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热土七十年 后勤精神一脉传》 —— 红管家精神

金 戈 鐵 馬

撰文： 徐文涛

审核： 赵兴汉

美编： 李运洋

前 言 ：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军队后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世界著名军事后勤学家、美国海军少将亨利·艾克尔斯及其著作《国防后勤学》。是一部书经久不衰的军事后勤理论著作。他对于军事后勤保障有着深刻而清晰的理解。美国陆军后勤副参谋长约翰·科伯恩。在《迎接陆军后勤的挑战》一文指出：“如果没有军事后勤革命，就不能完成军事革命”。

　　中国的《孙子兵法》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之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膝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综上所述，都说明了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后勤保障不到位，胜利无从谈起。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终结以来，后勤提高到和战略、战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战争中的三大要素。

世界各国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对军事后勤的重要性都有不同的论述。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到：军队给养问题普遍影响着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可以说，现代战争打得是后勤，后勤保障不到位，胜利无从谈起。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美退役军人”徐文涛，从2004年辞去副部长职务，担任后勤史馆馆长18年，潜心研读了《中国近代史》《世界军事史》《战争论》及党史、军史大量的书籍资料，做了丰富的学习心得和笔记。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专心致志、一丝不苟。他撰写的《东北热土七十年 后勤精神一脉传》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东北战区党政军民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勤保障工作的风雨历程和辉煌业绩。

老战友徐文涛的这篇文章非常有可读性，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行云流水，大气磅礴。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将逐步发表。今天发表的是“红管家精神”，以飨读者！

作 者 ：徐 文 涛

东北热土七十年 后勤精神一脉传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前身，是1945年成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1948年1月，改编为东北军区后勤部。1955年，改编为沈阳军区后方勤务部。1998年10月，为适应战区实行三军联勤保障的需要，改编为沈阳军区联勤部。2015年12月，在军改中被撤销。

沈阳军区后勤部早有“藏龙卧虎”、“人才荟萃”之誉。这些虎将良才之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造了全区后勤部队特有的光荣传统和后勤精神。总结沈阳军区后勤部70年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可以概括出五种特有的后勤精神：“红管家”精神、“白求恩”精神、“紅旗车”精神、“老山沟”精神、“穿山甲”精神。

　　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富春、黄克诚等同志，不仅是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也是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卓越领导者。他们都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能力，对东北根据地的经济和后勤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军后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叶季壮、杨至成、 贺诚、周玉成等老前辈，都曾经在东北军区后勤部担任领导职务，开创了后勤基业，留下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们都是我党我军的红管家，他们培育了沈阳军区后勤部队的红管家精神：红心向党、心系官兵、克己奉公、勤俭建军。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区后勤是解放全国的战略后方基地。从1945年9月到1949年，是我军进入东北，会同长期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开展东北工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全东北，进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后勤工作，主要是筹建和充实后勤组织机构，收集敌伪武器、弹药、物资，在部署调整中组织后方机关和物资的转移，建设后方根据地，接收并改建军事工程，组织军工生产，完成部队进军东北和几个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同时，随着军事、财经形势的发展，统一的供给标准制度和供应体制也逐步形成。

陈云同志

一，接应出关部队的后勤保障。1945年10月至12月，由肖华同志领导的东满人民自卫军为迎接从山东、华东、西北等各战区经海路调来的数万部队和万名以上干部，组织了一切可能利用的船只（包括机帆船、大小木船），各种可利用的车辆（火车、汽车、人力车），抢时间接干部和输送部队，将他们分送到北满和东满、南满地区。在安东（现丹东）市组建了总兵站，在皮口、庄河两个分站，为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补充了棉衣、鞋帽和被褥。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派王亢、高文治、张汝光等同志带一部分人员和一批武器弹药、医药器材、被装等物资，开赴黑山、阜新一带，对从冷口、喜峰口出关，经承德、兴隆县开往锦州地区的新四军三师的部队进行了军械、医药、被装等物资的补充。

李富春同志

二，接收转移敌伪物资。

1，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之后向北推进。当时苏军因履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求中共驻沈阳的党政军机关及所接收的日伪物资撤出沈阳，并限令三天内搬运完毕。东北局机关遂于11月末撤至本溪，自治军总后勤部撤至抚顺。在时间短促、运力不足的严重困难条件下，总后勤部集中所有的汽车，并大力动员民间大车进行抢运。共运出机器、材料、器材有50车皮，被装、布匹、弹药约500大车，疏散至沈阳周围之鞍山、辽阳、本溪、抚顺、法库、新民等地。

2，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进占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张。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梅河口。总后勤部将自沈阳疏散到抚顺的物资，连同在抚顺接收的部分工厂的和苏军移交的原日军弹药仓库的物资，进行紧急抢运。共运出机器、材料、汽油约240车皮，弹药450车皮，以及大量的被装与其他器材。

