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战将

邹瑜

【作者简介】杨永雄，男，重庆武隆人，武隆区网信办主任，武隆区文联副主席。先后两次获“乌江文学奖”、两次获“省级报纸副刊一等奖”。著有作品有《祖地》《敬畏一棵树》《忠廉的烛照》等。

远去的战将

杨永雄

一

一条古代商道一眼望不到尽头，时断时续，若隐若现，从邈远的岁月深处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脚底，在崇山峻岭间蜿蜒曲折，像战马散落的缰绳弯弯绕绕拖曳在大地上。沿着这条川黔商道走，到达一处山形如腾飞的骏马背上，两块历经两百年风雨的神道碑就会矗立眼前，注目石碑上的文字，一个被血与火淬炼的历史形象就必然出现。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已高大英俊，一双赤脚踏着漫漫尘灰从这泥石古道上渐渐远去。多少年后，星移斗转，那位赤脚出走的少年，穿着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骑着高头大马挥鞭归来。
我感到震撼又不可思议，在一个马背上的村庄，一个偏僻的山村，寻找古道和铺子文化的我，遭遇了一位两百多年前的战将。
这里是他的故乡，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东升村。战将在自己履历上自谓四川人、成都人，或是因为武隆原属四川，成都是个大地方，武隆是小地方，东升村更小。东升，这个村名，并不悠久，也无多少文化内涵，很显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山村很小很远，几经行政管辖变化，三国时属汉平县，隋唐时归武龙（隆）县，清朝时属涪邑（今涪陵）西里，解放后归长坝镇茶园乡，撤乡并镇属白马镇。无论归属何地，它都是一个躲藏在深山老林、偏僻荒野的村庄。
苍茫的白马山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山高谷深，地形起伏，源自大娄山脉的长途河、石梁河抚山而过，注入奔腾不息的乌江，形成两河连江、一山突兀的天然地理。在倾斜的山脊之间，难得出现一处平地，板桥村、东升村静伏在马背上。两村东面光秃秃的悬崖上，刻有宽大笃实，笔力雄浑的“豹崖”二字。说来也奇异，在这高高的马背上，居然有一处天然泉水汨汨涌出，当地人称为凉水井。往来商道上客商、力夫、行人歇脚于此，历史交织，朝代更迭，逐渐形成了川黔大道上的凉水铺。 离凉水铺不远处建有青玄庙，虽几经毁废，但大型条石砌成的石墙尚存。庙的附近有一处形似“凹”的地方，一些附庸风雅的人称为卧马槽。我不太相信宿命，但我承认一个人生命来路与他的故乡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在血脉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天地化育的基因。不然，近些年不少游客到了一个名人伟人故里，去拜谒祖屋之外，都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祖坟是否葬着了风水宝地。就是这个卧马槽（俗称弯里），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八月十五日迎来了一位新生婴儿，他原名曾月先，后改名曾受。
从曾氏祖墓碑上得知，曾受之祖曾启仲，原籍是江西省临江府十字街市铺宅居，康熙年间，为避祸乱，远迁贵州思南府务川县三甲暂住三载，也许是曾启仲这个汉人与黔北苗人不和，语言不通；或是走过川黔商道，歇脚间隙，无意摆谈之中得知东升村皆是江西老乡迁于此地。再次由黔入川迁徙涪邑西里首甲，也就是现在的东升村青杠堡。买冉家土地，远迁风尘之旅得以安定。
春天的阳光总是柔柔的、暖暖的。葱绿的田野里，一片片树叶在徐徐微风中摆动，被春阳照着显得亮晶晶的。在这样的季节里我驱车来到东升村青杠堡，在一位貌显恬淡温柔、时尚俊俏的女村干热情帮助下，见到了曾受隔房后裔曾宪甫，他年近八旬，中等身材，显得几分清秀儒雅。谈到其家族，曾宪甫侃侃道来，从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到了曾受，说到我疑惑时，他拿出一本手抄的族谱作证。接过一看，我知道有些是牵强附会，但许多事都不能探究，稍一探究就让人疑窦丛生。几个小时交流之后，他带我去一公里外看了曾受祖父母的坟墓。
