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

螳川枫叶

——昆明1964年知青下乡安宁60年回望

1964年9月2日，昆一中下乡知青下乡前在昆明剧院前留影 1964年9月2日，500多名来自昆明市20多所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部分往届生，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昆明剧院参加了由昆明市委，市政府，昆明团市委隆重举办的欢送大会后，肩背行李，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革命歌曲，登上了昆明到安宁的汽车，怀揣着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别的崇高理想，来到安宁县三个公社的76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当中有自觉放弃高考、中考而涌跃报名的，有即便考上了大学、中专而放弃升学的，有烈士子女带头下乡的；有读完初二写决心书坚决要求下乡的，有归国华侨自愿下乡的，还有同胞兄妹、姐弟双双下乡的。总之，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离开优越的城市环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安宁农村经受考验，迈出了到安宁农村播队落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青春人生第一步。

从此，这一群来自昆明市的热血青年，有了一个终生难望的特殊名字 ——“昆明64知青”。
这是一群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甘共苦的一代人。
这是一群怀揣“雷锋日记”，立志以董加耕，侯隽，邢燕子为榜样，争做革命青年的一代人。
这是一群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作为奋斗理想的一代人。
这是一群在安宁农村摸爬滚打，在艰苦的生活与磨练中挺起了脊梁的一代人。
这是一群饱尝人生酸、甜、苦、辣，仍不屈不挠，踏实向前的一代人。
这群把宝贵的青春岁月溶铸在龙山脚下，螳螂川畔的特殊群体， 就是昆明六四届下乡安宁插队落户的“昆明六四知青”。

昆2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3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7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8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9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10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12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13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15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16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23中1964年下乡知青

昆女中1964年下乡知青

在农村插队7年多的日子里，他们和当地社员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甘共苦，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经受了繁重劳动和清贫生活的考验；从当记分员，生产队会计、政治队长等项工作中，学着做群众工作，培养了联系群众的作风；办黑板报、搞科学试验、当民办教师，组织文艺宣传队，把科学文化知识献给农村，一点一滴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把美好的青春献给农村。“艰苦奋斗，敢于担当，勇于拼搏，乐于奉献”成了六四届知青宝贵精神。

六四届知青为安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受到了历届安宁市委、市政府和安宁人民的高度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2019年，安宁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将知青林扩建并命名为”知青林公园“ ，一代知青的拼搏奋斗精神永远成为人们难忘的记忆。

