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上（1）

长耳

老家左邻右舍（长耳摄）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从东北小学初小毕业，要上高小就得考。当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不能直升。就是说，四年级上五年级要考，没有义务教育。

如果考不上，就得回家劳动。全乡有不少的自然村，那么多的小学生，只有高作小学有高小，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高作小学离我家有七八里远，大哥又是从高作小学毕业的，他极力鼓励我去考。父母亲也说，去考吧，考不上就回来种地，地不是人种的嘛！

想到大哥，一九五二年夏天，他从高作小学高小毕业，本想继续升学的，但念及家庭经济条件太差，且又是长子，弟妹多，他觉得有责任先回家和父母亲一起劳动，共度生活难关，以待日后再寻机会念书。

解放了的农村，依然贫困落后，读书的人少之又少。像大哥这样的高小毕业生，也是一鳞半爪的，几百人的东北村，就他一人。在他回家不久，即被高作乡政府委任为东北村的财委，负责征收公粮等杂务。

农业合作化开始了，又派大哥去县会计培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担任农业合作社会计，直至他报名参军入伍。

记得我去考试的那一天清早，父亲和大哥已在田里弄秧池，准备播种了，我带着母亲早早起来做好的两块大麦面饼，就一人上路了。那天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雨，过了几道小木桥，一路小跑，来到了高作小学的考场。

上午考的算术，觉得很容易，没有答错。一高兴，中午忘记了吃。接着下午考语文，我感觉也不难，就提前做好交了试卷，把带去的两块大麦面饼，又原封不动拎了回来。第二天，就跟着父母亲和大哥下地劳动了，不再想着考试的事情。

过了半个多月，传来了高作小学发榜的消息，得知我们东北小学三十五个考生，结果，只录取了五个同学，我便是其中之一。家里人为我高兴，同时，也为我没钱交学费发愁。但父母亲再困难，哪怕是家里揭不开了锅，也不会让我失去这个有书念的机会。

这年秋天，在我去高作小学读书的时候，十七岁的大哥世彪已应征入伍去了部队，被分配到解放军陆军特种兵某通信兵连，当了一名无线电通信兵。

他从此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劳动生活。在家的几个弟妹中，我就是老大了。我十四岁，大妹桂华十一岁，三弟世才七岁，四弟世祥六岁，小妹世凤也不到两岁。在大哥世彪离家入伍的第二年，五弟世虎出生。此时，父亲已近知天命之年了。

大哥晚年曾回忆了他在部队的这段生活，说他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文化知识。在野外训练中，做到不怕苦和累，苦练操作技能。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同时在政治思想上，积极求上进。他入伍一年后，即被提升为班长，入了党。时至一九五八年的秋天，他又被部队选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转业离开部队时被提升为预备役军官，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我在高作小学读书，没有辜负父母亲的希望，虽说条件差，时常冷饥挨饿，但学习毫不放松。每天早早起来，不等锅里的米完全煮熟就吃了去上学，沿着门前伸向远方的田埂小路，一路快走，或是小跑，生怕迟到。

尽管这样，冬天上第一堂课有时还是赶不上，常被老师骂“老油条”。我那时营养不良，人长得瘦小，座位总是排在前头第一排紧靠教室门口。春天和夏天凉爽，一到冬天，冷风从门缝吹进来就冷了。要是迟到，我就悄悄地推开教室门进来，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可有时还是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不过，我的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我们这里是苏北里下河的一个水网地区，一眼望去，全是沤田，很贫瘠。一年只能长一季水稻，产量也不高，亩产只有一百来斤。没有庄稼的时候，田野白茫茫的一片，小鱼小虾倒很多。我走在路上，要是口干了，弯下腰，捧起水就喝。

