角。只因肉联厂为地区所属的国营大厂才有此待遇。

佑兰回到工厂后怀孕了。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上下班，好在工作生活都在厂里，她又挺坚强，从来没听说她闹什么“小病儿”，正好肉联厂办公室有几位姐妹都在怀孕期，大家相互传授经验，相互帮助，使佑兰学习了不少孕期的知识。

工厂来了卖苹果的大车，都是一筐筐的国光苹果，又脆又香的，我们听说孩子在妈妈肚里时妈妈要多吃水果，这样生出的孩子皮肤白净，我就一气买了一筐给佑兰吃，我还养了几只小鸡，准备等佑兰坐月子时给她做鸡汤喝。只是不会养，小鸡越养越瘦，还死了几只。剩下的两只到时候只能给佑兰熬没什么油水的“瘦鸡”汤啦！

万事具备，只等生产了。佑兰家那么小，他父亲还在病着，天津又有“老例儿”，女儿生孩子要在婆婆家生，所以就没打她家的牌。我本希望佑兰能够在北京生，但母亲担心通辽到北京太远，路上不方便，再说他们老俩口身体也都不好。到了最后两个月，我们决心就在通辽生孩子。

这时有佑兰同事在盟医院生了孩子，抱怨那里条件不好，窗户也不严紧，漏风。算算日子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最冷的时候。正在犹豫，许家嫱就介绍给我们一位姓郝的接生大夫，人非常好。她的小孩就是请郝大夫在家接生的。于是我就骑车驮着佑兰去位于“五百”的卫生院看郝大夫。郝大夫用手摸了摸胎位，告诉佑兰：“你孩子目前的状态很好，我可以给你在家接生，但是你要在生之前再来一趟，只要胎儿不移位，就没有问题。即便有移位，我也可以通过按摩慢慢扶正，你就放心吧！”她又告诉我：“我们家本来住在山西，后来我丈夫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内蒙晢盟农村，我就跟过来了，现在落实政策到通辽，我的专业就是妇产科。我挺同情你们知青，离家这么远，所以很愿意给你们接生。”

算一算预产期，真的到该生孩子的日子了，可佑兰还在挺着大肚子上班，1978年的12月18日凌晨，佑兰觉得不对劲儿，肚子一阵阵的绞疼。我这个准爸爸知道是快生了，就和许家嫱的老公董法生一起去接郝大夫。郝大夫带了一位助产士，我们一人一位用自行车驮着她们回来。从厂里宿舍到卫生院总共有五里地，马路上是刚下的雪。东北的冬天很冷，下雪后下面就是一层厚厚的冰，我们真怕将郝大夫摔坏了，小小心心的骑着车。

到家后，她检查了一下说：“不碍的，只是开始觉（jiao）病儿（东北话，就是开始产前的阵痛），真正开始应该在晚上，你送我回去吧！晚上再接我过来。”我真想留住她别走，可她明明说现在还太早，我就没有理由再留她了。郝大夫经验丰富，这时只有相信她。她倒是把助产士留在了我家，使我稍稍安心。

到了傍晚，佑兰绞病儿的间隔越来越密，大家都说可是真的到时候了，别再耽搁了。我二话没说，又登上自行车去接郝大夫。因为天已擦黑，路又滑，在快到厂子时，我不小心摔倒了，将自行车后衣架上面坐着的郝大夫一下子掀翻在地上。我吓坏了，赶紧将郝大夫搀起来，可郝大夫说：“不碍的，不碍的，接着骑吧！”看来“不碍的”是郝大夫的口头语。她用“不碍的”安慰他人，却用“不碍的”忽略自己。这样高尚的品德令我非常感动。

进到屋里，郝大夫看了看佑兰，这时佑兰已经满头大汗了。她特别的坚强，坚持不哼一声，郝大夫直夸她，但还是对我说：“不碍的，还有一会儿，你先给她煮几个鸡蛋吃，待会儿还得使劲儿呢！”我煮了几个鸡蛋，发现其中有臭鸡蛋。郝大夫说别扔，不碍的，我爱吃，你再煮几个吧！听到郝大夫这么质朴的话，感到浑身温暖，我的眼泪几乎流下来，更加信赖她了。

晚上九点多种，孩子快要降生了。我守在佑兰身边，用手握住她的手，她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是在她最需要丈夫关怀的时候我所能给予她的。她的手越握越紧，满头大汗，却不吭一声，郝大夫在用手帮助她生产。渐渐地我看到露出了孩子那一缕黑色的头发，我兴奋地说：“快生出来了！”十点左右，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图为佑兰与刚刚出生几个月的轩轩，后面是东北特色的悠悠车。

