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992年的今天</h3></br><h3>邓颖超同志逝世</h3></br><h3>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h3></br><h3>政治家</h3></br><h3>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h3></br><h3><strong>“个人名利淡如水</strong></h3></br><h3><strong>党的事业重如山”</strong></h3></br><h3>这是邓颖超和伴侣周恩来同志</h3></br><h3>一生的真实写照</h3></br><h3>是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h3></br><h3>邓大姐、邓妈妈</h3></br><h3>邓奶奶的人</h3></br><h3>深切缅怀！</h3></br><h3> <strong mpa-from-tpl="t"> 妇女先驱</strong>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妇女解放等各种新思潮涌入中国邓颖超等进步女青年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宣传呐喊为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strong mpa-from-tpl="t" mpa-is-content="t">启发妇女觉醒，打破男女界限</strong><strong mpa-from-tpl="t"></strong>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天津人民起而响应最先觉醒的是男女学生但受封建思想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一起参加运动最先成立的是以男学生为主的<strong>天津学生联合会</strong>女学生本着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落人后的原则于5月25日成立以女学生为主以职业妇女及家庭妇女为辅的<strong>女界爱国同志会</strong>这是天津妇女界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br></br>为了唤醒人数众多的女同胞共同救国女界爱国同志会十分重视宣传的力量成立了诸多讲演队由于运动初期妇女们不能到街头抛头露面邓颖超便带领讲演员在各宣讲所或深入各家进行讲演随着讲演的深入讲演内容随之发生变化转向<strong>争取妇女独立</strong><strong>反对封建婚姻制</strong>等后来又有了集会讲演游行讲演等讲演形式广大妇女勇敢地走上街头通过听讲演有了<strong>爱国、抵制日货</strong><strong>和追求自身解放</strong>的意识<br></br>1919年12月10日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发起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strong>“新学联”</strong>成立邓颖超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和讲演委员会委员后选为讲演委员会委员长在“新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包括天津各校女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广大妇女在运动中也得到自我觉醒 <strong mpa-from-tpl="t" mpa-is-content="t">追求男女平等，探索妇女解放之路</strong><strong mpa-from-tpl="t"></strong>1920年夏邓颖超女师毕业后在北京担任小学教师一职1922年夏邓颖超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回到天津在该校任教的同时她<strong>积极参加天津的妇女运动</strong><br></br>时值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旧国会，大唱制宪高调全国女同胞借此机会掀起了赴国会请愿参政、在国家宪法中规定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受北京女权同盟会的委托1922年11月26日邓颖超、王贞儒发起<strong>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strong>该支部以<strong>“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strong>为宗旨邓颖超当选为评议委员而后王贞儒、邓颖超被选为代表递交请愿书她们具书给国会的请愿呈文共七条诉求的女子权利十分广泛<br></br>正当邓颖超为力争女子取得与男子同等权利奔走呼号之际1923年3月24日她的女师同学、觉悟社社员张嗣婧受封建婚姻制、封建家庭的迫害去世张嗣婧的悲惨遭遇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引发邓颖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她号召女权同盟会的会员们行动起来担负起改造社会环境的责任<strong>为受压迫妇女提供援助</strong>这些对鼓舞妇女奋起与旧礼教、旧家庭抗争起了一定作用<br></br>由于当时社会少有人注意妇女问题在李峙山、邓颖超等人的筹备下1923年4月25日<strong>研究妇女问题的团体——女星社成立</strong>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女星社该社的宗旨为：<strong>“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strong><strong>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strong><strong>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strong>并出版刊物《女星》<br></br>女星社成立的时候天津还没有成立党组织也没有团的支部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影响的逐渐扩大邓颖超在<strong>《经济压迫下的少女》</strong>一文中指出广大妇女同受旧经济制度压迫的事实之后向妇女们发出号召：<strong>“现在是无产阶级</strong><strong>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strong><strong>受压迫的朋友</strong><strong>还不快快起来加入经济革命么？”</strong>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品中国妇女运动难以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1月1日邓颖超等女星社主要成员<strong>创办了《妇女日报》</strong>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张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被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赞为<strong>“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strong>这一时期邓颖超通过组织多个妇女进步团体办刊物，设学校鼓舞了妇女冲破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广大妇女掌握了一技之长从而能在社会上立足 <strong mpa-from-tpl="t" mpa-is-content="t">引领广大天津妇女投身大革命洪流</strong><strong mpa-from-tpl="t"></strong>1924年春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在邓颖超的具体领导下天津妇女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strong>国民会议运动</strong>热潮<br></br>为响应国民会议运动邓颖超发动和组织了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通过以往所领导的妇女运动邓颖超认识到<strong>妇女要求得解放</strong><strong>首先必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strong><strong>而不是同男子进行斗争</strong>1924年12月21日邓颖超发起成立了<strong>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strong>该会的宗旨为<strong>“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实现</strong><strong>代表妇女的利益而奋斗”</strong>邓颖超被推举为委员并当选为总务股长1924年年底至1925年年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又参与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1925年2月1日邓颖超、江韵清作为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在邓颖超的领导下通过国民会议运动<strong>天津广大妇女加入到</strong><strong>为争取政治民主</strong><strong>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中</strong>1925年3月8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妇女纪念会<strong>这是天津历史上</strong><strong>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strong>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演鼓励女同胞认清了目标就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strong>“认清了吾们的敌人</strong><strong>帝国主义者军阀</strong><strong>给他一个总攻击</strong><strong>从根本上谋改革</strong><strong>参加国民革命运动”</strong><br></br>正当邓颖超为把天津妇女联合起来筹备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津分会即天津妇女联合会之时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strong>“五卅惨案”</strong>为了声援上海人民6月10日邓颖超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6月30日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举行全国总示威运动并追悼沪汉等地被惨杀的同胞