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陆军上将阎锡山生平简介

快乐每一天

山西是民国时期的“全国模范省”，有此赞誉得益于阎锡山的治理。从1911年出任山西督军，到1949年太原解放，阎锡山岿然不动，稳握山西大权长达3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

阎锡山的名字，是五台县的一位曲秀才取的，源于杨载的两句诗：“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他治军有方，驭人有术，一生奉行“中”的哲学，脚踏两只船，拥蒋反蒋，联共反共，抗日通日，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左右逢源，朝秦暮楚。正因如此，他虽生逢乱世，却能根据世事变化适时改变战略路线。

对山西百姓，阎锡山是对得起的，短短十多年就将山西从一个内陆落后省份，发展成两个民国模范省之一。他建设实业，创办工厂，如西北实业公司和太原兵工厂等；发展银行金融业，推行“物产证券”，筹集资金高达7000万元；建设同蒲铁路。

在山西，他还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最重要的是严厉推行义务教育，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 占57%。


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汾阳 初级小学限收学费

到1929年时，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山西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70%，位于全国第一，遥遥领先于其它省份。但对外，他又水泼不进，修的铁路都跟外省的不一样宽，让外地军阀运兵进山西都很困难。

抗战时，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虽然屡战屡败，但他也屡败屡战，和中央军、八路军一起把日军挡在了山西，没让山西全线沦陷，打到陕西去，对民族和国家是绝对有功的。

打着“解救”旗号，推行愚民暴政

阎锡山认为，在晋西用“兵农合一”的办法把农民和兵役、劳役、田赋固定在“份地”之上就可以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便极力宣传、兜售这一政策。为了在晋中、晋北等地的“收复区”继续推行“兵农合一”，1946年1月，阎锡山组织25个“解救团”分赴“收复区”各县，同时电令大同、临汾、运城分头进行。

“解救团”按照阎锡山所定的“实施程序”依步骤执行：“第一次家家访问：组训妇女会、少年队，建立传话系统，召开群众大会；第二次家家访问：选拔兵农斗士，召开座谈会，选拔领导民众；第三次家家访问：煽动兵农斗士；第四次家家访问：查丁，召开动员大会，编组抽常备兵，训练自卫队，选举评议员，分地类，别地种，种内分地段初估产量，登记地亩粮银，估评产量评定等级，平均粮石，划分大份地，检验大份地，召开国民兵座谈会，通过大份地当场抽签，划分小份地合谋领种，编耕作小组，授地典礼，调整闾、邻，国民兵选举村长、村副及农官；第五次家家访问：训练闾、邻长，交付接管工作，常备兵入营，组训管教国民兵，国民必修教育，组织村合作社，筹办村合作工厂。”在他规定的条文中，虽然提到一些对村民有利的事项，如公费升大学，办村合作社、工厂等，但仅是以此作饵，诱骗村民以实施其计划，完全没有兑现。

从1946年1月到6月半年间，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10万人以上。入秋后，因为阎锡山急于扩大反共武装，就不再按之前所定的手续编组抽常备兵，而是命令各县直接抓壮丁送部队当兵；还派出“慰问组”，以开会为名抓壮丁。在抓兵的同时，阎锡山还用绑票手段向村民勒索粮食，他让每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再出一人叫预备役，把他们集中起来，然后提出：“愿意出粮5石的，可以回家。”预备役村民为了躲避兵役，不惜借贷，凑交粮食，为自己赎身。

1947年入夏后，随着阎管区逐渐缩小，各县“解救团”开展强盗式的抢粮工作。阎锡山指示部下，“实行兵农合一，要用河塌式一村一村的开展”。所谓“河塌”，就是要把解放区一小块一小块地变成他的管区。实行过“兵农合一”的村庄，许多村民不堪重负，为了活命，放弃份地，携家外逃，导致很多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兵农合一”这一新式封建农奴制度，像枷锁一样，使晋西、晋中和晋南等地区人民饱受其害。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在山西犯下的罪恶

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实施方案、章程

披着“平民经济”外衣，发展官僚资本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各大城市，官僚资本家继发国难财之后又发接收财，凭借雄厚资金，操纵金融。投机商人推波助澜，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太原物价飙升，民怨沸腾，有人暗中酝酿，准备组织经济暴动。为平息民怨，阎锡山提出所谓“平民经济”办法，宣称：“平民经济是济贫穷的经济办法。”