下午两点多钟返回了村活动室，太阳依然是柔柔的、暖暖的。美丽的女村干部微笑着，露出珠贝一样闪亮的牙齿，给我泡了一盒舒适可口的方便面，还额外加了一些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叶子菜和一个鸡蛋。早就饥肠辘辘的我吃得舌香肚饱。别过女干部，最后走到了我感兴趣的曾受父母墓地和他的出生地。没有我想象的有着凝重而肃穆的朱漆门阙，也没有旧房子、青石坎，只见到一排新修的白面平顶砖混的房屋，下面停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皮卡车；更没有我想象的那些苍松古柏。这里物过境迁，沧桑巨变，已不属于曾受了，一点一滴看不见过去所有时光的痕迹。曾宪甫介绍，原房前有一颗棕树，这颗树从曾受出生开始发芽生长，几十年后，曾受每次回乡成为他的拴马树，孤零零在风雨雷电中长到三十多米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狂风吹倒。在那日风初刮时，人们仿佛看见，棕树如一把长剑在昏暗的天空中东杀西拼，呼呼嘶鸣，罡风阵阵，继而咔嚓一声重重倒在了大地上，仿佛一位战将无力回天，满脸悲切仰天长叹。去清理砍伐时，刀口流出了鲜红的汁液，将树根处一片黑土洇染殷红，人们都说那是战将的血液和眼泪。我听完也感惊奇，将信将疑。
著名作家陈启文说：“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我认为文学创作要尊重真实的历史，坊间传闻会被微风吹干。经多方求证，曾启仲在青杠堡定居后，得配贺氏为妻，生下奇、文、俊、荣、敏。三房曾俊配冉氏为妻，得长子月礼，不幸早卒，次子月先，就是曾受。
对于童年的曾受，父母是他必读的一本书，学会了呀呀学语和树上九只鸟，打掉一只鸟，还剩几只鸟的简单数学；早逝的祖父曾启仲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也是他一生中读过的另一本书，是一本合不了页面的读本。对于一个人的领悟，往往要从他人生的第一个启蒙人开始，成为他最初的精神源头。曾启仲能文能武，文能教曾受识文认字、吟诗作文；武能教曾受拳打脚踢、舞刀弄棒。少年的曾受“粗识诗书，酷爱武略，及长力能举鼎，臂力过人”。这些描述虽是后来编写出版的《武隆文化志》记载，却证明了一位战将的基础功力有了基本铺垫。那时曾受的祖父曾启仲万万没想到，这位孙子未来会给他增添死后的荣光：大清帝国皇帝诰封他和妻子及儿子曾俊夫妇为“武功将军”及“夫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留给后裔们不可忽视的荣耀，也让当地人找到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更是武隆大地上有史记载的唯一。
曾受少年时从学于祖父曾启仲，习文练武。清朝是一个以文驭武的王朝，一旦国难当头，那些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便一变而为软弱懦夫，只有刚强的战将才能领兵打仗。祖父的避乱避祸的经历和言传身教，为曾受后来的戎马生涯作了潜移默化的铺垫。
我如今无法稽考曾受祖父曾启仲是否也是弃文从武之人，但至少知道他能文能武，不然嘉庆皇帝怎么会在诰封上写道：“威宣阃外，家传韬略之书”。可以看出曾启仲是位熟读军事韬略之书的人，曾受受其祖父的影响爱读兵书、好习武艺。
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是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时期。曾受是实实在在的大山之子，那粗犷的山石，凛冽的山风，坎坷的山路，危险的悬崖，在他的生命深处构起剽悍而坚毅、顽强而血勇的气质，倔强的性格。
孟子说，一个成大事者，“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正当曾受习文练武用功时，他的祖父母及母亲在饥病交加中相继去世。离开亲人的督导和关爱，使他“常出没于赌场集市，放荡不羁”。没几年，“家资耗尽，一贫如洗，贫病交迫之中，其父病逝，停尸数日，无力安葬。舅父冉氏闻讯，解囊相助，嘱其归葬。曾受持钱却奔赌场，瞬间一输而光。无可奈何，潜回家中，趁天色未明，将父尸以稻草包而葬地”。《武隆文物志》中的记述足以说明曾受少年的放荡和叛逆。从此，曾受“流落江湖，乞食于白马、长坝一带。长坝有富户杨某，见其力大，留为佣人。主人善交多客，每天剩饭菜甚多，常入夜不翼其飞。初疑为外盗，派人窥视，始知曾受偷食。主人爱他卖力勤事，又不讨分文，对此佯装不知”。经过一段时间的浪迹生涯，他无可奈何地踏上这条古道，远离了故乡。没有人知道他经历多少坎坷，走过多少弯路。