黄克诚同志

3，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原定的后方----通化受到威胁，决定将物资向北满转移。通过月余抢运，共运出机器、原材料、被装、弹药等物资一千余车皮。4月18日，我军解放长春后，卫生部在接收物资的同时，即着手准备转移。本着“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技术人员要尽量动员撤走”的原则，将一些医院和药材随军撤往哈尔滨。

4，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吉林后，开始向东满地区的新站、拉法逼近。我军在南满地区的物资多需向临江一带后移。由于时间紧迫、运输条件差，共抢运出各种物资约3，000车皮，转移伤员1.5万余人，后方人员数千人。除伤员、后方人员疏散在临江、长白、抚松、蒙江外，大批物质移于北朝鲜境内，少部分物资移于大连。

总后勤部自1945年11月末撤出沈阳到1946年11月，对所接收之物资辗转各地向通化和北满纵深后方转移，历经一年之久。这些保存下来的重要军用物资、工厂、医院，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支持长期的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叶季壮同志

三， 建设后方基地。1946年下半年，总后勤部所属各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同时利用国共两党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协定，战局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加速了后方基地建设，整顿组织，训练干部，组建工厂、仓库。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后在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以及其他一些城镇，建立起军工、军需、制药等工厂36个。军械局还建立了小型的修械、修弹所（厂）。辽东军区和其他一些军区也建立了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为了适应部队迅速扩大的需要，被服、装具除总供给部所属工厂生产外，还在地方工厂加工订货，动员家庭妇女缝制，各部队也建立了一些小型被服厂。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一批军用物资仓库和汽车运输部（分)队,改组敌伪医院和新建后方医院，扩建了军医大学，组建了供给学校、汽车学校等训练机构，加速训练后勤人员。经过半年的建设，初步奠定了东北民主联军作战保障的物资技术基础，并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楊至成同志

四， 建设与调整后勤保障部（分）队。

1， 汽车部队。由1946年底的一个汽车团，发展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夕的5个汽车团。各汽车团开始组建时其所辖连队和车辆多寡不一，后经逐步调整，到辽沈战役开始时，每个汽车团编设6个运输连和一个修理连，编配汽车231辆。5个汽车团约有汽车1200余辆，加上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的一个汽车大队汽车208辆。到辽沈战役结束，共有5个汽车团和一个汽车大队，汽车1400余辆。

2， 辎重团队。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在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均以兵站部各大站之大车队为基础，成立辎重团队。东线后勤司令部辎重团辖有大车连7个、修理连一个；西线后勤司令部辎重团，辖有大车队3个，有大车150辆。1948年8月28日，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颁布东北野战军后勤各线编制，北线后勤司令部增编辎重团，各辎重团辖大车连7个、修理连1个，编配大车536辆。1948年9月，以东、西、北线后勤司令部为基础，组建东北野战军5个后勤分部，辖有辎重团3个，另有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的一个辎重团。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束，共有4个辎重团。

贺诚同志

3，警卫、骑兵团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于1946年7月组建了警卫团。1947年9月，东、西线后勤司令部也分别组建了警卫团、警卫营。为防止土匪袭扰，保证运输安全，西线后勤司令部还增编了骑兵团。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后勤5个分部均编配了警卫团。

4， 医院。1945年，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在进入东北之初，东北地区尚没有军队自己的医院。前方下来的伤病员，全靠临时接收的日伪医院治疗。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成立后，除接收的敌伪陆军医院外，还征用部分煤矿、铁路和省、市、县地方医院，派遣我军干部进行整顿，逐步改造成军事医院，到1946年底共有医院41所。1947年5月，为做好夏、秋季攻势作战的卫勤保障，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又相继新组建了13所医院，到1947年底共有医院54所。1948年5月，军区后勤部对医院进行了整编，将各纵队直属医院改成野战医院，将军区后勤卫生部直属医院、医院管理局和东、西线后勤卫生部，以及各军区卫生部所属医院中的46所医院改成为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时，东北军区领导的医院、疗养院总数达到85所。

5， 仓库。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各种仓库多是利用日伪的旧库房、校舍、庙宇、空闲粮库、飞机洞、隧道等场所经过稍加修复和改建，即作为临时性仓库。条件虽差，但对储存保管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的发展，东北解放区不断扩大，逐渐接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批较为完整的仓库，使物资储存保管的条件有了改善。

钟赤兵同志

军械仓库。1946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军械处移驻佳木斯后，筹组了仓库5个。1947年10月，军械局扩编为军械部，又增设仓库5个。1948年8月，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军械处并入后勤部军械部，拨入仓库3个。同年11月，先后在沈阳、长春等地接收国民党军队的仓库15个，至此，军械部所属军械仓库已达35个。