为推行“平民经济”，阎锡山分街举行闾民座谈会，规定粮食定量按等配售，军人吃头等饭，其余人按二等饭配售粮食；在城内各街和郊区各村成立消费合作社，让市民入股。他还亲自向市民广播承诺原法币股金不贬值、粮食不涨价。最初实行配粮时，因周转不开，他曾垫出部分军粮，原打算借此大赚一笔，不想反而亏本，仅实行了半年就宣布停止配粮，消费合作社也宣布退股，所退法币数额虽未减少，但由于币值狂跌，市民收回的钱已不及入股时的十分之一。

停止配粮后，粮价又急剧上涨。太原普通市民能维持一日一餐已不容易，就连阎政府的中下级干部，也有许多凭下班后摆纸烟摊或零星买卖银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贫苦市民因无法赚得几个买豆饼钱而抢着卖血。袁家巷有一家五口，因饥饿所迫，全家服毒自杀。有的吃了东西因无钱付款，被逼跳湖；还有的因在机场附近捡土里的军粮余粒，被枭首示众。最骇人听闻的是，叫卖小贩的提篮里竟装着卤煮人肉，经查证是从饿死者身上割下来的。办案警察也目瞪口呆，无法处理。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在山西犯下的罪恶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国统区饥民

其间，阎锡山为管制物资输入，实行统一采购。以物资采购委员会名义，规定品种数量利润，购回后统一定价、批发。采购品类有棉花、烟叶、棉纱、油类、食盐、颜料、木材、皮毛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卡住物资输入，他便操纵价格，除将部分利润分给经手的商号外，其余悉数归入私囊。刚开始还允许私商采购，后来索性由官办商号包揽。

总体来看，阎锡山实行“平民经济”，最初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但粮食来源奇缺，补给仅靠空运，为数有限，粮价涨风不能遏止。他便暴露残酷压榨的本质，从“我多吃，你少吃”变为“独吞独揽、我吃你看、饿死也不管”了。为了加紧压榨，他出动大批“经济部队”，如所谓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营业公社、平执会购销处以及绥署会计处、省经局等所属50多个部门，参加购运分销工作，私商多被限制。至于阎锡山部下办的商号，如义泰银号、义生钱庄、五五商行、源生利等，则利用职权私自买卖黄金，运销货物，趁机发财。

实行“百里开展”，力图反攻倒算

1946年，阎锡山提出以太原为中心，实行“百里开展”，向四周扩张，以求巩固自己老巢。当时从各县逃到太原的地主、富农分子很多，阎锡山就利用这些人来组织“爱乡团”，随军队各返原籍，力图反攻倒算。

在实行“百里开展”时，太原绥靖公署统一组织了“解救团”和“复仇奋斗团”。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由军队担任掩护，包围村庄，进行搜山活动，扣捕一切可疑人员，然后由军队政工人员、解救团、复仇奋斗团共同调查审讯，实行“自清”；第二阶段，由军队政工和地方行政人员组织自卫队，经训练后发给枪支，配合军队作战，在村庄附近构筑碉堡，实行“自卫”；第三阶段，配合地方行政人员，实行“兵农合一”，划分份地，抽壮丁补充军队，实行“自治”。

在实行“自清”时，一般要召开群众大会，还要逼迫参会者一齐动手殴打所谓的“伪装分子”，甚至人已经死了，还让继续打，如果发现哪个不肯打，就会给他戴上一顶勾结或同情共产党的帽子。阎锡山把这种残害人的办法说成是“大慈大悲”。他说：“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1946年冬，阎军第四十九师赵俊义部扣捕杀害了寿阳县太平乡赵家垴农会主席尹尔恭（尹灵芝父亲）、村长赵四等共产党员。村妇救会副主任尹灵芝奋起反抗，率领群众镇压了地主恶霸高富保、高润保等。1947年6月，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考验，16岁的尹灵芝被破格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19日，反动地主勾结复仇队，纠合赵俊义所部，袭击赵家垴，尹灵芝为了保护公粮、掩护群众转移，被敌人捕获押往宗艾镇。敌人用尽酷刑审讯，尹灵芝坚贞不屈。11月3日，阎军在宗艾镇瑞祥寺设下刑场，尹灵芝英勇牺牲在敌人铡刀之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在山西犯下的罪恶

阎锡山实施暴政使太原的工商业纷纷倒闭

1948年夏，阎锡山成立“还乡指导处”，任命侍从参谋王衡甫为处长，向各方进行奔走拼凑，把阎军所在县的“还乡团”加以整编，使他们继续进行反攻倒算。各地农民受其迫害者甚多。此外，每年夏、秋两季到“开展区”征粮，对人民的抢劫也非常严重，找不到粮食就抢比较值钱的东西顶粮，不然便拉走猪、羊等牲畜，叫村民拿粮食来换。