从家里到高作小学，这中间还要过几道小木桥。遇到下雨天了，桥面上走的人多了就会沾有泥巴，踩上去滑脚，有时候我就慢慢地爬过去，生怕滑到了河里。

中午放学了，总是急急忙忙回家吃饭，再返校上课。下午一放学就往家赶，天黑了不好走。一天来去三四趟，二十多里，一年四季不知走了多少路。对一个小学生来讲，确实不容易。

街上的孩子欺负乡下农村人，常搞恶作剧。我就多次遇到过，你正往前赶路，身后跟着的街上小孩，这时突然大声叫：你东西掉了！我忙回头看，却遭到哈哈一阵大笑，原来是在捉弄你。上去打吧，他们人多，我只好气着走了。

这事一直记在心里，想找机会给他们颜色看看。有一个星期天，我到街上买蛆勺。回来时，又有几个街上小孩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叫，你东西掉了……我知道这是假的，沉住气，不上当，让他们跟着我走。快要走出后街的时候，我猛回头，用蛆勺砍了他们几下，就撒腿直奔回家的路，让他们追不上，算是出了一口气，也让他们不敢再恶作剧！

我的父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在地里忙活，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过去，曾祖父以船为生，上了岸的祖父给地主看风车，而父亲本人年少时就给地主家当跑腿小伙计。后来，又租种地主的地，过着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生活。现在共产党来了实行土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十二亩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自己耕种，收获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全归自己。这是父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父母亲的心里，土地就是个宝，是铁饭碗，有了土地，一家人的生存就有保障了，人勤地不懒。

然而比起人家，我家确实贫穷。当时家里睡觉的床只有一张，还是土改时候分到的。晚上，母亲带着五弟与两个妹妹睡在床上；父亲与我和三弟、四弟睡的地方是用土脚堆起来的，上面放些稻草，铺上一张芦席。夏天就睡地上，没有蚊帐，入睡前点着一把草，烟熏蚊子，把堂屋的泥土地扫干净，赤身躺下。睡着了，随它蚊子叮咬。有时候，我就钻到门前的稻草堆里睡，蚊子就咬不着了。

家里养了一只老母鸡，生的蛋平时也啥不得吃，要卖钱买些生活用品。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没有火柴用了，这时家里只有一个鸡蛋，母亲也让我拿到街上去卖了买回火柴。来去十几里路，我也不觉得累，还是挺高兴的。但有一次，我却挨了父亲一把掌。是让我去街上打火油，我把装了油的两个瓶子系在一起，用根小竹扦挑着放在肩后往家走。半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并肩走着说着，有时快走，忘了肩后还有两个火油瓶会碰撞。到家一看，只剩下两个瓶颈了，难怪父亲气得伸出了手。这事我至今不忘。

父母亲小时候的家里，都是给地主看风车的，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念书，不识字。如今解放了，翻身了，但对新世道并不了解，对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一个又一个激烈的政治运动，什么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批武训、批胡风、批“小脚女人”等等，更是说不上来。那时，农村里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就连我一个小学生，也未听说过这些新名词，何况我的父母亲？

我曾跟着父亲，去村里参加了一个会。识不了几个字的村干部传达上边的话说，人家苏联老大哥已实现共产主义了，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大伙儿不解其意，把赫鲁晓夫听成了黑卵小伙，哈哈大笑起来。村干部忙制止，大家别笑啊，我们正朝着共产主义走呢，到时候，家家户户电灯电话，出门了，汽车跨跨……那该多好啊，我盼望着这共产主义早日到来。

但我的父亲对此并不相信，心存疑虑，他一心想到的是家里吃饭的人多，分的那些地还不够，还是要想法再买点地。这是父亲的想法，也是他的一个伟大的宏伟目标。可个别见过世面的农民，这时却把土地卖了，远走上海。我父亲和四叔玉广公，则以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负债又买回了二亩地，还添了一些农具。

正当他兄弟俩做着黄梁美梦的时候，农村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来了。开头好话说尽，继而强制造势，动员入社，原先拥有的土地，现在忽然全不属于自己的了。竹篮打水，又回到了土改前的打工生活。

（《我的历史碎片》中的一小节，2022，5）

即将被推平的居民点（长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