被装物资仓库。1947年4月至8月，军区组建4个办事处时，各办事处均辖有被装仓库。1948年4月，撤销办事处，成立军需生产部，接收了各系统大小仓库20多个。辽沈战役结束后，军需生产部在沈阳接管了“581”大型混合仓库。接管后，对原有仓库进行了调整，到1949年6月，共有被装物资仓库13个。

油料仓库。1946年将哈尔滨大同酒精厂改成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供给部酒精厂。随着战局的发展需要，于1947年初恢复了日伪在牡丹江温春的油料仓库，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油料。5月，以哈尔滨酒精厂机关为基础，组成后勤部供给部燃料处，负责军区部队的油料供应修复了桦林半地下油库。

药材仓库。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组建时，其药材处即编有药材仓库。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没有固定库房，只保存十几辆大车的药材作为流动仓库，供应20多个单位。

1947年以后，随着部队的增加，作战频繁，药材供应量也随之加大。为了便于药材的储存、保管和供应，总卫生部在哈尔滨三棵树建立了药材仓库。1949年2月，药材仓库随军区卫生部迁至沈阳，在沈阳接收了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两个药材仓库，至此，卫生部拥有药材仓库4个。

周纯全同志

五，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1，支援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后勤保障。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军区工作的重心由过去争取解放全东北，转变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由过去以作战为主，转变为组织建军，整训部队，为全国解放战争储备军事力量。同时，对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进行城市建设。东北军区后勤部在担负军区部队和建设二线兵团后勤保障任务的同时，即以主要精力支援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12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共80余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提前结束休整入关作战，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和15万支前民工也随即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新区建设工作。后勤保障部（分）队，除各纵队野战医院随军行动外，还相继派出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以及汽车团、辎重团等开进关内，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军区对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改称第四野战军）的保障，经费、粮食、食油、食盐等供应到1949年4月底，油料供应到7月底，药品与医疗器械供应至12月底。据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1949年军事费用开支为东北币16，229，060，740元，相当于3，345，892吨粮食的价值，大部分是用于第四野战军，基本保障了第四野战军进关后作战的需要。

2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任务。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东北解放区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总后方基地的战略地位。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一切为了支援与争取全国战争的胜利,仍是东北党的战斗口号”。东北解放区为关内各解放区提供了大量财力、物力的支援。1949年上交中央粮食80万吨、木材150万立方米、钢材20万吨;直接支援华北解放区粮食20万吨;支援关内解放战争的各种物资达300多万吨.194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还做出《关于筹运铁路器材保证完成中央修路计划的决定》,拆掉东北境内几条铁路支线,将铁轨、桥梁等器材运进关内,为及时修复粤汉、陇海、淮南、同蒲等铁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器材。东北军事工业继续生产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支援了其他战略区作战。

吕正操同志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许多财经、后勤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相继主管或在军区后勤部担任首长。开国财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书记陈云同志，一辈子实事求是，是我党的理财专家。1946年7月，他任东北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统一管理东北的铁路，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6月，他又任东北财经委主任，统管东北党政军民的财经工作。他非常善于精打细算，统筹兼顾，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1948年8月，他由东北军区副政委兼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专门负责对辽沈战役前线部队物资供应的筹划、采购、制作与前送等任务，并将东、西、北线战地后勤司令部改编为5个后勤分部，首创我军实行分部划片供应保障的体制。开国大将、原中共中央纪委第二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1945年11月，他率新四军三师主力3万多人，徒步行军数月到达东北，创建了西满根据地。1947年7月，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总后勤部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统管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他严格要求后勤官兵，强化勤俭节约观念和按标准制度办事，亲自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后勤保障规章制度，对促进东北我军后勤工作正规化建设，保障大兵团作战，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3月，黄克诚在全区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无论是讲战场还是讲后方，无论是讲思想还是讲工作，都用算账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他说：“我们造枪弹，一个山炮弹就要200斤高粱米，一个野炮弹，就要300斤高粱米。一个榴弹炮弹就要400斤高梁米。”“在关里则更贵，每个炮弹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发炮弹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一千发炮弹就是打掉一千个中农的收入”。他告诫指战员：“我们不能当兵3年不认亲，只知道向老百姓伸手，不管老百姓死活！”1952年，黄克诚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提出了“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后勤工作指导方针，对于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全局和军队国防建设局部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何長工同志

开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同志，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第一任部长。他曾参加了百色起义，任红7军财委主任。1931年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被誉为人民军队的“红管家”。1945年10月，他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部长兼东北银行行长，率部接收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的三个大仓库，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接管了许多满洲国的军工厂和东北铁路；建立了东北银行等，奠定了东北我军后勤事业的家底。

