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史海钧沉“四队的北京知青”（下）》

云鹰

知青回忆录《史海钧沉“四队的北京知青”（下）》 小康开始积极表现，帮着贴大字报大标语刻蜡版推油印机散发传单，在著名的“红八月”，小康伙领一帮红卫兵同学去抄自己家，他们去晚了，早有其它学校的小将们捷足先登，把几间屋子翻了一个底儿掉。 小康的母亲早年就病逝了，家里只有他父亲，如今被勒令跪在院里，向人民请罪，每个“革命小将”都用皮带抽了这个“老反革命”几下，有人提议，该考验考验小康能否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了。 小康抡起皮带，狠狠地抽向父亲，皮带扣打在父亲头上，血流了下来，这个瘦小的老男人突然抬起头看了小康一眼，这目光中没有痛苦和责备，也没有乞怜，他深情地看了儿子一眼，目光中充满爱怜，好像皮带是打在了小康身上。 小康再次举起皮带的手突然僵在半空…… 小康的父亲伤痕累累，当天晚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康的哥哥嫂子在京郊的门头沟煤矿工作，等赶回家时只看到老康冰冷的尸体。 小康落了一个两头不是人，学校里的红卫兵认为他立场不坚定，斗志不坚决，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亲人们认定是他打死了自己的父亲，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去学校，他是“黑崽子”，回家？没有了亲人，他家的房子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分配了新住户，只给他留了一间南房，里边堆满了他家的杂物，他哪里还有什么家呀！ 1966年，小康才15岁，心智并不成熟，没死的决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活着到底为什么？ 1968年夏天，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用不着动员，小康是最早报名下乡的一批学生，他完全是自愿的，他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待着，在这片热土上，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盼着早一点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绝望之地。 要是小康一直活到今天，他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他的青春有无法述说的懊悔，一定悔的他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我认识小康以后，没和他说过几句话。那时他已经插队五年又七个月了，我只觉得他很孤僻，性格有点古怪，日子过得很苦，比别的知青还苦。 1974年春末，有一天上午小康路过我住的知青点，我招呼他进来喝口水，问他干什么去？小康说是上养路段，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有派民工的任务，去养路段修公路或者是去水利上修渠。 走民工挺苦，一走就是大半年，社员们一般不愿意去，小康自报奋勇，所以年年走民工。走民工的报酬是每天记12个工分，然后以工分参加生产队年底的分红。每个社员都有三分自留地，小康那份地自己种不成了，委托给合适的社员家，依惯例，按照三分地打100斤小麦（这是自留地的产量，每亩能打三四百斤）计，对半分成，他能得50斤小麦。 他背着行李，扛着铁锹，还带着几十斤粮食，要步行二十多里去养路段；带着这么多东西，生产队也没派人用小胶车送他。我下乡时带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对小康说我送送你吧。小康不肯，我执意要送，他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先把他的行李卷和粮食捆在后支架上，铁锹头朝前绑在车梁上，这样我和小康轮流推着自行车，上路了。 我和小康一路聊天，我知道了不少他的经历。 路过一个铁路小站时，我们俩坐在一个平时不过火车的支线的铁轨上休息，小康抚摸着冰冷的钢铁，说：“这铁道一直通到我家。” 那个小站的名字叫“景阳林”。 到1973年底，四队的北京知青还剩下五个，王存、孙小虎和康长胜，女知青是张淑德和石文英。其他五个知青，小韩是自己走的，小杜病退回了北京，临河机务段招工走了两个男知青，小周抽到公社中学教书去了。 自从村里来了北京知青，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去处，知青的住处成了“青年俱乐部”。男青年王四和知青们很熟，他对小石更关心一些，常从家里拿些猪油、鸡蛋、葱蒜的。这王四的名字不记得了，家里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王四”。 他家的成分是中农，但后来日子越过越穷，因为太穷，他家哥四个都没有成家，全家五个“光棍汉”，没有女人，他爹真成了“王老五”。 王存和张淑德两个人成了家，小张在大队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女知青就剩下小石一个独自生活，孤木难支，她和王四确定了恋爱关系，按村里说法就是两人“好上了”。 1969年四月底，“九大”胜利闭幕，举国欢庆，各生产队组织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地去公社报喜，王四和十几个青年也参加了。 