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东汉中晚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特别是桓灵时期，皇帝均是十几岁登基，外戚专权成为常态。在文化上，虽然经学、史学并兴，但客观上持续着多家争鸣并进的局面。在书法演进方面，隶书为主要的日常所用书体，可是并没有强调书写的统一，多事的朝廷无暇顾及文字的书写，这给予隶书多样化发展一个极好的机会。《乙瑛碑》和《礼器碑》已经是法度严谨的隶书代表，在十几年后，《衡方碑》出现在距曲阜孔庙仅几十公里的汶上县郭家楼，可以说是对于规整飘逸类庙堂隶书的一大挑战。186年，介于“孔庙三碑”与《衡方碑》书风之间的巨作《张迁碑》，带着隶书多年的演变与积淀，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昭示着隶书的沉雄与伟岸、方正与宽厚，不能不说这正是隶书书写的一个很大进步。</p> <p class="ql-block">如果说《张迁碑》亦可属于规整类且大气磅礴的书法，而早于它的《衡方碑》，以表面的“拙”与“稚”，更多带来了民间书法的影子，给后人许多深刻的启迪。沃兴华先生论及分书的产生时说：“分书的各种特征在（西汉）汉宣帝时已全部产生，而且表现得相当娴熟了。与篆书相比，它完全属于一种新的字体，但是，它毕竟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要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论分书的产生》，</p> <p class="ql-block">1998年第四期《中国书法》）沃先生所谓“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从秦汉简牍中已经得到佐证。不仅如此，隶书成熟后亦然。细察东汉晚期的碑刻作品，民间书法的烙印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表现出它们的宽博与多样。书刻《衡方碑》者并非官方人士，据考系衡方的一个叫朱登的门生集多人之力而为。与大约出现在公元85年左右的《东汉任城王墓黄肠刻石》相比较，可从中看到民间书风率意的影子，如碑中的“衡”“碑”“尹”“术”“闻”“界”等字，书风稚率而体势奇逸，为整碑增添了异彩。</p> <p class="ql-block">我们之所以认为《衡方碑》有民间书风的影子，除了单字外，从整体书风的率真和笔《法厚重与“孔庙三碑”差别巨大上，与张迁碑》的用笔与章法不同上，都可以窥得其另类风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