　　佑兰出了通身的透汗，幸福地笑了。我也幸福的做了爸爸！

第二天，我给家里发了电报：“母子平安”。父母明白是生了个大胖小子。儿子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孩子一辈排行“先”字，而且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那中间的字就是需要斟酌了。我们选了几个字给父亲。最后父亲说就叫“李时先”吧——做时代的先锋。孩子姑姑给起的小名叫轩轩，意喻将来要做一个气宇轩昂的人。

这是轩轩刚刚能够坐着时在工厂院子里的留影。

　　轩轩出生后，为了替佑兰节省体力，母亲给我们买了当时国内市场上刚刚出现的“洗衣机”。那是一个深蓝色的塑料家伙，由一只洗衣桶、一部带有旋转波轮的电机组成。洗衣时，要将旋转波轮立着插进洗衣桶的壁上，再盖上盖子，拧一下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虽然洗的不算干净，但在通辽这个小城里，别人家还真没见过，也算是“开风气之先”吧！

我家邻居，一名北京知青会木匠活，他帮我家制作了一个白柜和一只沙发。加上之前师傅帮我打的家具，家里变得越来越城市化了。我家院内还挖了冬天储藏大白菜的菜窖，还有煤屋，开始过起了小日子。

这是在我家拍摄的照片。

　　1979年的春天，我得了阑尾炎，就在手术后慢慢恢复健康期间。我得到家里的消息，住在美国的六伯父要接父亲与妹妹去美国了。而且在办理出国手续期间，外交部安排父亲一家来北戴河避暑。

父母与妹妹、表妹上午刚入住疗养院别墅，下午我就到了。

这次的北戴河团聚我本想与父亲研究如何回京的问题。但话不投机，耿直的父亲告诉我他没有办法将我调回北京，让我安心在通辽工作。

这是在北戴河与父亲的合影。

　　回到通辽，我的心情挺苦闷。佑兰就劝我，通辽不是也挺好吗？她的心中并没有我那种对未来的规划与梦想，而是很实际，想着如何将通辽的日子过好。这时，佑兰准备通过领导将我调到肉联厂。毕竟肉联厂是大厂，待遇要高于标件厂。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通辽小公园内的合影。

　　那天佑兰没有照好，有些眯眼。看到照片后我就在背面写了几句“打油诗”：

佑兰欲闭眼，轩轩转眸看，我自咧嘴冒傻笑，三人立花前。

像虽未照好，却也露真颜。父母牛马儿娇贵，一心为轩轩。

　　1980年的夏天，我到天津公出，住在姑姑家。向姑姑倾诉了我在北戴河的感受后，姑姑说，你父亲出国了，你的事情我来管。姑姑问我如果有机会来天津工作愿意吗？我说当然愿意了，天津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愿意来。

于是我带着姑姑的承诺，回到通辽。但我想事情没那么容易，调动工作不像退回农村按插队知青的身份返城那么简单，也不像有的人是回城接父母班，姑姑是要将我直接调回，难度太大，所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可是回来不到两个月，姑姑那边来信了。叫我赶紧回天津，说是调令下来了。我赶忙回津，拿到了人事调令。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调令，而且只是进入到天津劳动局的调令，至于进入哪个公司哪个工厂，还要再努力。

此外，佑兰母子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我经过努力，进入天津牙膏厂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佑兰她们母子俩也调回天津。我的工作三班倒，所以有时间去跑调令。半年下来，我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弄到了佑兰和孩子两个进津名额。一下子两个名额呀，实在太不容易了。我是死磨硬泡，一丝也不敢放松，直到拿到劳动局的调令。又请了假，直奔通辽接她们母子回津。我知道佑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工作实在太难为她了，只有尽快团聚才能使佑兰卸下重负。

到了通辽，看到她们母子俩已经搬到小间，大间让给了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佑兰说轩轩太喜欢往外跑，有一天一个看不住，竟然自己跑出去了，才两岁出头呀！佑兰找呀找的，直追到大路口，才发现孩子一个人在马路上张望呢！妈妈吓坏了，赶紧跑过去紧紧地抱住轩轩，眼泪簌簌的掉下来……。

