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江和平

2016年我去北京的金手杖老年公寓看望母亲时，得知97岁高龄的何学庄阿姨也住在这里，我多次拜访了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当何阿姨说抗战时曾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了五年时，我十分吃惊：当年延安的条件那么艰难，怎么还会有如此规模的大学呢？何阿姨打开珍藏了76年的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科书、笔记本、老相片，给我讲述了一件件难忘的往事。 何学庄1919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36年参加革命，1940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医生，1946年赴东北哈尔滨、沈阳等地医疗部门任医务处长、院长等职，196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医务部主任，1983年离休。 1983年11月汤钦训与何学庄夫妇 何阿姨珍藏的教科书长25.5厘米、宽18.5厘米、厚5厘米，粗布封面，粗线缝制，前一部分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油印的《诊断学》，后一部分是1944年“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卫生部”铅印的医大教材之五《内科学》。笔记本长20.5厘米、宽16厘米、厚1厘米，是由一本“妇科学”笔记和三本“外科笔记”合订而成。包裹教科书和笔记本约一米见方的包袱皮，是由三块宽约40厘米的粗布缝制而成，这块延安大生产时期生产的粗布，原本是蓝底白花的，现在已变成黑底白花了。
何阿姨珍藏的老相片分别是： 1940年朱德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作报告 1942年第16期同学在延安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上课（何学庄前排中） 曲正等人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大门 1983年5月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聚会（何学庄二排右2） 1996年10月卫生部庆祝长征60周年聚会（何学庄二排右2） 　　光荣传统的医科大学

何阿姨告诉我：为适应艰难卓绝的革命战争需要，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江西瑞金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卫生学校。1936年10月，该校在王斌校长的带领下，随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红军时期，卫生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还救治了大量伤病员。

学校迁至延安的柳树店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多次到校视察。1940年，毛主席提议将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并为该校第14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的这个题词，至今依旧是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朱德总司令也亲临学校看望师生，那时学校的大礼堂还没有盖好，总司令就在院子里给大家作报告。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校章》规定，学校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中国医科大学挺进东北。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为沈阳医学院，改革开放后恢复中国医科大学校名。

受益终身的学习生活

何阿姨回忆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16期的五年大学生活，仿佛就在昨日。那时学校分初级班与高级班。初级班学员要求的文化水平不高，学期为一年或两年。高级班学员文化水平要求高中学历，学期为五年，包括一年实习。何阿姨所在这期高级班学员开始只有16个人，其中7位女同学。后来他们上临床课时与初级班学员一起听课，共有30余人，其中有五、六位老红军。

民国时期名列前茅的医院与医学院当属南“湘雅”、北“协和”、西“华西”、东“齐鲁”。学校的老师大都来自这些著名医院以及北大、清华等大学，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老师们边授课，边在约有200张床位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伤病员看病。

大学学习的课程包括解剖、组织、生化、生理、病理、微生物、寄生虫、药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还有政治、军事等。那时教材数量有限、非常宝贵，基本上是老师们参考带来的英、美、德、日教材，经翻译、编辑、刻蜡版、油印后发给同学们的。有的老师授课没有教材，同学们就边听课、边记笔记。

老师们编辑的教材规范、准确、全面、实用，使何阿姨受益终身。例如陈应谦老师编辑的《药理学》教材就是其中之一。何阿姨在医院实习期间遇到过一位名叫拴柱小病人，患有寄生虫病。给拴柱服用了杀寄生虫药物后打下了寄生虫，但不久出现浮肿、尿红血球、肾脏损伤的症状。何阿姨仔细分析：拴柱住院时只有寄生虫这一种病，住院后仅服了一种抗寄生虫药物，问题可能因该药引起。何阿姨找出陈应谦老师编辑的《药理学》教材书，查出了病因：书上标注英、美人服用该药的剂量大于日本人的剂量，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属亚裔，用药剂量应相近。而给拴柱服用的药物剂量是按照英、美人服用的剂量计算的，所以剂量较大，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何阿姨遵照上级医生的指示给拴柱注射葡萄糖等药物解毒，拴柱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那时学校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仅有一些小平房和窑洞。师生们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他们建起了大礼堂、图书馆、教室以及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等实验室。没有骨骼标本，他们就找来尸体，自己加工制作成骨骼标本。何阿姨珍藏的笔记本是从大后方带去的，延安没有这么精贵的本子，她一点也不敢浪费，笔记中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顶到本子的边缘。学习缺少纸张，同学们就到郊外割马兰草，送到造纸厂去。那里的工人把马兰草打成浆，做成马兰纸，开始纸张很粗，后来越做越细了。

当年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老师每月仅有2元钱津贴，学生没有津贴，生活用品靠自力更生解决。同学们利用学习间隙去背煤、打柴、开荒、种菜，改善生活条件。没有线，就把破线袜子拆成线用：把线头系在小树枝上，树枝插在小土豆上，捻树枝一转，线就拆开了。

抗战时期延安的医院有党中央所属的延安中央医院，有中央军委所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边区政府所属的边区医院。同学们学完理论课后，就到医院去实习。何阿姨学完四年理论课后，先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实习了半年，又在延安中央医院儿科实习了半年，之后随中国医科大学奔赴东北战场。

医学精英的老师同学

中国医科大学建校至今，培养了数万名医学人才，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后来多数成为国家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如卫生部门的部长、厅长、院长、工程院院士等。

年近百岁的何阿姨至今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指着老相片上的老师一一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校长王斌，外科老师鲁之俊、王抗博、谭壮，药理、眼科老师陈应谦，生理老师薛公绰等。还有与她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们：刘夕清、王大钧、姚润华、尹醒、金宇、金如华、汪丝益、芦纳、欧阳辉、郭光、滕敏灿、杨格、智秉铮、李幼轩、山军、石实等。

虽然这些曾朝夕相处的师生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何阿姨还记着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往事。她珍藏的教材《诊断学》和《内科学》的一部分是黄树则老师讲授的，建国后黄老师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这本《内科学》是何阿姨与男同学贺定中交换来的。贺定中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毕业后奔赴前线，因行军打仗需要鞋子，何阿姨把从大后方带来的一双底很厚、晴雨天都能穿的力士鞋送给他。他把有“定中 ”签名的《内科学》送给了何阿姨。

无偿捐献革命文物

听了何阿姨的回忆，我无限感概地说：“阿姨讲到故事一定要流传下来！这些珍贵革命文物一定要保护好！”在我的建议下，何阿姨决定将文物捐献给国家。

左起张国欣、张雁之、杨海峰、何学庄、江和平 2016年6月22日，金手杖老年公寓的清朋华友学子园举办了“何学庄捐献革命文物仪式”，数十位老革命、老专家、老教授参加了仪式。清朋华友学子园创始人聂梅生教授带领团队，为此次捐献仪式做了充分的准备，给予大力的支持。八路军研究会常务理事、开国中将张南生之子张雁之作为特邀嘉宾到场，激动地回忆了母亲林纫篱与何阿姨在中学时共同宣传抗日、奔赴延安的历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征管部杨海峰部长从何学庄手中接过伴随她走南闯北大半生、依旧完好无缺的革命文物，代表军博感谢何阿姨捐献的文物与提供的资料，向何阿姨颁发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证书》，并赠送“福寿康宁”墨宝。 江和平介绍何学庄捐献的文物

此文刊登在2016年第四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