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闯鬼门关的老红军胡桂林

戴廷耀

2002年12月22日,在济南军区师范路第一干休所采访老红军马从炘，离开马老家,往北上坡几十米就到了老红军胡桂林的家,时间已近晚上8点，我没喘息又开始采访。由于胡老身体较差，讲话声音很小，他儿子胡会明（山东省高院法官,成了我的好朋友）就在边上协助介绍。
1911年胡桂林出生江西省赣县，1928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党，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大革命时期，胡老在江西赣南红色警卫营当战士，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司令部电台任通讯员、班长，军委总政民运部任民运干事、中央保卫局任执行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派往新编第二十九军任特派员，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副连长，第六八六团任连长，团教导队队长，山东郓城滕县独立营营长，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区司令部四科任科长，湖西军区独立团营长，微湖大队副大队长，湖西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
解放战争时期，在鲁西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
胡老为人谦虚，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从不居功自傲，乐观向上，但在战争年代的六次大难不死，在胡老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回忆。
胡老回忆说：“在江西苏区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战役中，我和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去一个小镇买菜，早上六点钟左右天才刚刚亮，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由于红军缺少防空武器，敌机在上空耀武扬威地超低空飞行，飞行员的人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楚，大家赶紧分散隐蔽，卧倒。只听到“轰轰”几声响，我便被震昏了，等到醒来时，我们几个身上被埋了厚厚一层土，炸弹在离我们三五米远炸开了一个深约两米，宽十几米的大坑，再炸过来一、二米，我们几个就去马克思那报到了。
第二次是红军长征走到四川贵州的一个交界地区，敌机跟寻红军低空盘旋轰炸，我们分散四处隐蔽，许多战马和来不及躲藏的战友，挑夫被炸死炸伤，我迅速跑到一个木板房里，先把电台、天线担子放置好，刚隐蔽好,一颗炸弹就在木板房附近爆炸，强大的爆炸和弹片把木板房掀翻了，周围的十几位战友牺牲了，我被坍塌的木板压住了肩膀，负了点轻伤，飞机飞走了，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整理好担子，又上路了。
第三次是抗日时期，我在山东湖西军区微湖大队任副大队长，有一次，我带着一个班执行任务，被日军包围，我带领战友们浴血奋战，拼死突出包围，我穿着肥大的棉袍子，穿着老百姓纳的千层布鞋，敌人路不熟，一下子就被我们甩了很远，可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在身后“咯、咯、咯”地乱叫，等突围出来后，发现身上的棉袍被打了有十几个子弹孔，前脚掌中间部位被一颗子弹纵穿而过划了一条沟，子弹楞是没沾到肉。
第四次是一颗哑弹救了我的命，那是1942年，微湖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有些地方招来的队员思想动摇更为恶重，一次，我带队执行任务返回时，遇到大队日军扫荡，为避免造成损失，我带领队伍在一个破庙里隐蔽待命，十几个战士有半躲着的，有蹲着的，有盘腿坐的，我当时坐在离庙门不远处，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面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一会儿我听到背后有人移动的响声，我感觉到有个东西顶了我的后脑勺一下，并有一声扣板机的响声，接着什么情况也没有，返队后，我将这一异常情况向大队长张新华，政委孙新民汇报，大家一致分析是王二幺干的，经审讯，他承认想趁黑在我毫无防备之时暗杀我投降日伪军，拿我一个老红军的头去领几千个大洋赏钱。后来经请示批准，这个叛徒被我们处决了。
第五次是在对日作战时，那时是冬天，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打得正激烈时，突然一颗掷弹筒弹在我身后不远处爆炸，把我和警卫员一下掀翻在地，警卫员赶紧爬到我跟前，只见我棉裤档两侧被弹片划破多处，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丝毫没有伤及皮肉，我俩人对视一笑。
第六次记得是解放战争，我在鲁西南三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时，在攻打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一个寨子时，我正在前沿阵地手持望远镜全神贯注地指挥部队攻击，我警卫员赵恒胜站在我身边，他一米八多的个子，很灵活、勇敢，正当我们注视前方时，敌人一梭子弹扫过来，紧接着一阵排炮呼啸而至，小赵用身体将我重重压在他身下，枪炮声过后，小赵身上一层厚厚泥土，我却安然无羔，好险！不是小赵机灵，我的命这次就报销了……。说到这里，胡老爽朗地笑了。 胡老接着说，我去年九十岁时，我请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来家吃饭，他是我们江西老表，当时答应来的，正值山东省委开常委会离不开，他亲自写了一副字来祝贺，叫秘书送来的，我顺着胡老的手指方向，在房间正上方，吴官正书记的题词：“贺胡桂林同志九十华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2000年1月”。

夜深了，胡会明请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司机送我回旅店。到达旅店巳过晚十点，放下设备，发现肚子“咕、咕”作响，有些饿的感觉，我下楼买桶方便面解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