开国上将杨至成同志，曾参加南昌起义，任井冈山的红军留守处主任、中央军委总兵站部部长，是我军第一套军服的创建者、第一所后勤学校的创建者，被誉为毛主席的红色大管家。他早在瑞金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时，就提出了后勤工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导思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红军先遣队主任，负责长征的后勤保障任务。1946年2月，他从苏联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他率部组织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战役的后勤保障。1947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夏、秋、冬攻势作战的后勤保障。1948年，他任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第一任部长，完成了东北我军百万大军被服生产供应的繁重任务，受到东北野战军首长和官兵一致称赞。1949年任中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后勤部部长。

开国上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1945年8月11日奉朱德总司令命令，率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开辟东北根据地。10月31日，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8月，他接替陈云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委，成为总管东北解放区5，300多公里铁路里程的“铁道司令”。他领导东北铁路职工坚持“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开国中将钟赤兵，1935年2月，他在指挥红12团攻打娄山关战斗中，右腿被9枚子弹打伤，撕开了一块肉，仍坚持指挥战斗到底。战后，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他做了三次截肢手术。后来，他以顽强的毅力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毛主席曾经说过：“钟赤兵是好人，打断了一条腿，还走完了长征，是打仗，打出来的，是功臣，要保护。”解放战争期间，他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组织和领导后勤指战员保障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并在战争中完善了后勤组织机构，组建了跟随野战部队进行作战的后勤分部，对保障大兵团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采取后方补给，依靠地方政府筹划补给和战场缴获补给三者结合的方法，做好战时的后勤保障工作，保障了大兵团作战的胜利。

开国上将、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周纯全，曾参加黄麻起义，担任过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8月，他在沙窝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有力地保障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野战军南下等大兵团作战后勤供给。在朝鲜战争中，他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勤指挥部指挥员，与洪学智、张明远等密切配合，将后勤工作部署的井井有条。他亲自组建起来的两万余人运输团，日夜运输，川流不息。美国人虽然不断出动轰炸机轰炸，却始终未能中断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的供应。

李聚奎同志

开国中将韩振纪同志，曾参加了宁都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1945年10月初，韩振纪奉命率由新四军2师、4师抽调组成的4个干部团开赴东北，于11月9日到达沈阳。1945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韩振纪抵沈阳后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在战争艰苦环境下，韩振纪与王逢原（东北军工部副部长）奉命指挥东北人民自治军军工部各厂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经抚顺分别从6个地区紧急向通化集中，再从通化向吉东转移，又从吉东向珲春转移，建立基地。在转移过程中，边转移、边建厂、边生产大批武器弹药。这样的军工大转移史无前例。在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条件下，韩振纪、王逢原领导东北军工的同志们艰苦奋斗，以中朝苏接壤的珲春地区为中心，创建了以珲春、兴山(现鹤岗市)、佳木斯地区；鸡宁(现鸡西)、东安地区；哈尔滨地区四大军工基地，从而结束了边转移、边生产“打游击”的局面，初步形成了规模化军事工业生产布局。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军区后勤是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中心任务是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开国上将、原中央军委常委李聚奎同志 ，1950年7月，他由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调任新组建的东北军区（边防军）后勤部部长。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同志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委。副部长有开国中将周玉成、开国少将张明远、苏焕清。副政委由东北军区供应部长张济民和东北局农林部长杜者衡改任。关敬寰任参谋长，马少华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12月，开国少将张平凯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肖华同志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的供应方针，和以东北行政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的调度指挥和保障由东北军区负责的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全力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抓紧组建后勤分部，部署兵战线，筹划储备作战物资，补充修理技术装备，调整配备运输和医疗救护力量，突击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后勤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东北军区后勤部即担负了志愿军的直接保障任务。从1950年10月25日第1次战役开始，到1951年6月10日第5次战役结束，军区后勤部先后为抗美援朝派出了6个分部，组建了2个办事处，组成31个大站、13所医院、11个汽车团另一个汽车大队、15个骡马运输团和8个运输营，对志愿军进行直接保障。

战争初期，我军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后勤供应线遭敌破坏严重。李聚奎部长和张明远政委，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的领导下，组织指挥东北军区后勤部广大官兵和军工，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了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张明远副部长和杜者衡副政委带领部分后勤机关干部，到朝鲜战场开设了前勤指挥所（部）。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部队白天和晚上都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李聚奎部长提出了“供应炒面”的方法，依托东北局组织东北人民“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炒炒面”，紧急前送6，200万斤，解决了志愿军吃不上饭的难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韩振纪同志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富春同志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以国家财经委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副书记的多重身份，组织领导东北的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1951年1月下旬，他在沈阳主持召开了有周总理亲自参加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总结前三次战役后勤保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现代后勤保障的思想和对策。会议强调，“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加强兵站线建设，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成立中朝铁路联合运输司令部，增派铁道兵、工程兵和二线部队抢修、新建道路运输部队，增派高炮部队、空军对后方实施保护。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了后勤工作新的指导思想、实行新的供应方法、新的工作要求，对于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5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敌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防御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对战略后勤的组织领导，保证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的协调一致，中央军委于1951年5月19日作出了《关于志愿军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之决定》，明确志后司令部直接受志愿军首长领导，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在内）。7月1日，东北军区后勤部与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分开。从这时起，东北军区后勤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保障，由直接供应保障阶段转为对志愿军实施支援保障阶段，直至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周玉成同志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全力完成对志愿军保障任务的同时，还直接担负着东北地区驻军部队、机关、院校等单位的后勤供应与医疗保障任务。军区后勤部成立了5个办事处，将被供部队和单位分别划给各后勤办事处供应。1952年1月开始，侵朝美军不顾国际公法，派出大批飞机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的安东、宽甸、辑安、抚顺和沈阳市郊等地投放大量毒虫、毒物，严重威胁这些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生命安全。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全区部队中掀起了大规模的以防疫灭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范开展反细菌战教育，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建立各种卫生制度，大搞个人和环境卫生，对广大指战员普遍进行了鼠疫等的预防接种，筹划与调拨了各种杀虫药品及大量预防器材，取得了反细菌战的重大胜利。

