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2）——文学梦

战地黄花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文学事业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我们这代青年或多或少都有过自己的文学梦，即梦想着自己哪一天也去写小说，写诗歌或者写散文。叶圣陶说，爱好文艺是个好方向。叶圣陶是老前辈，是文艺大家，他的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当时各类文学书籍文学期刊遍布大小书店和报刊亭，我们只要感觉有用的都买回家。除了不定期的购买书刊外，还自己定了不少文学期刊。我记得第一次定杂志就花了半个月工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萌芽》《收获》，还有《文学报》《延河》等等。工作之余，基本上就是看这些杂志。也熟悉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大批作家，王蒙、张洁、张贤亮、铁凝、蒋子龙，还有本省的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等名作家，对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读了又读，看了又看，那真的叫爱不释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好文学的人很多，渐渐地这些人往一块聚拢。曹兄、清玉便是我接触最早的文艺战士。几十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多大变化啊，但他们年轻时候的文学激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激进。尤其曹兄，不但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反复修改，而且要求大伙儿都这样做。他说，我们现在写作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下一代负责，同时也要对社会负责。如今，曹兄已出版三本书了，清玉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三部正在写作中，真是愈战愈勇。事实证明，他们才是真正没有辜负当年“文艺青年”这个特殊称号的人。当然，也有不少就像当年参加自学考试的人一样，早早就知难而退了。他们爱好文学可能出于好奇，更多的可能是追赶时髦。试想，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是的，八十年代社会还延续着六七十年代的火热激情，一个青年没点理想没点爱好，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或许，现在看来，他们的及时转向可能是对的。毕竟，文学这个东西太难了。就像体育，音乐，政治，科学一样，是需要天分的。中国14亿人口，作协会员才几千人，比例太小了。可见要想成为一个像样的作家实在太难了，比自学考试难几十倍，甚或比攀登喜马拉雅山还要难。高晓声说，文艺这个东西很难，因为人人都懂，都能对你的作品品头论足。科学就不一样，他有个侄子搞激光的，就没人能说出好坏。

尽管当时也知道难，但是难有什么可怕的？青年人是无所畏惧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一直走下去。我们当时举办了多次像模像样的作品讨论会，大伙儿集中在一起，纷纷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互相传阅，互相提意见。对提高各自的写作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喝酒是少不了的，往往是通宵达旦，不醉不归。喝酒时的话题也离不开写作，甚至为了一篇文章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是那么自信，那么充满激情，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是我们文学梦的黄金时代，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书越买越多，渐渐有了自己的书桌，有了自己的书架。还买了一盏台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开始写短篇小说，一写就是几千字。周围人提过意见，修改后整整齐齐誊到稿纸上。然后糊个大信封，小心翼翼把稿子装进去，右上角写上“稿件”两个字，投进邮箱发往杂志社，耐心等待消息。而等到的无一例外都是退稿，不灰心，接着写。好在那时信封有“稿件”两个字贴三分的邮票就行，所以不在乎邮票。写了一篇又一篇，寄了一回又一回，一律还都是退稿。这个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周围的同志们不是也一样都是退稿吗？有什么可怕的？看过一些作家的故事，他们在成功之前收到的退稿能装一麻袋。我们才写了多少东西？也就是一摞子吧。如果说文学是一座大山，我们到山脚底下不知还有多远的路？也许，就是奋斗一辈子，连文学这座大山的边也挨不着，更遑论去攀登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我们那一代青年的特点，或者说是性格更准确一点。我们虽然一直在失败中，但对写作依旧乐此不疲，对文学依旧一往情深。有点闲功夫，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这个时候，我们又喜欢上了爬山活动。一到歇班，相约一起按计划爬上一座大山。天高地远，话题自然更加广泛，哲学，政治，历史，地理无所不谈。当然话题最终还是回到文学上，最近读了什么书？最近准备写什么？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话题，对每个人都是一种促进。促使我们尽可能多读书，多写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头脑渐渐清醒了过来。一直盯着那些大型报刊是不行的，动辄几千上万字的文章，我们既没有那个天分，也没有那个实力。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讲话，他说一百个学习写作的人，若干年后能够达到发表水平的，也就三、四个人。而一百个达到发表水平的人，能够写得有特点，形成自己风格的人，恐怕连一个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作家很多，作品很多，但名作家不多，名著也不多的原因。

我们开始写比较短小的一些东西，眼光放到了地市级报刊。一些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我的一篇文章竟被《中国煤炭报》刊登出来，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鼓励。

时间进入到九十年代，社会发生巨大改变，很多人下海经商。清玉请长假到南方打工，曹兄也请了长假回到山西忻州老家。我则参加高教自考，其他人也都忙个人的事。一时间，文学事业一下回落低谷。

1999年建矿20周年，《铜川矿工报》和矿宣传部联合举办“建矿20周年征文活动”，我一连写出了《老人与山》《我的“小老树”》《母瘦雏渐壮》三篇文章。《老人与山》被宣传部评为一等奖，后被《中国煤炭报》刊登。《母瘦雏渐壮》则被《铜川矿工报》评为三等奖。三篇文章陆续被《铜川矿工报》全文发表。其他文友也都纷纷写了征文，也都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励。我们的文学事业重获生机，似有蒸蒸日上之势。

2000年的新春到了，大地一片生机。一天我听到一个文友在《陕西工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马上找来阅读，为文友的作品击节叫好。《陕西工人报》有个栏目叫“有话直说”，专门刊登抨击社会问题的一些文章。受此启发，我根据社会现状写了《拖欠工资的背后》一文发往《陕西工人报》，没想到一个星期就发表出来了。这使我大受鼓舞，一口气写了四篇，同时寄到《陕西工人报》，其中三篇先后被刊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四面出击。除了《陕西工人报》，我还向《西安晚报》《西部法制报》《中国煤炭报》《阳光》杂志等等投稿，我的文章不断被这些报刊发表出来，一年多时间有四十多篇文章见诸报端。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连续订阅了五年的《杂文报》。这虽是一家省级报纸，却云集了全国优秀杂文作家。里面的文章水平很高，对比自己的文章，真是无颜见人。也可能是眼高手低了，从那个时候再不向这些报刊投稿，必须静下心来学习。

《美篇》开办以来，重新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有一百多篇文章发表在美篇上，30多篇文章获得美篇“加精”，并先后出版了两本美篇书。我上四年级的小外孙女对我的书爱不释手，两个晚上就看完了。也学着写文章，现在已有五篇作文发表在美篇上，每篇阅读量都达到了一千多。

诚如曹兄所言，我们现在写作早已经抛弃了名利思想。只是写我们的所遇所思所感所想，给后代留点东西。是啊，到现在还不写点东西，人生该是多么寂寞啊！何新老人家说，新世纪我们迎来的并非是千年之嘻，而很可能是千年黑暗。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用我们的纤柔之笔，去创造一个个小惊喜，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因为尽管生活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