　　二

这条古道一头连着黔北，一头连着乌江。商道从乌江边的白马场出发，经大斜槽至凉水铺，过赵家坝、何家坝，到鲁班岩进入贵州万宝场。从贵州运出了粮食、桐油、木材、生漆、棓子、猪鬃大宗山货，再换回食盐、煤油、布匹、百货等物。《武隆交通志》记载，这条路全长百公里，两头都连着山外。连着乌江这头，年少的曾受不知多少次走过，后来他走得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从东升村穿过一条斜坡古道，步行两个多小时，便到了白马古镇，这个镇原名铁佛寺，是个很早设立盐官的江边码头。一条十分明净的江水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一只渡船摆过乌江南北两岸，连着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江中常有一些歪屁股、舵笼子等船只过往，一些木排、竹排也混入其中。曾受就是从这里坐上一只小船或是一个筏子出发的。谁也不知道，也不会有人操这个心思，这个少年终将渡向哪里，又会走多远。
每一位出世的人物，又总与时势有关，历史仿佛在宿命中进行，不到历史的关键时刻难以现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来自廓尔喀（今尼泊尔）的突袭，裹挟着黑沉沉的西南风一路呼啸而来，在突入济咙、聂拉木、宗喀等西藏三个地方后，一个手持库克利弯刀的民族愈加兴奋，他们感到进攻一个大清王朝的西藏是如此的轻松和舒畅。廓尔喀王国的素尔巴尔达布率兵三千人，一路跃马扬鞭，长驱直入，纵横劫掠，大清帝国的西藏又一座城市噶尔（今西藏定日），出现在他们明晃晃的弯刀之下。
六月天气，凉爽宜人。当急报传至清宫时，乾隆皇帝正在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午休，虽然睡意全无，只在闭目养神。心里正得意洋洋想着，大清王朝版图从明朝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到他这一朝已达到巅峰时期，扩张到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地域非常辽阔，形成“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他睡眼惺忪地接过急报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清醒了。他没有想到一撮尔小国的廓尔喀居然敢侵入我边境，便迅速做出了一连串反应，立即派理藩院侍郎巴忠、四川提督成德、成都将军鄂辉等人率领满汉官兵三千人火速入藏御敌。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又传旨安抚达赖喇嘛。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是，必须用武力使廓尔喀侵略军震伏惕怵，确保边隅静谧。然而，巴忠以迁就敷衍了事，轻率地答应了廓尔喀议和条件，赔偿廓尔喀人九百个元宝，分三年付清，以换取侵略军撤出西藏。你看看，可不可笑？一个堂堂大清帝国，在兵强马壮、粮饷丰富的情况下，竟被一个小小弹丸之国侵略了，还要赔元宝、赔笑脸。《中国通史》后来写道：“由于西藏距北京遥远辽隔，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对西藏局势难以周察，所以巴忠向乾隆谎报‘已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次第收复’之后，乾隆皇帝竟然以为巴忠等人为国宣力，劳绩卓著”。着实为巴忠等人论功行赏。