走到离公社不远的嘎毛河（总干渠）桥上，风把一张毛主席画像吹到河里，王四嘴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亢了（口渴的意思），扒到渠壕里喝水去了。 王四和小石两个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后来小石怀孕，肚子大了。两件事被汇报到公社，一根麻绳就把王四捆到了公社武装部，喝令他老实交代如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如何强奸了北京女知青。 王四是个机灵人，明白这两项罪名的任何一项，都能要了他的小命，所以死不承认。 反革命分子不投降，一根麻绳吊起来，打得王四杀猪般嚎叫，再问还是原话。负责审他的也是下手最狠的那个，王四打探出这个人姓龙，下次挨打时就大喊“龙大爷饶命！”后来用麻袋蒙住头打，他还拼命喊“龙大爷饶命”，打人的就住手了。 一头攻不破，还有另一头，公社里把小石请去，妇联主任亲自和她谈话，答应小石，只要承认是王四强奸，立马把她安排病退回北京，想在临河县里安排工作也行，只要小石一句话。 当时强奸女知青是很重的罪，小石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口，就是要了王四一条命，所以一口咬定是自己愿意的，死不改口。 这事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公社里有人一心揪出个现行反革命加强奸知青犯，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战果，到最后也没有搞出来真凭实据，没法往县上报，最后把王四放了。 王四回家那天，王家老少五个大男人，一起给小石跪下磕头，小石算是对王四有救命之恩。一场风波过去，王四和小石去公社登记结婚，王家弟兄四个，结果老四最先成了家。 每年冬天，养路段歇工，小康回到生产队，回到那间小土房。为了省柴火，他和孙小虎住在一起，小孙睡炕头，小康睡炕尾，中间用两个木箱子隔开，躺下后互不照面。 1974年底的一天，孙小虎和康长胜打起来了，那天他俩都喝了酒，小孙打小康，小康埋藏在心底近十年的仇恨一时迸发出来，死死地掐住了小孙的脖子不放。 小孙死了，康长胜很坦然，好像没事儿的人一样，继续睡觉，他在炕上，小孙就躺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小康把小孙的尸体塞到房子中间的菜窖里埋了，生活一切照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天就是1975年元旦，那天我去四队串门，我和王存、张淑德两口子还有小康，四个人一起吃的饭，晚上我就睡在小孙的铺位。我和小康躺在被窝里抽烟聊天，他很平静坦然，平常不爱说话的他，那天袒露心扉说了很多。 小康在春节后回了一趟北京，这是自1968年离开北京后头一次回去，他想在他父亲坟墓前磕几个头，说几句话。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他父亲既没有坟墓，也没留下骨灰。 如果小康的父亲有坟墓，他会和长眠于地下的父亲说什么呢？ 春节后，小康去了小孙父亲工作的那个派出所，直接对小孙父亲说我杀了孙小虎。 后来他被押回了临河县，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 小康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把自己的遗体卖给了巴盟卫校做解剖实验用，一百多元卖身钱都买了酒和食品，请所有看守所里的人吃喝了一顿。 这是1975年5月，康长胜正好24周岁。 如果卫校的标本室还在用原来的人体骨骼当教具，如果其中某具骨骼的左臂有骨折后形成的瘢痕，那就是小康。他活着虽然不算幸福，但对生活会毫无依恋吗？他炕上那个木箱里还存着一袋糜米、一袋白面呢。 后记： 王存和张淑德在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的大潮中，按“病退”政策回到了北京，王存在北京公交公司8路公汽当售票员，张淑德被分配到街道工厂。夫妻俩回北京后有了孩子，我见到时刚学会走路，是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一个北京女孩儿。 王存的母亲家在王府井大街北梅竹胡同10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过几次，那是一个狭长的不太杂的大杂院，我从没想到过在距离繁华的王府井商场这么近的地方，竟然是这么真实的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胡同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如今大概早就拆迁了吧？ 孙小虎的儿子今年应该有五十了，不知道他找到自己的母亲了没有？听说小石后来也回到北京了，她的丈夫王四也一起来了。 绝大多数的知青回城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但对插队多年的知青来说，和家人团聚、享受城市文明，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了。 北京，祖国的首都，我希望你善待他们，善待所有的知青和外地人。 祝福所有的知青都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也希望知青的后代生活幸福并理解你们的父母所经历的一切。 （全文完） 2021-11于呼和浩特 作者：特木热夫（新三届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