这是佑兰带着轩轩与邻居们在厂内宿舍的合影。

　　1981年6月28日，我将佑兰娘俩接回了天津。接下来就是找到接收佑兰的工厂，有了我自己的经验，给她跑时，先选择公司，根据劳动局那位联系人的人脉，先进了食品发酵公司，然后10月18日调进了友谊罐头厂，也算是与原先单位差不多吧，都是做食品的。地点在河西的佟楼附近，挺方便的。佑兰就分配在糖果车间。

　　这是佑兰与轩轩摄于友谊罐头厂附近的佟楼街心花园。

　　佑兰回津前我一直住在姑姑家。佑兰回津后，岳父就对我说，你要是不嫌弃，就先来家中挤挤吧，将来有了房子再搬出去。这样我就从姑姑家搬到了岳父家。岳父家仅有十平米多点，屋里进门左面是半间炕，不是农村的土炕，是用钢管、角铁做架，上面铺木板的那种。炕上靠墙架了一个木梯通上面小阁楼，那是一个站不起来、仅能弯腰钻转进来的小双人床大小空间。下面睡佑兰的父母和佑兰妹妹，上面睡我们一家，大家挤着睡在这么小的空间，也算是奇迹了。

家里太小，而且我与佑兰都要上班，孩子不能推给岳母，我就找牙膏厂想办法，居然我们厂的一位女副厂长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她签了一个条子，就把轩轩送进了一轻局保育院。保育院地点在八里台，原来是解放军的将军楼，后改为一轻局的保育院，环境很好，孩子是整托，每星期接回来一次。

我们回津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为了回到大城市，我们打碎了在通辽辛辛苦苦建起的小家。三十而立，可我们三十岁时一切从头开始，而且起点如此之低。

　　父亲来津看望姑姑，住在了姑姑家，顺便来我暂住的岳父家拜访，他看到了我们的居住环境，当然父亲也一定感受到了我与弟、妹生活上的巨大差异。

　　我在牙膏厂做辅助工推小车一晃已经三年。我的信条是，不论任何事情，干就要干好。所以我上料就上足，入库就入的及时，清洁就清洁的彻底，对生产线服务的很好，大家一致表扬我工作努力，我一个辅助工当上了生产线的副组长。

1983年，工厂开始实行二级核算，一个机遇，厂长决定让我担任制管车间成本核算员。当晚，我与佑兰相拥而泣。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一个阶梯，虽然目前这个阶梯所蕴含的意义就和我居住的屋子一样狭小，但它给了我可以施展的空间，幸运的天平终于偏向了我。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人在一生中不是总会碰到机遇的，机遇来了就要抓住它。于是我立马报名天津立信会计学校，与表妹微珍一起参加了工业会计学习。并“现学现卖”，在我的核算工作中主动加进了成本分析内容，对原料降低消耗有了抓手，使得制管车间的制造成本很快降低了下来。

这是立信会计学校毕业照。

　　1984年，我又由于在学习邓小平选集心得报告会上的发言，被厂党委书记看上，调到党委宣传部做了干事。后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又被厂长调到厂办当了秘书。

1988年我38岁，这一年我电大毕业、入党。

这是在厂办工作室的留影。

　　这时父亲已经回国。妹妹则在美国结婚生子，算是定居在美国了。

我与佑兰经常来北京看望父母，每一次佑兰都是一如既往的带去很多礼物。她的工作没有离开食品行业，所以从厂里批出琥珀桃仁、酸辣芦笋、红烧牛尾等罐头，我则带去了蓝天牙膏。

　　1989年厂里分房，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独单。是顶层的六楼。但是没有煤气、需要每天往六楼搬蜂窝煤。但我已经很知足啦！一下子解决了我九年的无房之苦。

我家这个单元进门左手是厕所，中间是一个四平米的小厅，厅的正面通厨房，再通向阳台。厅的右手是一间约十四平方米的卧室，轩轩则是睡在厅里的一张能折叠的沙发床上。从通辽带回来的家具有些已经损坏或变形了，就留下写字台和茶几。

搬家那天，轩轩兴奋地唱着自己编的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与佑兰听着他的歌声，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忍不住眼圈泛红了：可怜的孩子呀！你生在塞外，从小跟着我们奔波流离，一直没有个像样的家，也没有自己家的概念，现在终于可以圆梦了！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新居的合影。

　　佑兰每天非常的辛苦。她需要横跨四个市区来回奔波。一早起来，她要骑车驮着孩子从河东到和平的西宁道小学上学，再到河西上班。下午接了孩子还要回到南开娘家装上六块蜂窝煤再回河东家里，爬六层楼做饭。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学习。生活中的大部分担子由佑兰担了起来。