纸包不住火，阴谋终于大白于天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方面以不纳贿币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乾隆皇帝鉴于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中巴忠贿和的教训，其反击廓尔喀的决心坚如磐石。为达到“痛加惩创，示以炯戒”，他高瞻远瞩，潜谋独断，任命刚收复台湾的爱将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带领骁勇善战的索伦兵二千人迅速赶赴西藏，清政府又从金川调遣土屯兵五千人，从四川调遣绿营兵三千人汇集前线。众兵压阵，铁马金戈，只等统帅反击令下，那早被战前风鼓起的战袍顷刻间充满了反击力量。
每当一个民族到了关键时刻，必将有不世出的人物横空出世。所谓横空出世，需要长久地积蓄势能。所谓历史，一切都是顺序，到了这关头，似乎已经轮到曾受来扮演一个历史的小角色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曾受离家远走，为了混口饭吃，就加入了清军。据说他勤恳机灵，力大敦厚，最初从事炊事班工作，每次移营行军，搬灶具、运粮食、挑水、劈柴，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晚上常给副将、千总煮菜温酒，深得他们的喜爱。某日深夜，一副将到来要加餐喝酒，由于天寒地冰，副将坐于灶前取暖打盹，曾受忙于煎油炒菜。疏忽间，十多个敌人潜入帐中，伺机赴向副将，曾受忽然惊觉，机灵的他顺手用手中的铁勺将锅中沸腾的油，唰唰几下尽浇到敌人身上，敌人猝不及防，瞬间受烫得鬼哭狼嚎，纷纷退后伏地躲避。敌人惊魂未定之际，他一抱将副将抱出账外放上马背，一手扯断拴在树上的战马缰绳，飞奔远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得救的副将感恩于他，对他倍加青睐。从此，曾受走出炊伙房，投入到前线战场，开始展示他的军事才能。
所谓乱世出英雄或是时势造英雄，这句话被曾受验证。福康安统领汇集西藏的清军反击廓尔喀的侵略，很快收复失地，又兵分三路向廓尔喀挺进，沿途都是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海拔极高，空气稀薄。廓军又沿途断桥设障，层层卡子，处处碉堡，清军前进极为困难。在攻打喝勒拉山颠木城时，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先后牺牲。此时，又有风雪肆虐，帐内帐外，整个世界，皆被大雪所覆盖，在这白茫茫天地间，行军打仗相当艰难。一时间清军情绪低落，一些摇唇鼓舌者想停止不前，撤军罢战，谋求议和。乾隆皇帝坐在舒适宽松的龙椅上，一心想要“惩处”廓尔喀，边境才得以“安宁”。催促前进的圣旨如雪片般飞来。前线清军正在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畏敌不前。一位绿营愣头青兵，在重庆总兵袁国璜面前却夸下海口，说有绝招可以直插廓军大帅行辕，一举摧毁敌营。夸海口之人正是豪爽勇猛的曾受。此时，他还是刚走出伙房的小兵蛋蛋，按说，一个军队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小屁兵来进行战略思考啊，那些将军、参赞、总兵、提督、把总呢？都是空戴花翎，空吃军饷的吗？小小士兵，什么东西！敢口出狂言，小心身首两分。曾受敢夸海口，是对国家忠诚，朝廷的效忠，是有慧眼独具的虎气，而非个人安危，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对此大言，多数官兵以为他在说梦话，袁国璜虽说将信将疑，也想试试。袁总兵一改平时威严的眼神，眼瞳骨碌地转动起来，心想，不成功死些士兵不足为惜，可一旦成功了呢，必功归于他。你又想想，一位将军的成功勋章是多少士兵的血肉铸成。袁国璜没有犹豫，随即便命曾受率领一排身手矫健的敢死队遵命行事。曾受按谋进行，连夜偷渡河道，潜入山林，绕道夜袭廓军营寨，他接连炸破廓军几座营寨、卡子，袁国璜随即率大军掩杀过去，为清军前进扫清了障碍。当曾受裹挟一身冰雪得胜归来，一副披甲挂满冰凌，眉毛胡须沾满雪花，让人望之凛然而叹服。
清军越过喜马拉雅山，经过几场殊死战斗，攻入廓尔喀境内，很快清军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称臣投降，许诺永不侵犯藏境。终于凑足了那把龙椅上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曾受在这次战役中，有勇有谋，屡立战功，用血肉之躯换来了史料记载短短一行字：“曾受因参与征廓尔喀之役，拔充外委”。这十五个字的记载，对我来说是嫌短了、少了，略去了多少艰辛曲折的过程；对于曾受来说又显长了，其实他只需要一个“拔”字，作为绿营兵难能越级提“拔”、擢升重用，该知足了。外委是清代才有的一种委选的武官，相当于把总、千总级以下的八、九品武官职。曾受“拔”上这关键的一步台阶，从此踏上了通向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之路。

