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流年系列——那年，那月，那人★（三）青葱岁月★

七星山人

那年，那月，那人

——我的岁月流年系列（十八章）

从咿呀学语到花甲之年，经历了许多人和事，许多事在不经意间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之中。闲暇之时，重拾过往的记忆，把它串联起来，作为自己人生的梗概回忆，并把它述诸文字。算不得回忆录，更与自传贴不上边儿，权且是自己的“练笔”吧！

（三）、青葱岁月

那一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1969年，正值8月份，顶着炎炎的夏日，我和小伙伴们一道，跨进了中学的大门。

那一年我十三岁。

由于和同龄人相比，早上学一年，记得我是七岁上学，在那个年月，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八岁上学；再加之在小学阶段正赶上“学制改革”，好学生都破例跳格一年，其他学生都留在原年级，再往上读。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我是少数“破格”那伙的，所以，上中学时我比大多数同学小两岁。

那时候我所在的县城就两所中学，除了我就读的第一中学，还有一所第十中学。不分初中、高中，一律四年学制，学业期满后，发给高中毕业证。现在回想起来，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月，是否有点儿“偷工减料”的嫌疑呢？看来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生还真有点儿名不副实啦！

　　第一中学是小县城的“最高学府”，许多人都以能进入这所中学就读为荣。尤其是我上一中的时候，正值一批城里高素质老师走“五七道路”来到了一中，使第一中学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记得我们班的副班主任叫吴德荣，是一个七八岁孩子的母亲，原来是城市中学的骨干教师，来到了我们学校，教我们数学。吴老师课讲得非常好，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听说我们毕业后，吴老师返藉到原来的城市，在一所重点高中当了副校长。

教我们物理的老师叫王旭峰，总喜欢戴一顶鸭舌帽，当时他也就三十多岁。原来是湖北某市的老师，安置到了我们县一中。王老师为人随和，教学认真，业务能力很强。学生们都喜欢和王老师开玩笑，由于他讲课带有湖北口音，比如“五秒内”他说成了“五秒lei”，于是，学生们背地都叫他“五秒lei”，呵呵。后来，王老师返籍回了原籍。

我们班的化学老师邓俊芬，是唯一一对夫妇双双来到我校的。她丈夫叫石福贵，也在我校教化学。邓老师讲课直观、生动、通俗、易懂，很干涩的“酸、碱、盐”她也能讲出色彩来，哪怕不喜欢化学的人，在她的课堂耳朵也都竖得老高。

那个年月，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是当年盛行的革命口号之一。也许是出于政治需要吧，我们中学外语课程开设的是俄语，这恐怕也是我到现在还认不全26个英文字母的原因吧，呵呵。

当时俄语课所学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日常用语，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所学的东西大多都就饭吃了，如今只记得少量的一些单词。比如俄语的“请坐”，用汉语音译发音相似于“杀鸡接血”，同学们感觉很好玩；俄语的“再说一遍”，用汉语音译，其发音近似于“谢老师戴眼镜”，再加上顽皮的学生们的刻意渲染，使教我们俄语且戴个眼镜的谢老师哭笑不得。

也许是打小就热爱语文的缘故，至今我对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仍然印象颇深。她姓刘，有一副漂亮的容貌和高挑的身材。当时刘老师刚刚新婚燕尔，丈夫在部队当连指导员。还记得有一次探家时，还曾经被学校请来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形势报告呢！应该说刘老师对我的作文很看好，经常在班级夸奖我的语文功底不错，我的作文也多次被刘老师选为学年范文，在作文讲评时拿到各班去念。还别说，年少的我每逢这时心里面总是飘飘然的，呵呵！

　　当时我们的排长是王宝海，团支部书记是王彩琴，副排长是闫淑清。其他班级干部就记不太全啦，印象中劳动委员是马文和，后来他就职于县委党校，可惜在三十几岁时因“煤烟子”中毒而不幸去世；体育委员是范印波，一米八十几的大个，后来他在县五一粮库开车，因一场意外而不幸离世，当年也就三十几岁；文娱委员是岳丽娟，她也是校宣传队成员，当年因其容貌不错，曾是一些男生的追求对象，记得首当其冲的就是黄凯，其最终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生活委员大概是李晓燕，她学习很好，是班级前五名之一；学习委员由赵淑华同学担任。赵淑华个头不高，人很聪明，与同学们的关系很好。

当年的伊通一中，有三个风云人物，分别是一连八排的团支部书记陈晓丽、一连五排的团支部书记范中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书记王彩琴。这三位女将在校期间就入了党，下集体户之后都是集体户长，后来随着“双突”的浪潮，一路过关斩将而当上了大队书记，并几乎是同时坐上了公社书记的宝座，记得陈晓丽是西苇公社书记，王彩琴是五一公社书记，一连五排的同学王敏当上了新兴公社书记。

　　说完了高兴的事，再说说我不愿意回首的郁闷的事吧！由于父亲在“反右”斗争中的所谓错误，从工作岗位下放到城郊生产队，再加之比“贫农”逊色一些的“中农”成分，我作为“根不红、苗不正”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不受我们正班主任王桂芝的待见，再加上我年龄小，在她的心目当中当然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她所关心爱护的，都是父母“干事儿”的子女，什么这个“长”那个“长”啦，什么有用部门和单位的啦，像我们这些家在生产队，父母都是农民的子女，人家才没有闲工夫理你那。那时候这个王老师教我们政治，在那个年月主要讲的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也难怪，她作为体育专业的毕业生，除了当时极左思潮下空洞无物的政治课，还能会教什么？但是，在那看革命热情不看工作水平的非常时期，她竟然当上了我们连指导员，相当于学年组长（当时学校都模仿部队，学年是连，班级叫排，班自然就是小组啦），可谓大权在握。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学习好，表现也不错，也只能是最后一批才加入“红卫兵”的！入团？更是想都别想！唉，那个郁闷劲就别提啦！

后来这个王老师通过“后门”关系改了行（现在叫跳槽）去了县医药公司，听说当了个工会主席。也难怪，当时那个年月谁乐意当一个“臭老九”呢？清水衙门，收入不高，于是一些有门路的人就琢磨跳槽，王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吧！再后来医药公司解体，王老师有幸提前下岗，现在，不知她每月拿两千多元退休金，看到原学校退休老师们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会做何感想？

唉！那年，那月，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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