”罗白七兄妹“

部分县农场知青

县农场知青

县农场知青

桃花大队部分知青在田间

夏祥书 万铮

桃花知青

杨安娜 杨建英在田间选种

地头学习

杨健英 纳汝仙 古玉莲

思邑大队知青劳动间隙休息

小桃花知青殷菊琼、张黎明、付美英、江菱菱在挂晒苞谷

大屯大队知青在编苞谷

象石大队知青

到省农展馆当讲解员的知青

讲解员留影

始甸大队新邑村知青

周堰 董启南

董启南等与社员合影

温凤麟 陈思雄

王小明和社员在学习

周清宜 郑宝娣在出墙报 郑宝娣等在田间选种

李启美

通仙大队部分知青合影于通仙桥

严则敏

赵 荣

陶正刚

胡 毅

浸长三队知青

大屯大队知青在收获的苞谷前留影 大屯大队知青在黑板报前留影

太平老村知青户

下乡一周年后，桃花大队小桃花村知青合影 下乡一周年后，通仙大队部分知青合影

松林大队武家庄二队知青

浸长大队官庄村知青合影

象石大队葡萄村知青合影

步行串连到达遵义时合影

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青龙公社知青老照片视频（黄河制作）

文艺宣传队员合影

文艺队演出中

文艺队演出照

点点滴滴诉说七年

——桃花大队知青插队纪实

黄 瑜

所说点点滴滴，是因为七年下乡的事太多，虽然很平淡，但却是难以忘怀的；所说点点滴滴，是因为毕竟过去了五十年，记忆力衰退了，只记得一些印象较深的“点点滴滴”。像点滴之水仍能折射出光亮一样管中窥豹，唤起七年插队务农的记忆，更何况是数百人的点点滴滴。
一、曾经的激情与“游说”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做好人、做好事曾一度成风，我和同班同学到东风公寓（旅社）打扫卫生，到翠湖公园用专用的木头短铲铲去打扫小木船渗进的积水……社会风气与今天大不相同。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刊登了邢燕子、侯隽、堇加耕、周明山及云南峩山七兄妹插队务农的事绩；《人民日报》发表了“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界线”的社论……上山下乡的热潮被掀起来了。记忆中，昆八中的优秀学生有报名下乡的了……消息传来，昆女中也热情涌动，高中生、初中生都酝酿着、交流着，学校黑板报上登了我要求下乡的申请，我和二十多个同学自愿放弃升学考试，报名下乡。从社会到学校，当时有两种声音——其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让高一级学校选拔优秀学生；其二，放弃升学的机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昆女中在大会上也作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动员……我们的母校是真正教书育人的学校，是对社会对个人负责任的学校。但最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热情占了上风。市委书记郭少川在书林街老市委大院内，在他办公室所在的一幢庄重的两层楼的旧楼房一楼大厅，接见了由团市委安排的几个学校的代表：昆女中有王珊和我，昆八中有王小明、陈思雄，昆七中有陈浩……共七个同学。这样，放弃升学机会下乡成了定局。
在团市委的安排下，我和王珊曾到二十三中、十一中和几个社区“游说”，讲为什么下乡，讲怎么做好准备过“三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记得当时团支部（整个初中部组成一个团支部）有团员思想反复，我和王珊坐公交班车到海口同学家里给人家“加油”……小小年纪，父母、家人、班主任，科任老师的理性的劝说都听不进去，一门心思盼着下乡，何等的稚气、何等的热情和冲动！
1964年9月2日上午，市里在昆明剧院召开欢送大会。按团市委安排，我写了一篇洋溢着激情、信念和奋斗精神的告别春城母亲的信，王珊代表全体下乡同学宣读了告别信……听着自己写的告别信、听着少先队代表给下乡大姐姐、大哥哥的致敬信，台下的我流泪了……就这样，我们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五百多知青分别安置到太平、连城、青龙三个公社和县农场落户。我到了连城公社桃花大队塘坊村插队务农。
后来，听母校咸宁小学的老师说，9月2日我们给春城的告别信，被学校作为语文课向学生讲授。下乡三十五周年和“知青林”建成纪念时，我曾两次托人寻找这封告别信，但未能找到。
