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大纪案探析

几度春秋

柴大纪案探析 Research of Daji Cai Case 祝再红 Zaihong Zhu 　　内容摘要：柴大纪案是多重因素所致。福康安弹劾是次因。德成上奏是关键。乾隆帝的彻查，对大纪指控有据，罪证确凿，其认罪态度决定了悲剧命运。 Content Abstract: Daiji Cai case is caus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impeachment from Kangan Fu was not the first cause. The memorial submited by Decheng was the key. Emperor Qianlong's thorough investigation found evidence of Da Ji's accusation. And Daji's guilty attitude determined the tragic fate. 关键词：贪纵废弛酿激事变延误军机 Key words: corruption, brewing incident, delay military aircraft 　　柴大纪（1729—1788），江山长台人。1783年始任台湾总兵，1787年任福建水陆提督兼总兵。1788年7月被乾隆帝以“延误军机”腰斩，横尸燕市。　　大纪之死，《清史稿》的《柴大纪传》这样记载：“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橐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大纪有功无罪, 为福康安所不容, 高宗手诏, 可谓曲折而详尽矣, 乃终不能贷其死。”　　一些史家评述该案大多因袭此观点，认为乾隆帝“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本文以所见史料，探析此案。柴大纪出任台湾总兵，时台湾只设府。他是最高军事长官，统领官兵12176名，除去舵工水兵名粮等项，实有兵丁11957名。除驻守澎湖3000名，台湾岛上实际不足9000名。　　1786年11月，台湾林爽文组织天地会起事。会党攻县城，杀官兵。十天时间连克彰化、诸罗县城，府城也岌岌可危。大纪一面飞报闽浙总督常青，一面领兵收复诸罗县城。因兵力单薄，终又被林爽文包围在诸罗县城，坚守待援，时间竟达五个月。乾隆帝擢升他为提督，封一等义勇伯，就是鉴于他在这期间的立功表现。然而当林爽文变乱平息，大纪寄望评功论赏之际，其厄运也就开始了。乾隆帝先是派人对其暗中调查，接着革职拿问，最后钦定腰斩。如此戏剧性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大纪被杀，真是因为其对福康安礼数不周，遭弹劾，甚至受诬陷所致吗？那就看看福康安向乾隆帝奏了大纪什么以及乾隆帝的反应就清楚了。　　福康安在赴台的途中就给乾隆帝上奏，认为常青、恒瑞、柴大纪指挥有误，并举例证。乾隆帝说：“此三人中，柴大纪尚为出力可怜，不必过责。”此时，大纪与福康安尚未谋面，谈不上有什么过节。乾隆帝是替他说话的。　　1787年12月15日,福康安已解诸罗（此前已改为嘉义）之围。他又给乾隆帝上奏：“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自诸罗杀出之事；臣面加询问，据称因系损失多兵，贼围仍不能解。惟有据实陈明，恳请革职。但观其人尚奋勉，可否酌留海坛镇总兵原任？查诸罗被围数月终未失陷者，实由众民一心奋勇，又略得饷银接济，方能保守；与昔日希波军营被围绝饷，景象迥不相同。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①”。　　福康安对柴大纪的不满跃然纸上：一、谎报军情；二、“诸罗被围数月终未失陷”，非他一人之功；三、 “人本诡诈，不可倚任” 。所以他对蔡攀龙和柴大纪的态度迥异。 接福康安上奏第二天，乾隆帝谕旨：“至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至彻夜不能成寐”。乾隆帝想些什么呢？首先，他认为“此次台湾逆匪滋事以来，……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驻守县城已经半载，经贼百计攻围、时时窥伺，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卒能保护无虞。虽伊节次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或间有虚词谎报，……但伊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接着，他反驳福康安所奏，极力为大纪辩护，说：“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於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內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墮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即如柴大纪前奏‘贼匪攻城时，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砲，分路攻犯，被官兵砲击碎枋车’一节，若果是虚词，现在福康安奏到‘进抵县城，追杀贼匪，夺获攻城大车二辆。