建国初期，部队住的多数是接收敌伪的房屋，并租了一部分民舍，各个部队居住面积的大小和房屋质量的好坏，差别甚大。为了摸清部队住房的情况，组织了营房营具的普查，将东北军区建筑面积550多万平方米的公有住房、使用面积50多万平方米的租用民房和106万件营具基本查清。在此基础上，对一部分营房做了调整，解决了一些住房苦乐不均的问题。同时抓紧修建了124万平方米营房，制作了32万件营具，使全区部队都有了一个起码的“安身之所”。

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和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区部队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历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指示，大力开展了节约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53年，后勤范围共节约1，636亿（东北币，下同）元，完成计划指标的138%；紧缩军费开支458亿元，完成计划指标的105%。遵照总后勤部关于清仓工作的指示，对全区的仓库实行“边清理、边处理、边建设”的方针，清理库存物资总值达21,000亿元，作价处理物资18,200亿元。在清仓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仓库管理规章制度。根据合理、合算、安全、便于集中管理的原则，调整了部分仓库的布局，改进了物资保管方法，提高了仓库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罗成德同志

根据总后勤部关于军需生产要彻底走向企业化，做到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的指示精神，对全区所属军需工厂进行了整顿，着重克服单纯任务观点和纠正忽视质量的倾向。加强技术管理与计划管理，进行一系列的生产改革，建立与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积极推广先进经验，逐步改进工厂的保安措施，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深入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经过整顿，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多数工厂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为支援前线，保障部队供应作出了贡献。

为了迎接正规化建设的新任务，针对后勤队伍文化素质低的状况，积极开展了文化教育。军区后勤部所属部队先后成立了90多所业余文化学校，一所速成中学。在部队任务繁重、驻地分散、人员流动量大的情况下，仍有90%以上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到1953年5月大考时止，全后勤扫除文盲11,600多名，参加文化学习的干部，70%以上达到了高小或高小以上文化程度。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和东北地区部队的供应，加强了后勤保障部（分）队的建设。

医院，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军区后勤部原有的和其他军区派出的以及第九兵团带来的医院共44所，除12所入朝外，留在东北32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几经调整变化，到1953年12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共有医院33所、疗养院一所。

仓库，为保障志愿军和军区部队的物资储存、保管和供应，到1953年末，军区后勤部共有仓库55个，其中油料仓库7个、汽车和车材仓库6个、营具和器材仓库3个、军需仓库5个、药材仓库3个、被服和被服材料仓库2个、兽医药材仓库1个、军械仓库28个。另有监护团、汽车团等15个团级单位。

張明远同志

正规化建设时期，东北军区后勤做出重大贡献。从朝鲜停战开始到1975年，是我军积极进行正规化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军区后勤工作的重点由全力支援前线转变为对区内部队的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实施保障。与此同时，后勤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精简整编、调整机构；加强专业技术训练，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比武活动，向文化科学进军；参加军委总部、军区组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和后勤组织的各种演练，提高物资技术保障和后方组织指挥能力；组建后勤分部，担负战备值班；改革供应体制，试行划区供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组织营房的修建，加速后方基地建设；贯彻勤俭建军的方针，增加生产，历行节约，压缩军费开支，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等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开国少将、原热河省长罗成德同志，1952年8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首任部长。他任部长时，政委是曹德连，先后任副部长的有伍瑞卿、李资平、龙开富、叶荫庭，副政委是张济民、戴文彬、杨义夫。参谋长有卿正兴、陈美福。政治部主任肖大煊、尚景禄。当时，第三兵团和38军、39军、40军、64军、50军、46军、23军、16军先后从朝鲜回国，划归沈阳军区建制，营房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后勤首长集中力量，为志愿军归国部队建设简易营房。各部队本着“军工为主，土木结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安全、适用、节约”的原则，由官兵自己就地取材，烧砖、制瓦、烧白灰、采石、采沙，自建了412万平方米简易营房，让部队有了安身之所。1955年，沈阳军区以司令员邓华、政委周桓名义，专门发布了《节约命令》，在部队中广泛开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节粮、节煤、节油、节电、节水的“五节”活动，收到了明显成效。