二、付出代价的劳作
九月二日傍晚，生产队的马车把我们五个女同学接到塘坊一队，我和同班同学洪宝珍，还有羊惠清、李荣华、曾庆玲五个组成了一个家——知青户。休息了一天，九月四日我们就和社员一起出工了。当时正值稻谷成熟季节，妇女们主要的农活薅谷子。下田时，我们五人学着社员把裤子卷到腿部下了水田，社员们很亲切，都戏笑着说我们又白又嫩的双脚，我的脚掌又窄又瘦，几个社员说我长着双“黄瓜脚”。
薅秧、割谷子、点豆、点包谷、种麦子、打连盖、背小谷码、背柴……不到两年，无论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绝大部分知青都成了行家里手。我们队的社员形象地夸我们干农活是“砂锅里的猪脚——是熟手！”七年间，第一个春节是和社员过的，以后每年回家最多的时间是春节，一周左右。大、小春收种季节是从不回家的，天天出工；十天一次赶街天，由于既不会做买卖，又经常身无分文，每年12个月每月平均“赶街”一次都摊不到。无非到县城看个热闹、吃碗米线……多半在村里洗洗衣服或睡个懒觉。七年时间，我们户的知青步行到安宁温泉泡澡，印象中没有超过四次。
让我们辛劳之余感到满足和快乐的，是知青之间的坦诚和友谊。开会到大、小桃花，我们就到知青户家“蹭”饭吃，吹牛聊天无话不谈；第二天赶街不出工，我们就“夜不归宿”，挤在木板床上说这说那，说到天麻麻亮……最令人留恋的是下午收工后，王珊多次从大桃花村过来，顺路叫上宋光淑，在余嘉丽他们队的打谷场，我们几个靠在大谷堆下面争着抢着发议论，说着轮流阅读的小说的内容，像《牛虻》、《海狼》、《马背上的水手》是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有那些随时发生的相互“攻击”、“揭短”，取绰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逸”。
一年天旱，旱地作物推后播种。上面传来了旱地包谷育苗栽种的号召。 老队长和我讲这事时都在犹豫——太艰苦了，干不干？最后我们作出决定：在村子后山“十亩大地”（平日的叫法，其实远不止十亩地）上搞包谷育苗栽种。这块地较开阔、整齐，而且算是距水沟较近的；但从水沟到地边大约也有七八百米，全是爬坡，过了地埂后又是下坡。若是从水沟到“十亩大地”中段以后的地里，可能就有九百多米远了。
我们把包谷浸泡后，在生产队仓房里上下用稻草垫盖、捂热发出近一寸的幼芽和根须后，像正常“点”包谷一样，每塘植入2-3苗发芽的包谷苗，然后逐一浇足定根水。挑水种包谷——自然地落到了民兵排（其实就是些年青人）的肩上。我是排头民兵，自然是天天顶住、天天挑水。我们用的大多数是平日挑饮用水的木桶，木头被水泡透了一层，单一对空桶都有用八、九公斤重，装满水后少说也有三十多公斤……几天下来，脚上的水泡都磨破了，两边肩头像脱了层皮一样红，用社员的话讲是“肩头都挑出了狗屎疮”。第一轮“定根水”浇完后，包谷长势很好，但因雨量太少，怕“前功尽弃”，我和民兵们又开始第二轮挑水浇包谷，一干就是十多天。有的社员心疼他们的子女，父母出来顶着干；有的社员心疼我们知青，也主动加入我们的队伍干两天-----秋收时，“十亩大地”包谷丰收了，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十亩大地的包谷齐宰宰的长得比手拐头还长！”
现在回忆这段经历，只是觉得太苦太难得了。但与其说是在抗旱夺丰收，不如说是种了一回代价高昂的“试验田”。挑水点包谷是没有推广价值的。
可和“挑水点包谷”相提并论的“劳役”式的劳作还记得两次。和挑水点包谷一样，“知青户”大都是全家投入。一次是到云南化工厂背化肥，一次是送公余粮到龙宝寺粮库。都是一帮年轻人用头背着去的。从塘坊村到以上两地，云化更远，近十多公里，龙宝寺近些，也有5公里多。生产队有两张马车，在昆钢拉煤渣挣短途运费，一年分红除了缴余粮得的一点财政钱（每公斤9分钱）外，就指望这两张马车挣的钱了。为了不耽误马车挣分红钱，我们就用人力去背化肥、送公粮。一包钙美磷化肥50公斤，每人背一袋；公余娘的口袋大的一袋90公斤、小的也近50公斤，我们还争着去背老米豆，同样一袋老米豆，几乎是谷子重量的两倍！
从云南化工厂到塘坊村的路程还说不上“遥远”，但背着50公斤化肥过公路、爬山坡、串村寨走十多公里路程，至今仍是刻骨铭心的。额头上一路滚下的汗珠似乎都不算什么，最让人咬紧牙关的是双脚沉沉的快迈不开步了，脑袋麻木了，恨不得缩到肚子里去；遇到一个坎坎或是石桩、木桩，像见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因为终于可以把沉甸甸的化肥顿在上面伸伸脖子了……这样做并没有错，巨大的付出还要批评吗？但现实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会说——人才是最可宝贵的。
