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英国职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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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国门初开，万象更新，我竟成了英伦直接从华夏大地聘用的第一人。

旅英数载，他乡的风土人情，职场的波谲云诡，人世的冷暖际遇，点点滴滴，至今仍在记忆里翻滚。

蓦然回首，三十载春秋如白驹过隙，沉浮往事冉冉浮上心头，禁不住提起笔来，记下这盘海外的棋局。

一、英国首次在华招聘

一切的因缘，起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广州。那天风日晴和，微风拂袖，空气中仿佛酝酿着某种美好的允诺。

上午十时光景，我正在总工室伏案审核项目，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宁静。对方自称东方宾馆的前台，转达肯尼迪博士的留言，约我下午三时，于宾馆大堂相见，说有要事相商。

肯尼迪博士是英国某公司的董事，曾为普利茅斯大学的系主任，是当年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个子不算高，身形略显清瘦，行动却透着矫健与敏捷。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刚毅而果决，包裹着一颗耿直忠厚的心。我们因公务在英国结识，一来二去，竟成忘年知己。

那是一九八八年，单位引进一套设备，需派人赴英培训，我有幸被局长钦点，兼随行翻译。

培训期间，我作为翻译与肯尼迪博士直接对接，彼此的信任便在公务中悄然滋长。他甚至邀我到他家度周末，幸会他的家人，至今想起，心头仍觉温热。

下午三点，我准时踏入宾馆大堂，肯尼迪已在等候。几句寒暄过后，他便单刀直入，说明此次专程来穗，只为推荐我去英国留学。虽出乎意料，但从他坚定的眼神，我读出了不容置疑的诚意与期望，于是，毫不犹豫应承。博士当即取出纸笔，写下五位教授的联系方式，嘱我尽快申请，并特别注明由他推荐。

不久，五所大学果然都发来录取通知，只是学费与生活费，于我而言乃天文数字。我只好写了一封信，委婉告知肯尼迪博士，谢了他的美意，心里不免有些黯然。

谁知次年九月，肯尼迪竟再次专程来到广州，带来达菲尔博士招聘研究助理的消息，月薪一千余英镑。那时我国内的月薪不过百余元人民币，这几乎是百倍的跃升。内心自是欣喜若狂，面上却强作镇定，感谢他的相助，欣然应聘。

待到申请签证，才晓得需要工作许可，而且英国只签发给欧洲匮乏的特殊人才。多亏达菲尔博士与学校多方努力，我才获得三年的工作许可。

后来了解到，在英国连续工作四年便可成永久居民，内务部因此在工作许可延期时对我百般刁难，两次都只延五个月，且屡次要求学校终止我的合同。

直至九四年初夏，我提出一个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计划，老板如获至宝，极力要求学校挽留，内务部才不得已作了第三次延期。

在驻英大使馆报到时，文化参赞位东先生告诉我，自己是英国从中国直接招聘的第一位专才。

二、感叹世态炎凉

九一年春节刚过，我辞别父母家人，怀揣一千多块港币，经香港，只身飞往伦敦，闯荡陌生的江湖。

尚未踏入国门，便在海关遭到边检的阻拦，理由是我携带的现金太少，不足以支付生活。我当时异常镇定，坦然取出工作许可与聘用合同，申明次日便可领取薪酬。一番据理力争，海关终于按章放行。第一次与外国人斗智，让我初尝有理走遍天下的滋味。

从机场到大学，有二百公里路程，需辗转数次地铁，再换乘火车。自火车站到学校，乘的士不过十分钟，可我那时手头拮据，只能拖着行李，一步一步负重前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带着满身疲惫，终于在下班前敲开了系办公室的门。

我的上司达菲尔博士，见面时极其热情，甚至安排我在他家暂住一周，以慰我离乡背井的孤寂。得如此厚待，我心中窃喜，以为遇到贴心老板，浑然不知，一场剧烈的风暴，正悄然临近。

达菲尔博士时任教学总监，地位仅次于系主任，资历却最老，在系里经营数十年，不免有些独断专行，连系主任也不大放在眼里。他身高二米，膀大腰圆，说话疾言厉色，总带着几分盛气凌人的姿态。然而，他也言而有信，夫妻二人还收养了两个男孩，心地里存着良善。