三

走进一条古盐道深处，五味杂陈的味道会扑鼻而来。这条偏处一隅的商道不知经历了多少力夫走卒踩踏，粗糙厚实的石头已踩磨成光滑如墨玉，路边生着一层淡绿色的苔藓；黑色的泥土已渗入了咸咸的汗水和盐水，表层已泛白如盐碱地，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就凭这些，它还将在时空中继续绵延。
当曾受从自卫反击廓尔喀之役载誉归来后，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猖狂兼并土地，封建官僚残暴压榨，逼得老百姓没有活路。嘉庆元年（1796年），在川楚地区首先爆发了白莲教农民大起义。
这次起义，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一时间云集数十万人，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顷刻间就转化为另一更强大的生命形式，他们就像堵在峡谷里的长江、黄河，在绝望中只能以狂暴方式冲开一条出路，汹涌、嘶吼、咆哮、奔腾和闯荡，大地在颤抖，如海市蜃楼般的帝都几乎被狂猛的巨浪淹没了。大江大河就是这样决口的，多少王朝就是这样覆灭的。农民反抗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清政府极大的恐慌。垂暮之年的乾隆皇帝下令，要把白莲教“根除干净，勿使漏网”，在他遗愿尚未完成之时，却一命呜呼。嘉庆皇帝继位短短一个月，谕示军机大臣调遣大军，对农民起义军残酷屠杀，株连无辜，反而让农民“仇富思乱”的情绪漫延开来，急剧高涨。
在这乱纷纷的世道中，曾受又出场了。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随陕甘总督宜绵、副将百祥追剿郧阳、郧西的白莲教。这里正活跃着白莲教的一支劲旅，带领这支起义军的“总教师”的女首领，名叫王聪儿，又称齐王氏。她是湖北襄阳人，王聪儿家境贫寒，从小跟着父亲走江湖，做杂技艺人。十六岁时和丈夫齐林进行反清秘密活动，准备起义，遭到告密，清政府将齐林等百余人逮捕杀害。王聪儿从痛苦仇恨的绝望中，剪去长发，身穿白衣，执刀跨马，带领数千人举起义旗。不久，这支起义军在湖北吕堰驿首战告捷，声威大振，又连克数州县，采取“忽分忽和，忽南忽北”灵活机动打击清军，起义军迅续扩大到数十万人，转战几省。急得嘉庆皇帝“涕泪倾涌泉”，多次撤换统帅，也无济于事。
清政府后来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切断了起义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使起义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同时，清廷采取招安手段，只要停止叛乱，一律可以赦免死罪，起义军纷纷逃跑，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起义军失败。
据说，曾受有幸亲眼目睹了那潇洒英姿、奇绝艳丽的王聪儿走上绝路的身影。那是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王聪儿的队伍在鄂西（今湖北省境内）三岔河遭到清军包围。但是，他们毫不畏惧，分兵固守河口左右山头。清军得知王聪儿的指挥地点，集中大量兵力进攻，王聪儿率领起义军坚决抵抗，杀伤大量清军。四月二十一日，曾受随清军突破防线，蜂拥而上，起义军虽奋勇拼杀，但寡不敌众，多已战死，王聪儿率领十几名女战士且战且退，最后英勇跳崖，壮烈牺牲，王聪儿年仅二十二岁。在曾受眼里，看到王聪儿那绝美身姿、轻盈如燕飘下了悬崖……他想，王美人等人不是去慷慨就义，而是绝路逢生，如凤凰涅槃，定会轻轻地栖息于树枝上或草丛中，获得重生。许多年后，我和曾受的愿望一样。