又于兴化店地方，贼匪经官兵追赶，大砲、鸟枪遍地遗弃，俱为我兵所得’等语；可见柴大纪前奏贼匪大车架砲攻城之处，实有其事，并非虚词之一证。又柴大纪所奏‘县城粮食匮乏，地瓜、花生俱尽，以油粮充食’之语，虽县城被围时义民等尚有捐助粮米零星接济，兵民未必遽至尽食油粮；但当情形紧急之时各路援兵并未即时前进，柴大纪目睹县城粮食兼尽，至以日食油粮为词希冀援兵速到而普吉保、恒瑞两路尚复观望不进，若再实有粮米则两路之救援更缓，此时县城之存亡尚未可知，又安怪柴大纪之过甚其词耶！”然后，他一针见血指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屡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最后，他责备福康安“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陞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又岂可转没有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②。 　　可见,大纪对福康安礼数不周，遭弹劾，确有其事，乾隆帝心知肚明。所以他极力为大纪辩护，不认为大纪有罪，更谈不上有杀他的念头。他反驳了福康安奏大纪的“人本诡诈”说法，点出他奏大纪出于私心，责备他不识大体，不审时务，不坦怀相待。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大纪守诸罗城有功这个基础上的。这是让乾隆帝感动得掉下眼泪的大功,立此大功之人，“岂肯据毫无指实之词，遽治以无名之罪耶？” 1788年5月29日，福康安等上奏对大纪的处理意见：认为其罪有三：一、延误军机；二、废弛营伍；三、居官贪渎。 “合依将帅故意迁延贻误军机斩决例，拟斩立决”。 这是给大纪定罪量刑，是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等奉乾隆帝之召，经大量调查后对大纪所犯罪行的商议意见。虽然最终的结果与此奏折所议无异，但这不是最后的裁定。乾隆帝对这份奏折的意见是“斩监候”，即死刑可以，但缓期执行。若缓期执行，大纪还有生的希望。这之前的黄仕简和任承恩两提督，也是因“延误军机”被判取死刑缓期执行的，最后都没有杀。　　所以，说福康安因个人挟怨致大纪被杀，并无真凭实据。此案的关键是，乾隆帝为什么对大纪的态度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这与工部侍郎德成有关。 德成自1769年起担任工部侍郎，主要负责河工、筑城等工程的筹划、验收工作。1787年12月24日，乾隆帝接见到浙江巡查海塘工程返京的德成。“二十五日，諭军机大臣曰：‘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偶询及柴大纪平日居官声名如何？据奏：“风闻柴大纪自复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渎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过会匪党伙，听从附和人数无多；因存城之兵无几，不能即时搜捕。贼匪纠肆扰，距府城止三十余里，而柴大纪尚不思前往堵御；经永福催令出城，始与打仗。又因兵少败衄，以致贼匪益肆猖獗，不可复制”等语。若如所奏，是柴大纪在总兵任內贪纵不职，违法牟利；于贼匪起事之初，任意玩视。使贼匪得以鸱张、蔓延日久，竟由柴大纪贪纵废弛，酿激事变；其平日劣迹已属确有可据。浙江既有风闻，福建自更有议论。福康安到彼后，于柴大纪种种劣迹自必有所见闻，即应访查明确，将其实在款迹据实参奏。乃仅沾染绿营习气，狡诈难信，而于柴大纪平日如何侵贪激变之处，并未逐款指出。只含糊具奏，岂欲待朕自为揣度耶！试思柴大纪守城有功之人，若止凭含糊无据之词，岂能将伊治以无名之罪！今朕于召见德成，无意中偶然询及，始悉此等情节。而德成於朕询问时，初犹以柴大纪屡次邀恩懋赏，未肯遽行陈奏；经朕再四开导，始一一具奏。’③”　　乾隆帝对大纪态度的变化,这道谕旨说得很清楚。德成不是主动上奏，起初还是有顾虑的。所以其作用就非同一般。乾隆帝觉得自己为大纪的假象所惑。为求真相，他要求“所有德成指出柴大纪各款及此外有何別项劣迹？並著福康安、李侍尧各行严查密访，据实参奏”。　　这时，大纪还在诸罗处理变乱的善后事宜，但对他暗中调查已经开始。并将此前赐他的一万两赏银，“暂停给发”。 接着派人讯问在京的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前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任承恩说大纪废弛军纪，林文爽起事后迁延出兵，庸懦无能。乾隆帝又命浙江巡抚琅玕、福建巡抚徐嗣曾也调查大纪，回奏内容均与德成相似。　　1788年1月23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回奏，证实了部分台湾驻军渡海到内地，留台士兵也各有营生，并不训练，守军缺额严重等。乾隆帝综合分析了上述官员调查结果后认为“此次台湾逆匪滋事，皆由柴大纪酿成”，下旨即日将大纪革职拿问，并令浙江巡抚琅玕派人查抄大纪家产。　　2月27日，台湾全郡平定，乾隆帝开始追究台湾大规模变乱的责任。台湾官员中有贪婪名声的都受到追究。浙江巡抚琅玕派人查抄大纪家产时审讯了其家人，据其弟、其子供称，大纪担任台湾总兵两年期间，得五、六万金。最后查实纹银29000余两，而大纪薪俸和养廉银年约2400余两，差不多是他12年的正常收入④。