洪学智同志

这一时期，遵循总后勤部确定的“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指导思想，适应“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的实行和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军区后勤部大规模调整、改进了供应关系和供应方法：1，撤销了4个办事处，原由办事处供应的200多个团以上单位分别移交给所在的省军区或由军区后勤部直接供应；2，军后勤已不是一级供应实体，只编计划、财务、军需、卫生、军械、车管、油料、营房八大主任，负责所属部队供应工作的组织计划与督促检查；3，军区后勤部改变了原来以固定分值折发代金的供应方法，对团以上部队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申请和自上而下地逐级下送的实物供应制度，节省了人力和运输力，增强了供应的及时性；4，财务经费根据不同性质，分别采取指标控制、定额包干、实报实销的办法，基本克服的限制过多、过死的缺点，简化了手续，方便了工作，发挥了各单位的积极性，增强了有关人员的责任心，受到了部队的欢迎。

1957年，军区财务部和后勤部合并，开国中将、沈阳军区财务部长周玉成接任后勤部长。开国少将、西北财务部部长吴习智任副部长，1960年代理沈阳军区后勤部长，1962年任部长，196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周玉成和吴习智都是老红军，都是受到周总理、陈云等高度称赞的八路军供给部的功臣和理财专家。他们相继任职18年，大公无私，勤勉敬业，清正廉洁，成绩显著，在部队官兵中享有崇高威望，留下美名。1962年以后，与吴习智部长搭班子的政委有朱士焕、龙开富、荆健。副部长有石瑛、叶荫庭、刘益民、刘耀东、王万金、李义明、李荫之、赵耀中、赵景龙、蒋克诚、申子文等。参谋长王维、王映曙，政治部主任龚山云。

曹德连同志

当时，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军队大搞正规化建设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军区各级后勤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持续不断的开展群众性的节约活动，坚持旧品回收制度，大搞修旧利废。军区后勤建立了被装辎重修理所，部队建立了师团修理所，连队还有义务修理工。各级后勤纷纷开展修旧活动，从被服到营具，从装备到各种器材，认真维护，随坏随修，延长了使用年限，节省了开支，弥补了供应的不足。深入开展清仓挖潜，使库存物质得到充分利用。沈阳军需仓库修理所，常年担负着军区部队回收的军用被服的修理任务。他们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自制机器设备，精心修旧利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1961年至1963年，就修补棉服15万件、毛皮鞋11万双、制作棉褥17万床。工人们自豪地说：“战士有个小针线包，我们是个大针线包”。1964年6月23日，《解放军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沈阳军需仓库被服装具修理所《少花钱多办事 珍惜一丝一缕》为题做了报道。节粮、节煤、节油、节电、节水的活动，在部队广为开展，粮食实行按人定量，计口下粮。旅大警备区炊事班长张道路经过反复摸索，于1966年总结出“炉灰掺烧节煤烧火法”被誉为节煤能手，荣立一等功，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接见。通化军械仓库炊事员黄宝东研制的“马蹄型反门双眼回风灶”节煤效果突出，被荣立一等功。凤城油料仓库油料器材修理所所长高丕发，70年代初带领家属工厂研制生产出的计量加油枪，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经过30多年的不断改进，已经成为系列产品，不仅军内、国内使用，而且远销东南亚。高丕发研制的计量加油枪是沈阳军区第一个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他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

龙开富同志

1959年开始，国家连续3年发生自然灾害，经济非常困难，全国人民都吃不饱。中央军委全军发出“大量种粮，大量养猪，大量种菜”的号召之后，军区后勤首长领导全区各级后勤部门，组织各部队大力开荒种地、创办农场，开展养猪、种菜等各种农副业生产，各级粮食、畜（禽）、蔬菜种养全面发展。1962年，全区种地多达123万亩，产粮、豆6，000多万公斤，产菜10，500多万公斤，打马草1，500多万公斤，收饲料 311.5万公斤。到1963年，全区团以上单位办大小农场达185个，种地140多万亩。生产的粮食除自给、上交和必要的储备外，还支援地方250万公斤、救济灾区70万公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1966年以后，军区的农副业生产逐步形成了师以上单位集中办农场，生产粮食；守备第二师的农副业生产全军闻名；外长山要塞区开荒种地、打鱼晒盐，实现肉菜自给，被誉为“海上南泥湾”，八一厂为此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团办生产点，生产饲料；连队养猪种菜提供副食的农副业生产格局。到1977年末，农场收缩到64个，种植面积稳定在90万亩，年均生产粮豆3亿斤。军区后勤部在全区普遍推广了64军搞好生产生活必须抓好的“五有”经验，即有一块好菜地，一个好菜窖，一个好猪圈，1至2头好母猪，一盘豆腐磨。某部饲养的一头肥猪达1，300斤，做成标本送北京农业博物馆展览。1966年11月至1968年底，40军120师等数万官兵奉命参加兴城县旺海公社拦海造田工程，与民工一起筑起了4.5公里的拦海大堤，完成配套工程碱厂、水库及6.5公里的灌渠，造田3.6万亩，拦海造田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友人的关注，不少外国朋友前来参观。