《清史稿》载，这次白莲教大起义，持续长达九年多的平叛。清军死亡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副将、参将以下将官四百多人，士兵不计其数。嘉庆皇帝执政，有更为深邃的目光，一切动乱之源不在于民而在于“官”，在那些暨得利益者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官员。在海呼山啸般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呼声中，嘉庆皇帝毫不犹豫将大贪官和珅杀头，才将白莲教起义彻底平息。曾受侥幸存活了下来，他是异数，也是奇迹。或许命运，真有某种宿命般的暗示。
历史的叙述如小说家所言，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波折不断。一个走下坡路的王朝，总是事故频发。人为事故可以平息，天灾降临难以预防。嘉庆十五年（1810年），甘肃发生大面积旱荒。灾民情况可怜，社会动荡不安，朝廷指派陕甘总督那彦成赈灾。其中，朝廷对臬兰等十八厅州县的灾民一再赈恤，曾受时任庄浪（今甘肃省庄浪县）协副将。在兰州布政、按察司的统一调度下，与安远营都司郑柏、护庄浪协副司方以麒和（署）岔口营都司周贵一道，对平番县开展口粮和赈票发放工作。按说，这是给曾受“雁过拔毛”的好机会。可曾受自幼家贫，过了不少讨口要饭的日子，面对灾民灾情惨景，却激起他的怜悯之情、善良之心。曾受的赈灾工作既是职务使然，也是善意驱使的因素，必然会高质量地履行上司“务使灾民均沾实惠”和“遵照章程，妥为办理，毋致稍滋弊端”的训令。这次曾受的善举被《中国荒政集成》记载，成为他一段不可忽视的履历。
白莲教起义平叛后不久，天理教又起义，甚至攻入皇宫，直接要掀翻那把龙椅索要嘉庆皇帝的小命。嘉庆皇帝一直笼罩在人祸天灾的愁云惨淡中，到了他驾崩那年，新疆喀什喝尔城外又发生变乱。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张格尔率兵由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国东部）窜入南疆，内外勾结，迫诱浩罕官兵煽动维吾尔族人民发动叛乱，派人焚火军台，阻断台路，杀死清军，攻占四城（今新疆喀什喝尔、英吉沙、莎车、和田）在南疆复辟了和卓统治。
张格尔发生变乱的那一年，道光皇帝刚继位，为巩固皇权，无暇顾及遥远偏隅的南疆叛乱，只由清喀什赫尔参赞大臣庆祥、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率兵镇压，结果领队大臣、帮办大臣多人战亡。清廷闻之非常震怒，于道光六年（1826年）十月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调集陕西、甘肃、宁夏、乌鲁木齐、伊犁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军队三万余人前往镇压。曾受也在这次反叛之役千里奔袭，迅速进疆。其实，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曾受已调任甘肃永昌协副将，负责西北边陲的军事防务。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升任湖北郧阳镇总兵。时年六十一岁的曾受，那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又出现在南疆战场上，哪里的战斗最激烈，形势最危急，那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就会出现在哪里。在曾受镇定自若的指挥下，哪怕敌军发起猛烈的攻势，曾受也能沉住气、定住神，直到敌军进入射程之内，那早已剑拔弩张的顷刻间万箭齐发。这样才能对付敌军飞扬跋扈的铁骑，那些长驱直入的敌军战马在箭雨中疯狂嘶鸣里倒下。经过一年半的苦战，失地相继收复，张格尔被总兵胡超带兵擒获，解送京师后于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磔于市。张格尔叛乱平定，很快发生变乱的地方就“乐业如常，边境均极静谧。”
也就是叛首张格尔被砍头这年，《湖南省志》记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受升任提督湖南全省水陆军务，统辖汉土官兵，控制苗彝，节制各镇。这时曾受官衔从一品，相当于如今省军区司令员，在大清王朝真正成为封疆大吏，也成为他人生仕途的巅峰。

四