政府修建由昆明到昆阳的南环铁路，线路由村后旱地跨过塘坊三队的水田而过。此时塘坊村三个队已合并成一个队，我在原一队，余嘉丽在原二队，宋光淑在原三队，我们三人分别是三个队的“政治队长”。并队后宋光淑任经济保管员、余嘉丽任总计分员、肖淑平任会计，我任政治队长。我们自嘲——由于吃苦在前、干活特别“麻利”，我们在那个小天地里说话是算数的。工人老大哥为赶工期，有时晚上也干活，我们“见景生意”，借着老大哥光亮开阔的“探照灯”加班背田麦。麦子径杆不易腐蚀，留在田里大春栽秧时容易剌伤脚，所以我们村田麦不用镰刀割而用人工拨，连根拨的麦子较重，拨麦子、背麦子都是苦活。一天晚上加班，我和宋光淑正好走在一起，两人都背着百十公斤重的麦子。在跨木板过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干沟时，我踩空后摔倒正好卡在干沟里，被一大背麦子和背板卡压着，光淑卸下背子来“救援”，麦子重、沟又窄，她和另一个社员费好大力气才把麦子掀开，把我拉起来，我们继续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背麦子。
桃花大队从书记到一般社员，都叫塘坊村社员为“辗家人”，意为从外地穷地方漂泊到此的人。村里基本上都是“干打垒”式的茅草房，开初不通电，点煤油灯；后来通电了，但村里连碾房都没有，碾米、磨面我们都背到大桃花村或小桃花村。社员特别质朴，特别能吃苦，挑担子、背背子更显“玩命”。受他们影响，无可质疑塘坊村的知青也是能挑能背的。当时水田、旱地庄稼都以农家肥为主，队几十头牛、马分别由社员喂养，和自家养的猪关在一个厩里，社员负责常年割草垫厩。每年队里统一安排，从社员家厩里出粪，队里是要按规定记工分的。因而每次从每家背出的每一箩粪，都是要过称的，队里安排专人负责过称。舍得出力的社员、知青，一天从早背到晚，几乎没有一箩粪不足50公斤的。从厩里挖出的粪是湿湿的，粪和茅草沤在一起，比较重，我们几个好强的知青，如焦琼仙、佘雄、余嘉丽，洪宝珍……几乎每背一箩粪都在一百公斤左右，是体重的两倍还多，一天来来回回要背三、四十趟。好在每趟背粪的距离较短，没有细想过，可能只是到龙宝寺送公粮的几十分之一。播种之前地里、田里都可见到小山包似的粪堆。我们一队的贫协主席尹大爹说过几次：别人的背萝要背两三伐才烂，黄瑜的背一伐就坏了。我们一队知青的背萝都是他编的。
现在说背背子这极其平常的农活，似乎显得平淡，但这“平淡”的付出太艰辛太持久了。在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活都是“背”，而我们七年如一日都是这样背过来的——无论是背粪，还是背麦子、谷子、蚕豆，柴火……
下乡第二个年头的小春作物收割我患了肠炎，割蚕豆时开始拉肚子，等到背豆时已是从田里到打谷场，背一次上一次厕所。社员挖了些草药给我吃，也不见好，每天喝点稀饭、米汤……拖了二十多天，完全睡倒了，闻到炒菜的油味都想吐。当时“四清”运动还未完全结束，工作队安排洪宝珍送我回昆治病。母亲第二天陪我到昆华医院看门诊，体重36公斤，严重脱水，马上进了住院部并下了病危通知书。直肠镜、十二指肠流引、贝餐等做了几次……开初怀疑我是肠癌，后又认为是肠结核，结果链霉素过敏差点抢救不过来……四清工作队领导、团市委下乡带队老师、母校女中的温校长、常副校长、总务处罗主任以及团委书记杨老师等都来看我；武开昌老师转达带队工作组意见：让我痊愈后返城。慈祥的父母亲叫我听组织上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当逃兵。住院近一月，回家休息了不到一个月，我又回到了生产队，继续务农生活。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但同时人的潜能也是巨大的。而“潜能”很大程度上来自思想和意志的支持。时代打下的烙印太深了！
之所以用较大篇幅回忆普普通通的农活，是因为这是原住农民的真实生活，是因为这是农民继以为生的基本需要，是因为这是插队务农的最起码的使命，也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是我们数百名安宁知青的真实的付出！我们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活中，付出了近乎于极限的代价。