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号召<strong>“全国联合一致，抵抗万恶的英人</strong><strong>谋吾们的民族解放”</strong>在该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五卅运动的天津妇女人数多、规模大特别是广大女工通过罢工参加反帝斗争劳动妇女已成为妇女运动的一支生力军通过斗争，广大妇女进一步觉醒认识到<strong>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strong><strong>妇女解放必须同民族解放结合进行</strong><br></br>1925年7月邓颖超奉党的指示离开天津，南下广州这一时期邓颖超领导的天津妇女运动与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突破了以往妇女运动局限于知识妇女的范畴劳动妇女被广泛发动起来妇女解放运动需要妇女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通过斗争认识到只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根本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自身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br></br>邓颖超不止一次地说<br></br><strong>“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br></br>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strong><br></br><strong mpa-from-tpl="t">革命伴侣</strong>“他长得真漂亮”这是邓颖超初见周恩来时心底的话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周恩来留日归来在天津学生界颇有名气鸭舌帽、西服、白皮鞋器宇轩昂，是“民国四美男”之一邓颖超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br></br>第一次见面正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邓颖超站在台上，谈青年的命运谈家国，谈理想，经天纬地，慷慨激昂多年后邓颖超回忆初次见面：“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他生得那样漂亮我又不大好看，没往那方面想”她不知道她的才华、英姿飒爽，和满腔热情也已在台下的周恩来心里投下一圈涟漪后来因为话剧，他们又见过几次周恩来指导她们演话剧面对年长6岁有余的他邓颖超一直相信他只将自己视作小妹那年，她15岁 一年后，周恩来前往巴黎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做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通过250多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一场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背面是周恩来刚俊挺健的笔迹：<strong>“希望我们将来</strong><strong>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strong>就这样告白了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直到那刻邓颖超才读懂周恩来的深情<h3> <h3>这是他们结婚期间留影，这一年，他27岁，她21岁</h3></br>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strong>“互敬、互爱、互助、互勉</strong><strong>互信、互慰、互让、互谅”</strong>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br></br>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在工作上恪守原则的同时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strong mpa-from-tpl="t" mpa-is-content="t">他们，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strong><strong mpa-from-tpl="t"></strong>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2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汕头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也要<strong>书信传情</strong>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br></br>194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5周年“水晶婚”纪念，在重庆合影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1954年5月4日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写信告诉他：“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寄信的同时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strong>“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strong>6月13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 ，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strong>“聊寄远念”</strong>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strong mpa-from-tpl="t" mpa-is-content="t">他们把爱融化到革命战友的遗孤上</strong><strong mpa-from-tpl="t"></strong>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早在新婚之初邓颖超曾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当时，家里就邓大姐一个人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孩子流产”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 1944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延安周恩来得知后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周恩来说<br></br>“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邓颖超后来谈及此事后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产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可惜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来就夭折了<strong>“他们把爱融化在</strong><strong>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strong><strong>把孙炳文的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strong><strong>钱壮飞的儿子钱江</strong><strong>李少石的女儿李湄</strong><strong>何洛的儿子刘则仁等烈士遗孤</strong><strong>看作是可爱的儿女”</str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说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与邓颖超一起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烈士子女 197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纪念照“你的眼神是一首诗刻在初春的暖风里我的情愫是一封信藏在无法投递的想念里”他们一同为革命事业奋斗过一同对理想与信念的孜孜追求彼此有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也有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更有对新朋旧友的关照还有对长者晚辈的亲情 <p class="ql-block">197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坚持按照他的遗愿亲手奉上周恩来的骨灰盒拜托飞行员<b>将骨灰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2年后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邓颖超写下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37, 35, 8);">“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b></p><p class="ql-block">她守着他最爱的海棠花守着他们俩的家守着他们俩的爱情<b>两份遗嘱</b></p> <p class="ql-block"><b>1982年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嘱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第一份遗嘱写于1982年6月17日是在1978年7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作了补充遗嘱在邓颖超逝世后于1992年7月12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主要内容为：</b></p><p class="ql-block"><b>1.遗体解剖后火化</b></p><p class="ql-block"><b>2.骨灰不保留，撒掉</b></p><p class="ql-block"><b>3.不搞遗体告别</b></p><p class="ql-block"><b>4.不开追悼会</b></p><p class="ql-block"><b>5.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b></p><p class="ql-block"><b>6.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b></p><p class="ql-block"><b>7.公布以上要求，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