如今，我来寻找那条商道，多数路段的泥石路变成了通车的沥青、水泥大道，那重檐歇山顶的屋宇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我依然能嗅到一位战将走过的气息。只因被血与火淬炼出来的历史形象，一个经世不灭的灵魂在这道上往复萦回。
曾受父子来回跋涉几千里，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终于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青杠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焚香沐浴，祭拜祖先。对于一个戎马生涯的战将，嘉庆皇帝五年前已诰封的“武功将军”，这种祭拜的过程也是一个愧疚忏悔的过程，又总能获得一种宽恕安慰。
曾受从一个浪子、江湖乞丐，成为清军队伍中背负笨重军锅的普通一兵，随军转战南北，变换兵种，英勇杀敌，屡立战功，频获封赏，越级提拔，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做到这么漂亮潇洒的人生是艰辛的，其付出是难以想象的。为大清朝边疆地区的抵御外辱、平定变乱、赈恤灾民和安抚苗彝一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并赢得了上司和朝廷的嘉奖。清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诰上封下的王朝，故此，曾受已经故去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也获得了朝廷的封典。封典诏书开篇即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策勋疆圉......威宣阃外，家传韬略之书......”表明了朝廷对曾受的极度信赖和高度认可。
追溯一个大清中叶的战将人生，历史的叙事总是充满了重复的嫌疑。这个人仿佛只有在极端状况下才能扮演历史的角色，我会看见，这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背影闪现在各种史书、实录和野史的片段里，对于他的着墨并不多，并不足以为他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生轨迹。我透过这些零星记载，难以感受到曾受的丰富、激烈的风采，唯有立于川黔商道上的神道碑透出更多的信息，更便于抵达他的内心。石碑位于板桥村青龙小组一处斜坡上，背靠青山，远眺乌江，面向东北方，那正是他当时担任在湖北郧阳镇总兵职务的方位。两块高大的石碑并排而立，高约三米，宽约一米，厚约二十公分。石碑顶部为半圆形帽檐，均为“二龙抢宝”图案。两条龙只雕刻了龙头部位，利爪和龙鳞以精细逼真、体物入微显得栩栩如生，极富动感。珠宝上方雕刻着双鱼和灵芝图案，下方用繁体字写着“圣恩”二字。碑的底座隐约可见莲花石瓣，稳稳地托举着重达千斤的石碑，使其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不曾发生过丝毫偏移和歪斜。
碑文呈竖式排列，从右到左共十三列，计有三百二十余字，内容共分五部分，大意是嘉庆皇帝出于对曾受赫赫战功的褒扬，专门对其祖父母和父母加官进爵。嘉庆皇帝颁发诏书的时候，曾受的职务是甘肃永昌协副将，也许既要忙镇守边关，也要协助地方抗击瘟疫。时光流逝，朝代更迭，战乱连年，诸事搁置。嘉庆皇帝在自己执政的倒数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颁发的这份诏书，很可能并未得以及时兑现。道光皇帝继位的第二年（1822年），也许在整理积案时才得以复核这份前任诏书。皇帝御赐的碑文把曾受的祖先着实夸奖了一番，说他的祖父“敬以持躯、忠能启后”，说他祖母“壶仪足式，令闻攸昭”，表他父亲“义方启后，彀似光前”，表他母亲“七诚娴明，三勒笃令”等等，分别封他们为“武功将军”和“二品夫人”，他们可谓哀荣备至。