　　1992年，我参与了日本AOTS协会在天津的研修班工作，并担任班长。9月26日研修班的成果发表会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会议厅举行。我代表牙膏厂做了成果报告。

这是接受研修结业证书后的合影。

　　1992年年底我由天津牙膏厂来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中信集团旗下做一家公司的副总，转年的1993年4月一个机遇我来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天津顶益公司，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康师傅的摇篮。

刚刚报到，我就被派去参加北京香山企业文化共识营并代表我的讨论组做了即席发言。这一年我俩都是43岁。这是我转变人生轨迹的一年，更是需要我俩共同面对新生活的一年。我与佑兰约定，她从友谊罐头厂内退，集中精力相夫教子，我则全力打拼开发区。

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43岁中年人，能够被开发区一家冉冉上升的明星企业重用，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我一定要抓住。

　　我成为康师傅首任制造处处长及首任制造部副理。从1993年起前后参与组建了康师傅五家工厂—天津顶益制面一厂、二厂、杭州顶益厂、天津顶圆米饼厂与饼干厂。

　　而这段时期，佑兰父母南门外五福街的老房子就要拆迁改造了，这是拆迁前夕佑兰与邻居孩子的合影。

　　这是佑兰在这个十平米小屋的留影。墙上是她画的大公鸡。佑兰继承了她母亲画画的天赋，并且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开始喜欢上了国画。

　　佑兰的作用居功至伟。她成为我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强大支柱。那时由于建立新厂和调试新生产线的压力，我与科长们经常连日不回家，工作到很晚，然后找到开发区的饭店唱唱卡拉OK，再入住酒店。为了缓解“连轴转”的工作压力以及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我会在工作的节点中（如试车量产成功）与制造部管理干部一起吃饭，同时会邀请家属一起参加，为的是让家属们体会先生在开发区工作的辛苦。

每次聚会佑兰都会参加，并且与这些科长爱人们建立了友谊。

　　天津顶益公司成为集团下金蛋的母鸡，在全国各地孵化出更多的工厂。1995年我要去杭州建厂了。除去一些组长级别的干部外，我选了两名精明能干的科长和我一起去杭州打拼。临行前，我们三对夫妇一起吃饭。我们三人的贤内助都呈现出支持丈夫远行建功立业的态度。是我们免去了后顾之忧。

　　1996年，我在鞍山西道买了100平米的商品房。是佑兰大红媒宗兰田的老公帮我们装修的。她们一家前几年也从通辽调回来，并且搞起了装修公司。

这是宗兰田一家及许家嫱一家来访，在客厅的合影。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这套房子两室两厅，够用了。这是在餐厅所摄。

　　这段时间，孩子上大学住校，我从杭州回到顶新集团总部任管理部经理，平时早出晚归，家里一下子清闲下来，佑兰就开始学习国画了。这是她画的蛋画。

　　佑兰在天津美院门口买了印有孙菊生国画的旧挂历，然后临摹了孙老师的画。

　　2002年，北京有消息说东堂子胡同中段要拆迁，这一片连通金宝街（原来的无量大人胡同）要修建香港马会，我父母家就在拆迁范围内。父亲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要搬到天津居住，并要在我家附近给父母找房。机缘巧合，我家楼上就有一套新二手房，房主是北京一位职业经理人。他在天津工作后买房并进行了装修，而后一个调令又回到了北京，所以这房一天没住就搁在那儿了，简直就像是给我准备的一样，我当即买了下来。

我那段时期在北京工作，楼上房子的修补、清洁工作就由老伴儿担起来。她为了迎接父母的到来，舍弃了喜爱的国画，一心一意的把楼上房子收拾利索，看到窗框有些变形，干脆换成断桥铝窗。等到父母亲来到天津，这个新家已然是焕然一新了。

这是父母搬来天津后，我俩在客厅的留影。

　　父母搬到天津后，佑兰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尽管父母用了保姆，但两家的菜需要佑兰采购。平常只要父母有需要，佑兰都是义不容辞的予以解决，每天楼上楼下的跑。

这是父亲家族的伯父、堂哥门来家拜访时所摄。

　　我跟佑兰都非常珍惜父母在津的时光，希望历尽劫波的父母在天津能安享晚年。只要父亲健康状况允许，我们就陪父母去串亲戚、逛街、吃馆子。

这是在食品街的合影。

　　很遗憾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但他很满意在天津的日子，更满意佑兰对他的照顾。这是父亲写给佑兰的一首打油诗，其中两句是：