军区各部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筹资金，土法上马兴办“五小工业”，到1971年已发展到205个。经过多次调整，1975年全区中小工厂有282个，总投资5，854万元，总产值2.68亿元，总收益6，870多万元，向国家交税1，300多万元。军办工厂的发展，为部队增加了收入，弥补了经费不足，解决了大量随军家属和子女的就业问题，而且繁荣了市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吴习智同志

1966年至1976年，在这10年的特殊时期，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损失。但是，由于各级党委和广大后勤人员忠于职守，排除干扰，积极工作，不仅较好的完成了对部队的正常供应，有效地保障了作战和抗震救灾等重大行动，而且在后勤战备建设、部队训练、农副业生产以及后勤自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

1， 军区后勤部先后组织完成了对38军、50军、46军、68军的部队移防、换防的后勤保障和铁路输送工作；

2， 较好地完成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后勤保障，总结的全民后勤战备工作的实践经验，得到全军推广；

3， 加速了后方基地建设，建成综合仓库24个，基本建成了梯次配置、纵深部署、物资综合配套，合理储备的后方补给体系；

4， 从1970年开始，完成了多次部队冬季野营拉练的后勤保障，锻炼了部队，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5， 为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先后派出700多个医疗队、4，400多人下部队防病治病；派出370多个医疗队、2，000多人次，深入到94个县的广大农村，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

6，为组扩编、部署调整部队和边海防部队，军区后勤又新建了大量营房，并对简易营房，海城地震灾区营房进行了翻修改造。各级后勤组织部队官兵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设砖窑、拖坯、采石、烧砖，建设营房。截至1976年，全区营房总面积达到1，800万平方米，为广大官兵提供了必要的居住条件。

翟仲禹同志

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新时期，东北军区后勤取得新发展。1976年10月以后，我军进入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军区后勤官兵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统一认识，解放思想，促进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加强后勤业务建设，积极开创新局面，使后勤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改革后勤工作，实行科学管理上迈出的新的步伐。

翟仲禹同志，1975年由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改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长。他1945年从山东挺进东北，曾任38军团长、114师师长，率部转战南北，抗美援朝，战功卓著。他体察下情，心系官兵，在沈阳军区后勤部长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期间，与翟部长搭班子任政委的有朱士焕、龙开富、荆健、蒲更生、武峰光。任副部长的有石瑛、刘益民、王耀华、李义明、李荫芝、赵景龙、赵耀中、赵德才、张士达、宋文洪、高进才、牛凤岐、王吉人、周志洪、蒋繁隆同志。任副政委的有史笑贻、徐传实、马松、丁毅民。任参谋长的有王维、王映曙、马绶谦、周志洪、温永礼。任政治部主任的有龚山云、沈平东、胡觉民。

1985年5月，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吉人同志接任部长。他曾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干了一辈子后勤工作，谦虚谨慎、业务精湛、作风朴实。与他搭班子的政委是蔡公杰，副部长是唐作厚、卢光祖。后勤司令部和政治部降格与二级部同级。

石 瑛 同志

翟仲禹和王吉人他们两任部长这13年，正值国家结束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及百万大裁军时期，部队连续多次进行精简整编、部署调整，国防费减少，军队供需矛盾突出。他们一以贯之的落实军委“面向部队、面向基层”的工作方针，常年坚持组织各级后勤机关下基层，进行现场办公、开展送货上门、服务上门等活动，深受部队官兵欢迎。他们心系官兵，以身作则，连续多年在零下30多度深入军区边防、守备部队的基层连队，考察后勤供应及战士生活情况，时时关注干部战士的冷暖。

八十年代初，按照总后勤部的统一部署，相继开展了仓库大检查、边海防大调查、营房大检查、财务大检查，解决了困扰部队多年的吃水、照明、洗澡、取暖等困难问题，受到了全区官兵的赞扬。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百万裁军的决策后，为了保障在国防费减少的情况下，战士的生活不降低，王吉人部长认真组织广大官兵在大局下行动，提出了“标准加补助”的口号。各级后勤积极开展“斤半加四两”（战士每人每日吃上一斤半蔬菜、一两油、一两肉、一个鸡蛋、一两豆制品）农副业生产活动，得到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的高度表扬。1985年，王吉人部长组织军区后勤部有关二级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为全区每个连队加工一顶制式塑料大棚，共3，600多顶，为部队发展业余生产提供了较好物质条件。

