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一次鲜为人知的实验

快乐的啰嗦

2022年4月17号，星期日。下周天儿就是谷雨了。美国加州中部的旧金山湾区，春意盎然。

位于旧金山湾区中部的斯坦福大学，是一个放飞游春、悦目赏心的好去处。

美国旧金山湾区，人们节假日可去的地方很多。视频中，我说这里的人很多，是因为美国除了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除了好莱坞、迪士尼乐园、水上乐园这样的旅游景点，游人密度很大，这里就算人多的了。

来过斯坦福大学几次，进校门之后，都是在它的东区转。这次，我们转转它的西区。这是西区里一个角落，一组人物雕像。

这使我想起来，网络里稍纵即逝，之后没有再多人谈起的、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实验——关于人性的实验。

中国有一本《三字经》，做为小孩子的启蒙教育读物。《三字经》开篇说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说，人性之恶，是后天养成的。果真如此吗？

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能够大到足以改变人的本性吗？

上世纪的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人性实验。

他们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模拟了一个监狱环境，旨在了解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者和被监管者行为，会有哪些影响。

这纯粹是一个心理实验，用作心理学研究。

这是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地点的纪念牌匾。

开始，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时间为两周，报酬为每天15美元。当时，有75名大学生报名面试。其中，有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符合条件被选中。

而且，这24名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白人中产阶级。

研究小组从他们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里的看守。另一半，饰演监狱里的囚犯。

由此可以说，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素质那是刚刚地。

征求大家意见，志愿者都说，他们更喜欢饰演囚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

但是这些志愿者被告知，如果被分配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

接下来，那些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等在家里。某一天，来了真的警察，把他们一一逮捕，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这个模拟监狱。

第一天，大家相安无事。

第二天，“囚犯”发起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收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命令他们徒手洗刷马桶。继而，局面最后失控。

第五天，克丽斯汀来到实验场所观察，作为津巴多的同事，她质疑这些实验的伦理道德。

第六天，津巴多不得不提前中止了实验，没挨到计划实验两周的时间。

这次模拟监狱境况的实验，在监狱看守人员和“囚犯”心中，俨然造就一个新的现实的监狱。

尽管实验时间很短，但是许多事情还是超乎想象。它直白地告诉人们，人性不像以前我们想象那样难以改变，善恶之间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员没有什么区别。然而，经过短短几天的环境改变，他们之间，就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

尤其显著的是，囚犯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甚至认为看守的身高比自己高，自己才处于劣势。尽管两组人员，平均身高几乎是一样的。

津巴多试图通过他的实验，解释一些问题：比如飞行事故，比如人们在面对恶势力时的“无动于衷”，比如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

由于对于自己角色的认知，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医生处方剂量远远大于规定；有一些飞行事故，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环境会使人做恶，但是他也乐观地认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主，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比如，抵抗麦卡锡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反对越南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津巴多说好人变坏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变成坏人。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的恶的手段辩护。比如：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活动在恐怖分子的眼里，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同仁眼里他们是道德模范。

人，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拒绝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路西法效应可以说明。

所谓路西法效应，是指一些普通人群或社会团体，在特定情形下，人格、思维和行为方式会忽然堕落，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集体做出有违道德的行为，甚至反人类罪。

为何好些人会出现这种心理转变，从而作出恶行？菲利普教授认为有如下原因：

1、盲目服从权威与纪律，使人渐渐放弃自己的独立意识，失去自我决断能力。从而，不经思考地接受上司或威权不人道命令。例如红色高棉大屠杀，就是军人盲目服从独裁者波尔布特命令，血腥镇压异见人士。

2、被下令去集体做恶，分散与推诿个人的责任。例如二战时日军占领区，日军对中国老百姓的大抢劫和大屠杀。

3、将其他人或个体去人性化，减低对其做恶的罪疚感。例如纳粹德国在政治宣传中，将犹太人比喻为“老鼠，寄生虫”；卢旺达大屠杀时，胡图族人称西胡图族人为“蟑螂”。

4、将自己去识别化。透过匿名、变装等方式，避免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例如，三K党戴着头套，匿藏身份屠杀黑人。

5、群情情绪化。互相加强彼此共同作恶的认同感，不再接受外来的意见，在有意无意下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例如斯大林命令内务部及红军集体执行批斗异见分子的大清洗。

鲜为人知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草草收场，并且以后再也没有重复过。我想，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实验，太过残酷，直到让人喘不过气来。

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实验”多如牛毛，司空见惯。

写到最后，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一件小事》。说的是先生坐着洋包车赶路，不巧迎面来了乞丐模样的一个人，在洋包车与之擦身而过的档口，顺势倒下。洋包车夫停了下来，搀扶倒下去的这个路人。当时鲁迅先生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明明看他是自己倒下去的（碰瓷儿）。车夫仿佛没有听见鲁迅先生的说话，继续询问倒下去的人伤到哪没有，要不要去看看医生。此情此景，触动了鲁迅先生，深感车夫的行为，“仿佛是榨出了我皮袍下面的那个’小‘来”。

鲁迅先生尚且如此，芸芸大众，又能如何？！

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实验还告诉人们，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中恶的部分，就有可能锁在盒子里。

快乐的啰嗦

完稿于2022年7月14日

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