朝夕相处七日，老板发现我的英文实在差劲，莫说学术交流，便是日常沟通也成问题。他与校方高层商议后，竟决定立即将我辞退，并通知了肯尼迪博士，请他出面协调。

尽管肯尼迪说得十分委婉，我已察觉事态的严重。我不愿连累恩人，更不甘心就此灰溜溜地离开，折了国人的颜面。沉思片刻，我提出一个折中之策：请学校给我半年试用期，若到期仍不满意，合同自动终止。

几天前还为镇住边检官而自喜，转眼便遭遇这滑铁卢，我心中五味杂陈。异国他乡孤立无援，满腹的憋屈只能自己咽下。我深知，从此须运筹帷幄，步步为营，不只为自己，更是为家人，为荣誉，背水一战。

三、为荣誉而战

我破釜沉舟，决定入住学校的别墅单间，并要求独立的工作室。深知口语非一日之功可改善，我将全副精神倾注在项目，反复研读前任的博士论文，探寻其中的突破口。当时定下的目标是三个月摆脱窘境，半年内重整旗鼓。

经过一个月的日夜煎熬，我竟从前任的论文中找出三大破绽，并提出了改进之策。这令老板十分诧异，他既未料到前期研究有瑕疵，更没料到我能在短时间内提出善后方案。他对我的态度，自此开始有了转变。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双方的博弈，其实才刚刚开始。

一日，我去伦敦办事，归来已晚，便打的士回校。报销时，老板竟不同意报的士费，言语间还夹着冷嘲热讽，隐喻华人不识时务。金钱本是小事，但侮辱人格却断不能忍。

尽管自身处境堪忧，我还是决定向项目基金会申诉，追讨这的士费，讨回一份尊严。不久，基金会联系了老板，希望平息此事。达菲尔不得已作了让步，从此再不敢在言语上羞辱我。

时光推移，老板对我渐渐以礼相待，甚至主动引荐我结识了谢菲尔德市土木署的总工程师皮尔逊先生，安排我到其辖区见习两周，熟悉英国的行业规范与运作。

皮尔逊先生身材微胖，说话慢条斯理，和蔼可亲。他安排我到各部门察看，容许我翻阅内部资料，使我受益匪浅。

他还与夫人一同邀我观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与我一起为中国队入场喝彩助威。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

五个月后，我的一篇学术论文被录用，我第一时间将喜讯告知老板。他手持录用函，欲言又止，神色闪烁，良久，才吞吞吐吐地表明，想成为第二作者。目睹他那近乎乞求的神色，我心中那点不忿瞬间冰释，当场应允。

老板肯屈尊恳求，可见他平日发表论文甚少，晋升机会无多，高级讲师大约已是他的极限。我于是决定，将论文作为博弈的筹码，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提升自己的存在价值。

其后五年，我陆续发表十一篇论文，除一篇在希腊发表的之外，其余皆谦让老板为第一作者，助他荣升为教授，大幅提高了他的学术地位。

通过这几次的交锋与合作，达菲尔终于与我坦诚相见，尽力维护我的基本权益，包括同意我涨工资，甚至放权让我自己选择博士答辩的校外评委，使我得以顺利通过评审。

四、竭诚为华人服务

拼搏两年，自觉脚跟已稳，我便接家人来英团聚。次年，英国经济越发萧条，房价跳水，我们果断买下一幢二层别墅，总房价只是我三年的薪水。别墅离学校步行只需十分钟，一家人总算在异国他乡安定下来。

为使家人尽快融入华人社会，我积极参加华人社团活动，并自荐到华人周末学校教授中文。那时的华人社会，大抵由香港人主导，也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圈，内地留学生很少参与社会活动。

据了解，公派学生每月仅有国家资助的两百英镑，只够个人糊口，无法支撑家计，故而都需打工维持生计，无心也无力应对社交。

当时还有个怪现象，不少内地学生勤于学习粤语，反将英语搁在一边，后来才知，中餐馆的老板全是香港人，沟通非得用粤语不可。

因自己的职业好，学历高，又通粤语，人缘便不差，很快赢得当地华人的信赖，不久当选为郡华人协会主席，兼华人周末学校校长。

任职期间，我尽力为华人争取利益，为周末学校申请到少数族裔基金，添置了些教材文具。我也积极组织社交活动，举办郡内第一届华人羽毛球比赛，邀朋友到家烧烤，渐渐赢得大家的信任与推崇。