由于这样灭绝人性的残杀和抢劫，使得许多村庄百姓纷纷逃走，造成了无人区。

推行“三自传训”，血腥杀戮民众

阎锡山在其统治的最后时期，采取了各种疯狂政策来迫害无辜民众，“三自传训”（即自清、自治、自卫）就是其中残害最甚的反动措施，中心是“自清”阶段的“自白转生”。阎锡山认为10个人中必有1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也有1个同志会员或拥护他的人，其余8人则是中间分子，经过“自清”，要除掉这个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人，把8个中间分子变为同志会会员或拥护他的人，提出“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安排梁化之指示各区、县加紧实行。

在“三自传训”中，对扣捕人数较少和斗争方法比较软的，以及不敢放手杀人的，就说他们不“革命”，令其再从头做一遍；对杀人最多、方法最惨的，就要大家学习看齐。阎锡山的暴政导致各县开展杀人竞赛，谁杀的人多，谁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1947年1月12日，在文水县云周西村的所谓“自白转生”大会上，阎军第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德胜、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等，将石三槐等6名同志用乱棍打死后，哄骗刘胡兰：“‘自白’就是自救。你‘自白’了，给你一份土地。”“你就是给我个‘金人’，我也不‘自白’。”刘胡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于是，匪徒们又用铡刀铡死一个，继续威胁她，而刘胡兰昂首挺胸，视死如归，躺在铡刀上，英勇牺牲。

阎锡山政府的平遥县县长尹遵党创造了在“自白转生”大会上相互打脸的办法，一天就发现1000多名“伪装分子”，被树为“模范县长”，迅速提拔为专员。据晋中各县1947年9月至11月仅两个月的统计，群众在“三自传训”中受肉刑逼供者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达3000余人，平遥县有700余人被杀害，榆次县有540余人被杀害，清源县（今属清徐县）有300余人被杀害。

从1948年春开始，阎锡山将“三自传训”运动全面推行至太原、临汾及晋中、晋北各县。太原市各个机关、工厂和学校都建立了“三自传训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其中最凶恶的是考核组，成员都是特务，执行甄别、扣捕和屠杀的任务。太原市的“三自传训”，杀害了至少有1000人。此外，还把数百名进步青年集中于所谓“自清直属大队”的集中营里，进行“考核”，白天迫使他们跑步或劳动，夜间则进行审讯和逼供，其中亦有被捕送到特种警宪指挥处而遭杀害的。

在“三自传训”期间，这类令人发指的事例，罄竹难书。这是阎锡山在山西留下的一笔血债。

阎锡山再精明，算盘打得再好，在时代大势面前还是一败涂地。1949年12月9日，自知回天乏术的阎锡山去了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最后10年生活。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来到台湾的阎锡山再也没了之前的威风，很快彻底告别了政坛。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告别官场后，阎锡山带着几名贴身侍卫搬到了台北市郊阳明山附近的菁山。当时的菁山非常落后，原是日据时代没有坚持的一处农场，这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距离最近的马路都要步行半个小时。

侍卫们实在看不去了，都建议阎锡山选择一处交通便利之处居住，可阎锡山坚持己见。没有房屋，就自己修建，刚开始是茅草屋，后来改为砖石房屋；没有自来水，就挖水井；没有蔬菜，就自己开辟菜园。


阎锡山在日记中对最初的生活环境做了描述，“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山草芦’名之。”远离闹市，加上离开了政坛，来访客人更是寥寥无几。

阎锡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著书上面，为此留下近百万的文字。晚年的阎锡山坚持“世界大同”的宇宙观，他认为“一个人在为人处世，都需要发于仁，归于中。发心是仁，但仁心要合于中道，不可偏斜。心中有仁爱，不要有什么偏向不要脱离。仁慈善良的心，落脚点要变为一个世人所共同接受，服务大众的一个公正公平的格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许早已看淡了一切，阎锡山对生活要求也很低，一日三餐以馒头青菜为主，偶尔加个鸡蛋补充营养。其实阎锡山去台湾时，带了足够的黄金，完全可以过着比较奢华的生活，可他没有因此挥霍无度。

一、丧事宜俭不宜奢；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死后早日出殡不作久停；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六、墓碑上刻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七、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阎锡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他一生经历同盟会反清、辛亥革命、洪宪帝制、民国创立、中原大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功过自有评说。