如今果有雷锋在

原来雷锋在我家

　　2005年一月，父亲去世了。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我们将两处房子换成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与母亲一起居住。

　　这是在小区园子的留影。这里的居住环境很好，既有市中心的便利，又有亲水的幽静。母亲很高兴。我俩常常陪母亲在园子里遛遛。

　　怕母亲累着，有时佑兰会推着轮椅带母亲去鼓楼一带遛弯儿。

　　我们还把岳母接来一起住。岳母与母亲两位老人经常在写字台前下“五子棋”，看着两位老人的认真劲儿，我与佑兰都忍俊不禁。

　　我家在2010年获得了天津市创建文明家庭标兵户荣誉证书。

　　我的父母临终前都是我俩在跟前，这使我们心安。尤其是佑兰，因为我的弟妹不在天津，我对于伺候人又笨手笨脚，所以佑兰伺候我的母亲甚至胜过了她自己的母亲。

这是佑兰与母亲在园子内的合影。



　　而我离开顶新国际集团后，无论是在民企，还是后来做企业培训与企业咨询，都是全国各地飞来飞去的跑。佑兰就默默的为我做好后勤。每次出差前，她都会将熨烫好的衬衫整齐的叠起放入拉杆箱，再将平时吃的药按天数分别包装好，西服熨烫好放进提袋，让我轻轻松松的出门，回来后立即将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清洗干净。所以这段时间我除了出差就是准备PPT，全身心放在工作中。

　　65岁以后，我的听力严重下降，这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所以干脆放手，与老伴儿开始了旅游生活。这开阔了眼界，还满足了我拍摄各地风光的愿望。

这是在台湾的野柳。

　　这是在新加坡。

　　这是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这是在罗马许愿泉前的合影。

　　这是在瑞士少女峰。

　　这是美国加州一号公路。

　　这是在迈阿密基韦斯特海湾游船上。

　　这几年，我与佑兰在生活情趣中有了两个交集。第一个是摄影。我爱拍，她爱被拍，我俩“一拍即合”。所以这些年来给佑兰拍了不少照片，算是略略弥补劳累一生难得享受的遗憾吧！

这是在上海城隍庙。

　　这是在衡复艺术中心庭院内。

　　深秋晚韵。

　　这是在上海世博园。

　　这是在天津五大道的民园。

　　这是在天津的南普公园藤萝架下。

　　这是在开滦矿务局旧址前的留影。

　　第二个是绘画。其实不光佑兰喜欢画，我也喜欢画，只是我早已生疏，而佑兰却是厚积薄发。而我除去摄影，还迷上了古诗词。这样就有了交集：她画画我作诗，美其名曰妇唱夫随。

　　这是佑兰画的画与我的诗作：

《七律· 寒冬摩画》

凭窗伏案勤摩画，

逸致闲情练绘功。

一草一虫雕世界，

千山千水筑苍穹。

心中自有三分趣，

笔下神来万种风。

莫管寒冬花落尽，

夕晖庭暖晚霞红。

《为老伴摩画题诗》

蜿蜒策杖登高处，

落日烟霞极目收。

岁柏霜松依草舍，

寒山素水泊莲舟。

近观潋滟冥遐逝，

远望层峦吊古幽。

皓首苍颜迎晚暮，

栉风沐雨却轻裘。

《五律·佑兰画鸟》

翠鸟啼枝叶，

清明立晚庭。

和风吹绿柳，

细雨抚蓝翎。

凝望峦山黛，

怡闻杏李馨。

寄思霞霭处，

拙守度安宁。

　　又到七夕。已经七十二岁的我们，早已过了奋斗与创业的阶段，风雨过后现彩虹。只想说：曾经沧海后，携手浴丹霞。

用一首自由体诗做文章的结尾吧！

《曾经》

曾经

命运折断了希望的风帆，

我不惧狂暴与摧残。

因为我看到了，

冬天里朦朦的海岸。

曾经

命运凋谢了美丽的花瓣，

我不会沉沦与心酸。

因为我梦到了，

春天里艳艳的灿烂。

曾经

命运遮蔽了秀美的山峦，

我没有退缩与回返。

因为我做到了，

夏天里孜孜的登攀。

尽管

命运驶达了暮色的港湾，

我没有追悔与遗憾。

因为我尝到了，

秋天里满满的香甜。

此照摄于西藏雪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