五、攻读博士和EMBA

入校不久，我得知学校鼓励员工进修，学费全免，当即要求攻读博士学位，却遭老板拒绝，理由是我须先读硕士。

我极力向他说明，中国的硕士需学习、研究三年，完成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水平实等同于英国的博士。我还出具了读研期间发表的六篇论文，力图打消他的疑虑。

此外，我又草拟了博士论文大纲，将攻读博士与研究项目挂钩，承诺每年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最终博得他的同意，由他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又邀系主任担任第二导师。

待到博士答辩，老板主动向我示好，由我选择校外博士评委。鉴于其他留学生答辩失败的教训，我决定邀请两位业内朋友担任评委。他们都是行业翘楚，对答辩似乎并无兴趣，我们一同探讨项目的未来，答辩在愉快的交流中结束。

九四年博士毕业典礼前夕，我安排父母来到英国，分享这份成功的喜悦。父亲尤为自豪，庆典上手持相机，四处拍照，那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父母住在我们新置的别墅里，欣赏孙子流利的英文，游览伦敦、牛津等地的名胜，呼吸着异邦自由而新鲜的空气，享受天伦之乐。

获得博士后，我又申请免费业余攻读EMBA，夜间上课。老板心中虽有不悦，却找不到理由反对。在系主任的支持下，我如愿注册。

EMBA的淘汰率近半，最难的是案例分析，事先不知考哪八科。经过两年业余苦读，我终在九六年获得EMBA学位。

六、获取专业资格

我深知，在英国，专业人士必须获得相关机构的认可，才有执业资格。

我承担的項目，其指导委员会主席由郡交通局长格林汉先生担任，他也是时任英国公路与运输学会（IHT）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肯尼迪、达菲尔、皮尔逊等，皆是IHT的院士。

几年交往下来，格林汉主席对我的能力渐趋认可，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主动推荐我为IHT的法定会员。据格林汉介绍，我是IHT第一位中国籍的法定会员。

随后，我又相继成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英国特许工程师。到了香港，我又获准成为香港工程师学会的法定会员和执业工程师。这些头衔，如同一个个坚实的台阶，铺就了我的职业之路。

七、希腊公务旅行

九六年春，我的一篇论文被希腊的一个学术会议录用，获邀前往宣读。

老板同意我去，却不愿承担费用。几经周折，他才终于答应支付旅费，使我得以踏上那片古老的文明之地。

会议在希腊第三大城市帕特雷举行。会后，我便直奔雅典，做了几日快乐的背包客，瞻仰卫城的雄伟、帕提农神庙的庄严。

随后，我又乘船漫游爱琴海，那星罗棋布的岛屿，圣托里尼岛上童话般的白屋，以及号称世界第一的落日，都成了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卷。

八、职业生涯转折

旅英第六年，次子降生，为家庭注入新的生机，阖家欢乐。然而，我的最后一期合同也即将到期，老板不再申请经费，我必须另觅出路。

我们邀请岳父母来到英国，一则让老人开开眼界，二则也可帮忙照料孩子。岳父母在英期间，达菲尔夫妇还设了家宴招待，让老人品尝了地道的英式菜肴，见识了富人的豪华庄园。

免去了后顾之忧，我便全力四处求职。自恃拥有高学历与多项执业资格，外加十余年工作经验，本以为会受雇主青睐，结果却大失所望，发出的申请大多石沉大海。

思忖再三，我决定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香港。不久，一家上市公司愿意录用我，聘为高级工程师，我欣然应允。
为协助我们举家搬迁，岳父母延长了在英的逗留期限，三代人一同踏上了回归之途。

九、老朋友再见

香港回归前，达菲尔教授携夫人专程来港探望我们。他乡再见，彼此都格外高兴。

我们以中式盛宴款待，达菲尔夫人对着烤鸭兴奋得手舞足蹈，竟跳出画面，要求与服务员合影。

几年后，我两次组团赴欧考察，也顺道拜访了肯尼迪博士与皮尔逊先生，延续了这份跨越重洋的友情。

回首这段海外阅历，世态的炎凉，确是镂骨铭心。迈出国门，须得夯实基础，唯有自强不息，方能于陌生的天地，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纵观数十年的职业生涯，我深感提前规划的重要，基层的历练是根基，而思维模式往往决定人生格局。只要持之以恒，终究会遇见风雨过后的彩虹。

这盘三十年前的棋局，落子无悔，其中的甘苦，都化作生命里最耐人寻味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