在曾宪甫带路下，我来到了荒郊野岭分别埋葬的曾受祖父母、父母的墓前，在墓碑上发现，均记载他们得到的诰封是“一品夫人”和“钦命提督湖南全省水陆军务，统辖汉土官兵，控制苗彝，节制各镇。带军功加三级军功记录五次、寻常记录二次。孙曾受名月先。曾孙仕顺，玄孙志郧”等内容，碑文落款为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初五日立。从以上碑文里得知，曾受官级已提升为大清从一品，再次率领自己的一群后嗣回乡立碑，这时由于曾受提升，祖母、母亲已跟着从“二品夫人”升为“一品夫人”，按大清律制，这也在合理之中。在神道碑和祖先的碑上都没有落上曾受夫人的名姓，留下了永远的疑问。曾受为何将两块神道碑立在离祖先坟墓五公里外的板桥村，一方面可能因自己常年平乱，得罪了不少人，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用皇帝的圣名和圣恩感召百姓，传播久远。
历史的叙事充满嫌疑，但永远不容人改写。在曾受的故乡，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有关曾受传说很多，如他祖父母、父母坟地分别是“将军点兵”“懒羊下山”“金马卧槽”等一些牵强附会之说，都是八卦，皆是坊语。流传下来的地名或许还蕴含着当地人的朴素真实，如“跑马坪”“洗马池”“捡马树”“还乡岭”等。我在这里记录下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返乡传说。曾受自幼家贫，其父母和祖父母去世时，均只做了草草薄葬。道光九年（1829年）春节，曾受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踉跄，或许长年在战场上留下的创伤已复发。再次率领自己的一群后嗣回乡，为其祖先重修坟墓，并计划做半个月的道场法事。墓碑刚刻好，法事只进行到七天时，栓在棕树上的战马显得焦躁不安，发出一阵阵嘶鸣。曾受抚了抚战马说，若有私事，就摆头三下，若是公事，就点头三下。懂事的战马就头点三次。曾受明白，肯定是前方发生了战事，于是简单交代族人，祖坟不用大修，只用夹石含碑就行了，骑上战马离开了家乡，这一别就永远没有回来了。
清《宣宗实录》的记载：“道光十年十月十五日，曾受休致”，据多份史料，如《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和《中华万姓谱》显示，他的去世年份为道光十年（1830年）。也就是他最后一次离乡后不到一年时间就退休了，史料上又记载“卒于官”，用三个字模糊了他的死因。不管曾受是死于任上，还是退休后离世，从他高龄返乡，至少说明他对故乡怀有浓浓的眷念，对祖父母、父母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带兵打仗的使命怀有崇高的敬意，对大清王朝怀有无限的忠诚。
曾受一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生都与战争如影相随，如果换了一个人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也不知道他对大清王朝怀着怎样的情感，始终充满军人最纯正的秉性、威严和忠诚。长年累月在战场上厮杀、血拼的军人，血勇之气如是透骨及髓。他休致之后却未落叶归根，死后也未魂归故里，点睛了“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诗句。
在岁月的洗礼中，曾受的家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的泥石盐道多被宽阔的公路代替，往日的歇山房顶已被亮堂堂的砖房淹没，神道碑所处的板桥村已成人们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有关部门对碑刻进行了修整和保护，神道碑的四周进行了平整，并修建了带垛口的长城样的围墙，立上文物保护牌。保护起来的石碑，既代表着曾受毕生戎马为之征战的这片大地真正迎来了和平与安宁，也彰显出后人对前辈先贤的敬仰之情。让无数游客前来瞻仰石碑时，就能仿佛看见曾受高大挺拔地站在城墙上，气定神闲地守着脚下的山河大地。
再次站在石碑处眺望，我让目光远上白云，寻着战将的足迹望尽天涯，望尽人生。离开板桥村、东升村时，我从车窗外看见一小段一小段遗留下来的饱经风霜古道，仿佛看见了一双赤脚少年大步踏过。在驾车返回走过回头弯或急弯后，驶入直道上，西降的夕阳返照在挡风玻璃时，恍惚看见那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在战马上耀眼奔来。我感觉有一种血肉之躯的、润心的温度扑面而来，坚信经过血与火焠炼出来的一个历史形象，从白马山中，乌江边上走出的一位战将，并未远去。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