三、值得称道的“科学种田”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被称为当时的“三大革命”。也许由于太穷，也许由于“县农业科技推广站”的务实作风，激情、执着的我们没有去干脱离实际的“科学试验”，而脚踏实地地做了几件“科学”种田的好事。
泥水选种
每到撒秧育苗前，我们科技小组的几个人，就把生产队提供给社员杀猪用的大生铁锅，背到小路边的一个两米见方的小水塘旁边，锅里装上2/3的水，捞稀泥放到锅里清水中调匀，再把鸡蛋放到泥水中，蛋壳浮出一个纽扣大的面积，说明泥水浓度适宜，然后就用粪箕装稻谷放到锅里搅拌，空壳和不饱满的谷子全部浮到上面，把空壳和不饱满的谷子捞干净，沉在粪箕下面的稻谷就做谷种，背到仓库里用稻草捂发芽后撒秧。自采用这个选种方法后，每年秧苗都长势很好，密密实实、油绿茁壮；淘汰的稻谷晒干后分给社员喂鸡，一点都不浪费。很受队长和社员们的欢迎。

消灭稻螟虫

刚下乡时，收割时放眼看去，稻田谷穗有1/3以上的是“白穗”——即空壳谷穗。社员们都知道是“钻心虫”作的孽。自第二年起，我们科技组在县农科站的指导下，每当秧苗返青后，我们就在距大面积稻田最近的地方选一块空地，挨家挨户去掏灶灰、灶灰不够，又去背些含沙较多的山土，按比例拌上“六六”粉，背到田里，用面盆装着一块田一块田地撒……把藏在稻谷根部的稻螟虫的虫卵杀死，避免虫卵长成幼虫后咬断稻杆，形成白稻。自65年插秧后开始，未有一年间断过，从未遗漏过一块田。两年一过，“白穗”已少了很多，三年下来白穗完全没有了，直到“白穗”全无踪影。从此，粮食年年丰收。以后，队里对我们科技小组的要求已成了“有求必应”。
推广“西南175”
生产队几十年种的水稻均为一个品种，稻米好吃，但谷穗小、颗粒稀，亩产好时也不足四百公斤。县农科站推荐了两个品种——西南174和西南175。收割后对比，西南174既没有175好吃，产量也远比175低。生产队决定推广西南175（以下简称175）。在“科学”种田方面，我们从不搞“试验田”、“榜样田”，一搞就是“全面积”推广。优选良种也好、灭稻螟虫也罢，我们搞“全面积”一举成功……但推广175却“栽了个大跟斗”。175秧苗对秧田要求较高，无论大、小秧田，需要分成一米多宽为一块，一块与一块之间要挖成浅沟，以便晒秧。我们用老式方法撒秧，不分块不掏沟，结果秧晒不好，烂秧了……烂秧后秧不够栽，有近五分之一的田没有秧苗……社员们议论开了，老队长的兄弟平日就粗鲁些，在打谷场上不点名地臭骂我，说“175”这不好那不好，还说“175”株杆矮，连牛草都不够，大叫要砍我的脚杆去喂牛……经队里同意，我和余嘉丽连日赶到富民，找到调到富民任县委书记的董禹，老董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哈哈大笑，让我们尽管放心，秧苗由他帮我们解决。他让我们住进了县委招待所，晚上还正好赶上看了一场演出；因下边要拔相当数量的秧苗，老董第二天又带我们去赤鹫玩了一趟……最后，我们用马车拉着富民的秧苗补齐了待种的稻田……那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吃尽苦头的“钻棵豆”

“钻棵豆”是指“点蚕豆”的一种方式——即稻谷田撤水收割前，就钻到稻谷棵中点（按）豆；稻谷成熟收割时，蚕豆已长出了两三寸长的豆苗，一割谷子，蚕豆苗顺势打了尖，打尖后的蚕豆发出多头枝叉，肥嫩粗壮。另一种点（按）豆方法叫点“跑荒豆”——即稻谷割了以后又点蚕豆；这种方法由于农时晚了十天、半月，加之不可能搞人工打尖，蚕豆产量较低。下乡第二年，我们又全面积点“钻棵豆”。按县农科站要求，“钻棵豆”全部用钙美磷拌种。这就叫“科学”种田？半个多月，我们天天钻进密密麻麻的谷穗中点豆，手肘、面部全被稻谷锋利的叶尖划出了千道“裂”万道“缝”；我又喜欢把袖子卷得高高的，两只手肘被叶尖划破出血，泥水、血迹连成一片，晚上洗漱时疼得大叫，眼泪直流，只是不好意思哭了……换来的是确确切切的蚕豆大丰收。社员们都说蚕豆长得“人深马旺”的，像水稻一样又密又高。从那一年开始，年年如此，社员不仅有豆吃，还有充足的饲料，不仅到市场上卖蚕豆，还卖豆糠，再便宜，也可以换回些零花钱。
前面提到，修建南环铁路时占了我们村的部份水田和旱地。涉及到补偿，修建方相关人员和我们谈判，听了我方所报粮食产量直摇头，不相信，最后查账，我村会计肖淑平摊开账本，逐年逐项介绍、查看，甚至看了社员的分粮记录……对方终于认账了——塘坊村三年平均亩产：稻谷一千多公斤；小麦七百多公斤；蚕豆五百多公斤！而之前，塘坊村的稻谷亩产不到四百公斤，小麦亩产不到三百公斤；蚕豆亩产不到二百公斤。
这是七年间最富有实效的结果，是付出和收获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当然，更是那时的农科人员求真务实的科学指导；包含着广大社员的艰辛和知青执着的追求和贡献！
四、文革中的我们
一九六六年，中学最要好的同学来信，说昆明出现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巨幅标语；学校停课，书记、校长及部分老师离家“住校”，轮番被“红卫兵”批斗……这骇人听闻的口号和事件让世界震惊，不到二十岁的我们感到害怕——这是为什么？到底还会发生怎样的事件？！……很快，情况明朗了，这是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革命的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政权。