王吉人同志

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军区各军、师属农场官兵和广大职工，每年生产粮食2亿多斤，保障了部队的肉菜自给或半自给。23军68 师农场，连续11年高产稳产，连续4年夺得军区农场“三项经济”指标第1名，被沈阳军区树为“科学管理经济效益好”的农场标兵。该农场坚持改革创新，搞农工商综合经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成为沈阳军区农工商联合体试点农场。1984年6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给68师农场记集体一等功。68师农场场长孙初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综上所述，沈阳军区后勤部这些开国将军、老首长们，把我党我军的崇高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广泛运用于军区后勤工作实践，带出了一支强大的后勤队伍，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创造出一个个辉煌的成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级后勤机关干部，勤俭节约，蔚成风气。凡事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虽然后勤各部门管钱、管物，但是大多数人能够自觉约束自己，“近水楼台不得月”、“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建国后，军区后勤部首长中有十几位开国少将：张明远、苏焕清、张平凯、伍瑞卿、张济民、戴文彬、曹德连、龙开富、陈美福、张宗胜、叶荫庭、蒋克诚、王万金、杜海林、朱士焕、石瑛、李孔亮，他们都保持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不居功自傲，清正廉洁。军区后勤部军以上老首长（包括顾问）中，有许多从事后勤工作一生的老前辈，如：李义明、申子文、刘益民、刘耀东、赵景龙、赵耀中、王耀华、李荫芝、王维、王映曙、蒋泽民、龚山云、赵德才、张士达、吴飘萍、马 松、高进才、周志洪、蒋繁隆、温永礼、莫异祥、汪浩、贺树槐等，他们每个人都是经历战争洗礼、德才兼备、勤政廉洁的“红管家”。除了部长、政委外，他们的办公室都是几个人在一个房间。八十年代了，办公室也没有安装电扇、空调。自己家住的房子，除了日伪遗留的旧房子，就是后勤修善队自己建的砖木结构房子。1988年新建成的军职房，还是木门窗，厨房里是用水泥砌的洗菜池子。他们乘坐的车辆，最好的是苏联产的没有空调的伏尔加轿车，其次是华沙、上海牌轿车。“三九”天下部队座的是北京212帆布篷吉普车。他们花国家的钱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甚至像老百姓那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下部队吃饭，每餐都要按标准交纳伙食费。他们在职时，自己的子女，一律不准在后勤机关任职工作。

朱士焕同志

军区各级后勤财务部门，认真贯彻军区党委的理财决策和指示，始终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方向，以提供高效的财务保障和有力的财经管理为主线。六十年代，军区财务部是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张士达部长在全区大会上介绍了勤廉建设的经验。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称赞张士达部长：“是典型的业务篓子、活账本、好管家。”八十年代以前，军区后勤系统极少发生干部贪污受贿的犯罪现象。可以骄傲地说：那时的后勤干部大多数都是红管家！

九十年代以后，国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价值多元、风气败坏，用公款请客送礼、以权谋私、跑官、买官、卖官等很多消极腐败现象在军区后勤机关、部队都有发生。这些丑行，无疑是玷污了军区后勤部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但是，军区后勤部党委和首长，持续不断地抓党风廉政建设，保证了大多数干部不忘光荣传统，遵纪守法，经受住了考验。

荆健同志

后 记 ：

随着国际军事竞争格局深刻变化，国家利益和军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后勤保障时空跨度急剧扩大。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作战进程快、力量控制精、技术含量高，保障的强度和难度空前增加。保障从来都是为作战服务的，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得如此之紧；保障从来都要求快速高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要求如此之高。“能否打胜仗，后勤工作起一半作用。”没有强大的保障力，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就不可能完成肩负的使命任务。后勤建设越来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赢得战略竞争主动的重要力量，在强国强军进程中使命重大，在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中地位重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要有一流的后勤保障！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力，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后勤建设越来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赢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蒲更生同志

老战友徐文涛把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总结为后勤保障的“五种精神”，文字朴实，感情真挚，令人感动，催人泪下。是发人深思的好文章。发楊光大我军后勤战线这“五种精神”，对加速推进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重要作用！是我军后勤建设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激励军队后勤保障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武峰光同志

蔡公杰同志

高侠生同志

張福元同志

历任后勤部部长

历任后勤部政委

历任后勤部副部长

历任后勤部副政委

历任后勤部顾问

历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

历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赞“红管家”精神

铁作公鸡赞誉深，将军算账感精神。

物力维艰恒忆念，塑我金刚不败身。

此诗系全国著名辞赋家、军旅名作家马仲喜大校为后勤“五种精神”而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