乾隆帝开始认定，大纪是台湾变乱的祸首，甚至抹杀了他坚守嘉义的大功，要求福康安、李侍尧对他彻查。　　福康安、李侍尧彻查后的奏折前已引，证实大纪有罪，按律当诛。 　　7月中旬，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三法司复核该案。 在审讯中，大纪承认收受贿赂，废弛营伍。但对“延误军机”一罪极力辩解：在彰化没有迅速扑灭变乱苗头，是因为要回府城调兵；在府城外逗留，是等待民夫搬运军备物资；收复嘉义后没有乘胜追击是由于兵力薄弱。　　乾隆帝对大纪的认罪态度很不满，他认为“柴大纪复思狡展翻供抵赖，并供称‘德成前在台湾连日审讯义民，诱令如将柴大纪赃罪指出，必有重赏，如不实说，即行治罪’等语。朕命将节次申谕福康安谕旨，令其阅看，并经朕亲行廷讯，始俯首无辞。而于认罪之下，仍思狡饰。柴大纪一案，朕专交福康安、徐嗣曾审办，德成不过系派往勘估该处城工，并无审事之责，与伊何涉？妄行攀指。柴大纪之意，不过因此事系德成前在浙省有所风闻，到京因朕询问据实奏明，始行查办。遂心怀忿恨，欲乘机将德成扳陷，伊或可希冀脱罪。奸巧之极，甚属可恶。柴大纪竟系天夺其魄，自行取死，岂可复从宽典！⑤” 乾隆帝原本念他守嘉义有功，可以从宽处理，将“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但他“欲乘机将德成扳陷，伊或可希冀脱罪。奸巧之极，甚属可恶”， “著照所拟，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大纪的命运就此定格，受其牵连的，共119人。　　大纪以“延误军机”罪处斩，在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三法司复核时，他又逐条辩驳，那么他“延误军机”的罪名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呢?　　《清实录》记录了乾隆帝的看法：“柴大纪废弛营伍，甚至私令兵丁渡回内地贸易牟利，以致存营兵少。而与贼匪起事之初，柴大纪正值巡阅各营，并不及时前往查办，转回府城。及贼匪距城三十里，尚不思带兵出城剿捕，此三事是柴大纪最重之案。是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⑥”　　这是乾隆帝经过多番调查，对柴大纪犯罪事实的认识。在他看来“延误军机”证据确凿，不容抵赖！　　闽浙总督李侍尧于1788年1月10日的奏折提到：“至前岁贼匪滋扰一事，臣亦闻将至府城，柴大纪恇怯，不敢出战，永福、杨廷理催令出兵，杨廷理并面加斥让，激以将总兵印见付，我当代为杀敌……⑦”面对敌人进攻，总兵还要文职官员催促出兵，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大纪的“延误军机”！　　台湾学者张妙娟在《清代台湾吏治问题的个案研究--柴大纪案》一文对此也有较详细的研判：“首先是彰化知县俞峻与副将赫升额便禀会党可能酝酿抗官，请他留在当地驻守镇压时，柴大纪却先返回台南府城，直到9天之后才派兵300名前往查缉会党。当时天地会正筹划酝酿之际，若是当机立断驻守彰化，以总兵坐镇之威望，并配合调兵之权谋，柴大纪或许较能掌控林爽文等会党活动情形，会党也可能有所顾忌，不致妄动。如此一来，或能防范动乱于未然。等到300名援兵于11月20日抵达大墩、彰化，会党已经预备了13天了，况官府所增兵力不过300名，对已经纠众准备抗官的会党而言，何能构成威胁？11月27日，大墩营盘的仓促被攻陷，官员阵亡，可说是柴大纪失去先机又轻敌所致。　　其次，11月29日，彰化失守之后，12月1日，台湾道永福、台防同知杨廷理催促柴大纪发兵剿捕，柴大纪先派400名前去救援，12月5日自己才带兵400名出发，不料未到诸罗，当天诸罗又陷敌手。常谓‘兵贵神速’，柴大纪在平定会党的初期一再犹豫不前，延误军机，以致清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求清廷大军渡海来台。......柴大纪在乱事初起时的处理怠慢与林爽文势力的壮大不无关联。⑧”　　同时该文还分析了大纪“延误军机”的原因，“柴大纪两次任台湾总兵官（乾隆48年10月至50年11月；51年6月至52年10月）两年七个月。其任事的殷勤与怠慢对台湾军务的治理有其相当程度的影响。林爽文之乱初起，柴大纪不能有效遏制乱事的扩大与他个人阵前的调度失策有关，而调度不灵活，战力不足则在于平素疏于训练操演。平日疏于训练操演，又因为总兵纵容兵丁包差代役，在外贸易营利。总兵的纵容，则是为了贪图陋规，谋取私利。⑨” 　　上文的分析有理有据，“延误军机”绝非栽赃陷害！ 综上所述，柴大纪案由多重因素所致。福康安的弹劾，只是该案的序曲，德成的上奏才使该案总爆发，高潮是乾隆帝指挥的大规模调查，结局血淋淋的冷酷！大纪虽有罪，本不至于死，是他“奸巧之极，甚属可恶”断送了性命。本人认为，大纪有守嘉义之功，也有“延误军机”之罪！倘若他平时忠于职守，无贪渎劣迹；倘若他不居功自傲，注意礼节；倘若他在廷讯时审时度势，认罪悔罪，结局未必如此之惨！所以该案指控有据，罪证确凿，功不抵罪；细节定成败，性格注命运，大纪处斩不算冤。　　参考文献：①《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94②③《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95 ④《清实录》第401-402页⑤《欽定平定台湾紀略》卷57⑥《台案汇录庚集》⑦杨廷理《东瀛纪事》⑧⑨《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