全县“三干会”上的发言

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只有农民还在种田、几亿人没有饭吃将是怎样的局面？！县里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的“三干会”照常召开了，但不可选择地加进了“大批判”的内容。县里领导把我叫去，给了一份批判“唯生产力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材料和毛老人家革命路线的“语录”；要我在大会上代表与会人员发言，批判副县长马良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被“领导”说得多少有了点“使命感”，连夜在他们安排的办公室里看材料、写材料……我历来被老师肯定为口齿清晰、朗读能力较强，或许也由于这个原因，大会发言效果较好，要好的知青对我说“大会鸦雀无声，发言受到了充分肯定”。
文革结束，中央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文革划上了句号。其实，副县长马良骥的“罪行”，据材料反映就是“高调”强调抓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还说了些“三自一包”具体化的话……他没有错！什么“唯生产力论”？生产力都不要的国家老百姓怎么活？！生产力都没有的国家怎么立足于世界？！而我，不知被谁看中，连马良骥是怎样的一个人都不知道，却在全县的“三干会”上放了一炮……

关于“走”和“留”的辩论

老人家“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和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把文革推向了高潮。“造反”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国民经济完全瘫痪了。有关“上山下乡”，社会舆论多元化，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持批判态度的，更有走第三条道路“长流水”的。安宁召开了知青大会，除批判“反动路线”外，对“应走”还是“应留”知青们自然而然开始了大讨论……在县府礼堂外的一片空地上，我以及持相同观点的“少数派”和昆八中熊心等“多数派”面对面地争论开了。我们说不应该走，要坚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他们说要实行“长流水”，每届毕业生都到农村锻炼几年；我们说下乡锻炼了我们，农村可以有所作为，他们说我们改变不了农村，提出了若干各地知青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我们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参与学生大串连，他们说关心国家大事是毛主席的号召，大串连能让安宁知青了解全国知识青年的出路和状况……双方唇枪舌战，激动时垫着脚尖、伸长脖子，右手互相指着说着，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绝大部分知青参与了大串连，也有的顺便回城了。高潮过去，知青们又回到了生产队，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直至1971年9月底全部返城安排工作。
我们改变不了农村，因为我们太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但我们对得起自己生命的年华，对得起自己曾经的激情和誓言。

罗白大队知青黄桂兰与孩子们

在七年多里，“有200人搞了800多亩科学实验田，建立了57个三结合科学试验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夺取粮食大丰收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知青办夜校、俱乐部、文艺组，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组、读报组，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此后，知青中有280多人次担任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各种职务，270多人次受到县上的表彰，许多人入了党，加入了共青团，一些人被选为县委委员、县人大代表、昆明市人大代表。知识青年成了当时安宁农村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和骨干。"

——《中共安宁地方史》2013年5月第1版253页

"1971年2月，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国计划会议决定当年招收固定工144万—155万人，同时决定从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昆明市决定对1964年下乡安宁的知青重新安排。同年9月前后，520多名知青分赴工作岗位。安宁县招收100多人，分配在教育、农科、商业、粮食、邮电等部门工作。1983年县级机关机构改革中，部分知青被选拔进入县属各部门领导班子。“

——《中共安宁地方史》2013年5月第1版254页

部分扎根安宁知青座谈会后合影

视频《螳川两岸知青歌》展示了昆明六四届知青在螳川两岸青春的脚印、奋斗的足迹，收获的喜悦和人生路上的奋进之歌，片尾有五个扎根知青的访谈。 1971年9月底，400多名安宁知青分配在昆明市燃料公司、汽车出租公司、合成洗涤剂厂、热水瓶厂、昆明公路管理段和云南砖瓦厂等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